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站在深圳地王大廈第69層的觀光台上,能清晰看到一座赭色小樓,像顆頑固的釘子,深深楔在遍布黃土和施工設備的“蔡屋圍金融中心”工地上。這裡要建深圳的新地標——高400米的蔡屋圍金融中心,以此為中心投入30億元,打造“深圳的華爾街”。
一度妨礙了“華爾街計畫”的這顆“釘子”,終於要在這幾天徹底消失。開發商京基公司開始動手拆除這座六層高的農民房。它付出的代價是,與僵持了一年多的業主蔡珠祥、張好蓮夫婦簽訂了補償總額逾1700萬元的協定。這幢農民房建築面積779.81平方米,補償標準達1.6萬元/平方米,1997年時的建造成本120萬元,補償價翻了十番。2007年9月22日,蔡珠祥得到了1700萬的天價補償款,成為中國“最貴的釘子戶”。
過程
2006年9月15日,推土機推進蔡屋圍村,從紅寶路一側開始拆遷,蔡珠祥一家開始了釘子戶生涯。
蔡珠祥家的6層小樓究竟值多少錢?他們先是要求1.2萬元/平方米的現金補償,遭到拒絕,開發商的理由是房子是城中村宅基地上的農民房,和周邊的高樓大廈不能橫向比較,因此價格更不能參考後者。此後2006年9月房地產評估機構給了價格是4089元/平方米,理由是宅基地實際不能流通,房子沒有房產證。雙方對房子價值幾何的評價大相逕庭。京基將補償金提高至9000元/平方米,雙方仍未能達成協定。
2007年3月,張蓮好以網名“阿香婆”在網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南方第一高樓之徵地拆遷令我感到弱勢》的文章,拉開了這一出拆遷的大戲。這場拆遷的拉鋸戰從一開始就成為深港乃至全國媒體的報導熱點,它具備太多吸引人的新聞元素:蔡珠祥的港人身份,《物權法》的頒布,上千萬的天價賠償,已經在迅猛飆升的深圳房價……老人與開發商,孤樓與新地標,這棟老樓的命運成為深圳舊城改造的標誌性事件。
蔡珠祥將內地和香港媒體記者的聯繫方式記錄在一個小本上,有需要的時候他就逐個打電話。為了防止開發商假冒記者搶走房產證,他將房產證存進銀行保險柜,給記者看的只有複印件。
在這場拆遷保衛戰中,偌大的工地上只有這幢6層小樓孤獨而倔強地屹立著。蔡珠祥堅定地認為他手中抗爭的砝碼是媒體、膽識和法律,而法律是最重要的。同一時期出台的《物權法》為舊改拆遷再添變數,它成為蔡珠祥的有力武器。有一陣,有來自全國各地的“釘子戶”紛紛找到蔡珠祥學習取經,他就帶著人家到書店買一本《物權法》。他振振有詞地拿著《物權法》跟媒體說:“根據《物權法》,如果是像建捷運、政府機構這樣涉及公共利益的項目,個人利益要服從公共利益。但是建金融中心是商業利益,所以我可以和他們自由談判。”
夫妻倆可謂“一文一武”。這邊,蔡珠祥拿著《物權法》要談判;那邊,張蓮好則用她的近乎偏執的強悍來表示決不妥協的決心。拆遷不僅留下了小樓,還留下了小樓前蜿蜒通向深南大道的一條小路。每天早上4點,張蓮好都一個人拿著掃把,把頭一天拆遷灑落在小路上的灰土認真掃去,每天一掃就是兩個小時。2006-2007年連續報導此事件的一個記者回憶,每次見到張蓮好,她頭一句一定是:“這地是我家的,房子也是我家的,就是要他們賠!”
羅湖法院召集雙方調解了4次,斡旋成了主要協調方式。2007年9月22日,蔡珠祥得到了1700萬的天價補償款,成為中國“最貴的釘子戶”。那一年,他57歲,張蓮好60歲。伍青山對那一天的場景記憶猶新,張蓮好打電話給他要交鑰匙。在小樓前,張蓮好遞過來小樓的鑰匙,儘管她極力保持平靜的表情,但是眼神中流淌出無盡的淒涼。張蓮好說:“青山,我現在啥也沒有了,只剩下錢了,明天就睡在天橋下數錢去。”她離開的背影被午後的陽光拉得越來越長,一步三回頭,似乎想要把身後的小樓嵌入眼睛裡。在過去的一年多時間裡,他們幾乎天天見面,此後他們將相忘於江湖。
對於公眾來說,賠償金總額成為最大的八卦。兩人挨個給記者打電話,告知這個他們認為“揚眉吐氣”的結果。有記者至今仍記得電話中蔡珠祥那勝利者的口吻。也有參與報導的記者認為,夫婦倆一直都把媒體作為爭取更多賠償金的利用工具。
現狀
蔡珠祥和張蓮好分開了,1700萬也被分成四份,蔡珠祥、張蓮好和一雙兒女各一份。2007年底,蔡珠祥在布吉買了一套房子和女朋友同住,小區裡的居民很少注意到這個精瘦、有些駝背的老人;至於張蓮好,誰也不知道她現在哪裡。
多數蔡屋圍村民選擇了物業補償回遷,1-2套120多平米的大戶型+10多套40多平米小戶型的“組合”。位於蔡屋圍的京基金融公寓,1755戶住戶中,業主300多戶,租戶1400多戶。而這些業主幾乎都是蔡屋圍村被拆除的108棟樓的原村民。他們住在大戶型的公寓中,大戶型集中在一棟新樓中,位置好、戶型大。羅阿姨家物業補償建築總面積720平米,2006年拿到了一層的拆遷補償金144萬元,餘下面積換取了一套107平米的三房兩廳和13套33-44平米的一房一廳。目前小戶型全部用於出租,每月租金總額約4.5萬元。村里其他人跟她家情況差不多,也有村民一家擁有超過20套房產的。
