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
李劼
1973年中學畢業下鄉，1978年考入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1984年考入華東師範
大學攻讀文學碩士，1987年碩士畢業留校任教。
出版專著
《文學是人學新論》（花城出版社）
《個性、自我、創造》（浙江文藝出版社》
《歷史文化的全息圖像》（東方出版中心）
《風燭滄海》（散文集）（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麗娃河》（長篇小說）（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與樹共舞》（散文集即出）（安徽文藝出版社）
《給大師定位》（雲南人民出版社）
李劼師從著名學者錢穀融。當年之華師大中文系群賢畢至，少長鹹集，四位頂尖教授許傑、施蟄存、徐中玉、錢穀融都是一時俊彥，其中錢穀融更是門下人才濟濟，王曉明、許子東、李劼、胡河清、吳俊……李劼曾這樣評價導師，“他的存在，使華東師大中文系在文學上的影響，曾經達到過史無前例的程度；其在文學思潮上的領風氣之先，庶幾讓眾人以為最頂尖的北大中文系相形失色。”在眾多各有成就的師兄弟中，李劼也是光芒奪目，參與多次對話，和學者李澤厚的“黃河對話”眾人矚目；寫了多本小說，其中一本《麗娃河》直接影射華師大中文系諸事，酣暢放達、嬉笑怒罵，轟動一時。1998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5卷本《李劼思想文化文集》，這是他1980年代文藝批評和1990年代思想文化研究的一個階段性總結。將5卷文集細細讀過一遍，不得不佩服李劼之才。他的論說範圍已不囿於一人一文一事，中國晚近歷史、20世紀文化命運……渾然是“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之氣勢，似乎非如此不足以般配他的學問與才華，一般人做這樣的宏大敘事難免捉襟見肘，他的從容無疑來自超卓見識和豐沛激情。從另一個角度看，這種論說方式也正是1980年代國內傑出人文學者的典型風格，李劼則為其中翹楚。李劼率性而為的個性當年也爭議頗多，不過沒了個性，還有李劼嗎？導師錢穀融曾這樣兩難評價，“你不能一點世故都不懂，那樣怎么跟人相處哪？可是，你真的變得世故了，那又不像是你了。你完全活在你自己的世界裡，看不見別人在乾什麼，別人在想什麼。總之，你眼裡看不見別人。不過也只有這樣，才能創造出東西來。”才華、個性的底蘊和淵源在精神，李劼之才華、個性多半源自他稟持的人文精神。他借評《紅樓夢》表述過這種人文精神，“《紅樓夢》的問世，既標記著對以往歷史的顛覆，又標記著一種人文精神的崛起。《紅樓夢》之偉大在於展示了與以往傳統文化全然不同的審美境界，以往之歷史，乃《資治通鑑》之歷史，《三國演義》之歷史；自《紅樓夢》始見歷史有了另一種講述。權力鬥爭，道德相殘，於靈魂燭照之下方顯出其貧乏蒼白。”
有關人文精神討論及其它“合作”舊事
李劼
自從旅居大洋彼岸以來，回首往事，恍如隔世。不過，有些在當時沒有弄明白的事情，反倒是想得比較清楚起來了。我是個黯於人事的糊塗人，按照一個作家朋友的說法，象我這樣的糊塗人，人見人騙也不稀奇。在錢財上稀里糊塗不說，就是在常人十分看重的個人學術研究和思想成果上，也會隨意讓人哄了去分享，並且每次分享過後非但得不到友誼的快樂，反而由於感覺上當而被弄得十分沮喪，而最可笑的是，沮喪過後，還會再次上當。
周圍有些知情的朋友知道後，曾經要我把那些所謂的“合作”過程，尤其是那次轟動一時的人文精神討論的內情講出來，但我卻總是因為覺得自己糊塗得太可笑而作罷。再說，既然已經讓人受益了，何苦還要給人難堪呢？直到如今，由於事情早已時過境遷，說出來可能也無傷大雅了，我才答應公開我的那些可笑經歷。再說，真象友人所說，要是老不講，那些細節可能就永遠不會有人知道了。我不敢說那些細節有多少醒世意味，但至少可以讓後人少做我那樣的糊塗事。
