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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個非常有天才的作家。……他的東西實在寫得好！”——著名漢學家、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諾貝爾文學獎評審馬悅然先生，原載2000年10月12日台灣《聯合報》
“曹乃謙是山西一名普通警察，但在我看來他也是中國最一流的作家之一，他和李銳、莫言一樣，都有希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我是在瑞典文學院圖書館訂閱的《山西文學》上偶然讀到了他的作品，當時我就立即把他的文章翻譯成了英文。”
——2005年10月在北京“斯特林堡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新聞發布會上，馬悅然先生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如是說
我們從曹乃謙對這樣的荒謬的生活作平平常常的敘述時，聽到一聲沉悶的喊叫：不行!不能這樣生活!作者對這樣的生活既未作為奇風異俗來著意渲染，沒有作輕浮的調侃，也沒有粉飾，只是恰如其分地作如實的敘述，而如實的敘述中抑制著悲痛。這種悲痛來自對這樣的生活、這裡的人的嚴重的關切。我想這是這一組作品的深層內涵，也是作品所以動人之處。
曹乃謙的語言帶有莜麥味，因為他用的是雁北人的敘述方式。這種敘述方式是簡練的，但是有時運用重複的句子，或近似的句子，這種重複、近似造成一種重疊的音律，增加了敘述的力度。
——摘自汪曾祺先生為《溫家窯風景》一書所寫的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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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一年
一九七四年過完國慶節，我們礦區公安局的一個領導把我叫到辦公室，先說我二十四五正當年前程無量，後說我一貫要求進步並且表現突出，最後說經局黨組研究決定，要把一個重要任務交給我。那就是，讓我去北山區的榆錢溝村給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當帶隊隊長。時間是一年。他也沒問我同意不同意，就說給你放三天假，回家準備準備。我說我雖然是個單身漢，沒有兒女拖累，打起背包就能走，但我有個寡婦母親。領導說那你也可以常回來看看。又說有什麼困難也可以提出來，組織幫你解決。我想了想說，能不能給我媽拉一車炭。領導說，沒問題，你回家等著，三天之內就給你送去。敬愛的領導說話算話，第二日的下午就把一車炭給送來了，四噸多，夠我媽四年燒。我很高興。
十月二十日，根據市裡的統一安排，礦區區委派車把我送到了北山區，還說等臘月二十三再來接我和知青回來過年。北山區區委開了歡迎大會，還給我們吃了一頓。
拖拉機一路突突突地吼叫著，吭吭吭地咳嗽著，滑東擦西向前跌撞。
拖車上拉著我們十來個要到各村去上任的知青帶隊隊長。像往地里送糞似的，每到一個點兒，我們這些人就被留下一個。最後剩下我自己。
駕駛室那高大的輪胎甩起的泥塊泥片，直往車上濺。我喊司機慢點，可他仍不減速。不知道是沒聽見還是不理睬我。在一個梁頂上，拖拉機停住了。司機跳下地，解開褲子嘩嘩嘩尿了一陣，爾後猛烈地打了個冷戰，看那樣子很是舒服。尿完，他沖我轉過身。就顛顫手中的那管黑物件就說，想坐坐駕駛室哇。
這種拖拉機本來是沒有駕駛室的，他們給焊了一個，又在裡面的左側焊出個座兒。當時的公社沒有小車，這種改造後的拖拉機就成了公社頭頭們的坐騎。有個貴客什麼的重要人，也靠它來接送。
駕駛室里的噪音小多了，沒有泥東西往裡飛濺，也用不著兩手緊扒車廂的幫子提防摔倒。安安穩穩的就好像是坐在北京吉普里。
