簡史總結
以上是李登輝簡單的史略。朱仲華在五十年以前，陳於德在四十年以前，都是復旦學生。仲華畢業後，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三年任過校董；於德在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八年間辦過“復旦通訊社”，關於李登輝生平事跡，親身見聞甚多，現合作本文，以供參考。
創辦“寰球中國學生會”
一九○五年一月，李登輝從南洋回國即創“寰球中國學生會”於上海，據曾任復旦校長室秘書四十餘年的老校友季英伯說：一九○五年一月間，他接到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分發會友的通知書說：我們首獲美國耶魯大學文學士學位的李登輝先生近自南洋返國，已商請他於某日蒞會講演，歡迎會友聽講云云。屆期往聽，見李年僅三十許，黑須玄鬢，穿著樸素的西裝，令人注目。因這時大家還垂著辮子，穿著清朝袍褂。由於他生長海外，還不會用中國語演講，說的是滿口英語，卻講了許多動聽的話。他說，“外國人辦得好的事業，我們中國人也可以辦，不一定要外國人來辦。但我們要吸收外國人的長處，發揮中國人的智慧。”記得他講到，“現在基督教青年會規模雖大，但非中國人自辦。我們應立即迎頭趕上世界新潮流，自己站起來創辦一個既像個學會又像個福利團體的組織，研究科學技術，與國際互通聲氣，吸收國際間先進文化，力求走改革自新之道，並須提倡高尚有益的娛樂，鍛鍊身心，以圖改造社會，貢獻祖國。”他說他“生長南洋，留學美國，目睹僑胞常受外人欺侮，又受到中山先生的教益，所以回到祖國來提醒國人，重視教育，提倡科學，以期革命自救”云云。不久，李登輝就在上海創立“寰球中國學生會”。當時同道發起人有留美同學宋耀如、顏惠慶（駿人）、王正廷（儒堂）等多人，與李都擔任董事。李兼任會長，後因主持復旦，教務繁忙，邀朱少屏為總幹事。季英伯本人，曾充駐會書記有年。
“寰球中國學生會”於一九○五年春創設於上海，為海內外中國青年服務，輔導留學生。例如代辦出國及入境護照，指點報考的手續等。該會經常辦理文教界和青年界福利事業，隨時與國外僑胞互通音訊，徵集各國科技資料，並舉辦講座，聘請名人學者演講。孫中山先生曾到會演說民族革命。又出版刊物，為中英文合編的《寰球中國學生會月刊》，附設日夜班輔習學校、職業介紹部、文娛活動室和圖書館等等。在各國主要城市分設聯絡處，以資聯繫。
當時上海跑馬廳及外灘公園等處，均為美英帝國主義勢力霸占。帝國主義分子蔑視中國人，不許入內。李登輝一再聯合“寰球中國學生會”各董事，以該會全體董事名義向“租界工部局”提出書面抗議，但因清王朝國勢陵夷，抗議未獲效果。而該會再接再厲，終於在所謂英租界南京路“市政廳”公演了新劇（即今話劇）《十年後之中國》，其劇情為推翻帝制，改建民國。由該會董事曹雪賡飾大總統，上海名醫唐乃安飾內閣總理。觀眾大為轟動。
一九一七年，復旦由公學擴充為大學後，“寰球中國學生會”由總幹事朱少屏代理會長職務，會務不像辛亥革命前後那樣有聲有色了。後來附設日校夜校收費較貴。其他代辦福利和文娛工作等也往往帶收費用，就有些營業性質的趨向了。
就任復旦大學校長的經過
一九○五年李登輝和顏惠慶等創辦“寰球中國學生會”後，上海愛國人士曾少卿等以美帝國主義到處在壓迫華僑，虐待華工，發動了抵制美貨的愛國運動。李登輝擅長英文，參與對外和對華僑的宣傳工作。這是中國人民首次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正義鬥爭。當時馬良（相伯）為反對帝國主義天主教會侵入震旦學院，正另辦復旦公學，也參加抵制美貨的愛國運動。曾少卿就介紹李登輝於馬相伯，由馬聘任他為復旦公學總教習，主持教務。
