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
1921—1935
1921-1931年，在天津南開大學求學。在校時任中學班長、大學學生會主席。擅長演說，愛好運動，曾任南開校隊籃球隊長。是我國著名教育家張伯岑的得意弟子。大學畢業後，在南開任高中世界史教員，訓育主任，他積極支持學生的抗日愛國運動。
1935年，患脊椎結核，手術失敗，臥床十年才愈。在病榻上，繼續博覽中外歷史和文學史，於《中德學志》上發表過：《政治人格為教育目的》、《老年哥德的思想》，《湯若望與中國天曆》，《哲學王大菲得烈》、《德國莎士比亞學會書評及介紹》、《莎士比亞戲劇中表現的國家》、《德國小說之藝術》，還用英文發表了《中國古代的愛情》等文章，並翻譯了《俾斯麥》、《石太因》兩書。
1945—1947
抗戰勝利後，1945年冬到浙江吳興縣報館任副總編輯兼副社長，寫了十多篇社論，如：《論戰犯岡村寧茨》，《垃圾一定要掃除》、《論混水摸魚》等抨擊時弊的文章。因與社長兼總編輯思想不合，辭職後於1946年2月到上海，經老師蔣廷黻介紹到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工作。同時在馮友蘭先生的《哲學評論》上發表了《新理學》文章。旋與閻寶航結識，參加閻領導的“東北政治建設協會”；又以“東北同鄉會”常務理事的名義與地下黨員積極配合，為團結上海廣大民主人士，宣傳黨的統一戰線而工作。他利用在善後救濟總署的身份，掩護過地下黨員，保管運往解放區的藥品；以“東北同鄉會”常務理事的身份，否決了東北人于斌、王德溥等要在上海舉行反蘇、反共的示威遊行。
1947年，任東北善後救濟分署副署長、代理署長職務。利用聯合國章程“不分黨派，不分宗教信仰……”以職務身份，對發往解放區的物資，一反前任的刁難、拖拉行為，並各方奔走，營救被瀋陽陳誠部隊逮捕的進步人士袁東衣。
1948年
1948年1月，東北分署結束，曹漢奇回上海述職，總署署長霍寶樹要他到美國去，他未同意，同時國民黨行政院委任他為“設計委員”，他把聘書退回，繼續與中共地下黨員合作為統一戰線而工作。三月，胞弟端木蕻良到上海，與杜國庠取得聯繫，按杜老指示，籌辦《求是》雜誌，曹漢奇出資協助，並與張慕辛，沈子復辦《銀色批判》，完全由曹漢奇出資。是年秋天，上海白色恐怖猖獗，進步作家紛紛去港，端木也撤離上海，曹漢奇接過《求是》繼續辦下去，並給《求是》加了一個題頭：“革新”號，在封面寫下了如下的話：“科學的態度，是實事求是，我們的災難深重極了，唯有科學的態度與客觀的實踐能夠引導我們到真正民主自由之路”。1949年2月，石嘯沖同志交給他林彪和平解放北平的約法八章一文，曹漢奇以"北平通訊"形式原文在《求是》雜誌上發表，這是白區第一份登出解放軍進北平城的情況。上海特務們驚慌失措，到處搜查該雜誌，被迫停刊。五月，上海解放。
1950—1952
他參加土改工作，是七個隊的隊長之一，土改結束，在上海高等院校會上作土改總結報告，受到好評。
1952年，他為了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主動要求到蘇州"政治研究院"學習，他被選為全院學習委員會主席，學習部部長。上海各高等院校院系調整，大同大學撤銷。學習結束，他被組織上分配到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任中國史教授，後兼文物資料室主任。在教學過程中，他編寫了《中國古代及中世紀史》、《先秦史》、《明清史》，為外系編《中國通史》；完成了專著《鄭成功》、《明清史》。給研究生班作專題報告。1955年，參加北京召開的“全國大專院中國通史教學大綱討論會”，受大會委託，編纂大專院校共同課的《中國古代中世紀史教學大綱》。受到周總理的接見。
1957—1986
1957年，黨開始整風，曹漢奇此時正教著本系和政治系的課，整理兩部專著，師大出版社《歷史教學問題》編輯正催著他一篇科研文章，他整天忙得足不出戶。政治系學生要罷課，他堅決反對，說：“如果你們罷課，我還是到講堂上課。”結果沒有罷課。一天領導到家來，要他參加小禮堂的會議，他在會上說：“學生有過激行為和言論，不要怕，烏雲散了，就是晴天。英美是假民主，我們黨實行的是真民主，難道我們不及帝國主義的假民主嗎? ”(大意如此)。萬萬沒有想到這成了他的罪名，說他污衊共產黨象“烏雲”，說他攻擊共產黨不及英美“民主”……被錯劃為“右派分子”。