往事如煙哪，我想，就先從人文精神這個想法的形成說起吧。
一，人文精神一說的緣起
有關人文精神一說，這想法最早在我心中形成乃是有一個大家都知道但又不便說的大背景，就是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國所發生的歷史事件。我想大家都記得，在那事過後，也就是九二年，曾有個轉折，說是重新回到改革開放。那個轉折雖然差強人意，但其中的不足也同樣早現端倪。因為其一，文明不能僅僅是物質的；其次，物質文明假如沒有相應的文化心理作基礎，那么很可能導致一個人慾橫流世風日下的後果；而對中華民族來說，要建立一個健康的文化心理，首先得梳理傳統，借用現代心理學的術語來說，得醫治集體無意識創傷，那創傷用魯迅的話來說，叫做國民性。我想，這也是為什麼八十年代的時候，不少原來從事文學批評的年輕人轉向文化批判的原因。從某種意義上說，我當時之所以把人文精神作為一個話題訴諸傳媒，也正是想繼續從八十年代開始但又因為那個歷史事件而中斷了的文化批判。與八十年代不同的是，我不想再從批判入手，而想從建設起步。過去大家都迷信所謂的不破不立，後來才明白唯有立字當頭，破，才能就在其中。我知道從事這樣的努力需要很大的自由空間，但那樣的空間卻又是無法等待而只能爭取的。努力去做是一回事，而能做到什麼程度則是另外一回事，這也即是所謂的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意思吧。
至於我個人的著述背景，雖然在八十年代，已經開始從文學評論轉向文化批判了，但我對文化歷史著述上的全身心關注和投入，乃是在九十年代的事情。九二年十月份，對照歷史，有感於現實，我給《讀書》雜誌寫了一篇有關陳寅恪《柳如是別傳》的文章，叫做《悲悼陳寅恪及“柳如是別傳”》。該文是我九十年代的第一篇思想和學術文章，從陳寅恪說到王國維，再從王國維上溯到《紅樓夢》。當時的《讀書》雜誌很不容易地發了我的文章，並且在某種壓力之下，刪去了十分之七的篇幅，好在大意基本上保留了。
在那篇文章里，我通過自陳寅恪到《紅樓夢》的追溯，形成了後來有關人文精神的想法。雖然人文精神一說是在後來我有關《紅樓夢》的論著中正式提出的，但其基本意思，卻是在那篇文章里形成的。當時，我把這意思歸結為一種新的人文傳統，一種民族精神之新篇章。具體論述如下：
《紅樓夢》之偉大在於展示了與以住傳統文化全然不同的審美境界，王國維之卓越在於領略了這種境界並以此拓展開去，奠定了一種新的人文傳統，而陳寅恪之睿智則在於領悟了王國維其人其死連同其著之深意，從而自覺承擔了文化的命運和自身的使命。此乃晚近中國思想史上最具深意的人文三部曲，以奏鳴曲式的結構互相聯接，一章終了，一章又起；宛如一場靈魂之接力長跑，存在之火炬，從容沉著地彼此傳遞，由此寫出一種民族精神之新篇章。以往之歷史，乃《資治通鑑》之歷史，《三國演義》之歷史；自《紅樓夢》，《“紅樓夢”評論》及《柳如是評傳》相繼問世，始見歷史有了別一種講述。權力鬥爭，道德相殘，於靈魂燭照之下方顯出其貧乏蒼白。
----《讀書》一九九三年第四期
這個想法在後來寫的那部論《紅樓夢》的專著《歷史文化的全息圖像》中，有了更詳細的闡述，並且將原來所論說的那種新的人文傳統和民族精神之新篇章進一步明確為人文精神，我在展開有關《紅樓夢》的論述時，開宗明義地指出：
《紅樓夢》的問世，既標記著對以住歷史的顛覆，又標記著一種人文精神的崛起。
-----《歷史文化的全息圖像》，緒論第一頁
這種人文精神即是我在那篇文章中說的人文傳統，或者說民族精神之新篇章。在那部專著中，我又把這種人文精神稱之為一種貴族精神，並且說明：
貴族一詞，在我的詞典里不是意指身份，而是強調精神。
----同上，第七頁。
同時，第一章的第一句就表明：
以往所謂紅學研究之所以總是流於膚淺甚至庸俗，我以為一個根本原因在於：貴族精神作為閱讀前提的嚴重闕如。
----同上，正文第一頁。
