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作品
《中國企業悲情調查:一個財經記者的採訪手記》(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5.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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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為王》(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01)
《創業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智謀與防身》(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07.01)
參演電影
上映時間 | 劇名 | 扮演角色 | 導演 | 合作演員 |
2013.3 | 雲土地 | 萬老師 | 肖本軍,夏雙雙 | 曹權耀,楊雙琴 |
報導文章
《東湖不高興》(2010.04)
《尷尬漢陽》(2010.04)
《紅安不“紅”》(2010.04)
《黃陂之惑》(2010.05)
《獄中牟其中》(2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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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鳴誰州》(2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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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街密碼》(2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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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評價
悲情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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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中國企業悲情調查》
湖北省企業家協會副會長謝麗萍
一本調查企業家悲情的書,卻寫得滿紙是火。在書里,我們看到的不是眼淚,不是悲哀,而是那種不被悲情打倒,不被悲情屈服,在悲情中成長,在悲情中拼搏的企業家精神。讀完《中國企業悲情調查》(簡稱《悲情》),我們感到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向我們襲來,頓時,產生一種難以抑制的震撼,這種震撼如同燧石在受猛烈敲打中飛濺出來的燦爛火花,又如疾風中的勁草,在風中顯示著堅忍不拔的力量 。
譬如,書中講述的陳天南,他原是愛多集團的兩個創始人之一,也是法人代表。8年前,廣東愛多電器有限公司,由他和胡志標共同投資4000元,生產VCD,三年創造了20億元產值的神話,而不少人認為,這個“神話”是胡志標的功勞,陳天南在愛多根本不管事,只是聾子的耳朵?擺設。後來胡志標又想把他一腳踢開,以便一個人控制愛多,造成陳天南退股。由此,陳天南又遭世人指責,“愛多”的倒塌是因陳天南退股造成的。後來,塵埃落定,胡志標進了監獄,應該是陳天南洗冤的時候了,但陳天南卻說:“胡志標雖然對我無情無義,然而,我並不想利用媒體來指責他。我和他都是農民的兒子,創業時以兄弟相稱,然而,在愛多最輝煌的時候,我們分手了。後來愛多垮了,他進了監獄,我回到了家鄉的小鎮。我沒有掛甲歸田,而是總結愛多的教訓,將愛多的餘部重新組織起來,另起爐灶,花兩年的時間,打造出了另一個“愛多”?中山市安得美衛浴產品有限公司。我是想用‘安得美’來證實愛多倒了,愛多的創業精神沒有倒;胡志標倒了,陳天南站起來了。我想,新生的愛多?安得美,將會喚醒我和胡志標的那一份情,那一份義。我第一次到監獄看望胡志標的時候,我們兩人相對無語,惟有淚千行。”
從陳天南的身上,我看到了企業家的“不倒精神”,因為他們是一種稀有人才,一種特殊人才,在任何環境中,他們都不會輕易倒下去,否則,他不是企業家。
1999年牟其中因“詐欺罪”而鋃鐺入獄,然而,“在牢里,老牟雖是自由的奴隸,卻是時間的富翁。為此,他訂閱了《湖北日報》、《長江日報》、《楚天都市報》、《經濟觀察報》、《南方周末》等五份報刊,在獄中熟讀了馬列著作,更熟讀了中國的刑事訴訟法,有時也看金庸的武俠小說,而更多的時間,是在繼續思考和總吉他的‘研究課題’?‘智慧文明時代的經濟成長方式’。他說他在獄中,寫了一篇《毛遂自薦,獄中請纓》的文章,大意是:請中央指派一個部門領導南德‘後續的實驗’,即南德全資自費創辦‘南德世界大學’,在世界範圍內為我國有效地吸引管理智慧,將以經營智慧為主要特徵的智慧經濟生產方式向全世界展示出來。報告中對學校的宗旨、師資的選擇、學生的來源、課程的設定到學生創業安排,創業之後的股份分配、資產增長評估等都有詳盡的分析。他說他要再造三個“國際特區”,一個建在中國,一個建在俄羅斯,一個乾脆建在美國!起步階段的投資金額,至少要十億美元。他說他已經給中央寫信了,希望中央拿我領導的企業做實驗。成功了,可以推廣;失敗了,也只是我們幾個人生死榮辱的事情。我連死刑都判過,是改革開放路線救了我,我為了改革開放路線,還有啥捨不得的呢?”