1978年“右派”改正，恢復了原職原薪。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來人告訴他，原來這“右派”帽子是給一位姓史的戴的，因為走了“後門”，曹漢奇就做了二十二年的替罪羊。
1958年，曹漢奇曾到哈爾濱師範大學(原師院)歷史系任教。他還多次到外縣給中學教師作巡迴面授。1963年摘掉“右派”帽子後，他對科研抱了極大的希望，然而只發表了一篇《作爰田》的論文，因為還是“右派”，祗不過加了“摘帽”二字而已。
曹漢奇的史學觀
在對元朝建立後的歷史研究方面，一九四九——一九八○年間發表的論著與解放前相比，出現了許多明顯的變化：過去被忽視的社會經濟史、階級鬥爭史和各民族發展史，為新的元史工作者所重視，這方面的領域被大大拓寬，因而發表了許多有質量、有見地的文章。
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基礎就是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社會經濟制度，就是這一時代的生產和交換情況。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科學十分重視生產力、經濟基礎的研究。解放以來，新的一代元史學者有許多人致力於元代社會經濟史的研究，並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這些成果，首先表現在對元代經濟領域的各個方面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包括農業、植棉業、水利建設、陶瓷、印刷、礦冶、絲綢紡織等手工業，國內外商業貿易，海運、漕運、驛站等交通運輸業，可以說，基本上涉及到生產和交換的大部分領域，填補了過去留下的許多空白。李劍農於一九五七年出版的《宋元明經濟史稿》是解放後出版的一本系統敘述元代經濟史的著作，對於元代農業、手工業、貨幣、商業、土地制度、賦役等都有所論述。但這本書是作者解放前在大學講授中國古代經濟史的舊稿，雖然出版時作了補充、修正，觀點和史實不免有所陳舊。例如，作者把元代經濟的總趨勢歸之於“逆轉”，似乎失之偏頗。在這之後，元代經濟史的研究逐漸活躍起來，其中章巽對元代海運航道的研究，賴家度對元代河漕和航運的研究，施一揆、陳得芝、葉新民對元代驛傳的研究，都是有成績的。徐一夔的《織工對》是解放後研究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常常提到的重要史料，有些同志還認為它是“比較可靠的有關資本主義萌芽最早的記載”。但對於它的時代和行業則頗有分歧：有的認為它敘述的是元末 絲織業，有的認為是明初絲織業，有的認為是明初棉織業。鄭天挺根據光緒十九年的《始豐稿跋》和徐一夔在元末的活動，以及《織工對》中有“日傭為錢二百緡”之句等考定它所記的為元末杭州之事，又從“杼機四、五具，工十數人”考定為 絲織業。鄭老嚴密的考證是無懈可擊的。《織工對》既然反映了元末杭州絲織業中僱傭勞動的情況，這對進一步研究元代民間手工業以及僱傭勞動等問題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第二，對元代各項經濟制度，包括戶等、賦役、鹽法、鈔法、土地制度等方面的研究，解放以來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這裡我們特別要提到的是陳高華從六十年代以來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一九六二年他在《元代鹽政及其社會影響》一文中對元代鹽業生產、運銷制度、管理制度以及對元代經濟的影響等問題作了全面的歸納和研究。一九七九年發表的《元代戶等制略論》解決了不少經濟史研究者以為元代不存在戶等制或錯將諸色戶（軍戶、站戶、灶戶等）和各類戶（元管戶、交參戶、漏籍戶等）當作戶等的訛誤，用大量史實證明元代確實存在按資產劃分的戶等制，並進一步說明了戶等制與各項賦役之間的關係。同年，他發表的《元代稅糧制度初探》對元代稅糧制度作了認真的考辨和補充。元代稅糧制度很複雜，不僅南北異制，而且官民田也有所不同，由於文獻記載有不少錯誤，因而大大增加了研究的難度。例如，《元史·食貨志》敘述北方稅糧的記載是相當混亂的，其原因在於元代北方各種戶的丁地稅負擔各不相同，早已造成混亂，明初修《元史》的編撰者，本來就不很瞭然，對《經世大典》又任意刪削，以致出現了許多矛盾牴牾之處。作者通過引用大量史料作了考辨後，得出的結論是：蒙古先以戶定稅每戶稅糧開始為二石，後增為四石；大宗丙申年起，改為以丁定稅；每丁粟二石（《食貨志》誤為三石），驅丁、新戶一半。作者對江南二稅、官田稅糧也都有自己的獨到見解。一九八○年以後，陳高華又連續發表了元代役法等論文。
