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鍾熙[華人專家]](/img/c/90c/nBnauM3X0gjM4IDM1YTM3YTM1UTM1QDN5MjM5ADMwAjMwUzL2EzL1Q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李鍾熙[華人專家]")
工作經歷
台灣工研院院長李鍾熙李鍾熙高希均指出，遠見獎自二○○五年設定以來，是頒發給具強烈使命感，促成台灣進步的人。
他推崇李鍾熙院長十九年前自美返國，投身參與台灣科技的發展，領導工研院這些年來，不但致力推動前瞻研發、活化科技套用，積極推動整合聚焦及國際合作，並帶領工研院成功扮演產業科技創新的開路先峰，備受產業界肯定與推崇。
工研院前院長史欽泰在獲此殊榮，工研院連續兩年得獎。其它獲獎者包括元智大學講座教授許士軍獲頒終身成就獎、宏碁公司董事長王振堂得到傑出領袖獎、IBM公司大中華區董事長暨首席執行長錢大群則獲遠見獎。
李鍾熙致詞表示，他十九年前放下美國企業工作返台服務，從事他所喜愛的科技研發及產業化工作。二○○三年九月接任工研院院長，和同仁一起努力下，每天創造三到五個專利、成立新創公司，並獲得國外大獎肯定，未來他將更加努力，用體力、腦力及心，為華人產業開創新世紀。
擁有美國伊利諾理工博士學位的李鍾熙，同時也是芝加哥大學企管碩士，可說是擁有研發與管理雙重專才。在領導工研院期間，積極推動專利智權的重要性，對內鼓勵創新研發、強化專利布局的專業能力，對外協助廠商，希望在產業發展之初，即能協助布建專利，以發揮專利的消極與積極效益。
過去工研院著重製程及技術創新，在李鍾熙的領導下，工研院近年來強調由生活需求出發，以整體系統的概念來導引科技及產品的創新，並從服務端構思新科技，為產業帶來較高的價值。
李鍾熙任內重要建樹，還有推動臭氧層保護，榮獲美國EPA特別貢獻獎；創立生醫工程中心，啟動跨領域生技研發；重整工研院組織，聚焦科技研發及產業化；帶領科技創新，因而連獲國際大獎。
工研院的技術近年屢獲國際創新大獎肯定，包括華爾街日報全球科技創新獎、R&D 100全球百大科技創新獎、蘇利文杰出創新獎等，創新產品方面有超薄音響喇叭紙、高安全性鋰電池、AC LED交流發光二極體等，莫不與李鍾熙大力推動的創新方向很有關連。
李鍾熙也受邀在高峰會議中，以「金融危機的挑戰與機會」為題發表演講。李鍾熙說，企業已度過最困難的階段，「風暴催化了新機過後，世界將會不一樣！」危機就是轉機與機會，應該積極抓住未來的創新機會，但得要積極的企業及積極的領導者作好準備，才能正面取得機會及發球權。
他強調，唯有掌握未來的產業趨勢，預見產業的新脈絡，才能將危機轉為商機及機會。工研院將以創新的技術及專利協助台灣企業轉型，以科技及創新扭轉危機為轉機。
台灣工研院院長評中芯案：合併整合未必不好 1984年，受台灣官方邀請，台灣半導體教父——張忠謀辭去美國通用器材公司總裁一職，回台出任工業技術研究院(以下簡稱工研院)院長一職。兩年之後，他在工研院的搖籃里創辦了台灣積體電路公司(簡稱台積電)，成為影響台灣科技產業的一件盛事。
9年後，另一位同樣從美國回來的華人李鍾熙成為第六位接任台灣工研院院長之職。他稱，台積電是扮演台灣產業與科技創新“開路先鋒”的工研院當年生產出來的一個“最大BABY”。
11月6日，正是耗時四年的“台積電狀告中芯國際案”初審判中芯敗訴的第二天，李鍾熙接受本報獨家專訪時預言，雙方將必然以“和解”告結，並且世界半導體企業間的“合併整合”也“未必不好”。
李鍾熙所言竟無一例外地得到了快速印證。11日，中芯國際宣布，與台積電簽訂和解協定，並將向台積電分期四年支付2億美元現金，同時向台積電發行新股及授予認股權證，交易完成後台積電將持有中芯國際10%股份。
訪談感想
照片要強調智慧財產權
《21世紀》：你如何看待台積電與中芯國際之間這場曠日持久的官司？
