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朱楓（1905—1950）女，原名貽蔭，小名桂鳳，後改名朱諶之，字彌明，浙江省鎮海城關朱家花園人；出身富裕家庭，幼體弱；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與同窗好友陳修良一起帶頭參加遊行示威等反帝愛國活動；1937年七七抗戰開始，拋棄舒適生活，投入救亡活動。在此期間，與朱曉光結婚。
抗日戰爭爆發後，1937年底舉家去武漢，次年初參加武漢共產黨領導的新知書店工作，並捐款500元。武漢失陷前撤往湘西，繼遷浙江。在金華會同華白沙、張一之幫助台灣愛國志士籌建台灣抗日義勇隊，慨捐800元，使台灣醫院迅速開業，向抗日義勇隊少年團捐贈衣服、布匹、蚊帳等。1939年秋，與朱曉光赴皖南新四軍軍部，設隨軍書店於中村，在艱難環境中為新四軍戰士供應書刊。
1940—1942年，在國民黨頑固派兩次反共高潮和敵後人民抗日戰爭最困難時期，朱楓先後堅持在新知書店和書店桂林辦事處工作；1941年夏，她化名周愛梅，代表組織三次進入上饒集中營探望和設法營救皖南事變時被捕之朱曉光，出色完成任務。
曉光於次年春越獄成功，由朱楓掩護從浙南山區繞道大後方返回上海。1944年初離重慶轉武漢至滬，參加書店駐滬辦事處籌組同豐商行。兩年間行程萬餘里，途經十餘省市，遇交通阻塞，繼以步行。10月，同豐商行遭敵人破壞，工作人員被捕押於滬西日本憲兵隊，經受殘酷刑審考驗，守口如瓶，後經中共組織設法營救出獄。
朱楓於1945年春加入中國共產黨，調至中共華中局在滬貿易機構聯豐棉布號和鼎元錢莊，以公方代表身份經理財務。通過合理運營，千方百計增值牟利，並以刻苦生活節約的工薪與積蓄，無私捐助革命和同志；1948年秋，調香港合眾貿易股份有限公司任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正當朱楓一家在港滬兩地共夢團聚的日子裡，華東局有關領導也為一件重大使命而舉棋不定。新中國即將成立，解放台灣箭在弦上，但舟山、金門之戰意外受挫，急需派員入台與台灣地下黨取得聯繫，但誰能擔當如此重任？朱楓成了第一號理想人選。忠誠、機警、成熟，而且在台灣還有社會關係，各種條件，無出其右。可是，有關領導卻對此猶橡了好一會。因為他們深深了解朱楓十餘年來在敵人心臟出生入死，在她即將調回上海一家團聚的時候，又讓她擔此風險，確有不忍。但在沒有第二個選擇的時候，終於找她談話，並徵求她意見。這個任務雖出於朱楓意料，但在稍作思考以後，她卻毫不猶豫地表示服從組織決定，並立即揮毫給丈夫寫了一封不好懂的家書：“兄將外出經商，此去將有幾月逗留，妹不必惦記，也不必和他人說起。妹如需去別處，請勿為我滯行。這時候，個人的事情暫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應該去做，幾個月後，兄將以更愉快的心情與妹相見，望妹安心等待著更愉快的晤聚……”過了幾天，朱楓又發出一封給丈夫的信：“今有許多信從上海郵來，可是沒有我的，好不悵悵。你一定以為我也許去了。好吧，那就在心裡想念著，想念著，一直想到見面的時候，會更增加愉快的。”後人對此評價道：多么偉大的戰士情懷！又多么深厚的夫妻摯情…… 朱楓烈士在刑場上英勇就義