就在這一年的秋季，復旦公學誕生於抵制美貨和反對帝國主義教會文化侵略的兩大風暴之中。李登輝是實際負責人之一，編制教程，聘請教師，在帝國主義和清王朝壓迫之下，披荊斬棘，克服種種困難，建設復旦。從此，李登輝畢生盡瘁於教育事業。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時，復旦師生於右任、邵力子等數十人去參加革命，學校停課。武漢軍政府都督黎元洪兩次電請李登輝去擔任外交部長，他復電“不會做官”，婉言謝絕。到了南北議和時，南方總代表伍廷芳（秩庸）聘他為臨時顧問，他曾代表南方革命派意見，向伍建議。在這以前，復旦吳淞校舍，為辛亥革命軍興時毀損，事後李登輝力謀恢復，獲得革命領導人孫中山先生和黃興先生的關懷照顧。南京臨時政府指定上海徐家匯李鴻章祠堂為復旦校舍，並特給臨時補助費銀元一萬元。復旦即於一九一二年遷至徐家匯開學。後由李登輝
與馬相伯商議決定，為使學校穩固發展，聘請孫中山先生為董事長，聘請伍廷芳、程德全、顏惠慶、薩鎮冰等十餘人及復旦第一期老同學于右任、邵力子為校董。組織校董會，舉行成立會議，研討發展校務等事宜。半年後，馬因年老（時已七十二歲）要求退休。即經中山先生領導的校董會同意，改請教務長李登輝繼任校長，馬仍為校董，幫助復旦。
一九一三年二月，筆者（仲華）考入復旦肄業。三月一日舉行春季開學式時，親見校董于右任和邵力子先生等陪同李校長到大禮堂台上，宣告就職。李向高等班及附中全體學生宣布的辦學方針：第一點，為培養民治的能力，注重學生自治，反對封建專制；第二點，為復興祖國民族，重視世界大勢，提倡體育軍訓；第三點，為培植科教技術人才，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展開學術研究；第四點，為改革社會，須從個人做起，必須提倡德育，即人格教育云云。這是當時國人自辦的一所私立高等學校。
革命黨人薈萃復旦
到了五四運動前夕（當時筆者仲華正在復旦肄業），不少革命黨人，由於北洋軍閥重重壓迫，不得不退處上海一隅，繼續進行革命工作。這時，中山先生正在起草他的“實業計畫”，他的重要幹部胡漢民、戴天仇和王寵惠等也到上海出版《建設雜誌》和《星期評論》；邵力子和葉楚傖辦了《民國日報》，宣傳革命，都在艱苦奮鬥之中。李登輝不怕南北軍閥的嫌怨，社會紳富的指責，邀請他們來復旦教課。當時，胡漢民教倫理學，王寵惠教名學和法學，戴天仇教經濟學，葉楚傖和邵力子教國文。還有曾任歐洲中國同盟會幹部的薛仙舟教財政學和合作等課。復旦在李登輝主持之下，就像是革命黨人的講學會和逋逃藪一樣。當時，中山先生的戰友廖仲愷和朱執信等正在上海。李登輝也常請他們來校演講，鼓吹革命，勉勵青年。筆者還記得廖先生蒞校演講時，全校大中兩部的師生齊集聽講，人數雖擠，肅靜無嘩，傾聽他充滿著革命的樂觀主義的講話。他教導我們必須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爭取國家和民族的獨立和自由。他講完時，掌聲雷動，人們對他十分欽仰。
復旦有這樣多的革命人物講學，實為當時華東各大學所少有。記得那時上海有些老輩人，認為這些教授是“過激黨”，是“可怕人物”，不願讓子弟投考復旦。尤其是那些買辦資產階級的人物，更不贊成李登輝的做法。五四運動時，復旦學生代表上海學聯向上海總商會要求動員商店罷市，會長朱葆三避而不見。代表們趕到他住宅時，他竟打電話邀龍華軍隊來恐嚇。他曾對人說，李登輝教育出來的學生大都是“過激黨”。五四以後，南洋兄弟菸草公司簡照南、申新紗廠榮德生等民族資產階級人物則對李登輝辦學予以資助。華僑領袖陳嘉庚等亦應李邀請，與簡照南等同任復旦校董。
一面編英文課本，一面讀高小國文