《悲情》借用牟其中訴訟代理人夏宗偉的口氣說:“每次到監獄,我見他的情緒都很急躁,好像很多事都想辦,然而都不能辦。他還是在有限的條件下施展著他作為職業企業家的才華。記得在2002年,大約全國人大召開前後,對如何改善湖北的投資環境,發展湖北經濟,舞活湖北中部崛起的龍頭?武漢,成為各級領導和老百姓普遍關心的熱門話題。雖在此次牢獄之前,老牟只是非常短暫地來過武漢兩次,但如今身陷大牢的他,仍然沒有褪掉商人本色。一談起武漢的建設和發展,他就忘掉了大牆內的寂寞,心情特別興奮。他曾對管教幹部談起:對武漢建設,我有個建議?可利用武漢的天然優勢,把武漢建設成為中國內陸的威尼斯。湖北素有‘九省通衢’、‘千湖省’之美譽,長江、漢江貫穿武漢三鎮中心,周邊湖泊不計其數。武漢具備了威尼斯的自然條件,卻沒有成為威尼斯。如果把東湖、湯遜湖、沙湖等主要湖泊與長江、漢江打通連線在一起,把死水變成活水;把不能與江水相連的湖徹底改造,那武漢就變成了中國內陸的威尼斯了,楚文化、投資環境、旅遊資源等就會被充分地挖掘和得到利用,湖北的龍頭豈不就活了?……”
在監獄裡,牟其中還表示,他要把過去幾十年的奮鬥,當成學習的過程和經驗的積累,去實現他的三個目標:一是除開三年的恢復期以外,十年之內他會建成排列世界十強的一家企業;二是辦一座實習、研究智慧文明時代新的經濟成長方式的大學;三是寫一本關於這種新的經濟成長方式的經濟學著作。他說他在1980年,僅以借來的300元人民幣創辦南德,第二年的經營規模便超過了100萬元。1984年,他第二次平反出獄,公司變成了廢墟,還留下了五萬元的債務。不久,他又在負五萬元的起點上,完成了震驚世界的飛機易貨貿易業務,接著又成功地發射了兩顆人造衛星。這一次,他將從負3億元人民幣的起點上起步,他的感覺不是擔心,而是感謝命運又給了他一次證明自己價值的機會,他感到一種臨危受命的激動……21世紀初,石油大王、鋼鐵大王能做到的事,今天東方的牟其中可能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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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悲情》把牟其中寫得非常真實。牟其中是一個愛做“美夢”的人,他沒有想到為了追求這些“美夢”,他已經是第三次坐牢了。2003年9月14日是牟其中三次坐牢加起來整整10年的日子,36歲第一次坐牢,現在63歲。放下“美夢”,可能輕鬆多了,然而,牟其中不是這樣的人,他要像“夸父”一樣去追趕烈日,寧願粉身碎骨;他要玩“西希弗斯”的殘酷遊戲?費盡千辛萬苦將一塊石頭推到半山腰,正在他為暫時的勝利而興高采烈時,竟失手讓巨石滾落山下,然後,他又奮力繼續往上推……
有人說,牟其中的“美夢”是“烏托邦”,然而,“如果烏托邦這塊綠洲乾枯,人間剩下的只是平庸、絕望無汁的荒漠”(一位哲人語);“世界地圖上如果少了‘烏托邦’這個國度,整個地圖就不堪一顧”(一位詩人言)。老子的“弱國寡民”,莊子的“遁世逍遙”,佛教的“極樂世界”,洪秀全的“太平天國”,毛澤東的“人民公社”,不都是“烏托邦”嗎?