11月27日，朱楓乘班輪從香港抵達台灣基隆，女兒女婿已經靜候多時了。碼頭上母女的熱烈相擁，把周圍軍警特工的警覺也融化了。根據出發前與上級的商定，這次赴台，她只單線會兩個人，完成任務即返回。她與已投身革命的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接上頭，並前後7次相晤，獲得大量極其重要的絕密軍事情報，又迅速通過關係，陸續轉香港送往大陸。40多天的出生入死，朱楓順利完成組織交給的任務，得到上級的指示：“速回”。她就讓女兒買了返香港班輪的船票，還順便托一位商界朋友捎回給上海親人的一張便條，簡單到只有幾個字：“鳳將於月內返里（朱楓在家小名桂鳳）1950年1月14日。”日夜默默祈禱平安的在上海親人，接到朱楓的親筆字條，心中的甜蜜無法形容。
正當朱楓浸沉在功成即將凱鏇的喜悅之中時，她萬萬沒有想到，厄運正在向她逼近；台灣地下黨兩名主要幹部先後被捕，朱楓得到警報時，台灣已經實施戒嚴，海空進出台灣的通道全被關閉。在緊急關頭，她求助吳石。吳石冒險親自開出“特別通行證”，通過軍用飛機，將朱楓送到還在蔣軍手中的舟山，謀求利用舟山漁船，讓朱楓返還老家鎮海。
2月2日，在白色恐怖下，地下黨“台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也落入敵手，這個有著25年黨齡、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台灣地下黨最高領導，僅經一星期拷問，全部供出黨內機密，包括朱楓和吳石。他還親自打電話找朱楓，但朱楓已經飛了。而敵特在吳石寓所，卻搜到為朱楓開出《特別通行證》的證據。於是吳石“通敵”罪證和朱楓去向全部揭示。 朱楓烈士手跡
朱楓在舟山某醫院的好友處藏匿兩周后也終落入魔掌。朱楓意識到在劫難逃，在沈家門羈押時，從皮衣的夾縫中剝出金鍊金鐲，分四次把有二兩多重的金屬吞服，決心以身殉職。但被敵發覺，延醫未果，就立即押回台灣，在某總醫院把金物取出。敵特原以為朱楓這樣的女流之輩，一定會像蔡孝乾一樣不堪一擊，還特地制定“生活上優待，談話上安慰，接觸上溫和”策略實施征服，但一切手腕皆未如願……
1950年6月10日，朱楓與吳石一起在台北街頭同時被槍殺，臨刑時她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身中7彈，壯烈就義，是年46歲。
1950年7月，由時任上海市市長陳毅簽署，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朱諶之同志為革命烈士。
“文革”期間，朱諶之的女兒朱曉楓因在台灣少年團呆過也受到“一般性審查”，但她無法忍受對母親聲名的污辱，開始寫信給組織要求予以澄清。
1983年4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調查部作出《關於朱楓同志的組織結論》：“朱楓同志在敵人面前表現出一個革命者、共產黨人為革命、為人民忠貞不屈的革命精神”，並指出“十年動亂期間，凡對朱楓同志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應該一律推倒，凡因由於對朱楓同志的誣衊而遭到牽連的親屬，在政治上應恢復他們的名譽和享受應有的政治權利”。
1990年6月29日，“朱楓烈士犧牲40周年紀念座談會”在京隆重舉行，會議由羅青長主持，他轉達了鄧穎超對朱先烈的懷念並對其後人表達親切慰問，海峽萬里且為忠魂舞，與會人士紛紛表達對女傑朱諶之的深切緬懷和敬意。 朱楓的外孫女在機場迎接外婆的骨灰罈
2010年12月9日，朱楓烈士殉難60周年後，她的骨灰由台灣中國生命集團董事長劉添財先生親自護送飛抵北京。國家民政部在機場貴賓廳臨時設了一個靈堂，看到劉添財先生親手捧著骨灰罈，小心翼翼地走進貴賓廳，在場的朱曉楓女兒、女婿非常感動，“完全沒有陌生感，仿佛一家人”，李揚說。