此處所謂的貴族精神，其實指的就是前面所說的人文精神。痛感人文精神的闕如乃是我為什麼會思考從《紅樓夢》到陳寅恪這一文化現象的根本原因，而有關人文精神的倡揚，則是我有關《紅樓夢》乃至後來其他論著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寫作前提。我想，凡是讀過我思想文化文集的讀者，都會明白這一點，此處毋須贅言。
人們如果讀過我那篇文章和有關《紅樓夢》的專著的話，對比一下後來王曉明他們所說的人文精神，不會看不出彼此的差異。這種差異的根本區別在於，我提出的人文精神主要是以整個民族文化心理的淪落為其語境和話語前提，也就是以《資治通鑑》和《三國演義》傳統對國人文化心理的負面影響作為參照系；而王曉明他們後來卻把這個前提改成了商業文明，把人文精神跟商業文明對立起來。這是一個十分嚴重的誤導，把它叫做偷梁換柱都不為過。因為造成國人文化心理淪喪的並不是商業文明，而是我所說的那個文化傳統，在五四時期，文化精英們把它歸結為文言文傳統當時也有人說是孔家店傳統，後來，人們又把它說成是所謂的封建主義傳統，我覺得那些說法雖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準確。至於人文精神和商業文明的關係，乃是另外一個話題。這裡的關鍵在於，我所說的人文精神可以用陳寅恪的話歸結為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而王曉明他們所說的那個人文精神卻好像是拒絕做生意的意思，擺出一付不與生意人為伍的架勢，嚇唬一些在辛辛苦苦做生意的人們。其實，人文精神的有無，跟做不做生意是沒有很大關係的。商業文明，哪怕是以不公平競爭為特色的商業氛圍對獨立之思想和自由之人格的影響，都要比我所說的那個文化傳統對人心的毒害要小得多得多。
按說，人文精神在本質上是一種有就有，沒有就沒有，從而沒什麼可多說的事情，本來沒有必要將此專門作為一個話題來談論。然而，基於當時所置身的文化空間比起八十年代來變得過於侷促和狹小，我才向一些辦雜誌的朋友們建議把它變成一個話題，以此活躍一下文化氣氛，開拓一下精神的自由空間。當然，後來事情的發展證明我的這個想法太浪漫，人心早已淪落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以致於人文精神的談論都可以變成喪失了人文精神的人們之間的互相標榜。
二，人文精神是怎么變成一個話題的
人文精神一說，最早是在南京變成話題的。我記得是在我寫完有關《紅樓夢》一著(一九九三年八月)之後，那年的十月份，南京師範大學請我和我的同事王曉明一起到他們學校去作演講。當時，南京的《鐘山》雜誌因為在八十年代發過我有關中國當代先鋒小說的長篇大論，彼此熟悉，所以想對我盡一盡地主之誼，請我吃飯，當然，同時也把王曉明一起請了去。記得是飯後坐在雞鳴寺喝茶聊天的當口，當時的《鐘山》副主編范小天問起，能不能給他們出出點子，把《鐘山》辦得更文化一點(大意如此)。我想了一會，就向他們作了一個建議，開個再度虛構的欄目。范小天當時聽了，不明白我在說什麼，而且，他認為再度虛構的說法學術氣太重，最好能通俗一點。於是，我就對他提了人文精神一說。我說，那就開個重建人文精神的專欄吧。接著，我把有關人文精神的意思以及如何重建等等，說了一通。其大意也就是我在前面所說的。由於剛剛完成那部有關《紅樓夢》的寫作，我的整個思考自然而然地集中在從論述《紅樓夢》而引出的一系列文化現象上。我很想通過有關人文精神的討論，繼續深化那些文化思考。當時，我不僅對《鐘山》雜誌的范小天副主編說了有關人文精神的思考，還說了如何把人文精神變成一個話題的具體做法。我建議他在《鐘山》上專門開闢一個有關重建人文精神的專欄，每期發一篇長篇大論，同時，我告訴他，可以再聯繫當時的《讀書》雜誌，以對話的形式，跟《鐘山》互相呼應地連續做上幾期。范小天聽了很感興趣，並且後來真的開了個專欄，先是發了我《紅樓夢》一著中的最後一章，三萬多字的長文；後來又接著發了朱大可的一篇長文。此乃後話。