辛亥革命前後，李登輝曾應上海中華書局之聘，兼任該書局英文編輯有年，編著了《中華中學英文教科書》、《英語會話》、《文化英文讀本》等書。還著有《中國問題之重要因素》，也是用英文寫的，曾引起研究中國問題的中外人士的重視。從五四到北伐革命戰爭時期，他還編過《李氏英語文范》、《李氏英文修辭學》等書。他早期編著的《中華中學英文教科書》第三冊第一課為《Doctor Sun Yat－sen》（《孫逸仙博士》）。竊國大盜袁世凱非法鎮壓癸丑二次革命後，認為李登輝仍與革命黨有關係，敢在教科書里宣傳孫中山“造反”，於是通令各省，不準各學校採用這部英文教科書。那時國人自編的英文教本還少得很，中華書局以該書銷路很好，但在袁世凱殘暴的壓迫之下，只得在該書再版時把這一篇文章刪去。但李登輝本人及各校教師授課時，則另印講義，補充宣講，並作說明，使青年學子對袁世凱更起反感。不久，袁終於失敗，一命嗚呼。中華書局將該書重印發行時，又恢復第三冊第一課原文。
當年，李登輝回國時，還不大懂祖國的語言文字，也不大了解祖國的實際情況。那時清政府正在考試“洋進士”（指留洋生回國，經考試後，賜稱進士）。他以為考 “洋進士”就是考“博士”，取得政府的承認（承認他在國外學術上的成就），乃盲目趕到北京應試。凡是用英文和法文寫答的各科試卷，成績都好，而國文課卻交了白卷。清政府的考試官認為這位“洋進士”太洋了，但還是留名存記，預備派他用場。李在拉丁文、英文、法文和學術方面很有些功夫，成績超群。因此一九○七年清政府送官費留學生時，派他為江南留學生考試官。一九○九年又為浙江省派赴美留學生的主試官。
著名科學家竺可楨早年也曾在復旦讀過短時期，清末考選留學生時，竺去應試，李是主考，所以一九四七年李登輝病逝後，在杭州復旦同學開追悼會時，竺尊李為老師。
李登輝為復旦校長兼任教課時，曾述及他回國時北上應試時的感想。他說，一到北方，就看見“滿坑滿谷”都是官，打官話，裝官腔；重虛偽，輕實際；上下貪污，賄賂成風。他看得頭痛極了，下定決心“教育救國”。同時，他立志發憤學習祖國語言文字。一九一三年間，他每天早上與夫人湯佩琳（上海清心女學堂畢業）坐著馬車來校時，還抓緊時間要夫人教他國文。筆者（仲華）很想知道他們倆在教學什麼書本，有一天清早特去探看。在門房扶他下車時，筆者也挨上去，只見他手執《高等國小國文教科書》一本！到一九二○年筆者畢業時，他已能用祖國語文講演和寫作了。後來他不但能用漢語作長篇大論演說，而且還能引證“四書”了。當時有幾個大學生的國文程度還不及他呢！他繼續攻讀古文，並把一些有教育意義的古典文學作品譯成英文，編入講義，或發表於西報。他這位大學校長先生，比小伙子學習還起勁。他經常對學生說“學無止境”。
主張民治的民主作風
據抗日戰爭前上海會計師余裴山（一九○五年復旦老同學）說，母校（復旦公學）第一次招考在靜安寺路張園樓上，投考學生約在五百人以上。校長馬相伯當時年已六十六。入學後，知總務主任為袁觀瀾，教務長即李登輝。李對學生，一如家人父子，很有民主化的精神和作風。他規定每日每餐，輪邀學生四五人與他在膳廳里同桌共餐。那時同學還不太多，第一、第二學期，各班諸生一一輪到。他利用這時間了解學生的情況，並聽取各人對學校的意見。在清代光緒末年，辦學者有這種作風，確是很少見的。
他曾叫學生組織過“臨時自治法庭”，由學生自己審理同學中發生的“案件”。為了提倡民治，他對學生“臨時自治法庭”的審理結果，還真的照辦。
反抗帝國主義的凌辱
據抗日勝利後曾任上海常德路復旦實驗中學主任教師的汪雲史說，他岳父曾告訴他一件李登輝痛打美國水兵的事：清代末年，李主持吳淞復旦公學教務時，經常搭火車往來吳淞與上海之間。有一天，他坐在火車上看報，聽見另一車廂里有女人叫喊的聲音。跑過去一瞧，見有幾個美國水兵正在調戲中國婦女。他憤怒了，用手杖指著那美國兵厲聲說：“什麼事？停止！停止！”美國兵聽到他流利的英語，又看他是個上流人的樣子，也就住了手。那婦女乘機逃走後，李又教訓了那些美國兵。他們被訓得面紅耳赤。有一個悍然搶過他的手杖，擲到車窗外面去了。李奮勇奔上去，撕下了那個美國兵的肩章。這時火車剛停靠站頭，李立即管自下去了。美國強盜用茶杯擲向他，想追打他而火車已開動。第二天，李到外灘去訪問美國領事，對美國佬大講道理，表示決不允許美軍在中國胡鬧云云。那時清政府崇美懼美，美國的軍人在上海為非作歹，清政府不敢交涉。李登輝敢於鬥爭，並向美領事評理。當時《申報》等即略予報導。李事後在課堂里對學生說過：“外國水兵常在上海調戲女同胞，侮辱中國人，為什麼中國官廳置若罔聞？我撕了他的肩章對不對？你們有什麼意見？”