交接現場，劉添財講述了一個小插曲。他說：“我們公司和快遞公司合作幾十年，從未有丟失檔案的狀況，沒想到上飛機前一天，證明檔案卻丟了。當時台北正下雨，我們擔心至極時，接到一個大樓管理員的電話，說在一個角落撿到了老奶奶的證明檔案，我想，這都是老奶奶在天保佑我們的緣故。”一席話下來，在座者無不動容。
目前，朱楓的骨灰暫存在北京八寶山。朱曉楓一家人正在商議如何安葬朱楓烈士。除了北京、南京外，朱楓的故鄉浙江寧波也熱切盼望能夠迎接英雄回家，朱曉楓對本報記者表示：今年清明時，母親朱楓將入土為安。
犧牲經過
朱楓到達台灣順利完成任務後，甚至都作了離台返回的準備，在她寫給上海同鄉好友的一封信中，她說將在月內返家，“望順告小女及曉妹，多年不見想念彌殷，得此可增快慰也”，值得強調的是，在這封信中，朱楓留下的簽名是正氣十足、從未使用過的“威鳳”二字。轉眼間元旦已過，就在朱楓即將完成特派員的任務，喜悅而又渴盼地計算著歸期的時候，最令人擔心的事情發生了。
因為中國共產黨台灣地下工作委員會最高領導人蔡孝乾的被捕和變節，被出賣的朱楓很快被國民黨抓獲。之前已聞知風聲的朱楓雖經吳石將軍安排，已經逃到了老家鎮海對面的舟山群島上，但因為無船渡海，朱楓還是沒能逃過抓捕。“闊別十多年的故鄉就在煙波迷茫的對岸，你可以想像她被捕前每天望眼欲穿和夜夜夢回的煎熬。”
被捕後，朱楓決意尋死。1950年2月26日，在看守所內，朱把貼身的金鎖片和自己穿的海勃龍大衣肩襯裡的金手鐲咬碎，二兩多重的金子，這位剛強的烈女子分四次混熱水吞下。吞金之痛人們可以想像，次日被看守發現時朱楓已經痛得昏迷，如此重要的人物尋死，國民黨不敢怠慢，直接派飛機把她送往台北醫院。
4件金飾殘片在朱楓胃裡留了兩天，最後被醫生們以瀉藥排出，這份吞金的X光片至今還保留著。審理此案的國民黨少將谷正文後來曾留下一篇《吳石等叛亂案》，稱朱楓“此種維護重要工作、不惜犧牲個人生命之紀律與精神，誠有可取法之處”，並贊其“黨性堅強、學能優良”。
1950年6月10日，國民黨最高當局授命組織的“特別軍事法庭”最後宣判，除了吳石、朱楓外，還有陳寶倉中將和吳石的副官聶曦上校，這就是當年轟動台灣的所謂“間諜案四要角”。
法庭上的新聞攝影官拍下的照片記錄下當時的情形。法庭上站滿了全副武裝的法警，肅穆、恐懼的氣氛逼人，朱楓身穿一件淡綠色碎花旗袍出庭，外罩深藍色毛線上衣，只見她雙手揣在一起、萬分放鬆地依靠在法庭的欄桿上，神情自若、態度從容，好像周圍的一切跟她毫無關係……
骨灰歸來
2003年春節來自一張老照片的重託
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與朱楓同案被捕並同時就義的吳石將軍遺骸歸葬大陸，引起兩岸傳媒和廣大民眾的關切，也讓朱楓後人尋找朱楓烈士遺骸的夙願有了新的期盼。
2000年12月，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上署名秦風（台灣作家、新聞和文史工作者徐宗懋）的文章《戰爭後的戰爭》，在敘述“吳石案”經過時，配發了朱楓臨刑前受審的那張歷史照片。
一年之後，《老照片》收到朱楓女兒朱曉楓的回應：“這是我50年後第一次看到當時的情景，一時間感慨萬分，千言萬語也無法表達我的心情。”
就在此時，同樣深受那張照片觸動的我與同住南京的朱曉楓、徐錫成夫婦結識，他們想在有生之年尋找和迎回先人遺骸的心愿也引起我的同情與共鳴。
2003年新春，我陪同朱曉楓夫婦專程從南京去上海，拜會了徐宗懋先生。徐先生是位熱心人，他了解到古稀之年的朱曉楓女士一直在為尋找母親遺骸作多方努力仍未有進展，很爽快地表示願意幫忙。