司機四十多歲，是個壯漢。剛才在區委招待所吃飯時胡茬上粘著的一顆大米粒兒還在，胡茬黑黑的米粒白白的，很是顯眼。我問說師傅您貴姓，他說球，接著又說楊。我問說您是區上的還是公社的，他說公社的。我又問了幾句別的。問他家裡幾口人，幾個孩子。他沒回答。看他不待要搭理我，我也就不再問了。
從後窗看看拖車上的行李，上面濺滿了泥。幸好我媽給包裹了一塊厚塑膠布，要不就糟了。
剛下過雨的雲灰濛濛的。天底下沒飛著燕子也沒飛著雀兒，連只烏鴉也沒有。莊稼都被割走了，田地一片片一塊塊，形狀不一樣顏色也不一樣，像是些補丁補在坡樑上。
又爬上一個梁頂，楊司機說了聲“到了”。可他仍沒跟我說，在跟路說，要不就是自言自語。
前面二里遠近的那處溝坡上，橫著豎著一些窯。有幾棵不知是什麼樹，拐拐彎彎長在那裡。還能看出村北有處場面。場面上堆著的不知是什麼莊稼的秸垛，在這裡望去，像是幾個扣著的破氈盔帽，又像是幾堆突起的墳頭。
眼前這景象實在是荒涼，可我的心還是不由的一陣陣地激動起來。
這就是榆錢溝。
這將是我要生活和工作一年的地方。
知青共八個人，五個女孩子三個男的。住的是排房。牆是一磚到底，可房頂沒瓦，是土皮的，一叢叢枯黃的草在寒風中哆哆嗦嗦地抖動。這是三年前上頭撥專款給蓋的。和社員的土坯窯比起來，知青們住的房該是宮殿了。排房前是一片很大的空地，像個操場。拖拉機就停在了這操場上。
大隊劉書記和革委吳主任早已經在等著我。還有大小老少十多個人在排房前看紅火，他們一個個都髒哄哄的，穿著破破爛爛的衣服。有的上身穿著棉襖可卻是光著腳板。他們活像一群要飯鬼。
吳主任吩咐一個女知青說，“告給黑豆家的，就說來了。”劉書記說，“用不著。磚頭會說的。”後來我知道，他們說的磚頭，就是公社的那個楊司機。
收拾完洗了把臉，我跟著書記和主任到了黑豆家。人們稱作磚頭的那位楊司機早已經坐在了炕上，看樣子他也洗涮過，黑胡茬兒上的那顆很好看的白米粒兒不在了。
炕頭坐著個小老漢，有六十多歲。他欠起屁股喜盈盈地招呼我們說，“快上哇。您兒們快上炕哇。”
吃飯當中我發現，楊司機看外表是個粗人，可他對小老漢卻老哥長老哥短的挺尊重。不像書記和主任，一直管小老漢叫老黑豆。
老黑豆也真是老了，夾菜老是夾不緊，老往炕上掉，掉下炕又用手捏起往嘴裡送。後來他乾脆把左手當成碟兒，就住筷子，這才不往炕上掉東西了，要掉就掉在手心裡，再把手心捂在嘴上往肚裡吸溜。
喝著酒，門帘一掀進來個女人問說上飯呀不著呢。劉書記給我介紹說，這是黑豆老婆。
“啊！”我差點兒給喊出聲來。她剛進門時我以為是黑豆的女兒或者是別的來幫忙做飯的婦女幹部。儘管煤油燈不亮，可我也能看得出這個女人是白白淨淨標標致致的。如果把髮型改改，再穿上城裡頭時興的服裝，說她三十也保準有人信。她怎么竟是炕頭上坐著的那個小老頭的妻子？我覺得真不該是這樣。人們常說鮮花插在牛糞上，看來真有這事。
我對酒沒癮，中午區上招待的飯菜又挺像個樣子，再加上一路的顛簸我有點疲乏了。我說我想回去休息。楊司機好像盼我快點離開，他“仙雲仙雲”地喊過一個大姑娘，讓她拿手電送我。
仙雲差不多有二十歲，個頭不高，眉臉倒是耐端。路上問過，知道她是老黑豆的大女兒。我想問問她媽多大，沒問。
她拿手電給我照著路，上坡下坡時還用手托著我的腰。後來問我說你是公安咋沒挎槍。噢，她剛才托我的腰感情是在摸我有沒有槍。我說來這裡的時候把槍上交了。她問我是“五一”的還是“五四”的。我說是“五四”的。她說她打過“五一”的沒打過“五四”的。她問槍，使我想起她們家正面牆上貼著“射擊能手”的獎狀，那一定是她的了。一問，果然是。她說她真想當個兵，就是武裝部沒人。說著，到了知青排房。
我的宿舍沒鎖門。進了屋，她用手電給照著，點著煤油燈。知青們過來了。說笑當中我才知道仙雲原來是村裡的婦聯主任，還兼著民兵副連長。真看不出，黑豆小老漢還有這么個了不起的女兒。
半夜，正睡得香，聽見有人就奔跑就喊叫殺人。“殺人——”，“殺人——”。睡夢中我被這喊叫聲驚醒，一躍身爬起來。可我不知道自己這是在哪裡。在機關的值班室？在追捕逃犯途中的旅店？後來才想起這是在遠離城市的榆錢溝。我披著從家帶來的警服棉大衣出了院。喊叫聲和奔跑聲沒有了。來的時候那濃厚的雲已經散開，天上露出了星星，還有一絲月牙兒。我想我這一定是做了惡夢。罵了自己一聲神經病，就又返回屋睡了。