我們讀了《悲情》,我們覺得牟其中應該算一個企業家,而且是難得的企業家。在商海中,他有成有敗。如果從歷史發展的眼光看企業家,我們不能只看個人命運如何,功德是否圓滿,而要看他是否提供了什麼新鮮有益的東西,在歷史上有無留下令人難忘的一頁和片段。不管牟其中的結局如何,歷史都不會抹殺牟其中的名字,悲劇往往比喜劇更深刻,更有價值。沒有千千萬萬失敗企業家奠基,就沒有千千萬萬成功企業家的豐碑,我們永遠不要忘記這些失敗企業家。
儘管牟其中成了“罪犯”,然而,沒有一家媒體說他是“罪犯牟其中”,而稱他為“鐵窗企業家”。
在“鐵窗企業家”中,《悲情》還介紹了武漢大江信用社董事長周訓和,他和牟其中相比,名氣要小得多,但因為他當年承包幸福集團的信用社造成“擠兌風潮”,在全國影響很大。在湖北,人們可能不知道周訓和,但只要提到大江信用社和幸福集團那場驚動了中央領導人的“擠兌風潮”,可以說是無人不曉,無人不知,因為平息那場“擠兌風潮”,武漢動用了上千名警察。
書中介紹,在監獄裡,周訓和寫了100多萬字的文章,還寫了一本新產品策劃方案,刑滿後,他要把這個產品做到100個億。從《悲情》中,我們了解到,周訓和小時候因家裡窮,沒有錢讀書,後來有了很多錢,又沒有時間讀書。為了填補“無緣讀書”的遺憾,周訓和曾拿出很大一筆錢資助了教育事業:捐資300萬元在他的家鄉紅嶺村興建延華光彩國小,捐贈100萬元給華中師範大學第一附屬中學完善教學設施,贊助隨州30萬元辦學,資助湖北美術學院20名學生讀完大學……他曾想過,待延華集團做大以後,他要到世界最好的學校去進修,沒想到現在是在鐵窗下來實現這一夢想:監號里沒有桌椅,他把棉絮一卷,用牙膏皮製成針,把棉絮的連結處縫好,製成高1米、直徑30厘米、頂部墊上一塊圓形紙板的“寫字檯”:與此同時,又用同樣的方法製作了“老闆椅”。在這裡,他讀了很多書籍和報刊,也寫出了不少“隨想”。讀書、寫作累了,他就去欣賞螞蟻?螞蟻的覓食場面,能把他帶進他熟悉的漢正街的商戰環境……
接觸“鐵窗企業家”,給人的感覺不是淒涼,而是悲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即把監獄看成是“停業整頓”、“繼續學習”的一所學校,隨時準備出獄後,重打江山!
然而,《悲情》又告訴我們,重打江山,並不容易。《悲情》里的陳遠豪的感受是太深了。陳遠豪是金天集團董事長,應該算是一個很成功的企業家,正在他準備把自己的紡織企業做成“中國第一大”的時候,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把他打入大牢兩年零十個月。辦案人員對他的折磨不是常人能想像出來的,後來他無罪釋放,可以說是一場“死裡逃生”。走出監獄後,他的悲情並沒有減輕,第一,他沒有被恢復董事長的職務;第二,辦案人員用了他100多萬元私款,沒有退還給他。他雖然被伊萊克斯電器(杭州)有限公司高薪聘去當總經理,然而,當時他是懷著一顆痛苦的心情離開天門的。因為他不願意離開自己親手打造的“金天集團”,然而,當他出獄的時候,“金天”已經被賣了。他不得不遠走他鄉,在伊萊克斯電器(杭州)有限公司只呆了半年,就辭職去了安徽一家棉紡廠,不久又離開了安徽,去了浙江。他就這樣不停地上任,不停地辭職,心中只有一個追求? 一定要尋找一個適合自己打拚的舞台,找回曾經失去的輝煌!
有人說悲情都屬於失敗者,然而,在《悲情》中,我們卻看到了成功者的“悲情”。
“那年夏天,我累倒在武漢,”格力集團總經理董明珠說,“那一刻,我為我的孩子流淚了,萬一我有個什麼,他還這么小,要一個人生活該是多么困難!想想自己哪一方面都強,哪一方面都很自信,工作、生活似乎像一個男人一樣,我不為自己後悔,但確實愧對孩子。我構想如果我是一個普通的工人或家庭婦女,我就可以把全副心思放在孩子身上,也就不會有這么多的遺憾了。但我把全部精力都撲在工作上,因為忙,我這一年來幾乎沒什麼時間去南京看一下住校的孩子。這一次我病倒後,孩子坐飛機到武漢來看我,見面後,兒子非常懂事地對我說:媽媽,你安心養病,我會聽話,你不用操心。兒子才12歲,但對我卻是這樣理解。在孩子離開我時,我望著他漸漸遠去的小小背影,淚水模糊了我的雙眼,內心感受非常複雜,眼睛一閉,孩子的身影就浮現在眼前,我忍不住淚流滿面,如果這次好不了,最對不起的就是我的孩子。”
接著書中寫到:“這天夜晚,董明珠站在醫院的陽台上,凝望著武漢三鎮的萬家燈火,她發現只有在這個時候,在遠離格力的地方,她才是一個女人,一個母親。人生不能兩全,成功的背後總是有遺憾,這究竟是現實環境的局限還是個人能力的局限,她說不清。但她不會動搖她的理想追求,要為格力創輝煌。”
隨後是作者大發感慨:沒有見到董明珠,我很想當“董明珠”;見到董明珠後,我想當“董明珠”的勇氣突然消失。這時,我才知道,中國家電為什麼只有一個“董明珠”。
一個企業家處在人生最輝煌的時候,遇到悲情可能算不了什麼,因為正力可以抵消一部分負力。然而,當一個企業家的輝煌已經過去,你還是昨天的企業家的時候,你如何走過今天?
