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祗順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
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闊疏，亡以稱上旨。通判潁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狹隘不足改為，乃營治之東北隅。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瓦壁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
舍菜且有日，旴江李覯諗於眾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鏖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於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群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跡。天下治，則禪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使人有所法，且有所賴。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為國者之憂。
此年實至和甲午夏某月甲子記。
——選自《四部叢刊》本《直講李先生文集》
翻譯
仁宗皇帝廿三年，下詔命令各州縣設立學館。那時的州縣長官，有的賢明，有的愚昧。奉行詔令時，有的盡心竭力，恭敬地仰承皇帝旨意；有的裝裝門面，充當官、師，胡亂寫一道奉詔文書了事。以致有些地方，一連幾座城邑，聽不到朗朗的讀書聲。上面倡導而地方不回響，使得教學受阻，不能推行。
仁宗皇帝三十二年，范陽人祖無擇任袁州知州。初來時，就召見一班儒生，了解到學館殘缺破敗的情況。他很擔心人材流失，儒學的教化作用逐漸削弱，不能合乎皇上旨意。潁川人陳侁通判，聽了很以為然，意見與祖無擇完全一致。他們一同察看了舊有的夫子廟，覺得太狹窄，不適宜改建為學館，於是決定在城的東北角上建造新學館。那兒土地乾燥堅硬，那兒地勢朝南，那兒建築材料非常優良。學館的陶瓦、牆壁、大門、房廊，有深灰、雪白、朱紅、漆黑諸色，完全合乎法度。所以學生、老師都有安身之所，廚房、糧倉都有安排之處。各種器物準備齊全，大家齊心協力建造，工匠技藝高超，官吏勤快不怠，沒日沒夜努力從事，過了一年，就將學館建成。
在即將開學之時，旴江人李覯對眾人勉勵說：“那虞、夏、商、周四代辦學之事，我們只需考察一下經書就可以知道。那秦始皇憑藉崤山以西之地，與六國大戰，想萬世稱帝，被劉邦率軍振臂一呼，卻連關門也守不住。武官戰將，爭相投降惟恐落後，這是為什麼呢？那是因為秦國廢棄了詩書教化之道，使眾人見利忘義的緣故。漢武帝即位於民富國強之際，光武帝出身於行伍之間，都能極力推行儒學，所以民風淳厚極了，一直影響到漢靈帝、漢獻帝的時代。當時，那些在野之人而敢直言的，即使有殺身之禍也不反悔自己的忠直；那些功勞大得連皇帝也感到威攝的大臣，一聽到天子的命令就放下了武器。各路諸侯虎視眈眈，卻都不敢稱帝，這種局面尚且維持了數十年。儒家的教化之道竟能這樣地維繫人心。如今躬逢聖明天子，你們袁州人又遇到了賢明的官長，使你們能通過學館的教化，追隨古代聖賢的遺蹟。當天下太平的時候，則可以繼承禮樂來陶冶我們百姓的性情；一旦有了變故，還可以堅持節操，做臣子的為國盡忠，當人子的為父盡孝。學了儒道，可以使人有所效法，有了精神支柱。這就是國家倡導教學之意。如果到這裡來只學得一套舞文弄墨的本領以求得名利，那豈僅是你們的羞恥，而且也是治國之人的憂慮。”
至和元年夏某月甲子日作記。
評析
本文標題為《袁州州學記》，實則主要是“議”。作者的主要觀點集中在第三段中。