第二日早晨，有人在宿舍門外輕聲地叫曹隊長。
我們這批帶隊隊長不僅要管好知青，還要幫助大隊進一步深入地搞好農業學大寨運動，還讓我們兼任著大隊的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上面要求我們跟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首先是要輪流到貧下中農家吃派飯。
我開開門，是老黑豆。他笑笑地說，“飯便當了，叫您過去。”我說，“今天怎么還是你們家？”他說，“夜兒是隊上招待您。讓我老婆給做。今兒才是在我家吃派飯。”
他頭天就跟我“您您”的，我以為是沾了書記的光，沒想到今天他還是這樣的稱呼我。
我說，“論年紀你比我父親也大，以後叫我小曹就行了。”他說，“看您說的。您啥人我啥人。”聽了這話，我不由地笑了一聲。我說，“那你先回吧。我馬上就去。”
我洗涮完出了門，他還在外邊等著。說怕我認不得他家。路上，他說腿遲腳慢的，讓我頭走。看他那客氣得有點委瑣的樣子，我沒再跟他說什麼，頭前走了。他不遠不近地跟在我屁股後頭，倒好像是他不認識家，由我給領著路。
一推他們的堂屋門，見楊司機圪蹴在地下給仙雲的那兩個光頭小弟弟洗臉。倆傢伙不好好兒洗。有一個像挨了刀的豬尖聲地怪叫，有一個像豬吃食似的弄得滿地都是水。楊司機在他們的後腦勺一人給了一巴掌，他們才安靜下來。我心想說，他怎么又在這裡，還給孩子們洗臉，還敢伸手打他們。我很納悶兒。他是他們家的什麼人？
從老黑豆家返回排房，伙房的門開著，別的知青都還沒過來，只有小高一個人在做飯，我就問她。小高說曹隊長您剛來不知道，這村的稀罕事失笑事兒可多呢。她笑著說，他們那是共家呢。
“共家？”我說。
“也就是朋鍋。”她說。
“朋鍋？”
“也就是伙伙兒過著呢。”
“伙伙兒過著？”
“就是那個，那個，您慢慢就知道了。”
見小高繞彎著不往明說，我也就不再往下問了。實際上當時她已經說明白了，只不過是我從沒聽過“共家”、“朋鍋”這類的詞兒，所以就理解不了“伙伙兒過”的意思。
“您哇看不出？仙雲的那兩個弟弟是磚頭的。”她說。
“楊司機？”我說。
“上邊的三個女的才是老黑豆的。”
“這五個孩子的媽，是一個媽？”
“是一個。”
“這么說，她有兩個男人？”
“他們這是明著的。村里還有幾家暗的。”
“暗的？”
“不公開，但人人都知道。”
“他們也都知道人人都知道？”
“噢。”
小高說完“噢”，紅著臉笑了。我也覺得太有點刨根問底了，就把這話題打住，問開了知青的一伙食。
半夜，又是在睡得正香的時候，我又聽到了有人在奔跑，就跑就“殺人——殺人——”地喊叫。這次我沒急著往起爬，我只把頭仰起來側著耳朵聽，同時腦子裡判斷著是不是在做夢。我能聽出那人是由遠處向排房跑過來又跑了過去。我還聽出那人不是大步跑，而是邁著碎步在急急地跑。我還聽出只有他一個人在跑。他沒在追什麼人，也沒有人在追他。我扒在窗簾縫兒往外瞅望，外面很黑，什麼也看不見。後來，那聲音過去了，再後來就聽不著了。我撥著手電看看，半夜三點。和上次聽到這種聲音的時間差不多。
那次我認為自己是在做夢，白天也就沒跟人說過這事，也沒有問問別人是不是聽到了什麼。
第二日我跟小高打問，村里是不是有個瘋子。她說沒有。我說我黑夜聽到有人喊殺人。小高笑著說那是老黑豆又犯了夜遊症，他心一不順就犯這種病，一年總得犯個幾回。半夜出來喊一圈兒又回去睡覺，白天一點兒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真有意思。這個喊叫著要殺人的人竟然是老黑豆，是那個連筷子都拿不動的小老漢。
社員們都是集體勞動。
每當吃完早飯和中午歇完晌，劉書記就站在當村的井台上，兩手圈住嘴，喊：
“社員們啊——動彈哇——出來受哇——”
“老年隊耕地——”
“青年隊修路——”
“婦女隊和男人隊打場——”
“社員們啊——動彈哇——出來受哇——”
他要喊這么四回。腳站在原地不動，光上身轉，衝著東南西北各來一遍。
陽婆是書記的表，書記是社員的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