然而，那天對我所說的人文精神話題感興趣的，卻不只是范小天，還有在旁邊聽得津津有味的王曉明。在跟《鐘山》編輯部的朋友們會面之後，王曉明十分起勁地跟我談論如何將我有關人文精神一說推廣開去。他告訴我說，他參與編輯的《文藝理論研究》在十一月份就要開年會，他建議我藉此機會，找些年輕朋友，以人文精神為題做個長長的對話，然後拿到《讀書》上去發表。我當時聽了覺得這主意不錯，於是就忘記了以前跟他幾度合作當中的不愉快感，同意跟他再度合作。不過，我告訴他，在具體找人一事上，我有點挑剔，我不願意跟某些毫無人文精神的人坐到一起談論人文精神。他當時也答應了，說是儘量找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做。當然，我當時對他這么說，也包含著對他在那個歷史關頭曾多多少少表現過一點人文精神的肯定在內。
在從南京回上海的火車上的那幾個小時裡，彼此一直談論如何操作此事，並且談得十分投機，就象以前的那幾次合作一樣，一開始總是讓我感覺很可信任。為了表示對他的信任，我還主動提出，我主要著手構想整個討論，而在具體操作座談會和聯繫報刊雜誌一事上，則由他去做。
我沒有料想到的是，回到上海沒多久，王曉明就把人文精神一說移花接木地轉到了他的名下，變成了他的專利。其過程簡直就象是變魔術一樣。在《文藝理論研究》的那個年會之前，王曉明在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把人文精神一說刪去我原來的基本構想，再把作為話題的人文精神砍掉其在南京的醞釀經過，只剩下人文精神這四個字，轉手倒給那些我曾經向他表示過不願意坐到一起的人們，並且跟他們一起商量出一個提綱。然後，他再轉身拿著那個提綱一本正經地跑來徵求我的意見。那情形好像是他構想了整個人文精神的話題，而我則莫名其妙地成了一個有幸受到他邀請的參與者。這就好比他從桌上偷偷地端走了我做的一道菜，乘我不注意的時候到外面轉了一圈，然後改頭換面地端回我面前，以一個廚師的身分請我品嘗。
那個改頭換面的人文精神提綱讓我相當吃驚，不僅在他所找的討論者當中有我跟他說過的那些我不願意坐到一起的人在內，而且他們把我所說的人文精神完全改變成了另外一付模樣。按照他們的意思，人文精神首先不是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而是一個學術性的說法，從而是一種文化人的標記，或者說，一種穿著學術外衣的自我標榜，以有別於文化的所謂商業化傾向。我不知道王曉明為什麼把人文精神作了這樣的偷梁換柱，是不是覺得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對他們而言太刺心了，還是故意把人文精神一說改成這付模樣給我出個難題？他當時對我作出的解釋是為了在《讀書》上發表，有必要作些妥協，從而把人文精神冠之以學術的名義。
我很驚訝王曉明對我搞了這么一個突然襲擊，而且，他拿著這個提綱來找我的用意也並不是尊重我的意見，而是要我接受這么一個既定事實，既接受他們的提綱，又接受他所找的那些人，包括我不願意坐到一起的人。如果我不接受，那么我剩下的選擇就只有退出。假如我硬要表達我個人的意思，那么，也不過是在整個討論當中的一種不同聲音而已，因為整個討論的大綱已經由他們那些人先行制定好了。我看完王曉明塞給我的那個提綱，好長時間說不出一句話來。我以前一直不明白，魯迅當年為什麼在大眾文學和國防文學兩個口號上對周揚他們那么憤怒，我以前一直覺得魯迅對周揚等人的憤怒有些莫名其妙，但當我面對王曉明的這種操作時，我突然明白了，原來是這樣的。不過，我與其說感到憤怒，不如說感到失望，甚至有些絕望。那是一種刻骨銘心的絕望，只有經歷過那樣的絕望才能體會到的無可奈何感。當然，絕望之後我選擇了遠遠離開，而沒有象我的至友胡河清那樣，在相類似的絕望之後，選擇了王國維式的撒手人寰。這也是後話。