《悲情》還講述了曾經以“滿負荷工作法”聞名全國的張興讓。他已經68歲了,仍然是石家莊第一塑膠廠廠長,仍然每天推著一輛破舊腳踏車去上班,每月工資只有520元,就連“五一”節他都沒有在家休息而是在廠里值班。他還想,等他的廠經過改制變成股份制公司後,他便退到二線,以後的空餘時間多了,他就到外地去打工。有人問他為什麼不休息?他說,在企業呆慣了,一在家就渾身不舒服,一上班什麼病都沒有了。對於張興讓來說,有了企業,也許使他變得沉重;沒有企業,他就失去了生存的意義。從這裡,我們看到“企業家注定是一匹負重的駱駝!”
大名鼎鼎的作家張賢亮,也是《悲情》講述的人物之一。有人認為張賢亮靠自己的名氣創辦西部影視城是“得來全不費功夫”,其實並非如此,張賢亮創辦影視城也經受著常人難以想像的壓力。因為企業辦得越好,麻煩事也就越多,如當地有權勢者打影視城的主意,把古堡周圍的地以十幾元一畝,全包給自己家人種樹,準備向他要土地轉讓費;還有“地頭蛇”眼紅,帶著三四十人,拿著傢伙,把影視城的工作人員全部趕走,由他們來賣票收錢。張賢亮對他們說:“告訴你們的頭,他家有幾口人就讓他準備幾口棺材,我張賢亮能叫一片人富,也能叫一家人家破人亡……”
當地政府部門也有人見張賢亮操作得好,呼籲收回國有,說不能成為張賢亮的私有財產。 還有人在附近建了小洋樓、飯店、療養院,白白的瓷磚貼過的現代化牆壁,破壞了古堡周邊的荒涼環境。
張賢亮悅:“寫小說我可以決定別人的命運,讓《牧馬人》里的許靈鈞和李秀芝結婚他們就結婚,讓《綠化樹》里的章永磷和馬櫻花最後沒有結婚就沒有結婚。而經商呢?往往是你的命運、你的行為,事情的結果是由別人來操縱。有人說我能成功是因為我是大作家,影視界都來捧場,在很大程度上是名人效應。其實,名人效應只在開始階段有用,一說張賢亮搞影視城,幾千萬讀者可能會關注這個項目。但名人效應是一把雙刃劍,否則我經營初期不會那么艱難。譬如,很多人都說商人有‘原罪’,而我作為商人是一點罪都不敢有的,為什麼?因為稍有不慎就會將僅有的那點靠寫作積攢出的名聲毀掉。我不敢賄賂官員,不敢偷稅漏稅,在沒具體遊戲規則的情況下遵守良心與道義上的規則。別人一桌酒就能辦到的事,我要繞一大圈經過長期的等待才能辦到。在具體事情上,我的那點‘名’都是虛的,比如我說‘我是張賢亮,把這個無形資產押在銀行吧’,人家會貸款給我嗎?在上級官員眼中我是要服從的下級,在老百姓眼中我是掏錢的老闆,我要能給他利益他才會聽我的。”
讀《悲情》中的張賢亮,使我們很容易聯想到那在夕陽中巍然屹立的雪山。
西方人講:美與恐怖在大自然中交媾孕育偉大。
中國古代傳說:20歲的美女慶都在陰風悽慘、雷雨交加的荒野中與一條猙獰的赤龍交媾,14個月後,生下了理想的仁德聖君:堯。
其實,美與悲情結合,同樣可以產生偉大。如果一個悲情企業家沒有爆發出崇高的精神之火,那是因為他的悲情沒有與美結合。
在悲情企業家面前,一般顯示著三條路:
一條是死亡之路。遭遇悲情襲擊,逆來順受,任其風吹浪打去,如上海大眾集團董事長方宏、貴州習酒老總陳星國、河南首富喬金嶺等都是自殺身亡的企業家。
一條是半死不活之路。悲情襲來,立即採取迴避措施,逃離工作對家庭的壓榨,解脫財富對心靈的扭曲,回歸田園生活。如浙江餘杭一家民營蜜餞廠的老闆,自稱是“中國式裝在套子裡的人”。他怕周圍的人起“殺富”之心,人為地限制企業的發展,不做廣告,遠離媒體,只做低調行銷。
一條是生龍活虎之路。讓悲情像火一樣的燃燒,“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對他們來說,悲情不是淚,不是冰,不是雪;悲情似風,似電,似火。像陳遠豪、董明珠、張賢亮……他們向我講述悲情時,我沒有看到一滴淚水,沒有看到一絲悲傷,而感覺到有一股強大的火
二條焰在向我撲來?那是一種崇高的精神在燃燒!
