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易安[廣東省中山圖書館副館長]](/img/f/4b8/nBnauM3X1gDM5cTNwQTM2cDO4QTM4IjMwgTNzQTNwAzMwIzL0EzL0MzLt92YucmbvRWdo5Cd0FmLzE2LvoDc0RHa.jpg "李易安[廣東省中山圖書館副館長]")
進入新知書店，終生與圖書結了緣
我(指本文作者李昭淳,李易安之子,下同)的曾祖父李玉滿是碼頭工人，祖父李殿臨是個車床工，祖母郭建目不識丁，故全家刻意供父親讀書。 父親(指李易安,下同)六歲入私塾蒙童，後在廣州市立師範讀完國小，再入勷勤附中三年，終因家貧肆業，失學在家，一度隨祖父到廣和興機器廠做學徒。
1938年10月廣州淪陷，17歲的父親隨《新華日報》廣州分館撤至桂林，同年進入新知書店。從此，父親便終生與圖書結了緣。
從1940年起，父親歷任曲江新知書店主任，桂林、成都、廣州三地實學書局經理。後又在新中國書局、新華書店、三聯書店、中國圖書公司、國際書店總店、北京外文書店和中華書局等單位任職。
父親雖是三八年的老同志，但拒絕一切黨派勸進，這種個性，在當年政治氛圍濃烈的京城，絕對是個異類。他1938年進入新知書店後，對古籍版本產生了濃厚興趣，圖書館及古舊書店就成了他學習版本知識的學堂。
1953年，父親調北京時，在版本學上已薄有名聲，曾為康生新藏的古籍善本做鑑定，康生題“魯赤水”一幀以謝。並為深有版本造詣的齊燕銘賞識，一起聚談切磋版本。
父親返粵後，華南的一切古籍出口，須由父親鑑定後，方能放行。王貴忱先生曾評價他說：“早年致力圖書事業有成，以精研版片之學著聲於時。”
1961年9月，父母自北京調回廣州，父親李易安任廣東省中山圖書館副館長，母親余詠茜任該館參考研究部副主任。在京八年，父親購書無數，鐵路託運時，方知書籍足足有3.5噸，而行李只有兩皮箱。
收購徐信符南州書樓遺港藏書的任務
甫到任，父親即接廣東省委下達的收購徐信符遺港藏書之任務。徐信符的南州書樓藏書，一直備受關注。廣州解放前夕，英國倫敦東方圖書館曾開價200萬港元收購，未果。後徐信符將其中珍善藏書運往香港。
幾年後，徐信符故舊傅斯年奉命到港，勸其將這批精品出讓給台灣當局，遭拒。徐信符去世前，林語堂受命籌辦新加坡大學，來港搜購古籍，亦想收購這批藏書，亦遭拒。
1961年，收購徐信符遺港藏書之事迫切地列入了廣東省委的議事日程，因為當時日本人到港開價20萬港幣欲予收購，而徐信符兩個女兒，對新政府不甚了解，也意欲賣給日方。
那時，徐信符留在廣州的兒子徐湯殷，先後受到廣州市長朱光的“面囑”，省人民委員會文教辦主任饒彰風的“訓誨”，和廣州市文化局文物專家蘇乾的“說服”。深明大義的徐湯殷專程赴港，在家庭會議中說服了兩位姐姐，耐心等候政府籌款收購這批藏書。
父親在徐湯殷所供書目的基礎上，參照北京圖書館（現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科學院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華南師範學院圖書館等藏書目錄，逐一核對，編印出《徐湯殷家藏目錄》。
1962年11月20日，父親對書目完成了再次校勘，並註明：“明、清刻善本已在書目標以三角號（共54種），罕見粵人著述在書目標以圈號（共30種）。以上僅按京、滬、穗各大圖書館藏書目錄核對，國內各省館目錄因時間關係從缺。”內頁《明音類選》、《桂軒稿》兩種註明“稀本”。