還有一幢新開發的寫字樓產權屬於蔡屋圍村股份公司,如此村民的分紅就更高了。村股份公司組建物業公司對寫字樓進行管理,村里不少年輕人在物業公司裡面工作。儘管每個月的工資僅僅夠汽車的油錢,但是他們仍舊很樂意去“上班”。無疑,這些村民已經成功躋身富翁行列,但是幾乎所有村民都對記者的採訪有些避諱。羅阿姨面露難色:“大家都以為我們發財了,其實我不想做富翁,就想安安穩穩過日子。”
如果按照產權補償的方式,蔡珠祥家708.3平方米的總建築面積,按照均價3.5萬元/平方米計算,保守估計目前的市值總額超過2400萬元。
但是,如果僅僅是如果。
有村民提出,蔡珠祥和張蓮好之所以堅決選擇現金補償的方式,抗爭了整整一年多時間,原因是兩人作為夫妻早已貌合神離,而現金補償給了大家更方便分割財產的方式。也許是巧合,現在的蔡珠祥和張蓮好確實分開了。1700萬被分成四份,蔡珠祥、張蓮好和一雙兒女各一份。
蔡珠祥和張蓮好更換了電話號碼,和村里人沒了聯繫,因為釘子戶行為拖延了工期,也就推遲了大家回遷的時間,他們成為全村“公敵”。蔡珠祥曾和別人說,張蓮好沒有再買房,而是租住在濱河新村。這是一個建設於上世紀80年代的“老”住宅區,離蔡屋圍很近。但是,記者通過物業管理處和社區工作者均未能查到張蓮好的租賃信息。有一種可能,張蓮好已經更換了住地,在連前夫都不知道的地方;還有一種可能,張蓮好用了別人的名字租下了濱河新村的住宅。她就像瓶子中的空氣,打開瓶蓋就消失了,誰也不知道她現在哪裡,她生活得怎么樣?
2007年年底,蔡珠祥在布吉買了一套三房兩廳131平方米的房子,購房和裝修總價約200萬元。他清晰地記得那時候的房價是9400多元/平方米。目前,他和女朋友同住,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的社交圈子也越來越小,在蔡屋圍老村外,他很難找到與自己有著相似背景和共同語言的人。“跟外面的人聊不來”,蔡珠祥的國語不好,說起來很費力。 每天,他6點起床,然後下樓散步,8點買菜回來,順便帶一份報紙,9點吃早餐、看新聞,眯著已經老花的眼睛逐頁閱讀報紙,午飯後午睡,下午要么看碟要么下樓打會兒麻將。小區裡的居民很少注意到這個精瘦、有些駝背的老人,更不知道他就是名噪一時的“天價釘子戶”。平日裡他很少出門,“我也沒有啥可以去的地方,呵呵”,蔡珠祥說,難得去香港找到那些熟悉的小餐廳,吃吃久違的味道,是他一段時間裡最幸福的時光。由於女朋友暈車,他們幾乎沒有旅遊的安排。蔡珠祥至今沒有買車,他說自己不需要,也沒有想去的地方。
他不知道兒子和女兒現在的工作是什麼,最牽掛的人是年幼的小孫子。他時常還會想起做釘子戶那段轟轟烈烈成為公眾焦點的時候,時常拿出那本記錄著各個媒體記者電話的小本來反覆摩挲。對未來,他說沒有什麼想法,平安過一天就是一天。“我怎么可能回蔡屋圍呢?我在那裡沒有房子了,別人也不歡迎我。”說到這兒,蔡珠祥很是無奈。
和蔡珠祥一樣選擇住在“外面”的人幾乎沒有,村里人因為物業補償,回遷還是住在一起,他們普遍對現在的生活比較滿意。回遷入伙時,有村民得知自己家住20多樓驚呼:“每天爬樓怎么吃得消啊?”當搭乘電梯“回家”後,這個村民感嘆道:“坐電梯還是比爬樓梯舒服啊!”拆遷前,有車的村民很少,李先生是村里之前為數不多幾個有車一族,車子在村里只能亂停放,車身被刮、玻璃被砸是經常的事情。現在,幾乎每家都購買了私家車,車庫中幾乎看不到20萬以下的車型,很多家都有兩台以上的汽車。 老村民蔡叔聽人說,蔡珠祥曾經在去年通過中介想買蔡屋圍的京基金融公寓的房子,搬回來跟原村里人一起住,“但是,怎么可能有人賣房子給他?他當釘子戶是出名了,但是當時是得罪了全村的人。”
生活環境變化了,原有的生活方式卻沒有什麼改變,初一、十五,村民們會在集中地指定空地燒紙拜祭,老人中心幾十個麻將桌每天都很熱鬧。蔡叔樂呵呵地說:“原來是一家一棟,現在是樓上樓下,還是那些人。”一花一世界,一村一天堂。他們有著價值千金的物業,有著每月數萬元的穩定租金收入,但是他們都感覺自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居民。走出大廈後快節奏的城市節奏,是大部分村民所不能適應的,於是雖然舊改已經將蔡屋圍村從深圳版圖上抹去,但是他們仍舊習慣只和村里人來往,對同族人身份認同而懷念。
現在,蔡珠祥仍舊肯定地表示不後悔當初的選擇,“當時有當時的情況,我本來以為自己會客死他鄉,現在能夠在故鄉安度晚年,我已經很慶幸、很安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