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慧大藏經是20世紀四五十年代我國佛教界編修的一部大藏經。
普慧大藏經1943年，愛國的佛教界覺時機成熟，於是這年9月，上海著名居士盛幼盦［法名普慧］發起，並邀請蔣維喬、李圓淨、興慈、芝峰、丁福保、范古農、夏丏尊、聶雲台等僧俗界僧人學者共同商議，成立“普慧大藏經”刊行會。根據此刊行會發布的《啟事》，《普慧大藏經》的宗旨是：一為翻譯南傳大藏經，以與北傳經籍匯合，俾如來一代時教，圓滿無缺故。一為校勘各經本文字異同，以利學者研習故。一為蒐集各藏未載之重要典籍，以廣法藏故。從此項啟示來看，普慧大藏經刊行會的任務不是要集歷代大藏經之大成，而是要補歷代大藏經之不足。正是在這一宗旨的指導下，編者們開始了自己的工作。
1945年抗戰勝利後，上海又組織了新的編修大藏經的團體“民國增修大藏經會”，此會可以說是《普慧大藏經》刊行會的繼承和擴大。該會存世的十年間，又印出經典55種18冊。至此，普慧大藏經所印行的經籍達到104種共100冊，所收的不是珍本即是善本，或是經過詳細校勘的版本，研究價值空前，形成了獨立於歷代中外大藏經之外的特色。
普慧輾轉經歷
普慧藏的修藏活動結束於1955年。如趙朴初居士在《緣起》一文中所說：“依據南傳、北傳國內各版大藏經和參考典籍，校正歷代印本之漏誤，核對譯文之異同，編寫校勘記，收集各藏遺佚要典及新發現善本編校入藏，翻譯南傳大藏經，邊編邊排，製成紙型，印出少量，分贈出資和編纂等人。”正因為這種情況，在上世紀50年代之前，《普慧藏》在社會上的流傳和收藏基本上是單行本，收藏有一部完整的《普慧藏》印本者非常少見。1959年《普慧藏》的紙型6900餘片由趙朴初居士交游有維居士從上海移送南京金陵刻經處保管，同時移送的還有大批手稿和已經編輯成書而未及付印的稿本。經過時間的洗禮加之輾轉反覆，在十年動亂中手稿盡數散失，只留有其紙型意外保存下來。1995年至1997年，金陵刻經處用了三年的時間整理紙型，在原紙型的基礎上整理並重新刷印，其不足者依初印本補足，使普慧藏以全藏的形式面世。
佛學研究的精品
根據此前《普慧大藏經》刊行會發布的《啟示》中所宣示的三項任務、《徵求佛教典籍啟示》中所提出的七項標準中，可以看出，普慧大藏經是一部對中國歷代大藏的增廣，而不是對歷代大藏的集成與彙編；而且，普慧大藏經是一部精選藏。其所刊行的經典必是對佛教研究確有價值的，是《清藏》之後新發現或著譯的珍本，即使是歷代大藏經已經刊行過的經籍，也必須是僅存的善本，或經過重加校合過而勝於前本者。
《普慧大藏經》收集並校印了一大批失傳已久而新發現的佛典珍本及極具研究價值且流傳甚少的刊本，如中國禪宗《六祖壇經興聖寺本》、《祖燈大統》、《洞上祖憲錄》、《五宗救》、《正名錄》等；纂集類的《釋氏六貼》；寺志《南朝寺考》；經疏類的《華嚴經疏論纂要》、《維摩經直解》等。這些典籍均不見載於歷代中外諸版大藏經，為佛教研究提供了鮮為人知的研究資料。
當時龐大的編者群以極大的熱忱翻譯了南傳大藏經中最基本的經典《長部》、《中部》、《本生經》、《發趣論》等，從而補漢文大藏經之不足，為印度早期佛教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經典依據。
在所印經籍中亦有見於諸版大藏經的，但又不同於諸版大藏經。載於普慧藏的此部分經典所刊之本都是經過編者詳加校勘和整合的，從而成為諸本之長的新版本，更具佛教典籍的研究價值。如《景德傳燈錄》，是據鐵琴銅劍樓所藏宋本及金藏本之《傳燈玉英集》詳加校勘，同時參校宋磧砂本、元延祐本、明徑山本、清龍藏本而匯其異同，是集諸本異本大成的新版本。
中國書店出版社新版《普慧藏》
《普慧大藏經》自問世以來，印本較少，知者亦寡。保存者以零本為多見。完整的《普慧藏》很難尋見。上世紀末，金陵刻經處歷時三年整理紙型，今天，我們在對該藏再次進行整理，重編後的《普慧大藏經》為正度16開本，正文字號較之金陵刻經處印本大一號，更加美觀清晰；並重新分成42卷精裝，更適合現代人閱讀；以高檔綢緞裱褙封面，盡顯大藏經之高貴典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