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稱雄緣由
山西人何以在明清貿易中獨占鰲頭？而山西人多經商的原因又是什麼？從客觀上分析，有其地理環境和歷史因素。更有山西商人的內在精神支撐。山西商人不畏艱辛，敢冒風險的開拓創業精神，被西方學者稱為"山西精神"，嚴格講，應當說是"晉商精神"。這些因素的結合，就是山西人走上商途，並世代相傳，不斷發展的緣由。
土地貧瘠，生計困難
山西土地貧瘠，人民生計困難，往往外出經商，這在史籍中早有記載。《史記》在《貨殖列傳》第六九說"昔唐人都河東，……土地小狹，民人眾，郡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事。" 清代康基田在《晉乘鬼略》中引用《燕聞錄》說："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鮮少，故禹貢冀州無貢物，詩云：好樂無荒，良土灌瞿。朱子以為唐魏勤儉，土風使然，而實地本瘠寒，以人事補其不足耳。……蓋其土之所有不能給半，歲之食不能得，不得不貿遷有無，取給他鄉……"這條資料，似乎是說晉南土地狹小，糧食不足，遠賈他鄉，而晉北地區外出貿易者較少。 明代以後，人均土地不斷減少，明末到清代人均土地最少，也正是在這個時期，山西人外出經商者最多。在晉中盆地，各縣民間流傳這樣的《搖藍曲》："我娃娃親，我娃娃蛋，我娃娃長大了捏蘭炭，捏不來炭吃不上飯，我娃娃蛋，我娃娃親，我娃娃長大了走關東，深蘭布、佛頭青、蝦米海菜吃不清。"這首歌謠反映貧苦的勞動人民生活困難，盼兒長大了為其揀煤核以備炊用，更盼兒長大了像那些商人一樣到東北去經商，那時就可以不愁吃穿了。 太谷縣北恍村曹家，是清代直到民國年間的著名商業世家。其發家的始祖是明末清初的曹三喜。曹三喜因家庭生計困難，隨人到了三座塔（今遼寧朝陽縣），這裡是明王朝的邊防屯衛地。開始是租地種菜，以後與當地人合伙種大豆磨豆腐，又以豆渣養豬。精打細算，生意日漸發展，有時也做小量囤積居奇，盈利一天天增加。合伙人便提出分家各自經營。分別經營以後，當地的那位合伙人不善管理，日漸衰落，以至無法維持，而曹三喜的生意卻日益發展，收購了原合伙人的破產作坊，繼續經營豆腐和養豬，以後利用賤價收購高梁釀酒，開設雜貨業，隨著三座塔人口增加，曹家生意日興月旺。至清光緒年間，清政府在三座塔設定了朝陽縣。當地流傳"先有曹家號，後有朝陽縣。"此時曹家生意已由朝陽發展到赤峰，凌源、建昌、瀋陽、錦州、四平等地，經營範圍由豆腐、養豬、釀酒、雜貨發展到典當、日用百貨等。極盛時，曹家的商號遍及東北、華北、西北及華中各大城市，並遠設蒙古和俄國的西伯利亞、莫斯科。資本總額達到白銀一千萬兩．傳世二十四代，歷經三百餘年。 祁縣喬家堡"喬在中堂"，是清乾隆年間由喬貴發開始發富的。喬貴發原系一貧苦農民，因生活所迫，與盟兄弟徐溝縣大常村秦某相偕於1736年（乾隆元年）離鄉背井，到了內蒙古薩拉齊廳老官營村，在一家吳姓的當鋪當了夥計。十餘年後，多少有點積蓄，便轉到包頭西腦包開了一個草料輸，並經營豆腐、豆芽、燒餅、切面以及零星雜貨，並無商號牌子。1755年（乾隆二十年）農業豐收，糧價低落，便大量買進黃豆，準備做豆腐，恰該年豆價驟漲，他們賣豆盈利更多，便掛出了"廣盛公"的牌子，以後改"復盛公"。隨著包頭的發展，復盛公營業旺盛，派生出了復盛西、復盛全、復盛油房、復盛菜園、復盛西店（客棧）、復盛西麵店等等。其經營項目包括糧食、布匹、綢緞、菸酒、蔬菜、皮毛、鐵水、洗染、旅館、當鋪、錢店、票號等等，並且還發行了紙幣。以後又在歸化城設立通和店、大德店、德興店、德興長等經營糧食；設大廣順恆、晉泉源、德中庸經營錢莊；設立通順店經營皮毛、百貨；設立大德通，經營票號。喬家商業最盛時廣設於北京、太原、太谷、祁縣、西安、蘭州、南京、上海、杭州、漢口、廣州、瀋陽、哈爾濱、張家口等地，全部資產約在白銀一千萬兩以上。 由上可見，山西人遠足經商，原出無奈。出走發富後，又成了鄉里眾族所望，以至相偕出奔，親朋引進，盼望發財致富。在明清社會相對安定、經濟發展的有利條件下，使山西商人隊伍的發展和商業資本的積累達到了較高的程度。