1963年7月2日，父親審定了運回省館的書目清單：“這次共選七十五種，連第一次所選的四十七種，一共是一百廿二種。第一次所選的都是國內少有的版本，第二次所選的則是本省各圖書館所少有的。香港收購的書的精華，已是無遺漏的選收了。”
父親對書目的爬梳考證，對收購徐信符遺港藏書起了關鍵作用。
歷時兩年，諸多珍善古籍回歸廣州
在收購徐信符遺港藏書的過程中，先後有文化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北京圖書館、廣東省委、廣東省人民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和廣東省中山圖書館等諸多部門介入協商協調，歷時近兩年，終吿成功。這可謂是當年重大的文化事件。
當時，國家剛經歷了三年經濟困難，政府一時拿不出徐湯殷索要的10萬元港幣。1962年，廣東省副省長李嘉人曾無奈地批示：“今年我省沒有外匯不能購買。”因此，廣東省曾希望北京圖書館收購這批藏書，但文化部也無力支付這筆款項。事情還得由廣東省自行解決。
父親與廣東省委指定的香港收購承辦者唐澤霖是1938年在桂林結識的老戰友，唐澤霖時任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香港辦事處稽核，總攬大陸在香港的出版事務。
父親和他對久拖不決的收購事態做了風險評估，認為一旦徐氏藏書為日方購買，相當於在文化上打了一場敗仗，進而造成政治上的被動，應不惜代價進行搶購。
經過精心策劃，他們擬出既收購珍善古籍，又出售出口普通古籍，既暫時墊支外匯，又創收外匯補償，由“中商”香港辦事處墊支10萬元港幣先行收購，最終由廣東省財政支付的方案。
此方案獲得了廣東省委的批准，最終撥款4.29萬元人民幣購買10萬港幣支付，徐信符遺港藏書的收購方案得以實施。中山圖書館高炳禮先生曾回憶當時的情況說：
“1963年9月27日，這批古籍從香港運回廣州，28日在省館開箱時，省文化局派社文處幹部趙瑾良同志到現場逐冊驗收。計古籍書共119種1050冊。其中，善本98種877冊，廣東文獻21種173冊。
經李易安副館長鑑定：‘徐氏生平藏書很多，此批書又為徐氏所藏之精華，多是明代舊刻本，一部分為清代精刻本和清代毀禁本，不少屬海內罕見之書。例如《桂軒稿》10卷，（明）江源撰，明史藝文志、焦閎國史經籍志俱未著錄，此為海內僅存之本，殊足寶貴。《文山先生集杜詩》前後卷，（宋）文天祥集元刻本，較台灣所藏明化本尤早。《明音類選》12卷，（明）黃佐編，此書國內僅一部。《廣東文選》40卷，（清）屈大均編，乾隆懸為禁書，今日存本極少。其他都是較好善本和廣東文獻。’（李易安上報廣東省文化局的鑑定報告）
這批古籍經我館整理後，李副館長請示省文化局批准，於同年12月下旬在北館專門組織一個小型書展。1964年1月上旬，齊燕銘同志到廣州，齊老是文化部的領導，又是一位學識淵博、多才多藝的學者和專家，對古籍版本有深湛的造詣。李副館長邀請他到館參觀，齊老檢閱這批古籍後，特意將陸士衡《文賦》中的一段話寫成條幅贈送給省館。”
一個沒改造好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齊燕銘這次南下廣東，還專程偕夫人到寒舍與父母親敘舊，話題主要還是收購南州書樓善本之事。他對父親與唐澤霖的應對舉措深為讚賞，並贈墨寶一幀予父親留念。父親則請齊燕銘到自家院子裡，挑選他最心儀的一盆“福建茶”盆景回報。