記得他在辛亥革命光復後，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時，有一次他來復旦授課之餘，對我們學生說：“外國人在我住處越界築路，‘租界’工部局還派人來徵收‘巡捕捐 ’。昨天我拒不交付。我對‘徵收員’說：外國各地納稅人有‘代議士’代表居民說話，表達意見，上海‘租界’里納稅的百分之九十九是中國人，為什麼沒有‘代議士’？我說，我因此不願意交付什麼‘巡捕捐’……你們同學們，認為對不對？”當場同學們齊聲說“對”。那時英美等帝國主義霸占的“租界”里，由帝國主義主持的“工部局”，尚無華董及“納稅華人會”的設定。李登輝曾在西報上發表意見，以為有“代議士”可為廣大納稅的同胞說話。後來英美帝國主義盤踞的租界 “工部局”雖設定了幾個華董和納稅中國人代表等，又何嘗顧到中國人民應有的利益呢！
支持參加愛國運動的學生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筆者（仲華）在上海為復旦學生代表之一，投入運動。上海第一屆學聯會長何葆仁，系復旦華僑生。會址附設李登輝創辦的“寰球中國學生會”。當時“學聯”的重要決策，多向李校長和邵力子教授請示。美國上海教會學校“聖約翰大學”校長卜舫濟（美國人），不準該校學生參加五四運動，把帶頭行動的學生代表江一平（原名江億平，浙江杭州人）、章益（友三，安徽滁縣人）等多人開除。我們復旦同學將此事報告李校長。李當即召見並收容了他們，準予轉入復旦，慰勉有加。叫他們仍當大膽為“學聯”做事，繼續為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奮鬥。同時李以“中國國民外交後援會”會長名義，向海外發表通電，反對“巴黎和約”。
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運動時，聖約翰校長卜舫濟又開除愛國青年。李登輝仍應學生的要求，準予他們來復旦免試插班。他始終維護那些被教會大學無理開除的中國學生。筆者（於德）親見程中行與裴復恆等多人從“聖約翰”轉入復旦四年級。本來復旦四年級是不收插班生的。李登輝為此特予破例收容。
李信奉基督教，而且與卜舫濟有舊交。據聞卜舫濟曾對一些中國教徒說：“清末李登輝回國後，‘聖約翰大學’特贈予名譽博士，這對他聲望上很有幫助；但在每次學生騷動，‘聖約翰’整飭學風時，他總包庇那些野青年，一貫與‘聖約翰’為敵。這不是違背教義，為基督徒所極不應有的行為嗎？”李登輝聞知後，對教友們說：“我愛宗教，我愛朋友，但我更愛祖國，更愛青年！”
仿美的教育
李登輝辦學最突出的缺點是把美國大學的那些方式方法，生搬硬套地搞到復旦里來。例如，在第一次大革命以前，文、理、工、商各科的必修課和選修課的課目，以及所用的教本和參考書，大都照搬美國大學的，並不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他的辦學思想是崇美而仿美的。