我當時沉默了一陣之後，告訴王曉明，我決定退出，不再參加任何跟這有關的座談和討論。因為那樣我至少還可以保留一個事過境遷之後的發言權。當時曾有朋友建議我跟他們爭個明白，但我覺得那樣做不僅沒有了人文氣息，甚至連一點精神內容都沒有了。因為在我的心目中，人文精神首先不在於如何講說而在於身體力行，因而人文精神的根本性質乃是不爭的，並且是越爭越糊塗越爭越混亂。在我所提到的具有人文精神的那些人物中，比如曹雪芹，王國維，陳寅恪，都不是跟人家爭得不可開交的能說會道者，而是默默無語地或者辛勤寫作或者懸崖撒手或者壁立千仞的木訥人，而且，基本上都是孤獨者。孤獨，乃是人文精神的一個標記。假如在我跟王曉明商量那場討論時做錯了什麼事的話，那么就是我當時忘記了人文精神乃是孤獨的特徵，或者說，我忘記了我所說的人文精神乃是一聲曠野呼告，而不是一場熱烈討論。而我後來選擇不爭，選擇退出，也正是出於內心深處對孤獨這一特徵的認同。再說，人文精神本來就是沒有什麼可以討論的。有沒有人文精神不在於你談論與否，而在於你所認同的文化心理和你所選擇的生存方式。衡量一個人有無人文精神，首先不是看他談論過這種精神沒有，而是看他所選擇的生存方式到底有沒有人文氣息和精神氣度。在生存選擇上越世故越精明，離人文精神就越遙遠。但有趣的是，又恰恰是因為遠離人文精神，使一些世故而精明的文化人特別想談論人文精神。說後來那些討論人文精神的學者教授都太世故太精明也許過於尖刻，但從中找不出一個在人文精神無以生存的環境裡做不成人文教授的，卻也是個不爭的事實。這可真是太諷刺了，我是說，當初把人文精神作為一個話題提出，正是痛感於文化人的那種世事洞明皆學問和人情練達即文章，痛感於文化人的《三國演義》化，可是這場討論最後卻依然落到了那個世故精明的傳統裡頭。
我不知道這是因為自己太糊塗，還是別人太聰明，反正事情就變成那個樣子了。我後來成了一個地地道道地旁觀者，看著別人大叫大喊地做人文精神之秀。
直到好幾年過去之後，我才在一篇在一家海外的中文雜誌上發表的文章里，旁敲側擊地對此表達了我的看法。那篇文章叫做《TO BE OR NOT TO BE》，借用了《哈姆雷特》的一句著名台詞，生存還是毀滅，感慨道：
只有喪失了靈魂的人才會呼喚靈魂，只有喪失了人文精神的人才會疾呼人文精神。這其實是每一個個體的自我需要和自我拯救，一旦變成大規模的討論，便成了一種奇特的互相安慰和互相欺騙。
這篇文章後來收在我的散文集《風燭滄海》中。
三，“雙向同構”合作背後的人際關係背景
從我的天性而言，乃是個自由散漫之人，不喜歡組織活動也不喜歡被人組織到一起。但我又有一個弱點，總是不好意思對人說不。我在華東師範大學的十多年裡，王曉明找我合作過許多次，我卻沒有一次對他說不。
王曉明第一次找我合作，還是我在讀研究生的時候。我當時構想了一個叫做雙向同構的思維方式，這個想法其實是我對自己少年時代所讀的黑格爾哲學的一種清洗，對線性的歷史觀和線性的思維習慣的一種反思。不過，現在想來，當初王曉明找我並非是因為對我的這個想法有什麼學術興趣或者有什麼思想上的認同，而是他跟我合作這件事情對他有特殊的人事意義。
王曉明是比我早幾屆畢業的研究生，跟他一起畢業的有一個比他大一歲的同門，叫做許子東。那個許子東不僅比他大一歲，由於頗受導師的賞識，還比他高出一頭，成了當時中文系裡最年輕的副教授，而王曉明卻屈居講師。不僅如此，在王曉明被評審職稱升級時，作為評審的副教授許子東居然投了一張反對票，從而成為系裡有關同門相殘的一個笑談，人人皆知但又人人諱莫如深。當時有很多人同情王曉明，包括我在內。也是出於這樣的同情，當王曉明找我合作時，我雖然感覺到他對我所說的雙向同構其實並沒有如何深透的理解，但是考慮到他的那種人際處境，我很爽快地答應了。
當時，我雖然是在讀的研究生，但承蒙導師器重，正值天天向上之際，到處發表文章，還沒畢業已經被內定了要留校任教，如此等等。讀過我有關毛澤東現象文章的人都知道，我對拉幫結派深惡痛絕，十分瞧不起在人際關係上營營苟苟的行為。但一則是出於對王曉明的同情，再則是當他來找我時，言詞間倒也挺誠懇，模樣看上去也挺忠厚，也就不在意其他什麼了。