《悲情》之所以動人,一是文筆生動,二是情節感人,三是字裡行間跳動著思想火花。看完《悲情》,我們突然發現:企業家都是冒險家,都是愛挑戰極限的人,他們不斷把自己拋向絕境與極限,又在極限里超越享受那稍縱即逝的巔峰體驗。作為個體,他們未必是為“冒險”而生,為“挑戰”而來,但作為群體,他們都似乎承擔著人類的某種使命,無論是成功與失敗,都在書寫一部不朽的《創業史》。
一部解剖中國企業家心靈的書
——評《中國企業悲情調查》
文/ 葉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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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中國第一部全面講述中國企業家生存狀態的危情報告,書中講了19位中國著名企業家令人辛酸的悲情故事。這些故事的主人翁,涉及到中國企業的各個行業,他們的悲情也各不相同,有的因圖謀“企業帝國”進了監獄,有的因企業失敗而到處流浪,有的因改制而下崗,有的因急功近利而丟掉了性命,有的因搶占一個市場高地而犧牲了家庭,有的因繼承“王位”背負重大壓力……他們痛心,但未死心,且獻身企業的精神支柱沒有倒塌,即使是失敗了,也不放棄“東山再起”的希望。讀完《中國企業悲情調查》(簡稱《悲情》),我們感到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向我們襲來,這種力量雖然是悲壯的,但給人卻是向上的。
譬如,書中講述的陳天南,他原是愛多集團的兩個創始人之一,也是法人代表。8年前,廣東愛多電器有限公司,由他和胡志標共同投資4000元,生產VCD,三年創造了20億元產值的神話,而不少人認為,這個“神話”是胡志標的功勞,陳天南在愛多根本不管事,只是聾子的耳朵?擺設。後來胡志標又想把他一腳踢開,以便一個人控制愛多,造成陳天南退股。由此,陳天南又遭世人指責,“愛多”的倒塌是因陳天南退股造成的。後來,塵埃落定,胡志標進了監獄,應該是陳天南洗冤的時候了,但陳天南卻說:“胡志標雖然對我無情無義,然而,我並不想利用媒體來指責他。我和他都是農民的兒子,創業時以兄弟相稱,然而,在愛多最輝煌的時候,我們分手了。後來愛多垮了,他進了監獄,我回到了家鄉的小鎮。我沒有掛甲歸田,而是總結愛多的教訓,將愛多的餘部重新組織起來,另起爐灶,花兩年的時間,打造出了另一個‘愛多’?中山市安得美衛浴產品有限公司。我是想用‘安得美’來證實愛多倒了,愛多的創業精神沒有倒;胡志標倒了,陳天南站起來了。我想,新生的愛多?安得美,將會喚醒我和胡志標的那一份情,那一份義。我第一次到監獄看望胡志標的時候,我們兩人相對無語,惟有淚千行。”
從陳天南的身上,我們發現企業家是不會輕易倒下去的,否則,他不是企業家。
1999年牟其中因“詐欺罪”而鋃鐺入獄,然而,“在牢里,老牟雖是自由的奴隸,卻是時間的富翁。為此,他訂閱了《湖北日報》、《長江日報》、《楚天都市報》、《經濟觀察報》、《南方周末》等五份報刊,在獄中熟讀了馬列著作,更熟讀了中國的刑事訴訟法,有時也看金庸的武俠小說,而更多的時間,是在繼續思考和總吉他的‘研究課題’?‘智慧文明時代的經濟成長方式’。他說他在獄中,寫了一篇《毛遂自薦,獄中請纓》的文章,大意是:請中央指派一個部門領導南德‘後續的實驗’,即南德全資自費創辦‘南德世界大學’,在世界範圍內為我國有效地吸引管理智慧,將以經營智慧為主要特徵的智慧經濟生產方式向全世界展示出來。報告中對學校的宗旨、師資的選擇、學生的來源、課程的設定到學生創業安排,創業之後的股份分配、資產增長評估等都有詳盡的分析。他說他要再造三個“國際特區”,一個建在中國,一個建在俄羅斯,一個乾脆建在美國!起步階段的投資金額,至少要十億美元。他說他已經給中央寫信了,希望中央拿我領導的企業做實驗。成功了,可以推廣;失敗了,也只是我們幾個人生死榮辱的事情。我連死刑都判過,是改革開放路線救了我,我為了改革開放路線,還有啥捨不得的呢?”