當然，對於元代經濟史的研究還有許多不足的地方，例如對部門經濟史的系統全面深入的研究還很缺少、地區經濟史的研究則更加欠缺。這些，都有待於無史工作者作出更進一步的努力。
元代農民起義的研究是解放後元史研究中取得顯著成績的另一個領域。眾所周知，農民起義在舊史臾學裡是當作盜賊、叛亂加以咒罵的。解放後，歷史被重新顛倒了過來，古代農民的階級鬥爭開始受列重視，得到了比較系統的研究。王崇武在一九五四年先後發表了《論元末農民起義的社會背景》和《論元末農民起義的發展蛻變及其在歷史上所起的進步作用》，是解放後較早地用較豐富的史料和力圖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研究元末農民起義的兩篇論文。在這之後，這方而的論文越來越多，研究越來越深入。具體表現在：
第一，對元末農民起義的一些重要理論問題進行了探討。例如，元末農民起義的性質，杜烈原認為元末“民族矛盾是當時社會各種矛盾的主要矛盾”，因此元末農民起義“基本上是民族鬥爭”。曹漢奇持類似看法。許多同志不同意他們的觀點，但在具體表述時卻又有許多差別，如丁國范認為“元末農民起義的性質基本上是農民革命戰爭，而非‘民族戰爭’。”謝天佑等則認為是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織，而以階級矛盾為主要矛盾，但民族矛盾又是元末農民戰爭的特點。又如朱元璋政權性質的轉化問題，是六十年代以來一直討論的問題，而且意見分歧相當大。一種意見認為： 朱元璋政權前期是農民政權；另一種意見認為朱元璋政權一開始就是地主政權。持第一種意見的，對何時轉化為封建政權，也有一三六一、一三六三、一三六六、一三六七等說。至於 朱元璋為什麼轉化，有的認為這是他個人品質決定的，與農民階級本身無關；有的則認為是農民階級的局限性，或者說是歷史的必然結局，並不是朱元璋個人意願可以決定的。
第二，弄清了元末農民起義的許多重要史實，發掘了許多重要史料。元末農民起義的口號，解放後，特別是所謂“評法批儒”時，一些論著中常把陶宗儀《輟耕錄》所載的“天遣魔軍殺不平，不平人殺不平人，不平人殺不平者，殺盡不平方太平”這首“扶箕詩”當作“口號”。對此，楊訥先在《有關元末農民起義的幾項史實》、後來又在《<輟耕錄>中的“扶箕詩”不是農民軍的口號》中認為這首詩是來歷不明、語意含混的迷信詩，根本不是口號。葉顯恩表示異議，認為這是起義農民“利用宗教迷信詩來充當息己的戰鬥口號”。接著楊訥又作了答辯。其實，這個問題應該說是可以解決的。即使撇開這首詩的內容不談，元末兵起時記下這首詩的陶宗儀曾作了如下說明：“此扶箕語，驗之今日，果然”。那就是說，這首詩早在元末兵起之前就流傳了，怎么會是元末農民起義軍提出的“戰鬥口號”呢？陳高華根據《嘉靖邵武府志》黃鎮成撰碑，認為“摧富益貧”才是反映農民平等、平均思想的戰鬥口號。陳高華所揭示的這條史料，對研究元末農民起義有很大意義。此外，象邱樹森對韓山童、劉福通首義地點是穎州穎上縣的考證，陳高華根據李祁《雲陽集·劉綸劉琚傳》提供的江西奴變史料等等，也都是有價值的。
第三，對元末農民起義軍本身的研究逐步深入、系統。如戰略戰術（三路北伐、進軍高麗等）、政權機構和管軍機構等。邱樹森根據巳發現的紅巾軍銅印，結合史書上的片斷記載，基本上理出了紅巾軍的中央和地方行政機構、管軍機構的名稱和相應的官職，補充了某些史料記載之不足，是可供參考的。
關於元代前期、中期的農民起義，解放前幾乎是空白。七十年代以來，陳高華、陳世松分別發表了這一時期農民起義和少數民族起義的研究論文，填補了這一空白。
