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作品
出現在《大長今》劇中
徐長今憑藉精湛的醫術和捨身救人、勇於承擔、敢於進取的精神，贏得了中宗的賞識。為表彰長今，中宗決定任命她為自己的主治醫官，並加封“大長今”封號和正三品堂上官官銜，結果遭到滿朝文武的反對。迫於壓力，中宗只好妥協。劇中的中宗給觀眾留下的是一個書生氣過重而又優柔寡斷的君王形象，不僅封賞長今的旨意無法如願遂行，所進行的一系列政治改革更是幾乎完全失敗，受制於朝臣的局面也沒有得到任何改觀。《大長今》劇前半部分的中宗似乎就是一位不斷品嘗美味料理、懂得享受的國君，而隨著劇情漸次推進展 開，對身處權利鬥爭漩渦中心的中宗複雜矛盾心理衝突的刻畫，使觀眾的原有認識完全改觀。劇本對這個君主的形象刻畫是相當成功而感人的，那么，歷史上真實的中宗是怎樣的一個人？他在政治上有無建樹？這是對這一形象感興趣的觀眾想要了解的。
朝鮮王朝時期
除了王朝創建初期少數的幾個國王，後來的國王都具有明顯的文人氣質，而且政府主要官僚幾乎也都是文人出身。中宗在位期間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南倭北胡”的外患。1510年，盤踞在薺浦、富山浦、熊川三地的“恆居倭人”在對馬島主的帶領下發動暴亂，史稱“三浦倭亂”。之後又發生了楸子島倭變、東萊鹽場和蛇梁鎮倭亂。此外，1519年，發生了己卯士禍（趙光祖死）、1522年，辛巳誣獄（士林派再次被貶）、1526年，全國傳染病、1528年，敬嬪朴氏被廢、1533年被賜死等天災人禍。
中宗在位期間推行滅佛政策
同時因為朝鮮王朝使臣違反規定在中國私下貿易，甚至有人因此被明朝錦衣衛拘禁，朝鮮王朝朝廷感到“祖宗見寵於中華之美掃地矣”，因此頒布了除書籍和藥材外禁用“唐物”（中國進口商品，尤其是高級絲織物和奢侈品）的命令。同時，中宗對明朝政局也多加刺探，多次密令朝鮮王朝赴華使節了解明朝皇帝、朝廷動態。朝鮮王朝雖然事明恭謹，但是素以“禮義之邦”自居，常從儒家宗法道德角度出發，私下批評明朝弊政。中宗對明朝皇帝便頗不以為然，“成祖……以一言之失，誅戮大臣，略不假借，甚為不可”；“崇信釋教，非帝王盛德”。宣宗“興居無節，豈美事乎”。世宗“好自用，天下之事無不總治，如有直言者，輒重刑，人皆禁嘿”……但是中宗自己在漢陽也並非“興居有節”，尤其喜好鍊金術和命理學。
1544年（明嘉靖二十三年）11月14日，在位38年的中宗大王去世於昌德宮歡慶殿，終年58歲。明朝賜謚“恭僖”（敬事供上曰恭；小心畏忌曰僖）。起初葬於高陽，1561年遷葬靖陵。
劇中的中宗即位後
外廷政務、後宮家務，乃至言行，處處受權臣掣肘節制。到最後幾集，這種趨勢更是愈演愈烈，眾臣的進諫，幾與脅迫無異。中宗雖然英睿開明，善於聽言納諫，但能容忍臣下如此無理放肆，也不免讓人覺得奇怪。
因此，我們就有必要了解一下在朝鮮王朝歷史上，國王在國家權力機構中處於怎樣的地位，他們與臣下又是怎樣的一種關係？
朝鮮王朝的政治結構
雖仿效中國採用中央集權制，但又有其自身的鮮明特點，自李成桂立國之初就認可了俗稱“兩班”的文武官僚有權干預君主施政和決策。朝鮮王朝初期，朱子學取代佛學的地位，成為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指導理念。儒學精神逐漸成了官方統治思想，也成了國家行政指導原則。國家行政機構的職責是執行君主的意志，而君主則必須聽取儒家學者們的忠告。承政院（朝鮮王朝特殊的行政機構，兼有議政、書檢、監察等綜合職能）把疏奏和進諫書呈交國王，並有權直接批准官吏的任命以及其他有關革新的敕令，甚至可以在特定情況下對國王之命作一定調整。宮廷史官的任務是記錄宮廷每天發生的事情，並對國王的談話作逐字記錄，他們被賦予進諫國王，乃至對國王進行某種意義上的監督的權力。這樣的體製造成的最直接後果就是朝鮮君主經常受到“兩班”大臣無節制的掣肘。世宗時代富有才華的學者梁誠之數度上疏，為君主的權力辯護。他提出朝鮮與中國一樣，是被賦予天命的國家。這種論點加強了力圖強化君權的世祖的地位。世祖關閉了集賢殿（王室研究機關之一），廢除了承政院中的一些職位，並使司諫院（中央諫議機構，和司憲府並稱“兩府”）陷於癱瘓，這種種措施的目的都是為了從思想上削弱對君權的節制。即使如此，終朝鮮王朝500餘年，包括中宗敬仰的明主世宗和世祖，歷代國王中沒有一個人的地位曾強大到能對抗兩班朝臣。燕山君更是由於和兩班階級對抗，直接導致了自己被廢黜流放。
中宗因得到廢黜燕山君的朝臣們的擁護而即位，恢復儒學思想統治、維護《經國大典》權威的責任就落到了他的身上。同時，按照朝鮮王朝的傳統，年幼的國王在不能親自處理政務前，由王大妃攝政，稱為“垂簾聽政”。朝鮮成宗、朝鮮明宗、朝鮮憲宗、朝鮮高宗時的王大妃都曾經垂簾聽政。此外，中宗時的朴敬嬪、朝鮮肅宗時的張禧嬪都曾經影響干預過朝政。隨著女人掌握政權而來的是外戚門閥勢力的興起。處於這種政治環境下的朝鮮王朝君主，王權受到種種限制也就在所難免了。
其實我們如能對作為朝鮮王朝宗主國的明朝的體制和史實稍加審視，就很容易找到君主權利受到束縛和制約的類似事例。明世宗嘉靖之初，圍繞“繼統”與“繼嗣”的“大禮之爭”，嘉靖皇帝與以首輔楊廷和為代表的朝中群臣發生了激烈衝突。嘉靖最終用武力維護了自己的皇權。明神宗萬曆皇帝因立嗣問題與滿朝文武意見相左，經過十年對抗，迫於強大的輿論壓力，萬曆皇帝不得不冊封皇長子常洛為太子。由此造成的後果則是萬曆皇帝在其長達48年統治的大部分時間內，用無所作為的消極態度應對臣僚和朝政，以作為對帝王旨意無法施 行的報復，很難想像這還是那個繼位之初勵精圖治的守成之主。
總結
封建制度發展過程中，君主專制與文官體制已融為一體，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在這種體制之下，作為“九五之尊”的帝王也不能為所欲為。封建時代的社會基礎必然要求專制統治，皇帝權輕，必然代之以權臣當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