李鍾熙：這個應該是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競爭吧。但這是個競合的時代，每個人都是競爭對手，每一個人又都是合作夥伴。
企業都是這樣，類似於工研院這樣的機構也會這樣，我們也會告公司的，不管多大公司，但是告它的同時也會合作。
《21世紀》：但就這個官司而言，兩家公司的競爭關係更突出一些？
李鍾熙：我覺得應該是吧，這就是自由市場經濟，比較弱的會被淘汰，如果不被淘汰，也會慢慢被弱化。
《21世紀》：假如雙方不選擇和解並且中芯在終審輸掉官司，對中芯而言是不是一個摧毀性的打擊？
李鍾熙：我想，這種問題的結局最後基本上都是合作，就是妥協。就是說，(專利上)不要收這么多錢，雙方繼續合作，我幫忙你做一些市場，諸如此類。類似大多數的官司最後都是在法庭外去和解了，通常訴訟只是談判的手段之一。
但是要強調，必須要尊重智慧財產權，這樣產業才會發展得更好。
未來只要三家公司
《21世紀》：雙方關係的惡化，根本原因是否與近年半導體產業的產能過剩有關？
李鍾熙：他們兩家緊張的關係已經持續很久了。至於產能過剩是一個循環周期的問題，產業過幾年就會遇到這樣的周期。當然產能過剩的時候壓力會特別大，關係就會緊張，按照美國的主張，過剩了就讓它倒嘛。
《21世紀》：你的意思是，總是會有人要倒下去？
李鍾熙：因為世界是平的嘛，像GE傑克·韋而奇說的，你如果不是排到世界前三名就不要做了，因為將來機會都不大。
但是我其實認為也不見得，因為國家還是有界線的，每個市場還是會有界線的，各自會有各自的優勢，不可能說就那么幾家在做。
但是將來行業(指晶片代工業)還是必然要整合，尤其現做十二寸，將來做到十八寸的時候，全世界只要三家公司就足夠了。將來產業會出現合併整合或別的什麼事情，也許未必不好。
我相信，中芯國際(我是說也可能是台積電，或者其它)，這個名字有一天也有可能會不見了，這些公司可能會轉型，可能會變成別的公司的一部分，或它轉型做別的東西——但是不見得不好，反而對投資人有利，資源會得到最有效的套用，投到最能賺錢的地方去——這符合社會的需要。所以最後挑戰會很殘酷、很現實的。
政府角色不要太大
《21世紀》：大陸地方政府近期還是很熱衷於推動半導體產業擴張，你如何評價政府在半導體產業上扮演的角色？
李鍾熙：金融風暴讓政府角色越來越大，包括網路也出現了把政府角色放大的現象。但是政府角色太大了也不好，我聽說中國大陸最近在推動一些併購，結果都被國營企業併購去了，通常小公司到大公司就發展不下去了。所以政府角色有時候應該大，有時候還是不要太大。
專訪台灣工研院院長李鍾熙：科技台灣的瞭望者
台灣工研院院長李鍾熙
本報記者 丘慧慧 台北報導
台灣高科技產業在上世紀90年代製造的“台積電”神話，讓中國大陸產、學、研各界對其母體——台灣工業技術研究院(簡稱工研院)，生出無數想像，頂禮膜拜之情延續。
1973-2009年，工研院走過的36年，完整經歷了兩次全球性的石油危機、一次亞洲金融危機，以及最近的全球金融風暴。所幸的是，在這漫長的36年中，工研院的成長見證了台灣經濟從一個以農業、手工業為主的經濟體，向一個深刻影響和推動全球科技鏈條的“科技島”的轉變。
這在個蝶變過程中，工研院不僅誕生了台積電、聯合電子等一堆台灣早期高科技知名企業，與此同時，它還對台灣經濟的發動機——台灣中小科技企業的成長，起到了最為關鍵的“導航”作用。
工研院模式，對於渴望建構中國自主創新體系的大陸產業界、學界的典範意義是什麼？金融風暴中，作為高科技哨兵的台灣工研院，能否像逃離前幾次全球危機那樣，成功抽逃？兩岸合作最為關鍵的CE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呼之欲出之際，工研院在想什麼？
2009年11月6日，借著由台灣《遠見》雜誌社主辦之“第七屆全球華人領袖高峰會”的間隙，自2003年接任工研院院長之職的李鍾熙博士接受了本報近兩小時獨家專訪，他對科技產業如何既“華人的”、又“世界的”的理解，對非盈利研發機構如何務實地深入產業，又必須抽離現實的辯證理解，令人印象深刻。