朱曉楓告訴他：有訊息說，當年為母親收屍的是住在台北的姐夫王朴（又名王昌誠）和姐姐陳志毅（小名“阿菊”，又名陳蓮芳），查找王朴一家人的下落成為唯一的線索。 徐宗懋回台後，拿著朱曉楓的委託書向台北“市府”申請尋人。約兩周后，承辦人員來電，說他們過濾了16個“王朴”，只有一位年齡與省籍背景比較符合申請人的陳述。然而，當喜出望外的徐宗懋找到對方時，幾句對話就讓他明白這不是他要找的人……
2003年5月間，他約台灣一家電視台的朋友同來南京，為朱曉楓尋母遺骸拍攝新聞專題，回台後公開播放。他還在台灣《中國時報》、香港《鳳凰周刊》等報刊上發表長篇報導，向公眾尋求幫助。
然而，整整兩年過去，沒有等到任何有關王昌誠夫婦的確切訊息。茫然中有幾分沮喪的徐宗懋，突然想到了曾做過台北市“民政局長”的朋友林正修，此人熟識戶政管理，曾參與舉辦白色恐怖受難者的紀念活動，完全理解他的追求。
2005年春節過後不久，徐宗懋就接到林正修電話：王昌誠已經過世，王妻、朱諶之（原名朱楓）的繼女陳蓮芳還活著，他找到了！
2005年3月 找到朱楓繼女“阿菊”
1949年11月25日，朱楓身負重任自香港赴台，是以去台北看望女兒阿菊和襁褓中的小外孫為由向台灣當局申請並獲得批准的。阿菊是朱楓前夫陳綬卿的女兒，朱楓嫁到陳家時她才7歲，朱楓親手將她帶大，母女間的感情融洽。
1946年秋，阿菊和同在國民黨警務部門的丈夫王昌誠隨機關由上海遷台。朱楓抵台後，就住在阿菊家裡從事共產黨的秘密工作。
找到“阿菊”就能揭開“遺骸下落”的謎底嗎？徐宗懋不無擔心。他請林正修陪他一起去拜訪陳蓮芳。在一個健康療養院，他們見到了85歲的陳蓮芳，她坐在健身椅上，面色紅潤。
“我受您妹妹朱曉楓的委託來看您！”徐宗懋開門見山。
“妹妹？我沒有妹妹！”老太太衝口而出，臉色變得凝重。徐宗懋隨即提到她的繼母朱諶之。老太厲色相對：“朱諶之是共匪，跟我沒關係，我們一家都是國民黨。”
“朱諶之被槍決後，是您先生收的屍？”
“沒有，我先生為了這事還被關起來查了幾個月，屍體是政府處理的。不知道，這件事我們都不知道。”
又落空了。
當天中午，朱曉楓和我就先後接到徐宗懋打來的電話。朱曉楓聽說找到了台北的姐姐當然高興，阿菊的“排斥反應”她能夠理解。她對徐宗懋說：“我那時還小，與阿菊相處時間不長，北京的陳蘭芳是她親姐姐，今年88歲了，很想她，很希望能見她一面。”
我在電話中也對徐宗懋說：雖然朱楓遺骸的下落未查明，找到活著的人也很重要，甚至更有意義。 當天下午3時，徐宗懋又帶著一批資料趕回療養院。他拿出朱曉楓提供的她童年時在東北的全家福照片。
“你怎么有這個……”老人凝視照片，久久不能言語。徐宗懋說，她的兩個哥哥已經過世，可是姐姐還在，身體不好，希望有生之年能見她一面。
她露出笑容，但對於雙方重新聯繫卻仍拿不定主意，“主要還是怕影響到我女兒，讓我再考慮一下。”至此，老太太已不當他是外人了，用惆悵的口吻談起往事：“唉，那些名字都是我在保密局的化名……”
聽到此言，徐宗懋一下子被激醒，自己怎么忽略了如此重要的情節！林正修也告訴過他，通過戶政檔案找不到王昌誠和陳蓮芳，因為他們根本是躲著不讓人找到。儘管兩岸探親通商快20年了，王昌誠夫婦不僅沒有回大陸，還刻意躲避親人尋訪，避開他們經驗法則中任何可能的危險。
不久，有關當局的檔案查閱也有了結果，徐宗懋了解到大概的真相：1950年6月10日，朱諶之遇難後即由台北市“衛生局”火葬管理處派人送去火化。3個月後，陳蓮芳寫了一封信向“軍法局”陳情，希望領回繼母的遺物，以便有朝一日連同遺骸歸葬大陸故里，“軍法局”也同意了，並具函通知她來領，但她最後卻沒有去認領。 2010年驚蟄 77號“無主骨灰罐” 2010年12月9日，朱楓烈士骨灰終歸故土