但接下去馬上就發生了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聽到王曉明找我合作之後，許子東居然放下副教授的架子，也很謙虛地找我，說是他也願意跟我一起合作，而且還把我和王曉明，還有跟我一起在讀研究生的另一個同學一起盛情邀請到他家裡。而且奇怪的是，我問王曉明怎么辦時，他也沒有讓我拒絕許子東。他那次的接受許子東，讓我對他產生了一種生性怯懦的印象，不敢跟人拍案而起，寧可在背後或者說私底下做文章。
當然，王曉明本人不反對，我也不好說什麼，因為跟他合作本來就有為他抱不平的意思，他既然不反對，我又何苦讓許子東難堪呢。就這樣，四個人聚在了一起，討論了幾次。當然，說來說去，雙向同構還是原來的雙向同構，只是延伸出了許多枝枝蔓蔓，就好比阿凡提的那隻兔子，煮了一大鍋湯，最後由我掌勺，大家一起分享。在我執筆所寫的那篇《雙向同構的思維邏輯和文藝理論的雙向思考》一文下，署上了四個人的名字。此文發表在一九八六年第三期的《文藝理論研究》上。
當時，跟我一起在讀研究生的那位同學是不願意署名的，他一再對我表示說，這怎么可以，都是你的想法，又是你寫的。但我卻象請人吃飯一樣地向他表示，既然已經是大鍋飯了，就一起署著吧，對我來說，也不過是多一雙筷子而已。
其實，在那幾個合作者當中，這位同學是最理解我想法的。他的哲學底子很好，思路清晰，在彼此討論的時候，他的意見最有份量。相比之下，王曉明當時已讀過一些西方的文藝理論，對伊格爾頓有些體會。至於許子東，則完全是為了回應王曉明找我合作的舉動，我說的雙向同構到底是什麼意思，他根本不知道，也沒有興趣知道，我敢說，直到如今，他都不明白我當時究竟在說些什麼。
我想，這次合作的結果是讓他們二個都滿意的。通過這個合作，王曉明讓導師明白了，他並不是個無用無能的弟子，也讓許子東明白了，他並不是好欺負的。至於許子東，則以這樣的一個姿態，表明他雖然居高，但仍然是可以放下架子跟師兄弟們團結合作的，並且可以在署名上叨陪末座，從而消解一下那個投反對票的事件對他形象的負面影響。當然，更為重要的是，許子東同時以此向王曉明暗示，不要拉幫結派的對付他，他會親自入伙摻砂子，如此等等。可能他們之間還有些其他什麼意思在裡頭，但以我的黯於人事，至今都難以全部弄明白。
此事當時在上海好幾家報紙上做成新聞後，頗有些傳媒效應，而且看上去很是煞有介事。其實，這背後的人際關係內情，卻完全是另一回事情。
四，重寫文學史始末
按說，有過這么個教訓後，我應該對這類事情有所警惕了。可是，我的弱點就在於從來不會對人說不。當王曉明第二次找我合作時，我又稀里糊塗地答應了。這第二次是有關重寫文學史的合作。
早在讀大學的時候，我就不滿於教科書上的那種文學史，萌生了重寫文學史的想法，並且還專門寫過一篇題為《中國新文學主流》的長篇論文。那是一九八一到八二年的事情。後來讀了研究生之後，這個重寫文學史的想法就更加明確，並且在那篇論文的基礎上，重新寫成《中國新文學主潮緒論》一文。該文寫於一九八四年，也就是我就讀研究生那年，後來摘要發表在杭州的一張文學評論報紙上，然後收在我的八八年出版的評論集《個性。自我。創造》中。
我忘了當時王曉明是看了我那篇論文還是聽了我有關重寫文學史的框架性想法，他很有興趣地請我跟他再度合作。當時，又正值北大的幾個年輕同行，在《讀書》雜誌上發表了有關二十世紀文學史的一些看法。王曉明認為我們上海也可以做個相應的表示。我聽了這意思，沒覺得有什麼不好的，因為對教科書的不認同，乃是許多年輕學子的共識。不過，這次王曉明不知是因為吸取了上次讓許子東進來攪和的教訓，還是出於其他什麼考慮，把復旦大學的陳思和也拉了進來。至於我的那位同屆同學則由於對這類合作不太起勁，所以王曉明也就沒有勉強。
我以前從來沒跟陳思和打過交道，那時，王曉明跟他好像也不怎么熟悉，反正彼此談過幾次後，感覺陳思和在史料上是下過點功夫的。在討論當中大家雖然都提了些想法，但我後來動筆時，還是以我八四年那篇論文的構想為基礎，因為大家對此基本上沒有什麼異議。我一口氣寫了三萬多字，就是現在發表的這篇《中國新文學概觀》。不知是陳思和還是王曉明，本來想追隨北大的年輕同行們，提議把這段文學史冠之以二十世紀文學的名稱，但我堅決不認同二十世紀文學一說。至於我為什麼不認同的原因，在我後來發表在一九八八年第七期的《北京文學》上的那篇與北大同行黃子平的對話里，有過詳細論述。人們有興趣的話可以參閱。