“我是工研院NO.1的Sales”
《21世紀》：世界各地，包括中國大陸都對台灣地區的“工研院模式”充滿了好奇心和學習動力，那么什麼是真正的工研院模式？它與美國、歐洲等地的研究機構有何不同？
李鍾熙：工研院的規劃和戰略，每個階段都是不一樣的，很難說清楚什麼是工研院模式，如果拿過去講，台灣地區過去很多的中小企業與工研院關係密切，這是工研院模式特點。
很難把我們的模式直接與美國、歐洲的研究機構比較，無論哪種模式，關鍵是他們能不能夠經得起市場的考驗，市場的考驗才能證明什麼是最好的模式，照別人的模式做不一定有用。
《21世紀》：工研院每年都會公布自己的財報，2008年你們收入的50%來自官方部門的專項經費，另外50%則來自於向民間和產業界輸出服務，請簡要介紹一下工研院的運作？
李鍾熙：你其實是在問怎么經營工研院吧？我們是把官方、產業界，甚至於跨國企業都當作客戶。我們的收入，不管是做研究也好，技術轉移也好，這些收入都是建立在某一些項目上；此外我們還要控制成本，收入與成本間的差距就是我們的盈餘，這一點，我們和普通公司一樣。
《21世紀》：這意味著你同時兼具了職業經理人和學者等多方面的角色？
李鍾熙：當然！院長只是一個學者是不行的，工研院下面各所的所長也如此，我們同時也是Sales，我是工研院NO.1的Sales。我們要去官方跟他們爭取經費，同時也要去企業、學術界去行銷。
《21世紀》：以中國大陸為例，通常來說，官方下達的研究經費是很難監控的，工研院來自官方的50%經費怎么獲得，又怎么管理呢？
李鍾熙：其實我們沒有來自官方的資金。官方也是我們的客戶，資金是通過專項的研究項目的競爭申請獲得，雖然是來自官方，但就像建築公司承包官方的馬路、造橋一樣，我們是在招標後受他們的委託做這個項目，官方沒有直接給我們一分錢。這對我們來說比較辛苦，壓力比較大。不過，這也成為我們研究機構不要和外界脫離的動力——這是優點。當然它的缺點是，官方支持的這些項目，如果自由度能夠高一點，那我們可以更冒風險做一些未來性的東西。
《21世紀》：那么這部分官方項目的競得由哪些官方部門來決定？工研院與官方的合作關係如何建立和監管？
李鍾熙：我們對口的部門是台灣“經濟部”，因為我們做的研究主要是為了經濟，它是我們最大的客戶。科研項目立項“經濟部”決定比較多一點，但是大的方向“國科會”也會參與。
《21世紀》：如果工研院要像企業一樣“行銷”自己，又如何保障您所強調的做“未來”的事情？
李鍾熙：因為我們沒有股東，我們是一個非營利機構，所以盈餘的部分不會分到股東的手上去，會留在工研院內部轉投資，所以我們的盈餘越好，意味著我們就可以有比較多的經費做未來的事情，給同仁更好的獎金、更好的研發環境。
雖然我們是非營利機構，但還是要企業化經營，兩者間的關係是——經營得越好，才能更有能力支持一些更未來、更長遠的事情，這個機構才會越來越好。否則就像一個官方機構，有多少錢花多少錢，花完就算了，做得好、做得差也看不出來。我們這裡做得好，獎金會比較多，研究員有很好的發明、專利，可獲得明顯收入增多——這個機制是很重要的，正因為這樣，我們就要考慮我們做什麼東西，人家願意買單。
另外，我們要考慮到成本的控制，不是研究人員的薪水越高越好，如果不能發揮功能，我們要請他們走人，不能夠是鐵飯碗，那就變成官方機構了。
《21世紀》：那么誰來決定“未來”做什麼？如何克服研發人員僅憑興趣做事？
李鍾熙：沒錯，所以我們需要雙管齊下，一個自上而下，一個自下而上。工研院有一個部門專門做市場和趨勢的調查，這個團隊專門做商業的規劃，跟進整個科技和產業的趨勢，我們再從中挑選一些自己想要著力、同時可能有比較優勢的項目，並建立一些“種子計畫”，放到各所、各中心讓他們自己運作。
另外，我們鼓勵“10%時間”自由創新技術，由研究院同仁自由組成，院裡只做適當程度審查，然後支持他們，當然這個經費支持比較小。
《21世紀》：是否方便透露，在工研院眾多的項目中，失敗的比率有多高？