地處塞邊，位扼通衢
山西北依長城，與內外蒙古遊牧民族地區接壤，南則與中原廣大農業地區連成一體，為畜牧業區和農業、手工業區的中間地帶。自古以來，中原漢民族生產和生活使用的耕牛、皮毛，特別是戰爭中使用的軍馬，主要取之於蒙古草原。而蒙古族人民的衣、食、日用品，則主要依賴於內地漢民族的農業和手工業。山西的地理位置自然成了這種南北物資交流的要衝。 雖然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北方遊牧民族的貴族政權和中原漢民族的地主政權時分時合，民族矛盾有時劇烈，有時緩和，對南北物資交流干擾很大，但無論在和平狀態還是戰爭狀態，雙方的物資交流不論是公開合法地進行，還是隱蔽非法地進行，始終未能停止。山西人擔任這種南北物資交換的中介人，自然有它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漢初，山西人已經與匈奴在長城腳下互市。
後來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統一了宋遼金的割據局面．給商業活動開創了更為有利的環境。明初，漢蒙關係雖一度緊張，但自然地理形成的社會分工，使商品交易無法中斷。蒙古人民不能長期忍受"鬢無釜"的艱難生活，經過雙方多次談判，終達成協定，在邊鎮建立交易市場。蒙古以自己的馬匹、皮毛換取內地的鐵鍋、糧食，茶葉和布匹，以滿足蒙古族的生活需要，亦補充明政府的軍馬來源。參與當時談判的徐渭曾賦詩道："千里赤兔匿宛城，一隻黃羊奉老營，自古著棋嫌盡殺，大家和氣免輸贏。"
同時，通過蒙古草原的中俄商路也有大量物資交流。由1768年葉卡特林娜二世統治時期訂立的條約規定下來的貿易，是一以恰克圖為主要的活動中心，恰克圖位乾西伯利亞南部和中國的韃靼交界處。"大約在1845－1847年以前，平均每年從這裡輸走茶葉四萬箱左右，"1852年卻達175,000箱"。此外，還有"少量的糖、棉花、生絲和絲織品……，俄國人則付出數量大致相等的棉織品和毛織品，再加上少量的俄國皮革，精製的金屬製品、毛皮以及鴉片。買賣貨物的總價值竟達1500萬美元以上的巨額"。"由於這種貿易的增長，位於俄國境內的恰克圖就由一個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點發展成一個相等大的城市了"。 中原地區對蒙古地區的貿易，歷經元、明、清，逐漸發展了南北物資運輸的大通道。山西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為她的人民從事物資貿易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在這一聯結東西南北的商路上，主要的運載工具是駱駝，它是現代火車、汽車運輸工具出現以前，北方陸路運輸的主要動力。駱駝運輸之外，還有騾、馬、驢和牛車。 在中原地區農業手工業產品和北方遊牧民族以至沙俄方面的商品交換中，山西商人"販綢緞於蘇杭，販菜糖於漢口，吸葛市於四川，販棉布於直隸，販其它雜貨于山東周村"轉而又將此種貨物"售乾新疆、內外蒙古等處"。幾乎大部分是經過這條商路輸送的。
當時雄風人生觀和價值觀