我國古代的教育事業，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早在夏代，就有了學校的建制。《孟子·滕文公》中說：“設為庫序學校以教之，……夏日校，殷日序，周日庠。”不過，這些官辦的教育機構不盡如人意，正如作者在本文中所說的那樣，有不少地方“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這就從側面反映出了袁州州學辦得確實不同凡響。
本文的開頭，通過地方官員對辦學所持的不同態度，引出全文的中心思想，為下文祖無澤積極辦學的行為做了鋪墊。在第二段中，作者不厭其煩地敘述了創辦袁州州學的全過程，從選址、備料、房屋結構、裝飾粉刷等各個方面分別敘述。從中可以看出祖無澤在操辦上確是一絲不苟，而作者並未用過多的筆墨進行讚頌，這正是“此時無聲勝有聲”的筆法。而在關鍵性的第三段中，作者首先談到歷史上的經驗教訓，說明了教育事業確實是關係國家興衰的大事。接著，筆鋒又轉向現實，指出朝廷倡導辦學的宗旨所在。最後對“弄筆墨以徼利達”的人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文章到此戛然而止。讀到這裡，讀者自然會聯想到在祖無澤的過問下，袁州州學一定會辦得風風火火，成為當時的表率了。
選材詳略得當，也是本文寫作的成功之處。如前所述，作者對辦學的全過程介紹得巨細無遺，而對原來的“學宮”則僅用一個“闕”字加以概括。“四代之學”的具體做法是怎樣的?由於儒家的經典中早就有了詳細的記載，因此作者便略而不談。
作者
李覯(1009～1059) 北宋思想家、詩人。字泰伯，北宋建昌軍南城（今屬江西）人，南城在盱江邊，李覯在此地創建盱江書院，故世稱盱江先生。他家世寒微，自稱"南城小民"。俊辯能文，舉茂才異等不中，講學自給，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仁宗皇祐初(1049)，范仲淹薦為太學助教，後為直講。
李覯在政治思想方面，反對道學家不許談"利""欲"的說教，認為"人非利不生"（《原文》），"治國之實，必本於財用"（《富國策》），提出了一些發展經濟的辦法，對王安石變法有直接影響。其詩歌內容，大多涉及政治得失，人民疾苦。構思遣辭，新穎獨創，甚至有些奇特，出人意外。他在《論文》詩中寫道："今人往往號能文，意熟辭陳未足雲。若見江魚須慟哭，腹中曾有屈原墳。"可見他有意避免"意熟辭陳"而力求生新，別闢蹊徑。他作詩師法皮(日休)陸（龜蒙）、以中興詩道自命。如《獲稻》、《鄉思》、《苦雨初霽》、《讀長恨辭》等詩,清新可誦。《方平》、《璧月》、《梁帝》、《送僧游廬山》、《憶錢塘江》諸絕句，王士□《居易錄》以為"風致似義山"。但集中通體完善的詩並不很多。李覯的文章實較詩為佳。
《直講李先生文集》，有《四部叢刊》影明左贊刻本，共37卷,外集3卷前附年譜，後附《門人錄》。中華書局新出版的《李覯集》，即據此校點。
李覯自幼聰明好學六七歲始“習字書”，十二歲就能寫文章。十四歲父親去世，母親“墾閱農事，夜治女功”（《先夫人墓誌》），得免凍餒之苦。服喪三年，十七歲始出外遊學。二十歲以後，文章漸享盛名。李覯也象其他讀書人一樣，想通過科舉，登上仕途，乾一番事業。但是，他在科舉仕進的道路上卻一再受挫，未能如願，自嘆“生處僻遐，不自進孰進哉！”景祐年間，他步行到京城汴梁（今河南開封），尋求仕進之途，毫無結果而歸。次年，參加鄉舉，又名落孫山。慶曆元年（1041），應茂才異等科，有旨召試。李覯入京，又未中選，在京城“憂愁經歲”，抑鬱不鄉。遭受這幾次打擊之後，遂無意仕進，隱居著述。南城立學，被聘為郡學之師。創立盱江書院，教授自資。
李覯博學通識，尤長於禮。他不拘泥於漢、唐諸儒的舊說，敢於抒發己見，推理經義，成為“一時儒宗”，四方學子前來就學者常數十百人，曾鞏、鄧潤甫等都是他的學生。後得范仲淹、余靖等推薦，皇祐二年（1050），旨授將仕郎，試太學助教。嘉祐二年（1057），用國子監奏，召為太學說書如故。嘉祐四年，令其權同管勾太學。因遷葬祖母，請假還鄉。八月卒於家。