李鍾熙：首先這要看怎么樣叫成功，什麼叫失敗？以我們的觀點，真正商業化、起到國際影響力的，大概10：1的關係，最多也是5：1，10個裡面出來一個已經不錯了，但其它9個並不表示他一點用都沒有，只是他沒有做得那么好，而9個裡邊，真正算得上失敗的有2－3個。
《21世紀》：冒昧地問一句，通常工研院內做得比較好的同仁，最高年薪能拿到多少？
李鍾熙：這要取決於他的表現，最高有不少同仁可以拿到幾百萬新台幣，我們希望有上千萬的獎勵出現。
台積電只是早期模式
《21世紀》：金融風暴是否也影響到工研院？
李鍾熙：這次金融風暴對官方影響比較小，但對民間影響是很大的，工研院本身其實也受到影響，主要原因是工研院有很大一個部分收入從民間客戶來，民間企業受到景氣度的影響，當然也會減少在研發上的支出。所以如果我們以前做的東西，客戶不需要了，我們就要開始做一些轉變。工研院一直希望跑在產業界的前面，業界能做的東西我們儘量迴避，我們要做業界不能做的東西，所以難度更高。
這樣做的目的有兩個，一是時間拉得更遠一點、前瞻性一些；另外就是跨領域的結合，比如IC的，台積電做半導體技術很強，但是如果要投入生物晶片，就要生物技術加上半導體的技術，它就沒有這個能力。而工研院有不同的所，可以把很多新的東西、不同的專長結合在一起，這個對產業界來說難度就很高。
《21世紀》：代表工研院未來的是哪些技術？
李鍾熙：工研院比較聚焦的幾個產業包括光伏產業、軟性電子產業、通訊晶片產業、信息安全產業、電動車和LED，還有醫療電子。另外就是雲端運算相關產業、移動套用等等。這幾個都是我們看起來跑在前面的東西。
項目很多，其中有兩個最大的方向，一個是綠能，就是所謂的Green Energy，裡面還有生物醫學，這兩個是我們最主要希望加強的重點。
《21世紀》：台灣工研院創立於1973年，您如何看過去30多年工研院的轉變？
李鍾熙：從創立初到台積電誕生這個階段，我認為比較像是在蹲馬步、練功夫，那是第一個階段，那時候經費大都從官方來；到80年代後期之後，我們跟產業界接觸加深，靠我們自己的能力吸引產業界出錢；第三個階段，我希望我們的規模不要再擴大，但影響力擴大，就是不只是靠產業界來做大，你得有很多發明，這些發明真正的價值是在後面產業化，我們要幫忙把產業的潛力和力量帶起來，這個難度就很高了，不只是你給產業界做幾個項目就可以的。
所以，前兩個階段有點像做勞力密集產業，第三個階段比較像以發明IP為核心的階段。
《21世紀》：成王敗寇，有人會認為工研院80年代產生了台積電、聯合電子這樣的全球有影響力的公司，此後類似“成果”鮮有出現？工研院如何才能產生更多的台積電呢？工研院未來最大挑戰是什麼？
李鍾熙：其實台積電是比較早期的模式，30年前，台灣產業界的能力也非常有限，那時候必須要跟外資合作才能把一個產業弄起來，其實半導體不是我們發明的，但是當時我們有很好的工程師，有一個很新穎的商業模式，所以台積電等做得很順利，一部分是工研院的功勞，一部分是張忠謀和曹興誠等創辦人的功勞。時代的因素，造就我們一生Baby，就生出一個“大Baby”。
我們每一年都有3－5個新公司產生，都是比較小型的公司，因為與台積電這樣製造型公司不同，他們做的事情在產業上更早期，他們個頭小，但專利比以前多。台積電分出去時，我們給他專利是很少的，新生的公司規模小，比較早期，風險比較高，社會財產占股也比較多，失敗率相對高，但是成功後翻本的比率也會高很多。
所以，過去生Baby講產值，講回收比率。將來的情形會是越來越多是小公司變成大公司，扶持長大後會交由產業界去接手。另外我們這幾年在全球拿了很多創新的專利獎。
這幾年企業界更國際化了，包括中國大陸在內，他們在全球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他們所需要的技術，包括中國大陸——這是很大的挑戰。作為一個研究機構來講，如果你做的東西與別人的類似，人家就不需要了，因為別的地方可能更便宜。所以我們既要做差異化、前瞻性的東西，同時又要做專利的積累。我們看到企業界越來越重視專利，因為技術即便你會做，但權利是人家發明的，你也拿不到。沒有專利，也許短時間可以經營，但是你要想變成國際化公司就不大可能。所以我們在專利的部分也特別加強，一方面是研究實質的內容、內涵要改變，另一方面建立專利群。