《悲情》把牟其中寫得非常真實。牟其中是一個愛做“美夢”的人,他沒有想到為了追求這些“美夢”,他已經是第三次坐牢了。2003年9月14日是牟其中三次坐牢加起來整整10年的日子,36歲第一次坐牢,現在63歲。放下“美夢”,可能輕鬆多了,然而,牟其中不是這樣的人,他要像“夸父”一樣去追趕烈日,寧願粉身碎骨;他要玩“西希弗斯”的殘酷遊戲?費盡千辛萬苦將一塊石頭推到半山腰,正在他為暫時的勝利而興高采烈時,竟失手讓巨石滾落山下,然後,他又奮力繼續往上推……
有人說,牟其中的“美夢”是“烏托邦”,然而,“如果烏托邦這塊綠洲乾枯,人間剩下的只是平庸、絕望無汁的荒漠”(一位哲人語);“世界地圖上如果少了‘烏托邦’這個國度,整個地圖就不堪一顧”(一位詩人言)。老子的“弱國寡民”,莊子的“遁世逍遙”,佛教的“極樂世界”,洪秀全的“太平天國”,毛澤東的“人民公社”,不都是“烏托邦”嗎?
我們讀了《悲情》,覺得牟其中應該算一個企業家,而且是難得的企業家。在商海中,他有成有敗。如果從歷史發展的眼光看企業家,我們不能只看個人命運如何,功德是否圓滿,而要看他是否提供了什麼新鮮有益的東西,在歷史上有無留下令人難忘的一頁和片段。不管牟其中的結局如何,歷史都不會抹殺牟其中的名字,悲劇往往比喜劇更深刻,更有價值。沒有千千萬萬失敗企業家奠基,就沒有千千萬萬成功企業家的豐碑,我們永遠不要忘記這些失敗企業家。
儘管牟其中成了“罪犯”,然而,沒有一家媒體說他是“罪犯牟其中”,而稱他為“鐵窗企業家”。
在“鐵窗企業家”中,《悲情》還介紹了武漢大江信用社董事長周訓和,他和牟其中相比,名氣要小得多,但因為他當年承包幸福集團的信用社造成“擠兌風潮”,在全國影響很大。在湖北,人們可能不知道周訓和,但只要提到大江信用社和幸福集團那場驚動了中央領導人的“擠兌風潮”,可以說是無人不曉,無人不知,因為平息那場“擠兌風潮”,武漢動用了上千名警察。
書中介紹,在監獄裡,周訓和寫了100多萬字的文章,還寫了一本新產品策劃方案,刑滿後,他要把這個產品做到100個億。從《悲情》中,我們了解到,周訓和小時候因家裡窮,沒有錢讀書,後來有了很多錢,又沒有時間讀書。為了填補“無緣讀書”的遺憾,周訓和曾拿出很大一筆錢資助了教育事業:捐資300萬元在他的家鄉紅嶺村興建延華光彩國小,捐贈100萬元給華中師範大學第一附屬中學完善教學設施,贊助隨州30萬元辦學,資助湖北美術學院20名學生讀完大學……他曾想過,待延華集團做大以後,他要到世界最好的學校去進修,沒想到現在是在鐵窗下來實現這一夢想:監號里沒有桌椅,他把棉絮一卷,用牙膏皮製成針,把棉絮的連結處縫好,製成高1米、直徑30厘米、頂部墊上一塊圓形紙板的“寫字檯”:與此同時,又用同樣的方法製作了“老闆椅”。在這裡,他讀了很多書籍和報刊,也寫出了不少“隨想”。讀書、寫作累了,他就去欣賞螞蟻?螞蟻的覓食場面,能把他帶進他熟悉的漢正街的商戰環境……
接觸“鐵窗企業家”,給人的感覺不是淒涼,而是悲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即把監獄看成是“停業整頓”、“繼續學習”的一所學校,隨時準備出獄後,重打江山!