當文章寫成後，在聽取他們二位的修改意見時，發生了一件古怪的事情，就是陳思和提出，要把他的名字署在最前面。我沒想到這個平時總是笑眯眯的陳思和，會對署名如此在意。那天離開陳思和家裡後，在騎腳踏車回家的路上，我徵求了王曉明的意見。王曉明十分堅決地對我說，這是絕對不行的，不僅整個框架性的構想是你的原創，而且文章本身也是你寫的，你理所當然地應該署名為首。
儘管王曉明說得斬釘截鐵，但我在修改完之後，把文章交給王曉明時，還是沒有如他所說的那樣署上自己的名字。因為在三人之間，雖然彼此年齡相仿，但陳思和最為年長，王曉明次之。我猜想陳思和的意思可能是應該長者為尊，所以我也不想跟他太計較，把署名空在那裡留個餘地給他。後來是王曉明看完後，在標題下寫上了三人的名字，把我寫在最前面，把他自己寫在最後面。這也是為什麼在我的這份手稿上，署名卻是王曉明筆跡的緣由。由於王曉明這么寫上了三人的名序之後，最後那份定稿上，彼此也就照著署上了各自的姓名。
後來，我就再也沒有因為重寫文學史而見過陳思和。但王曉明跟陳思和的聯繫卻越來越密切起來。有關陳思和那裡的動靜，我基本上都是聽王曉明轉告的。王曉明告訴我說，後來陳思和對文章和署名都沒有什麼意見；又說，文章的定稿交給陳思和後，陳思和表示要拿到《文學評論》上去發表。於是，我就沒有再多問了。當然，事實上是，此文一直到現在都沒見發表，要不是我還保存了一份自己的手稿，這次所謂的合作就這么煙消雲散，永遠不為人知了。
我不知道這篇文章後來為什麼沒有發表，是陳思和送到《文學評論》後沒有發表，還是陳思和根本就沒有送去發表，或者還有其他什麼緣故。但後來讓我奇怪的是，他們二個都不約而同地把這篇文章忘記得乾乾淨淨。他們沒有忘記重寫文學史這個說法，但他們忘記了這篇重寫文學史的文章。
套用一話上海話講，這可真正叫做眼睛一眨，老母雞變鴨。與文章的杳無音訊相反，王曉明陳思和卻熱熱鬧鬧地改寫了整個重寫文學史的故事。我說的是，沒過多久，王曉明和陳思和二人突然在當時的《上海文論》上，開了一個名為“重寫文學史”的專欄。這次，王曉明非但沒有象上次那樣找我合作，連招呼都沒跟我打一下，好像這事本來就跟我毫無關係一樣，好像他們二個從來沒有跟我有過任何重寫文學史的合作一樣。更絕妙的是，他們在那個專欄里擺出一付把文學史不知道重寫了多少次的權威姿態，自己不動筆，而是到處組織文章，就象文革期間組織大批判似的向文學史發動一輪又一輪的進攻。
然而，他們雖然辛辛苦苦地到處組織文章，但他們偏偏忘記了他們手中那篇三個人都署了名的重寫文學史一文，甚至連提都不提一下。他們所組織發表的所有文章，基本上都是對文學史的某個局部或者對某個作家某部作品的看法，沒有一篇總體上的巨觀論述。按說，他們跟我合寫的這篇《中國新文學概觀》是唯一的一篇巨觀論述，但他們寧可讓巨觀論述文章在他們的欄目中缺席，也不發表他們跟我討論了好幾次後由我執筆的文章。而我的不黯人事則又在於，當時居然沒有前去問他們一聲，既然你們如此熱衷重寫文學史，為什麼不發表三人署名的那篇重寫文學史文章呢？假如你們覺得我的名字放在那裡覺得刺眼，把我的名字刪去了發表也行嘛。因為不管怎么說，這畢竟是唯一的一篇完整的重寫文學史論文呀。從這篇文章成文到他們開設那個專欄，只有一年不到的時間。就算他們的見識和學術水平日新月異地突飛猛進，此文也不至於那么快就已經過時，沒有任何發表價值。總之，我弄不懂他們為什麼死死地捂著那篇文章，並且諱莫如深，在他們任何有關重寫文學史的文字里和場合上，都絕口不提。