對元代少數民族的綜合研究是解放以來前三十年中取得成績的又一個領域。元朝幅員遼闊，是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發展的重要時期，民族關係十分活躍。因此，元史研究與民族研究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我國學者對蒙古、西藏、東北、西北、西南各族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關於蒙古地區。除了本文前面所敘述的蒙古族起義、蒙古政權等研究外，對蒙古地區的一些部族、歷史地理、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也有所展開。韓儒林的《元代的吉利吉恩及其鄰近諸部》對吉利吉思的方位、元代統治集團內部鬥爭中吉利吉思諸部的地位、元朝政府對這一地區的管理和開發以及吉利吉恩東遷等問題作了深入研究。周清澍從一九七九年以來連續發表了關於汪古部的系列文章，對汪古部的族源、分布地區、政治狀況、社會經濟和文化信仰等問題進行了探討。汪古部的歷史狀況不僅有其特殊性，而且還廣泛涉及到蒙古的投下分封制度、蒙元時代的社會關係、聶思脫里教在北方民族中的傳播等許多帶著普遍性的重大課題。這一點既增加了研究的難度，同時也使得這一研究更具意義。汪古部的族屬問題相當複雜。作者據汪古“遠祖卜國，世為部長”的記載，認為卜國即回鶻始祖Bugu可汗（即牟羽可汗），進而確認汪古部統治家族源於回鶻，其向稱出於“沙陀雁門之後”則為偽托。但關於這個結論目前似乎還有不少存疑之處。例如汪古部遺留下來的聶恩脫里教的文物多使用敘利亞文字，與匕河流域突厥語族諸部的聶思脫里教遺物相似，與回鶻或畏兀兒地區使用回鶻文字的聶里脫里教文物卻不相類。似乎對汪古回鶻說不太有利。周清澍還發表了《元朝對唐努烏梁海及其周陽圍地區的統治》一文。我們覺得，這種對一個地區、一個部族的綜合研究是很有價值的，因為不僅有助於認識這一部族的整個狀況，而且對整個元朝歷史的研究深化了。舒振邦從元代的大統一、農業和畜牧業、文化科學等方面闡述了蒙古族在元代作出的貢獻（《略談蒙古民族對元代歷史的重大貢獻》），進一步闡述了我們偉大祖國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的，對促進各民族的團結是有作用的。
關於吐蕃地區。韓儒林發表的《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樣管理西藏地方的》是一篇學術性、現實性很強的論文。該文從一二四二年闊丹（即闊端）的使者到達西藏談起，對元朝中央政府所設的宣政院與西藏地方的各級官吏（宣慰使都元帥、宣撫、安撫、招討使等）、帝師制度、地方行政機構等，作了詳細說明。作者用藏文古文與漢文舊記加以對校、勘同，因此具有相當的可靠性。如果說韓文對闊端和薩迦班達智的研究還不夠充分，那末周清澍的《庫騰汗——蒙藏關係最早的溝通者》一文正好作了很充分的補充。
我國學者對雲、貴、川地區少數民族的研究也是很有成績的。杜玉亭的《元代羅羅斯史料輯考》和杜玉亭、陳呂范的《雲南蒙古族簡史》均於一九七九年出版。這是他們長期研究的成果。杜玉亭、陳呂范曾在一九七八年發表了《 忽必烈平大理國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遷》一文，他們用確鑿的歷史證據告訴人們：所謂“忽必烈平大理國迫使泰族大量南遷論”完全是憑空捏造。元代的傣族地區是雲南行省的一部分，泰族是泰國的土著居民，泰國班清出土的大量文物證明，這裡曾是五千年前泰族的故鄉。文章發表後。引起了泰國方面的極大關注，泰國前總理克立·巴莫親王曾摘譯為泰文發表於曼谷《沙炎叻報》，並說“值得引起泰國史學界的重視”。泰國許多歷史學家曾發表文章，圍繞這一課題進行研究，發表了不少文章。賽典赤·贍思丁是元朝雲南行省第一任長官，在滇六年，頗有政績，方國瑜在《關於“賽典赤撫滇功績”》一文中對這位回回族政治家作了公正的評價。在研究元朝中央政府怎樣治理雲貴川地區方面，杜玉亭發表了《元代雲南的土官制度》，認為雲南的土官制度雖有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性質，但它在密切雲南與中原之間的聯繫、封建統一國家對民族地區政治統治的形成、促進祖國歷史統一和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發展方面起了進步作用；在《元代羅羅斯土官的建置和評價問題》一文中，杜玉亭認為羅羅斯宣慰使司是流官，並認為元代中期始置此官，杜文還認為羅羅斯土官制度是“開明政策”，有利於社會進步。但胡慶鈞、何耀華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們斷定元初在羅羅斯曾設立過土官宣慰使。