然而,《悲情》又告訴我們,重打江山,並不容易。《悲情》里的陳遠豪的感受是太深了。陳遠豪是金天集團董事長,應該算是一個很成功的企業家,正在他準備把自己的紡織企業做成“中國第一大”的時候,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把他打入大牢兩年零十個月。辦案人員對他的折磨不是常人能想像出來的,後來他無罪釋放,可以說是一場“死裡逃生”。走出監獄後,他的悲情並沒有減輕,第一,他沒有被恢復董事長的職務;第二,辦案人員用了他100多萬元私款,沒有退還給他。他雖然被伊萊克斯電器(杭州)有限公司高薪聘去當總經理,然而,當時他是懷著一顆痛苦的心情離開天門的。因為他不願意離開自己親手打造的“金天集團”,然而,當他出獄的時候,“金天”已經被賣了。他不得不遠走他鄉,在伊萊克斯電器(杭州)有限公司只呆了半年,就辭職去了安徽一家棉紡廠,不久又離開了安徽,去了浙江。他就這樣不停地上任,不停地辭職,心中只有一個追求? 一定要尋找一個適合自己打拚的舞台,找回曾經失去的輝煌!
《悲情》中的企業家,幾乎都信奉著一句名言:“重要的不是你現在是什麼,而是你希望成為什麼。”因此,他們工作起來充滿激情,不知疲倦……
“那年夏天,我累倒在武漢,”格力集團總經理董明珠說,“那一刻,我為我的孩子流淚了,萬一我有個什麼,他還這么小,要一個人生活該是多么困難!想想自己哪一方面都強,哪一方面都很自信,工作、生活似乎像一個男人一樣,我不為自己後悔,但確實愧對孩子。我構想如果我是一個普通的工人或家庭婦女,我就可以把全副心思放在孩子身上,也就不會有這么多的遺憾了。但我把全部精力都撲在工作上,因為忙,我這一年來幾乎沒什麼時間去南京看一下住校的孩子。這一次我病倒後,孩子坐飛機到武漢來看我,見面後,兒子非常懂事地對我說:媽媽,你安心養病,我會聽話,你不用操心。兒子才12歲,但對我卻是這樣理解。在孩子離開我時,我望著他漸漸遠去的小小背影,淚水模糊了我的雙眼,內心感受非常複雜,眼睛一閉,孩子的身影就浮現在眼前,我忍不住淚流滿面,如果這次好不了,最對不起的就是我的孩子。”
接著書中寫到:“這天夜晚,董明珠站在醫院的陽台上,凝望著武漢三鎮的萬家燈火,她發現只有在這個時候,在遠離格力的地方,她才是一個女人,一個母親……”
一個企業家處在人生最輝煌的時候,遇到悲情可能算不了什麼,因為正力可以抵消一部分負力。然而,當一個企業家的輝煌已經過去,你還是昨天的企業家的時候,你如何走過今天?
《悲情》還講述了曾經以“滿負荷工作法”聞名全國的張興讓。他已經68歲了,仍然是石家莊第一塑膠廠廠長,仍然每天推著一輛破舊腳踏車去上班,每月工資只有520元,就連“五一”節他都沒有在家休息而是在廠里值班。他還想,等他的廠經過改制變成股份制公司後,他便退到二線,以後的空餘時間多了,他就到外地去打工。有人問他為什麼不休息?他說,在企業呆慣了,一在家就渾身不舒服,一上班什麼病都沒有了。對於張興讓來說,有了企業,也許使他變得沉重;沒有企業,他就失去了生存的意義。從這裡,我們看到“企業家注定是一匹負重的駱駝!”
大名鼎鼎的作家張賢亮,也是《悲情》講述的人物之一。有人認為張賢亮靠自己的名氣創辦西部影視城是“得來全不費功夫”,其實並非如此,張賢亮創辦影視城也經受著常人難以想像的壓力。因為企業辦得越好,麻煩事也就越多,如當地有權勢者打影視城的主意,把古堡周圍的地以十幾元一畝,全包給自己家人種樹,準備向他要土地轉讓費;還有“地頭蛇”眼紅,帶著三四十人,拿著傢伙,把影視城的工作人員全部趕走,由他們來賣票收錢。張賢亮對他們說:“告訴你們的頭,他家有幾口人就讓他準備幾口棺材,我張賢亮能叫一片人富,也能叫一家人家破人亡……”當地政府部門也有人見張賢亮操作得好,呼籲收回國有,說不能成為張賢亮的私有財產。還有人在附近建了小洋樓、飯店、療養院,白白的瓷磚貼過的現代化牆壁,破壞了古堡周邊的荒涼環境。