齊燕銘與父親的緣分，可上溯至抗戰時期，當年齊燕銘在延安主持出版工作，父親經營的桂林實學書局，則是延安出版物的重要發行陣地。
1963年12月13日，廣東省委公布了饒彰風等31人組成的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名單，父親有幸入選，與胡希明、商承祚、容庚、冼玉清等學者共事。父親負責古籍版本鑑定，重點把關古籍出口。
1965年，父親正處於事業巔峰，母親余詠茜卻於3月20日病逝，終年42歲。父親沉浸在哀痛中不能自拔，他在家裡為母親設立靈堂，安放著一個當年最昂貴的絳紅色大理石骨灰盒和一個裝著母親青絲的錦盒，掛著母親的遺像，供著鮮花，每日晨昏祭奠。即使是當年的老領導曹健飛的安慰相勸，亦未能終止父親對母親的懷念。
不久，“文革”開始了。一天深夜，剛從廣東省文化局局長任上調到北京沒幾天的侯甸，帽舌壓至眉頭、圍巾裹住臉地來到我家，對父親說：“大哥（陳原）不好了，被打倒了，大姐（余荻）受不了了！”說完轉身離去。父親驚得呆坐半天回不過神來。
“破四舊”開始後，父親收藏的郭沫若、齊燕銘等字畫，家庭相冊，甚至陳郁省長簽署的委任狀等，悉數被紅衛兵抄走，繼而家中的私人藏書亦蕩然無存。大字報里，父親成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封資修總代表”。
1966年7月26日，中山圖書館文化革命工作組在《總結材料》上說李易安：“來館後抓業務，貫徹黨的方針不好，熱衷古、洋書籍，厚古薄今，封資修的書大量買，經黨長期教育，但仍不變，是一個沒改造好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1968年9月22日，廣東省文藝系統二連學習班資料組在《9月21日學習情況向上匯報》中記載：“三班李易安說，我參加工作三十多年，第一次參加這樣的學習班，我估計也是最後一次。我缺乏生活勇氣、鬥爭勇氣，我是思想包袱老大，船沉了，我也不會去拉跳板。我眼睛不好，腳亦不行，將來到書店當售貨員，或擺攤賣報紙都可以。”
同年12月10日，父親最疼愛的“掌上明珠”、被同學重傷大腿的四妹李昭懏不幸夭折，這給了父親難以承受的打擊。他在四妹的遺照後面題云：“惜汝在幼年，一旦陷刀俎，臨別呼阿父，牽衣坐床前。”
淪為看門人，不甘受辱，以死抗爭
1969年1月，父親被發英德茶山五·七幹校接受教育。返穗後，被從舊宅文明路6號北軒4號掃地出門，遣中山圖書館南館看門，可謂斯文掃地。他不甘受辱，割腕自殺，以死抗爭。
所幸駐館軍代表郭永田、司徒禮聞訊飛奔用擔架送醫院搶救。郭永田將此事上報省革委會，陳郁主任親自過問，並來電了解情況，省文藝辦副主會徐尚前亦即刻上門百般安慰父親，令加強看護。
父親算是熬過了這一劫，但他從此借酒澆愁，身心俱損，常失神地長時間呆坐，恍若靈魂出竅。每當鄰居羅明燏（華南工學院首任院長）到病榻前看他，兩人總是雙手緊握，相對無語。這也許就是那代知識分子悲苦靈魂的真實寫照吧。
那時，父親在日記里摘錄了蒲松齡的一段話以自況：“才非乾寶，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可見其對當時一些人的言行的反感和鄙視，以及他無奈地從《聊齋異志》那些花妖狐魅的善良秉性中獲取精神慰藉狀態。
即使父親被不幸淹騫著，他也有自己的所幸。在孩子都不在身邊，孤苦伶仃、貧病交加的時候，天津姑娘毛湘玲因弟弟毛湘生的引見結識了父親。從此，善良的毛湘玲每周必來兩次，帶來父親喜愛的食品，看望病入膏肓的老人。