李覯是北宋一位重要的唯物主義思想家。他著書立說，大膽創新，在哲學上持“氣”一元論觀點，認為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在認識論上，承認主觀來自觀，因此，成為宋代哲學唯物主義學派的先導，在我國哲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李覯還具有比較進步的社會歷史觀。他卓有膽識地提出功利主義的理論，反對道學家們不許談“利”言“欲”的虛偽道德觀念。他從實際物質利益是人類社會生活的根本這一基本觀點出發，解釋社會歷史現象。他認為“治國之實，必本於財用”（《富國策》第一）。治理國家的基礎，是經濟，是物質財富。所以，他反對把實際物質利益和道德原則，即“利”和“義”對立起來。李覯認識到，物質財富多寡不均的癥結所在，是土地占有的不合理。為了解決土地，問題他專門寫了一篇《平土書》，提出“均田”、“平土”的主張，引經據典，煞費苦心地為統治者提供解決土地問題的歷史借鑑。為了拯救北宋日趨貧弱的局面，緩和階級矛盾，他提出富國、強兵、安民的主張，寫了《富國策》、《強兵策》、《安民策》各十篇，闡述自己的見解。李覯哲學上的唯物主義觀點和政治上的革新思想，在當時是獨樹一幟的，為稍後於他的王安石實行變法進行了哲學理論上的準備。由此看來，他的弟子鄧潤甫等人成為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得力助手，那就是很自然的了。
李覯不僅是一位思想家，而且還是一位著作家。他主張文以經世、致用為貴，所以他的文章內容比較充實。即使是解經之作，也常常以古說今，有著濃厚的政治色彩。《潛書》十五篇，即是出於“憤吊世故，警憲邦國”（《潛書序》），“以康國濟民為意”（《上孫寺丞書》），纂寫而成。《慶曆民言》三十篇，更是“言言藥石，字字規戒”的為民請命之作，人稱“紅國之書”。這些政論文章，大膽地指責時弊，闡發己見，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和戰鬥性。李覯的其他散文，如書信、志銘、碑、記等，也都寫得通達有識，邏輯性強，為人們所稱道。在這些文章的字裡行間，他的用世思想時有流露。他的《袁州州學記》，起語不落俗套，立論警切，結構嚴謹，文筆穩健，是一篇膾炙人口的名作。前人稱他“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范仲淹薦李覯疏》）。“在北宋歐陽（修）、曾（鞏）、王（安石）間，別成一家”（《宋元學案補遺》卷三）。
李覯還是一位詩人。王士真在《居易錄》中曾稱讚李覯的《王方平》、《璧月》、《梁元帝》、《關僧還廬山》和《憶錢塘江》五首絕句“風致似義山”。對此《四庫全書總目》也認為，除《梁元帝》一首“不免傖父面目，余皆不愧所稱，亦可謂淵明之賦《閒情》矣。”他的詩“受了些韓愈、皮日休、陸龜蒙等的影響，意思和詞句往往都很奇特，跟王令的詩算得宋代在語言上最創及酬和之作，但也寫了不少有著充實的現實內容的詩篇。”“根生但為松，翼飛但為風。王侯尚可輕，道義本來重”（《寄懷》），字句質樸，語出自然，而重道義爵祿的情操，躍然紙上。“居官無藉手，選部豈知賢？廉善雖由己，亨通亦在天”（《送張評事》），揭露了當時吏治的黑暗。由於他關心國計民生，加上自己政治上的不得志，又長期生活在農村，所以，也寫了一些批判時政，反映農民疾苦的詩，表現了他對現實的滿和對人民的同情。“產業家家壞，誅求歲歲新”，“朱門仍奢侈，柴門轉窶貧”（《村行》），“役頻農力耗，賦重女工寒 ” （《感事》），抨擊了官府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反映出階級矛盾日趨激化的現實。他在《哀老婦》詩中，寫一個有兒有孫的老婦人還要改嫁。什麼原因呢“子豈不欲養？母豈不懷居？”都不是，而是因為“徭役及下戶，財盡無所輸”。這是一種多么悽慘的景象啊！
他的詩文，今存《直講李先生文集》（又稱《盱江先生全集》）三十七卷，另有《外集》三卷附後。《宋史》卷四三二有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