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霖[紅軍烈士]

簡介

李春霖 ，廣東潮州人，曾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秘書長、西路軍政治部秘書長，1937年春，於甘肅河西走廊西路軍和馬匪的最後一仗“紅柳園戰場”作戰中犧牲。1910年出生於潮州市上西平路劉察巷15號，父親李秀穠，母親李郭氏（厝）。畢業於城南國小。

生平

14歲時，到汕頭礐光學校求學。受哥哥李春濤、李春蕃（柯柏年）的影響，從小參加革命活動。

他經常帶著弟弟李春澤到潮州街上去貼標語，弟弟春澤負責望風。

從1923--1927年，潮汕地區的“話劇”發展起來，當時領頭的人有李春蕃（柯柏年）、蔡楚生等人。李春霖以演員的身份參加話劇演出，他們不時在汕頭演出，備受市民歡迎。演出的劇目有：《愛國男兒》、《婉真姑娘》、《鬧學》、《黃埔怒潮》、《圓長的道理》。這些劇本是陳澄、杜英三、林星曹、李春蕃（柯柏年）等人所創作。當時澄中青年話劇團主要演員是：王金滿、蔡作楷、許一藻、陳澄、鄒克英、魏非梁、沈游、余芹初、蔡英士、李春霖，王紹劇作者也負擔導演的工作。李春霖演的小丑，像小鳥般伶俐出奇，深入人心。劇團直到1927年“四·一二” 蔣介石叛變革命而垮散。

1927年“四·一二”，大革命失敗，大堂哥李春濤慘遭殺害，其他兄弟為躲避國民黨的抓捕，紛紛逃離家鄉。春霖在一次被追捕時，走投無路，逃至劉察巷李宅斜對面呂宅內，得到有病在床的呂老太的掩護，用棉被蓋起來，把他藏於背後，才逃過追捕。在得知李春蕃（柯柏年）和堂哥李春鍏都到了上海後，春霖隻身到了上海。

李春霖到上海後，改名李少庭。柯柏年介紹春霖到聯華影片公司去從事影片宣傳工作，與蔡楚生、鄭君里（潮州人）、陳波兒（潮州人）等人在一起，參加了“八大聯”中的“影聯”。

李春霖在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在中共閘北區委做青工工作和機要“外交通”。

1930年，黨組織派他到鄂豫皖蘇區，由地方交通員護送到達，參加了紅四方面軍。由於他能說善寫，寫得一手好字，刻得一手好蠟版，在政治部工作。

由於張國燾的錯誤指揮，紅四方面軍不得不放棄鄂豫皖根據地，被迫西進，退到四川。四方面軍倉促撤出鄂豫皖之日，曾中生、鄺繼勛、余篤三等蘇區初創時期的領導人就對張國燾的這一決策深感不滿。一個多月來，紅軍艱難備嘗，犧牲慘重，卻似乎只是在敵追擊下做無目的無方向的逃跑，致使全軍由撤出鄂豫皖時的二萬餘人，減員到入川時的一萬五千人。加上張國燾一到蘇區就搞“肅反”，名為肅清反革命，實際是排除異己，藉此打擊和殺害軍內的高級幹部，當中央知道一些情況後，對張國燾的行為進行了批評，這對有看法的幹部是一種鼓舞。

在1931年12月，當紅四方面軍從湖北經陝西再次翻過秦嶺南麓到達小河口。12月7日晚，時任紅四軍政治部總部師級幹部李春霖、王振華、朱光和73師政治部主任張琴秋共四人到曾中生、劉杞處談論對張國燾的意見，並推舉曾中生書面向張國燾陳訴大家對領導和當前行動方針的意見。1932年2月，張國燾逮捕了總部工作人員李春霖、王振華、王占金等多人，其中多數被殺。

在1931年12月，當紅四方面軍從湖北經陝西再次翻過秦嶺南麓到達小河口，進入四川，經過與川軍的艱苦作戰，站住了腳跟，扭轉了局面，部隊增員至8萬。並於1933年9月，在四川建立起了蘇維埃政權。

在1933年3月至11月，李春霖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秘書長（軍級）。正是在他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秘書長期間，四方面軍在四川木門召開了一次軍事會議，該會議在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1933年6月底，中國工農紅軍四方面軍100多名領導幹部聚會於四川旺蒼縣東南的一個小鎮---木門，召開了一次具有重要意義的軍事會議。……會議做出的第三條決議：停止部隊內部“肅反”。抵制了張國燾的錯誤，保護了革命力量，維護了部隊團結，其意義遠遠超過軍事範圍。停止部隊內部“肅反”並不是木門會議預定的議題，而是到了會議上早已鬱結於廣大幹部戰士心中的懷疑和憤怒，不可遏止地爆發出來，才被列入議程的。

客觀地說，作為方面軍政治部秘書長的李春霖由於自己就對張國燾的殘酷迫害有看法，而自己因此被抓、被關、被迫害過，無疑是希望糾正張國燾的錯誤。應該說，他對停止部隊內部“肅反”，順應廣大指戰員的強烈要求，作出了積極、重要的貢獻。李春霖在這一任職時期，充分行使了“四方面軍政治部秘書長”的職權，為抵制和糾正張國燾的錯誤，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1933年11月，張國燾撤銷了他政治部秘書長的職務後，再次被保衛局關押。

四方面軍放棄鄂豫皖根據地，被迫西進，退到四川，行程就過5000多里。為接應一方面軍長征，1935年7月四方面軍由毛兒蓋西行，翻越一座大山折而向北，越過一望無際的草地，到達刷金寺。而後由卓克基經懋功攻克保興縣城，占領天全廬山大部分的鄉村地區，遇敵機轟炸，死亡300多人。局勢漸漸不利於我軍，為避免消耗，仍退回寶興以北的山區。一四方面軍會師後，張國燾想另立中央，同時害怕被他迫害的高層幹部向中央告狀，於是把他們暗殺的暗殺，關押的關押。根據解放後任過廣州市市長的朱光老紅軍的回憶“長征途中，他反對張國燾帶領紅四方面軍西進不北上的錯誤做法，遭到張國燾的打擊報復，被定為羅章龍右派分子。由於寫得一手好字，又能繪畫，張國燾才把他留下來，關在保衛局，與同時被逼害的廖承志、王占金、李春霖等人一齊押解著，白天戴著手銬行軍，晚上打開手銬戴上腳鐐，從事油印、石印、書寫標語、繪製軍事地圖和印刷鈔票等工作，未被殺害。”。

1936年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師。同年11月，在同心城紀念十月革命的大會上，傅鍾代表西北局宣布解除對廖承志、羅世文、朱光、李春霖等人的監禁，撤消處分，恢復黨籍。從此真正結束長達3年多的監禁。

手跡及烈士證明

1936年10月25日，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奉命率領紅五軍、紅九軍、紅三十軍西渡黃河，到永昌建立根據地，為“打通國際路線”而西進，後改稱為西路軍，開始了艱苦悲壯的西征。1937年春，李春霖於河西走廊“紅柳園戰場”作戰中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