張賢亮悅:“寫小說我可以決定別人的命運,讓《牧馬人》里的許靈鈞和李秀芝結婚他們就結婚,讓《綠化樹》里的章永磷和馬櫻花最後沒有結婚就沒有結婚。而經商呢?往往是你的命運、你的行為,事情的結果是由別人來操縱。有人說我能成功是因為我是大作家,影視界都來捧場,在很大程度上是名人效應。其實,名人效應只在開始階段有用,一說張賢亮搞影視城,幾千萬讀者可能會關注這個項目。但名人效應是一把雙刃劍,否則我經營初期不會那么艱難。譬如,很多人都說商人有‘原罪’,而我作為商人是一點罪都不敢有的,為什麼?因為稍有不慎就會將僅有的那點靠寫作積攢出的名聲毀掉。我不敢賄賂官員,不敢偷稅漏稅,在沒具體遊戲規則的情況下遵守良心與道義上的規則。別人一桌酒就能辦到的事,我要繞一大圈經過長期的等待才能辦到。在具體事情上,我的那點‘名’都是虛的,比如我說‘我是張賢亮,把這個無形資產押在銀行吧’,人家會貸款給我嗎?在上級官員眼中我是要服從的下級,在老百姓眼中我是掏錢的老闆,我要能給他利益他才會聽我的。”
讀《悲情》中的張賢亮,使我們很容易聯想到那在夕陽中巍然屹立的雪山。
“鴻儀系”的領軍人物鄢彩宏,在資本市場裡圈了不少錢來構建自己的產業帝國,然而,他卻不知道“在一個不成熟的市場裡,要進行成熟的資本運作,先天就存在很多缺陷”。他經不起“資本來錢快”的誘惑,而去火中取栗,結果釀成悲劇。有人說他是開著一輛資本運作的賓士車,卻在崎嶇不平的市場小道上行駛,能跑出什麼樣結果呢?他完全不知道在中國這個“發展中”的國家要進行資本運作必須要知道什麼可為,什麼不可為。
《悲情》還深刻地剖析了國企老闆失敗的心理因素?經營者的付出與報酬不對等。如活力28的衰退、健力寶的風就是如此。美國經濟學家格魯德曼也認為:“中國企業家太窮了,良心和道德救活不了中國企業”。據國際管理顧問公司太平洋國際(Ttowe Perrin)最近進行了一次全球薪酬調查,結果顯示,各國大企業總裁的平均年薪為:美國106萬美元,英國70萬美元,法國60萬美元,德國41萬美元,瑞典35萬美元。而中國企業家的平均年收入只有6萬元人民幣左右,有的還低於這個數。在一個產權不清晰的經濟模型中,不管馬兒跑多快,給馬兒吃的草就那么多,因此循規蹈矩做國有企業的“老闆”是一樁吃力不討好的苦差事。
《悲情》還告訴我們,在中國企業中,還有一種悲情是經營方法上的原因。這些企業家們習慣於把企業當成自己的“兒子”養,這種從計畫經濟母胎中繼承的“養兒情結”難以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他們不清楚,企業不僅是市場中的一個主體,更是市場中的一個商品。企業家必須實現從“企業經營”向“經營企業”的轉變,也就是說必須把企業當“豬”來養,而不能當“兒子”養。《悲情》中的有些搞創業投資的企業家投資為什麼失敗?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把投資項目當“兒子”來養了,沒有儘快將其孵化成熟賣出去。如果,他們能把自己的企業角色轉變為“豬”,把自己的角色轉變為“養豬專業戶”,他們就可能會避免悲情的產生。
西方人講:美與恐怖在大自然中交媾孕育偉大。在悲情中不倒的企業家也是一種偉大。 有人給悲情企業家歸納了了三條路:一條是死亡之路?遭遇悲情襲擊,逆來順受,任其風吹浪打去,如上海大眾集團董事長方宏、貴州習酒老總陳星國、河南首富喬金嶺等都是自殺身亡的企業家;一條是半死不活之路?悲情襲來,立即採取迴避措施,逃離工作對家庭的壓榨,解脫財富對心靈的扭曲,回歸田園生活,如浙江餘杭一家民營蜜餞廠的老闆,自稱是“中國式裝在套子裡的人”,他怕周圍的人起“殺富”之心,人為地限制企業的發展,不做廣告,遠離媒體,只做低調行銷;一條是生龍活虎之路?讓悲情像火一樣的燃燒,“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如《悲情》中的陳遠豪、董明珠、張賢亮……
《悲情》之所以動人,一是文筆生動,二是情節感人,三是字裡行間跳動著思想火花,四是作者視角獨特。《悲情》給我們的受益是多維的,既讓我們了解了中國企業家的生存狀態,又給我們標出了中國企業失誤的陷阱,還對中國企業家文化進行了批判。我們在看《悲情》故事的同時,我們的大腦也在接受一次聖潔的洗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