當年的復旦，即使是“文科”，除了國文、中國哲學、中國文學史等極少數課程外，也全用美國教本或由教師用英文編著的課本和講義，且都用英語講授。學生問答，也須英語，絕少用中國語言。他出布告或寫手條，亦系英文。早時畢業文憑，也全用英文書寫，只有畢業證明書（中國舊式八行書）上才用中文打字或油印。其他如獎狀之類，滿紙英文。那時的復旦文科，極像個“美國文科”。部分師生對此十分不滿，由於國文教授葉楚傖、邵力子、陳望道等幾位先生向李登輝提出嚴正的要求，才在“文科”之外，添設了一個“中國文學科”，這已經是很難得的新設施了。但即使是中國文學科學生，仍須必修許多英美教本的課目。例如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等，教學時還是滿口英語。有關西洋文學的功課，更不必說。那時我們在復旦體育場上，一切運動術語，概用英語。在偶然發生爭吵時，雙方及第三者也講英語。李登輝說，復旦教學必須優於英美人在中國開辦的教會大學，並且必須與美國大學程度相銜接，使不能去外國留學的也能夠進修高深的學術；如能去留學的可去進外國研究院云云。直到“五卅”反帝運動和北伐戰爭以後，他這套崇美仿美的教學設施，才漸有改變。
由於他把美國大學的方式方法搞到復旦里來約近二十年之久，許多學生受其影響很深。北洋軍閥時代前半期的畢業生，陸續到美國去留學的很多。美國有些著名的大學亦準予復旦學生插入高級班或研究院，他們承認復旦的某些學分，不需要經過怎樣繁複的考試。記得在那一些時期陸續赴美留學的有：劉慎德（即劉蘆隱）、吳冕（即吳南軒）、陳萱、郭任遠、何葆仁、黃華表、童遜瑗（伯蘧）、程學愉（即程天放）、余愉（即余井塘），孫錫麒（即孫寒冰）、章益（友三）、伍蠡甫、溫崇信、李炳煥、李安、壽勉成（原名壽襄）、黃季陸、曾養甫等百數人。同時尚有羅家倫（志希）等十餘人，從復旦轉學北大，畢業後也赴美留學。北伐前後復旦學生出洋的也不少。
拒不開放女禁
一九二四年間，私立上海大學（校長於右任，實際負責人為校務主任陳望道），首開高校女禁。其他各大學負責人尚有種種顧慮，抱觀望態度，看“上大”男女同學後究若如何？再定辦法。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時，“上大”第一次被封，遷到江灣新址，與復旦相距甚近。復旦學生與大部分教師認為必須開放女禁，以符合復旦精神，即由學生自治會幹部等一再向李登輝提出要求。不料他拒不答應，甚至說：“除非校長不做了，由你們去男女同學……”
當時洪深、劉大白和陳望道等許多教授，都支持學生這一正當要求，反對李登輝的做法。陳望道教授等向他提出“特殊的建議”，主張索性把校名改為“復旦男子大學”，遙對北京女子大學和金陵女大等，“以正視聽”……但我們這位李校長卻抱著“笑罵由他笑罵，校長我自為之”的態度，不予理睬。
直到北伐革命戰爭打到上海，他才迫於形勢，開放女禁。於是復旦大、中兩部，實行男女同學。不久在江灣校旁建築了一座洋房，作為女生宿舍。“四?一二”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後，江灣“上大”被封，許多女生和部分男生轉入復旦。筆者（於德）辦“復旦通訊社”時，曾問他當初為什麼反對男女同學？他說那時他閱覽外國報刊知道美國有許多大學男女同學後，打情罵俏呀，始亂終棄呀，女孩子懷孕墮胎呀……鬧得學風敗壞，不成體統，因而反對男女同學，是“愛護復旦”。……他還說開放女禁，設備上和管理上要添許多麻煩，還是專收男生，當可辦得更好；並說美國大學開放女禁後，每況愈下。原來他以美國資產階級大學生極其腐朽的生活方式來看中國，這與他幾乎以美為師的思想作風又是分不開的。復旦男女同學後，極少發生亂搞男女關係的醜聞，更沒有像美國大學那種傷風敗俗的壞事發生。
聘任的校董
國民黨統治時期，原任復旦校董如伍廷芳等老人約有半數先後去世了，李登輝乃聘請孫科、吳鐵城、陳立夫、張道藩等國民黨頭目為校董（陳立夫和張道藩兩人是復旦早年畢業生余井壙拉來的，余井壙本人也充當了校董）。李登輝想利用他們，不願被他們利用，自命為“無黨無派”，主張“學術獨立，思想自由”。他以為有了幾位文教界和實業界的校董，再添聘孫科、陳立夫等人是“應時制宜”，這樣充實校董會對復旦“有利”。他又以交通銀行總裁錢永銘（新之）為主席校董，說是為便於籌募經費云云。但復旦教職員，與四大家族關係較密的卻少得很，而有許多進步教師和民主人士，如洪深、鄭振鐸、張志讓、陳望道、顧仲彝、王造時、豐子愷和費鞏等。（其間大部分都曾被國民黨反動派列入黑名單，接到過恐嚇信。）李登輝同情進步教授，有不少人長期被聘任。