關於西北地區。最突出的成績就是從無到有地開展起對元代畏兀兒文文書的研究工作。吐魯番畏兀兒文世俗文書是記載這一地區社會政治、經濟狀況的第一手資料。由於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時，西方殖民主義學者從我國把這種文書大量劫往國外，畏兀兒文文書的研究遂成為西方學者的獨占領域。建國以來，在馮家異的倡導下，我同對畏兀兒文文書的研究也逐步開展起來，馮家異的《回鶻之契約》，就是我國學者較早的成果之一。
元代歷史地理的研究是解放後新開展的一個領域。由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所、近代史所、中央民族學院、雲南大學歷史系等單位協作完成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元代分冊巳在七十年代完成並和全部圖集一起內部發行。這是建國以來史學界的一項重大工程。元代由於它地域遼闊，因而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歷史地理占有重要地位，但定點的難度極大，整個工作顯得更加艱巨。陳得芝在完成《中國歷史地圖集》元代蒙古地區地理考釋後，一九七七年以來連續發表了《元 嶺北行省諸驛道考》、《元稱海城考》和《元察罕腦兒行宮今地考》等論文，都是很有見地的。洪用斌也發表了《元代德寧路考》。這些地理考證對元代政治、軍事、經濟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在西北史地考證方面，以耿世民、張廣達的《唆里迷考》最為突出。在《 突厥語大辭典》中著錄了一座回鶻城，名唆里迷，《元史·哈刺亦哈赤北魯傳》以及粟特文、 吐蕃文史料中也曾提到過，各國學者為確定其方法，近數十年來作過不少研究，一直未能解決。耿世民、張廣達於一九五九年在哈密發現的回鶻文《彌勒會見經》序文中檢出了“三唆里國先前的大師……，阿犁耶旃陀羅”之句，並根據外國學者關於阿犁耶旃陀羅的出生地為焉耆的考訂，確定唆里迷即焉耆。郭毅生的《元代遼陽行省驛道考略——兼考明代“海西東方陸線城站”》，根據《 永樂大典》中保存的《經世大典·站赤》和《析津志·天下站名》進行仔細考訂後，勾劃了元遼陽行省驛站交通線的基本面貌，確定了各站的方位。
曹漢奇與端木蕻良
1935年夏，羅烽經鐵路工人們營救出獄，與白朗秘密出走，7月15日乘“大連丸”來到了上海。舉目無親中，他們擠住在蕭紅家裡。不久，蕭紅告訴白朗，屋狹人多，蕭軍嫌妨礙寫作不高興了。9月中旬，羅烽夫婦搬到美華里亭子間，與舒群同住。11月，羅烽通過周揚恢復了黨的關係，並加入了上海左聯。羅烽夫婦也希望蕭軍能引見魯迅先生。1935年7月，魯迅曾來信表示：天熱，自己也忙，“我們等幾天再見罷”。豈料這一等，竟是一年多，直到魯迅先生病逝，他們和舒群也未能見上先生一面。
1935年的夏天，上海已經聚集了一批東北籍的作家，在《八月的鄉村》和《生死場》還未出版，上海文壇還不知道蕭軍和蕭紅時，塞克已是知名的劇作家和藝術導演，金人是翻譯家，而一直在上海的穆木天、李輝英、宇飛等都早已有了影響。待《八月的鄉村》和《生死場》出版，又一次聚起關注的目光。1936年中，東北籍作家不斷有佳作出版，9月，舒群已出版小說集《沒有祖國的孩子》，內收9部短篇，多是當年近作。羅烽發表了小說《呼蘭河畔》、《獄》、《第七個坑》等，白朗發表了《伊瓦魯河畔》、《輪下》、《淪陷前後》等。9月，上海書店出版了《東北作家近作集》，內收羅烽、宇飛、穆木天、舒群、白朗、陳凝秋（塞克）、李輝英、黑丁等八人8部作品。這些作品多反映偽滿洲里，人民的抗爭和人民的苦難，它們的震撼力是與《生死場》等同的，卻與《商市街》形成鮮明對比。
1936年初，還有一位重要的東北籍作家來到了上海，他就是後來與蕭紅結成夫妻的端木蕻良。他本名曹京平，遼寧省昌圖縣人。比蕭軍小5歲，比蕭紅小1歲。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在南開中學領導學運被除名。1932年春，他去綏遠參加孫殿英抗日部隊，在察哈爾一帶守衛半年，夏天回京以寫所謂孫殿英軍隊史為名，而脫離孫部，考入清華大學歷史系，並加入北平左聯。
1933年蕭紅出版《跋涉》，端木蕻良已成為北平左聯常委，6月創辦左聯刊物《科學新聞》，以“辛人”一名與魯迅先生建立聯繫。8月，北平左聯遭破壞，他避居天津二哥曹漢奇家中，創作長篇《科爾沁旗草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