去年冬天，有位上海的潘先生給我打來電話說，他不久前去台北參加“2009秋祭”，在那裡仔細調查“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墓冢和骨灰的下落，看到了有關部門的檔案，其中有一份《政治受難者墓區整建工程納骨塔骨罐遷移名冊》，名冊上編號77的無主骨灰罐署名為“朱湛文”。他認為“湛文”有可能是“諶之”二字之誤，並在隨即發來的電子郵件中作了進一步說明。
我立刻將這個重要信息告訴朱曉楓，並向徐宗懋轉發了潘先生的郵件。於是，徐宗懋托請他的大學同窗、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朱浤源教授，以“白色恐怖時期政治案件研究”的名義向台北市“民政局”殯葬管理處提出呈請，查詢相關資料，確有一個疑似朱諶之的名字“朱湛文”登記在第二殯儀館提供的政治受難者名冊上（原編號233，後改為77）。
2010年3月4日（“驚蟄”前一天）早晨8時，朱教授再次上山尋找。他們在富德公墓第11墓區的納骨室內，逐一翻找，至最角落處，看到了紅漆寫著“77”、外套白色編織袋的“無主骨灰罐”。
說來也巧，當天早晨8點18分，一場6．4級大地震發生在高雄至屏東一線，強烈的震感波及海峽對岸的華東諸省。
“這就是你要尋找的目標！”當天下午，徐宗懋向我通報了這個激動的訊息。隨後，他又發來電子郵件，附上一組照片和朱教授等人的聯繫方式，也許是受到樂觀情緒的推動，他信中還說：“今年6月10日，剛好是朱女士赴刑場60周年，我建議朱曉楓女士在這之前來台灣……”
2010年12月9日 北京首都機場 我向朱曉楓夫婦轉告上述情況，老人家的欣喜自不待言。年事已高的朱曉楓委託大女婿李揚做全權代表。
在熱心人的幫助下，事情有了進展，但遇到的困難和麻煩也接踵而至。因為兩岸之間處理此類“歷史遺留問題”尚無先例，無論是家屬身份和死者關係的認定，還是“骨罐”的領取和出入境，都有相當複雜的手續要辦。多虧兩岸來往的最高層級“兩會”（海基會和海協會）為此“特殊個案”出具公文溝通情況、向家屬提供諮詢服務，特事特辦，可以稱得上是一次“破冰之旅”。
6月中旬，雷先生回信說：“經核查，該骨灰罐已打開內蓋為朱諶之確定沒錯，目前安置待領。”
然而，時間一天一天過去，6月10日的“忌日”（朱楓犧牲60周年）過去了，11月22日的“生辰”（朱楓誕生105周年）也過去了，遲遲不見有關烈士遺骸的最後訊息，以至我們這些知情者都為之擔心。直到11月底，李揚才告訴我，一切手續全部辦妥，朱楓烈士的骨灰罐將由專人護送於12月9日飛抵北京。
2010年12月9日，北京天空晴朗。中午12時40分，從台北起飛的長榮航空公司BR716航班，正點降落在首都機場三號航站樓前的停機坪上，由台灣中國生命集團董事長劉添財先生親自護送的朱楓烈士骨灰罐同機到達。
紀念樓
浙江省鎮海中學校園內有一清淨幽雅的小園——憩園，園內有一幢木結構兩層樓房；1994年，鎮海中學田徑場擴建，在周圍百餘戶民宅即將拆遷時，學校領導了解到其中有朱楓烈士的故居，於是千方百計保存了這幢小樓，進行全面整修，建立朱楓烈士紀念樓，現為市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紀念樓占地210平方米，白牆黑瓦，朱樓雕梁，洞門樓窗迴廊，別致玲瓏小巧，兩層的小別墅，建築面積160平方米。
樓內陳列朱楓烈士從1925年起參加各種進步學生運動和愛國救亡運動以及1948年以後從事黨的情報工作、1950年6月在台北壯烈犧牲的英勇事跡和遺物。
紀念樓內還收藏有楊成武、張愛萍、薛暮橋、羅青長等中央有關領導、烈士生前親友的題詞和紀念書畫作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