據說當時杜月笙為中國銀行董事、中國通商銀行和上海中匯銀行董事長。他以資助國人自辦的私立大學為由，托錢新之出面，要李登輝聘他為“復旦大學校董”，李在學校缺少固定經費而力謀充實設備之際，也允許照聘了。
授予孫科“法學博士”學位
聽說朱家驊想抓復旦，企圖充任主席校董，以便把持這所歷史悠久的私立大學。李登輝極不願讓復旦落在“黨官老爺”之手。認為朱家驊決非真心辦學之人，倘來主持校董會，那將使學校多事，前功盡棄，乃決計拒朱。他得知朱與陳立夫矛盾很深，於是他除邀陳為校董外，還進一步拉孫科為擋箭牌，以免朱暗中破壞復旦。
辛亥革命前，李在南洋群島早與中山先生相識；辛亥革命後，中山先生曾為復旦第一任董事長（即主席校董），因此孫科對李比較尊敬。李即請孫科為復旦校董，又在一九三五年復旦三十周年紀念典禮時，仿效歐美大學舉行重大典禮時贈送名流學者“榮譽學位”的辦法，授予孫科、于右任、錢新之、江一平等四人“名譽法學博士”學位。
當時作者應邀赴滬，參加母校三十周年慶典。但見國民黨京滬“要人”與文教界、工商界名流巨子，齊集江灣復旦，參加紀念大會。當時復旦操場上，鼓樂齊鳴，孫科與江一平等穿著“博士裝”繞場一周，然後進入禮堂（于右任因事未到，電告李登輝祝賀母校三十周年紀念，並領謝“名譽學位”）。李登輝在主席台上致詞，宣讀賀電，授予孫科、江一平等“法學博士”證書。
次日滬寧各報發表復旦三十周年典禮授孫科等名譽“法學博士”新聞後，國民黨文教部門的權貴朱家驊，即對“中央社”記者發表談話，對李登輝此舉表示不滿，說私立大學尤不應亂贈“名譽學位”。接著，《時事新報》對李登輝此舉，予以批評，說他“濫施國家名器”，譏諷為“復旦博士”。
蔣宋夫婦的“外賓”
蔣介石與宋美齡在上海結婚時，用基督教儀式，請牧師余日章證婚。李登輝因為與宋父宋耀如及余日章均為舊友，曾應邀觀禮。蔣宋結婚後，以宋父早年和李系海外舊識，而把李作為老長輩看待；並以李辦學悠久，頗有聲望，為表示“敬老親賢”，所以每次自寧到滬寓邀三五“社會耆老”敘會時，總請李也去一敘。宋美齡崇美親美，滿口美音的英語，而李也照樣用英語會話，甚至同蔣介石談話，也得由宋美齡為之翻譯。蔣非但不以為怪，而且禮貌有加。宋美齡接待他活像接待一個外賓。李登輝每次回來時，對親近者敘述與蔣宋夫婦茶敘情況，往往說“為了復旦，總算又去敷衍了一番！”後來蔣介石忙於反人民的內戰，無暇再搞什麼“敬老親賢”；而李登輝主張和平，反對內戰，也不再與蔣宋夫婦交往了。
拒聘朱家驊為校董
李登輝對當時國民黨頭目多事敷衍，獨對朱家驊十分討厭。始終不聘他為校董。筆者（仲華）由復旦同學會按照校董會章程選任為校董之時，李曾談及“朱家驊是地質學博士，為什麼不好好從事研究，在為祖國建設上力謀發展，卻喜歡做大官，爭權奪利，還想來抓復旦校董會？大概他以為把私立大學當地盤，可一勞永逸吧？我們辛苦經營了三十年的學校，決不歡迎他這種人插手……”
一九四七年春，筆者（仲華）因事赴滬時，曾到華山路蕊村去看望李登輝老師。這時他已退休有年。師母和他的兒女都早已去世了。有一位跟他幾十年的老校工徐福，在服侍他。徐福早就認識筆者，一見之下，就登樓去通報他：“朱仲華來看老校長。”他七五高齡，聽覺已差，誤聽為“朱家驊”，立即嚴詞拒絕，說朱家驊還來搞什麼？叫徐福回報，“有病不見。”徐福高聲向他說明“是紹興人朱仲華，即老學生朱承洵，不是朱家驊！”他才下樓接見，並對筆者說：“剛才我聽錯了，以為那個討厭的朱家驊又來找麻煩了。我說不見，哪曉得就是你老弟，哈哈……”我們相對大笑。
全心全意為教育