她給父親講“革命形勢”、講“最高指示”、講“小道訊息”；父親則給她講自身經歷、講歷史循環、講世態炎涼。兩人的忘年交，一直持續到父親去世。
毛湘玲說，李易安當時講得最多的是妻子余詠茜，其所言的大事小事，都算得上是永恆的話題。她感嘆父親的傲骨，敬佩父親的學識，更感慨父親對母親的深情。而毛湘玲則以慈悲的情懷，讓父親感到人間的溫暖。
後來，“三結合”領導班子組建，父親因為有幾個“優勢”，被列為了業務領導的不二人選：第一、工人出身，“根正苗紅”；第二、非黨幹部，不屬於“黨內走資派”；第三、熟悉業務，埋頭實幹。
這對於一個淪為看門人的人而言，意味著被提前“解放”，重返領導崗位了。但是父親說“不”，採取堅決的不合作態度。時任廣東省文史館館長鬍希明稱父親為“狷介之士”，並非毫無根據。
公開場合痛罵江青，險遭牢獄之災
1971年12月10日，圖書館革委會將《請批准我館葉得春等十二位同志退休問題》的報告上報省文藝戰線革委會。報告說，按國務院對知識分子政策，我館李易安同志屬知名人士，不辦理退休，作養老處理，工資按規定發給。
這使父親感到“晚年”尚能在政策庇護下享有一份尊嚴，總算從看門人的窘境中緩過一口氣來。館裡的老同事張聲蘭後來曾多次講述父親在看門時的一件“逸事”：
某日，一群環衛工人拖著幾輛清糞車魚貫進入圖書館南館大門，父親見狀，在門衛室悄聲對張聲蘭說：“他們是進去‘揭蓋子’的。”張聲蘭一時反應不過來，當她明白此話是諷刺“文革”就像“揭蓋子”時，登時笑彎了腰。張聲蘭在館裡有“張飛”綽號，頗有俠氣，對落難的父親也心存同情，父親才會在她面前幽此一默。
中山圖書館的葉得春館長，與父親自1961年起共事。葉館長是老紅軍，延安魯藝出身，言談處事與父親甚為投機，對父親十分信任，視父親為絕妙搭檔，放手讓父親主管業務。
父親是非黨幹部，按規定不能看黨內檔案，葉館長則常常私下單獨給父親傳達檔案精神。父親聽後，常引經據典，與葉館長一起分析形勢。如是日深，引為知己。
父親重病時，葉館長經常送食送物，探視聊天，關懷備至。父親去世後，葉老愛屋及烏，不時給我贈書、題字，並予我教誨，以此表達與父親的深摯情誼。
1972年，父親認定江青一夥恃勢亂政，迫害周總理，是國家和人民的禍害。他於是在大院裡公開指名道姓痛罵正紅得發紫、權傾天下的江青，為周總理鳴不平，一時掀起軒然大波。
情況上報到省文化廳革委會軍代表石磊處，石磊即到圖書館保衛科找負責保衛工作的潘繼炎了解“案情”。兩人素來同情父親處境，決意保護父親，遂把這件“性質極為嚴重”的“政治案件”壓了下來，未予上報。否則，父親必受牢獄之災無疑！
1973年9月29日，父親李易安去世，終年53歲。當時，我因“文革”之禍，尚在獄中，未為父親送終。父親在中山圖書館工作時間不長，對廣東的圖書館事業貢獻亦不算大。但從小受父母的薰染，造就了我對圖書館的鐘情。
1999年9月29日，我被廣東省文化廳宣布聘為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館長，此時恰是嚴父去世26周年，令我自悟領受的這份職責，一門兩代，守書愛書，乃是對父母事業生命的賡續綿延。
在我忝為館長期間，最可告慰父母在天之靈的，則是在父親對館藏古籍保護、整理、充實的基礎上，承乏編纂《廣州大典》、《清代稿鈔本》之機，使千秋古籍，得以嘉惠士林。且中山圖書館的百年館舍，在改革開放中，日臻完善，服務於萬千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