台灣經驗，大陸市場
《21世紀》：大陸很多研究機構想拷貝工研院的模式，但是鮮有成功，您怎么看這個現象？
李鍾熙：我也聽說了大陸有“26個工研院”(笑)。我個人認為，可能是時間問題，不過也有天生資質的問題，比如項目選得不對，體制、文化因素。我對他們了解不夠多，我只能說，工研院之所以成功，不見得只是因為工研院自身，有一部分是因為台灣的環境和台灣的中小企業。
其實不只大陸有興趣，美國人常常也過來，說“我們也搞不好”，好像全世界很多地方對工研院都有興趣，反而是台灣島內時常有很多批評。
還有一點，工研院的策略和定位都是不一樣的，工研院每10－15年會有一次轉變，比如張忠謀接任院長後，帶進來一個很重要的現象就是我們跟企業界的關係更密切了；後來的階段，我希望改變，從與企業關係密切變為“跑到企業界的前面”，替他們跑在前面開路，所以專利和發明變得更重要，這些專利的產業化都在進行中。所以，每個階段工研院的模式都是不一樣的，要結合時代和社會的需要。
《21世紀》：工研院已經在台灣南部順應產業需要設立了南分院，隨著兩岸產業關係的緊密，工研院接下來有沒有打算在大陸設立分院？
李鍾熙：雖然沒有，但是將來當然是會考慮的。我們設台灣南分院主要考慮是台灣南部的產業很多，另外是吸引當地的人才和idea。
另外，我想說，做研究其實不需要很多分院，集中反而比較容易做跨領域創新的東西。最近我們希望未來幾年的重點當然是更國際化，更能夠面向全球，包括面向兩岸，這是大方向。
另外，我強調工研院不是台灣的，真正好的工研院是全世界的工研院，什麼地方有機會，我們當然都會去。大陸方面，我們要看實際的需要，另一方面，兩岸互信可能還不是特別足夠。
《21世紀》：聯發科、富士康等台灣企業向大陸轉移的趨勢已經確立，開拓大陸內需的呼聲也非常高，您如何看兩岸科技產業的合作？
李鍾熙：大陸是一個很大的機會。大陸有很多系統整合方面的能力，因為市場比較大，台灣比較偏重於元件，比如說LED，比如說手機都是這樣。台灣做得特別好的很多是一些核心的東西，比如聯發科的晶片，但是這些東西最後會受到套用的影響，要跟套用、跟整個市場系統、跟產品結合，發展才會有未來性。
台灣自己要發展這樣的東西，其實是比較困難的，因為台灣市場很小，他只能作為一個先導和試驗的基地，但是他很難全部靠自己去發展新的系統和套用，有大陸這樣的機會，結合起來，將來可以面向全世界的市場。
另外大陸的基礎研究，很多的工程師、科學家都不錯，有一些項目其實做得很好，這些科研成果放在家裡也沒用，我們工研院過去把這部分技術轉化成產業的經驗應該是個借鑑，包括專利、商業模式、產業界、國際的聯接，這是工研院和台灣產業界已經建立起來的能力，這些能力可以幫助大陸的很多研究加速產業化。
《21世紀》：我們在工研院參觀時候注意到，工研院在3G上做了很大投入，但是你們投入的重點是WiMax，這是北美廠商主推的標準，暫時還沒有進入大陸市場。您如何看中國以及未來全球的3G，如何看中國制式標準TD－SCDMA？
李鍾熙：技術是由市場來決定的，有時候官方會決定一些事情，但要看決定到哪個程度？假如技術推廣得不順利，可能消費者不接受，這都會影響到市場最後的選擇，我們不會走回到計畫經濟的時代。
我們從2000開始選擇投WiMax，是因為如果我們選擇人家都做的東西，那只能是搭順風車，裡面的專利都是人家的了。產業界可以搭順風車，因為他們可以跟大趨勢生產很多東西去賣。但是我們在技術上想做下一個階段的，而不是很熱門的東西，熱門是可以，但是必須要不一樣，WiMax比較適合偏遠地區，人口分布不多的地方再拉一條網線的成本很高，這些地方可以直接用無線的方式當做一個幹線，這就是為什麼WiMax在開發中國家受到歡迎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