李登輝先生自一九○七年在滬與教會學校“清心女學堂”畢業的湯佩琳結婚後，所生育的三男一女，先後死亡。至一九三一年湯夫人病故後，他孑然一身，晚景淒清。有些復旦師友常勸他續娶。他說，他寄託精神於宗教，專心事業於復旦，把學府當作家庭，以學生為兒女，也就是了。他生活儉樸，不置產業。文藝界著名劇作家顧仲彝在滬曾與李為貼鄰，他在《李老校長給我的印象》中說：“他穿的衣服，大半還是二十年的舊東西，襯衫上滿是補丁，褲子短得襪統露出一段，大衣袖光得發亮。他在家的小菜只有一葷兩素，有時外加一碟花生米。每月節餘的錢，捐給孤兒院等慈善事業了。他說養成了節儉的習慣，就可以無求於人了……七月三十日，他起病前，早上我還去談話。拙編《大學近代英文選》的李先生序言，就在那天他簽的字。……他同我談到時局，對現狀很不滿（筆者按：當時國民黨反動派已掀起內戰，特務橫行，亂抓亂殺）。不過他要求我不要向外發表，不然，人家會套上一個帽子給他。……他鼓勵我終身為教育事業努力。還說戲劇電影也是教育，說他看過我編的《三千金》，教育意義很大……”李登輝的思想和生活作風，確實如此。他重視教育而鄙視財產；熱愛祖國而厭惡官祿。抗日戰爭勝利後，復旦實驗中學主任教師汪雲史陪一個大學部畢業的同學去請李寫封信給校董于右任謀事。李不肯寫，當面回覆說：“你在當教師，不願當了，想去做官；我可不願保薦你！復旦學生當什麼部長、大使、委員、廳長的已經不少了。我依舊教我的書，終身教書很滿意！你功課很好，還是回去教書，為國家培植人才。”
孑然一身
他主持私立復旦大學四十年。最後一次對復旦師生的講話是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復旦舉行抗戰勝利後第一次畢業典禮上。那時復旦已改為“國立”，他也早已退職。復旦同學會在上海江灣母校建造了“登輝堂”，以志紀念。那一次畢業典禮即在當時新落成的“登輝堂”樓上舉行。校長章益請老校長蒞會講話。據那時服務於上海出版界的復旦校友何德鶴在《現實》周刊上發表的文章《一代師表李騰飛》說：“他最後一次的公開演說是在今年七月五日復旦大學舉行畢業典禮的時候，對同學說了這幾句話：你們現在穿的Capandgown，中國名詞叫做學士制服。你們穿過以後，應當是一個有學問道德的人了。更應當對國家有所貢獻…… Capandgown的來源，起於歐洲古代的傳教士，是由傳教士的服裝改變而成的。以前歐洲的大學，起初只是研究神學的地方……一個傳教士應當有服務的精神和犧牲的勇氣……一個大學畢業生與傳教士不同，但是，更加應當為社會服務，為人類犧牲……特別是在現在，我們還需要一致團結！全國人民團結起來，中國就有希望！……服務、犧牲、團結，是復旦的精神，更是你們的責任……”何德鶴這篇文章里還記述著：“李先生自奉儉約，不事資產……在他逝世的那一天，他的侄輩等打開他的保險箱一看，空無所有！”
桃李天下
李登輝一生培植出來的學生，數以萬計，服務於各省各界的人才極多，僅就教育界而言，充任過大專校長的即有十三人之多，姓名如次：竺可楨、胡敦復、郭任遠、羅家倫、何世楨、程天放、吳南軒、章益、黃季陸、黃華表、曹惠群、裴復恆、章淵若，其中極大多數是復旦畢業生，少數是肄業生，個別是清末李兼教中國公學時的學生。可是羅家倫、程天放、黃季陸等人都沒有像李老師那樣安於教育。
其中章益（安徽滁縣人）復旦畢業後，由李登輝留任附中教員兩年。一九二五年赴美留學時，向李請示告別。李問他：“欲習哪一科？”答以“政治”。李不以為然，鼓勵他改習教育，並說將來學成回國，可為母校發展教育系，為國家多培植師資；推進教育事業，實為重要使命云云。章謹遵師命，赴美後專攻教育與心理。一九二七年回國時，李即邀為復旦教育系教師，並加以培養，由副教授而教授而教務長（一九二七年章曾與南京上海各大學教授孫本文等聯合發表《提倡中國本位文化宣言》。當時上海文教界稱為《十教授宣言》。《大公報》、《申報》、《時事新報》均有記載）。抗日戰爭時期，復旦內遷重慶，兩年後改為“國立”。章益由教務長繼任校長。李年邁退休，致函說：“得子繼吾衣缽，吾無憾矣！”抗戰勝利後，復旦遷回上海，章常趨李寓請示辦理接收校產與複課等事宜。有時適有其他賓客在座，李就舉當年鼓勵他改習教育的往事，笑以語客，還叫他（章）也終身為祖國教育事業服務，當抱著犧牲的精神，不求利祿云云。章先後在復旦服務二十多年。解放後，黨和政府關心他，照顧他，安排他繼續高教工作，近在山東師範學院為專任教授，是民革成員。
