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覯（1009～1059）
正文
中國北宋思想家。字泰伯，建昌軍南城（今江西南城縣）人。曾創建盱江書院，故又稱盱江先生。晚年經范仲淹（989～1052）等人的推薦任太學助教,後又任海門主簿和太學說書。經濟思想方面的著作有《周禮致太平論》、《富國策》、《平土書》等，現編入《李覯集》。李覯生活的時代，宋王朝積弱積貧的狀況已日益暴露，土地兼併急劇發展，各種賦役不斷增加，人民生活困苦，社會矛盾激化，倡議改革已成為當時朝野的風尚。李覯上承范仲淹慶曆新政的遺澤，並為王安石變法奠立了思想基礎。他的經濟思想廣泛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內容涉及土地、工商業、財政、貨幣等方面。
義利思想 李覯是北宋推崇《周禮》最力的代表人物。他建議統治者實行《周禮》中的政治經濟制度，即可使國家長治久安。他認為仁義和利慾並不是不相容的，利和欲都是人類本性的要求,“焉有仁義而不利者乎?”（《李覯集·原文》）所以，“賢聖之君,經濟之士,必先富其國焉”（《富國策第一》）。不過，他又認為談利慾，必須符合於“禮”,做到“上下有等,奢侈有制”（《安民策第四》），因為谷帛等消費品的生產是有限的，而人們的貪慾是無限的。李覯的義利觀雖然沒有能超出封建等級制的樊籬，但在當時儒家諱言財利的傳統觀點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卻有其啟蒙的意義，推動了功利思想在宋代的發展。李覯公開為“富者”進行辯護，把他們和“強者”相區別，說他們是“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興夜寐，攻苦食淡，以趣天時”（《國用第十六》）的人，打擊他們，對國家不利。李覯心目中的富者，主要指中小地主，同時包括從事正常經營而致富的中等工商業者。
平土思想 李覯把土地問題看作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本，認為農民饑寒是由於“土非其有”，所以“平土之法，聖人先之”（《平土書》）。他理想的田制是《周禮》中的井田制，認為“井地立則田均，田均則耕者得食，食足則蠶者得衣”（《潛書一》）。他又認為，要發展農業，達到足衣足食，現實的解決辦法則是“先行抑末之術”，驅民歸農，增加農業人口，然後“限人占田，各有頃數，不得過制”（《富國策第二》）。對於未開墾的土地，則任人墾闢，數量不限。李覯反對土地兼併的思想比較激進，可說在一定程度上觸及了封建社會的根本。但他的限田主張，則表現了他的地主階級立場的軟弱性。
工商業思想 在傳統的“重本抑末”思想影響下，李覯把工商業者分為三類，一是富商大賈，二是中等工商業富人，三是小手工藝者及小商販。他把經營奢侈品的小工商業者，和僧侶、冗吏、巫卜、娼優一樣都視為“遊民”，主張用“復朴素而禁巧偽”的辦法使他們無利可圖，轉而歸農。對傳統的穀賤傷農、谷貴傷末的說法，他也提出異議，並主張改進平糴辦法，抑止商人盤剝農民。與此同時，適應當時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的要求，李覯卻又積極主張改革專賣制度，呼籲將鹽、茶全部交由商人自由運銷。認為在眾商爭售的情況下，不但可促使鹽茶質量改善，得以暢銷,增加稅收,而且有利於“逐末”。因為在自由競爭條件下，中小商人敵不過富商大賈，他們無利可圖便只能轉而務農。這表明李覯的抑末主張,已不同於前人。他反對富商大賈壟斷市場,希望對商業兼併活動有所限制，他又主張用經濟辦法限制小工商業者活動，驅之歸農，因此他的工商業思想是有利於中等工商業富人的。
財政貸幣思想 針對稅捐日增而政府財政卻愈加窘困的情況,李覯提出了“治國之實,必本於財用”（《富國策第一》）的觀點。他主張“量入以為出，節用而愛人”（《國用第一》），即從減輕人民賦稅入手，以增加人民從事生產的興趣，減少社會遊民。對節省軍費開支，他尤為重視。關於貨幣,李覯認為行使銅錢,是“百王不易之道”，金銀則“其價重大，不適小用”（《富國策第八》）。他主張由國家按銅價收兌惡錢和沒收寺觀的銅像銅器，鑄造“法錢”，以杜絕私鑄，解決錢荒問題。李覯接受歷史上的貨幣數量說，也認為錢幣數量的多少，會影響錢幣價值，從而影響物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