重商立業的人生觀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裡，重農抑商是歷代政府的經濟政策。當然經商在外，風險是很大的。然而人心思富，富商大賈"走遠方，積金錢，誇耀閭里，外則車騎，入則廣廈，交接晉紳"，誰人不羨？故親朋提攜，鄉友引進，絡繹不絕，走上商途。 尤其是晉中一帶，在子弟出路選擇上，優秀者學商，已成風氣。山西人自宋元以來，逐漸在民間形成了一種重商觀念，即"以商致財，用財守本"的立業思想，這就是通過經商獲得金錢，然後置房產買田地，再以土地出租和放高利貸、經商獲取收入，以其商業收入發展商業和金融業，建立以商業始點的價值循環和增殖過程。這種與傳統倫理觀念相伴的人生觀，是山西商業發達，財富由省外源源流回山西的思想基礎。
誠信義利的價值觀山西人同全國各地人一樣受孔孟之道影響，崇尚信義，在其重商立業的創業思想指導下，在"義"和"利"的問題上，有其獨特的理解和行為規範，主張"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古代中國，幾乎每個城市都有孔廟、關廟，很多關廟由山西商人所建。關廟作為祀奉關雲長的地方，之所以被山西人百位信崇，均在於"信""義"二字。 晉商與關雲長乃鄉親關係，將關雲長尊為財神，以其信義教育同行，以其武功希冀保衛自己的商業利潤。清末民初，歸化城內同鄉社共有16個，其中蔚州、京都、新疆三社分別崇祀關帝、天皇、馬神外，其餘13個山西同鄉社，全部崇祀關帝。同時存在的商業行會有38個，基中有一半以上也供奉關帝，以關帝為偶像，聯結行會，保衛集團利益。據老商人回憶，山西人每到一地經營，一經發展，先修關帝廟。清末一個小小歸化城就有7個關帝廟，並且各商號在號規中大都規定了"重信義，除虛偽"，"貴忠誠，鄙利己，奉博愛，薄族恨"，反對採取卑劣手段騙取錢財。晉商史料中就有很多不惜折本虧賠，也要保證企業信譽的記載，以致各地百姓購買晉商商品，只認商標，不還價格。
思想和精神
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山西地處黃土高原，自然條件比較差。舊稱："晉省天寒地瘠，地物鮮少……，人稠地狹，歲之年入，不過秫谷豆。此外，一切家常需要之物，皆從遠省販運而至。"在這種環境中出身的山西商人，多能不畏艱險，萬里行賈，勤儉經商。如清人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載："山西人多商於外，十餘歲輒從入學濟易，俟蓄積有資，始歸納婦。"清人何秋濤《朔方備乘》卷46稱："所有恰克圖貿易商民，皆晉省人，商民俗尚勤儉，故多獲利。"尤其往來於"茶馬之路"的商人，販茶於福建、湖南，銷售於大漠之北，千山萬水，穿沙漠瀚海，夏則頭頂烈日，冬則餐冰飲雪，"饑渴勞病，寇賊蟲狼，日與為伴"，一復一年奔波於商途，尤其經商於新疆、蒙古、俄國、日本的山西商人，更要通過語言和生活習慣障礙，沒有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是難以稱雄於商界的。
代表人物山西商信"和氣生財"，重視與社會各方的和諧，尤其在同業往來中既保持平等競爭，又保持相互支持和關照。在晉商中，相互指友好的同行為"相與"，凡是"相與"，必須善始善終，同舟共濟。他們不亂交友，需經過了解，認為可以共事，才與之銀錢來往，否則婉言謝絕。即是"相與"，心竭力維護持，即使無利可圖，也不中途絕交。榆次常家天亨玉掌柜王盛林在東家發生破產還債需投影回天亨玉醬時，向其"相與"大盛魁借銀三四萬兩，讓東家將資本利潤全部抽走，天亨玉毫無資本，全賴借款支撐，改組為天亨永，照常營業，未發生倒閉，全憑了王盛林的人格信用。 1929年大盛魁危機時，王掌柜派人送2萬銀元，同事們堅決拒絕，認為此款無法歸還，王正色道："假如20年前沒有大盛魁的維持，天亨玉早完了，那裡還有天亨玉呢？"票號經理李宏齡著書《同舟忠告》說："區區商號如一葉扁舟，浮沉於驚濤駭浪之中，稍一不慎傾覆隨之………必須同心以共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