臨終前猶望祖國統一與和平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國民黨反動派發動了反人民的內戰。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七年間，教育經費只占國家預算的百分之三點五，以致各大學師生，生活非常困難。到了一九四七年五月，上海米價已漲到法幣三十萬元一擔，而大學生每月公費卻只有法幣五萬元。每日菜金合法幣七百五十元，只可買兩條半油條。當時交大、復旦等學生，忍無可忍，展開了“反飢餓反內戰”運動。復旦與交大兩校教師即舉行罷教，支援學生的鬥爭。章益等告知李登輝，李表示同情支持，說學生和教員都幹得對！當時，李雙目已有些模糊，聽覺也很差，但仍很關心學生運動。
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日晚上，李突然在華山路寓所中風，經醫療後，臥病三月余。其友好及復旦師生顏惠慶、邵力子、陳望道、張志讓和章益等多往探視。他一再詢問國事，反對反動派發動的反人民內戰，希望和平。即時筆者（於德）在上海北四川路中聯公司主辦文書工作，例假日前往探望。他住在一樓一底的舊式房子裡，陳設簡樸，病榻呻吟之間，還垂詢“國家還能統一與和平嗎？”七五老人，在衰病中還這樣關懷國事，熱望祖國的和平統一，令人感動不已。
後記
他的病迭經醫療，延至十一月十九日下午突變肺炎，終於與世長辭了。二十一日在上海萬國殯儀館大殮時，筆者等前往致祭。復旦老校董顏惠慶、王寵惠、錢新之、邵力子等及上海各大學校長都去參加殮典。“立法院長”孫科，“上海市長”吳國楨，“市參議會議長”潘公展等也紛紛趕到殯儀館瞻仰遺容，表示“敬悼”。陸續前往弔唁者達五千餘人。殮典時顏惠慶講話。他說，“李氏終身從事教育有三個原因，一是因為他是華僑，在國外深感華僑備受壓迫的痛苦；二是百年前‘耶魯大學 ’第一個中國畢業生容閎回國後建議李鴻章‘教育救國’，主張選派學生出國留學（中國第一批官費生一百二十名，就是由容閎率領出洋的）。李先生受他‘教育救國論’的影響很大，但主張在國內多辦大學，不必大批地出洋留學。三是李回國時嚴復在青年會講《天演論》，南洋公學及愛國學社也都在主張維新改革。他受了時代環境的影響，就決心終身辦學了。”繼由邵力子先生講話，略說：“李先生愛國愛民，在清代主張趕辦教育，提倡科學。當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北時，即主張團結犧牲，抗日救國，帶頭捐輸整月的薪資支援東北義勇軍。抗戰勝利後，他老人家又主張和平，臨終前還期望祖國和平統一，繁榮富強，這正是愛國家愛人民，時代精神的表現。李先生雖然離開了我們，但他的精神永不會離開我們的。”
山西李騰飛
李騰飛，網名Wolf，山西太原人，畢業於太原鐵路機械學校，深巷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之一。資深遊戲人，其團隊開發的經典國產單擊遊戲逍遙部落獲得巨大成功。2005-2007年間，與蔡文勝等參與舉辦三屆中國網際網路站長大會。現任太原市思奇特廣告製作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