當然，假如我真去問的話，不知道會得到怎樣的回答。只是事實上的結果，卻已經明明白白地擺在那裡了，那就是，重寫文學史一說自然而然地只跟他們二個人的名字劃上了等號。或者說，重寫文學史一說作為一個歷史性的話語，僅限於他們二個人。假如做一道問答題，八十年代是誰在上海重寫文學史的？標準答案上只能填上王曉明和陳思和，寫上任何一個其他名字都會因答錯而失分。這就象後來的人文精神一樣，重寫文學史也不知不覺地成了跟他們二人的名字連在一起的沒有專利權的專利品，或者借用一句商業術語來說，成了他們二人的無形資產。而他們所要的也僅僅是這么一個無形資產，至於文學史如何重寫，他們其實是無所謂的。他們除了喊出一句重寫文學史的口號之外，並沒有真的認真寫過一篇重寫文學史的巨觀構想文章。他們看重一個說法甚至一句口號的價值。就象他們後來對人文精神一說一樣，僅僅把它作為一句口號叫喊一通，至於人文精神究竟是怎么回事，怎樣才叫具有人文精神，他們根本不關心，也不在乎。這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掌握真理的一種最省事但又最收效的方式，不需要花費任何力氣，只要把一種說法或者一句口號想方設法弄到手，一切都解決了。不啻是麵包有了，牛奶有了，其他什麼全都有了。所謂的話語權力是如何取得的，所謂的學術權威是怎樣樹立的，假如後人不太懂的話，看了這個例子就明白了，根本不需要去認真學習《三國演義》。至於這種學術上思想上的泡沫化所造成的後果，時至今日，我想大家都已經看到了。
那年是一九八六年，我依然是在讀的研究生。記得是在第二年吧，陳思和出版了一本叫做《中國現代文學概論》的小冊子。那書名我記得不太確切，但那裡面的基本框架卻跟我寫的那篇文章大同小異。現在，我在此發表那篇文章，以供人們比較和參閱。需要說明的是，這只是我那一年有關重寫文學史的思考。還需要說明的是，由於王曉明和陳思和在主持重寫文學史時完全忘了我所寫的並且由他們討論過的這篇文章，所以我在此發表時，也沒有特意去提醒他們。忘了就忘了唄。但又由於署名是王曉明寫的，我不便改動，所以原樣照發。
其實，在如何重寫文學史上，我後來又有了新的想法，我把那些想法寫在一篇題為《中國現代文學史(1917-1984)論略》的論文裡，也是三萬多字，發表在1988年第一期的《黃河》雜誌上。這就是後來黃子平為什麼寫信給我，請我給他寫一個有關重寫文學史的對話的緣由。說實在的，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長青。假如要我現在再構想一次重寫文學史，肯定又會跟以前不一樣。也許這也正是王曉明一再找我合作的原因之一，因為他長於在人際關係上搞七搞八，卻短於基於生命本身的思想創造和理論構想。在所謂的重寫文學史面前，假如拿去那個標語口號式的話題，王曉明剩下的乃是一次次的組織有關文章。其實，以王曉明和陳思和的擅長，做編輯挺合適，做官當然更合適，每每聽說他們當上了什麼協會的理事，我就為他們感到高興；但是，他們卻偏偏做了教授，所以把自己弄成了那付不倫不類的模樣。
至於現在發表的這篇《中國新文學概觀》，我自己早就很不以為然了。要不是想證實一下當年重寫文學史的內情，我根本就不會把這篇舊文拿出來丟人現眼。
這些往事聽上去好像很無聊，沒什麼意思。但我立此存照，也許對將來的人們研究這個年代的知識分子會有些幫助。有許多事情，我到現在都沒能全部弄明白。王曉明陳思和在人際關係的運籌帷幄上是相當深刻的，那樣的深刻也許我一輩子都弄不明白。當然，我也不想去弄明白。既然人和人不一樣，就不需要互相明白。我因為回首往事而想在此加以補充的乃是，當初為什麼要倡揚人文精神，正因為一些和我同齡的知識分子太《三國演義》了，《三國演義》到了可以把包括人文精神在內的任何話題都一起演義進去。我還想補充的是，跟我同齡的這一代知識分子，在求生上所花的力氣遠遠超過以往任何一代。當然，仔細想想，他們活得並不輕鬆，而且到頭來還不如《紅樓夢》里那曲“好了歌”所唱的。但是，我想，也正是因為越來越多的人尋求如此個活法，所以也就沒有什麼事情是不合理的了。說來真是讓人絕望。
不過，我現在之所以寫下這篇備忘錄式的文字，則是因為還寄有一個希望，就是希望將來的人們再談論起人文精神時，聯想到的應該是《紅樓夢》，王國維，還有陳寅恪，而不是其他的什麼人，也不是我這個微不足道之人。
謝謝啦。
二00二年九月，寫於紐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