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潘時彤與《昭烈忠武陵廟志》
李兆成
內容提要:清道光年間華陽縣舉人潘時彤纂修的《昭烈忠武陵廟志》，是成都武侯祠歷史上唯一的一部志書。此人在嘉慶年間即以其學識而纂修了《華陽縣誌》，他愛好“三國”，常游武侯祠，熟悉祠內的文物和建築，因而成功地編纂了這部重要的志書。
關鍵字：潘時彤 嘉慶《華陽縣誌》 黃合初 張合桂 《昭烈忠武陵廟志》
潘時彤與嘉慶
清道光九年（1829）修纂並雕版成書的《昭烈忠武陵廟志》，是第一部詳細記載武侯祠歷史的專志。該書共分十卷，包括卷首、祀典、陵廟、事實、世系、藝文、製作、雜識等內容。應當說，這是今天 我們了解武侯祠最重要的一部文獻。
該書的作者為潘時彤。潘時彤，華陽縣人，其父潘元音亦為華陽縣名儒，民國《華陽縣誌》卷十三中有《潘元音傳》。潘元音，字希聲，號東庵，乾隆庚辰（乾隆五十五年，1790）舉人，曾授廣東陽山縣知縣等職。潘元音多有著述，有《東庵詩文集》，民國《華陽縣誌》的《藝文志》中，載錄有潘元音多篇詩文。
潘時彤，字紫垣，華陽縣人，生卒年不詳。潘時彤曾於嘉慶甲子（嘉慶九年，1804）中舉，估計其時他的年齡應在20歲以上，則其很可能生於乾隆四十九年（1784）之前。潘氏“家世藏書”，潘時彤之父潘元音學識不凡，這對潘時彤的學習提供了便利；而他自己又“性復好學”，故養成其學識，所著詩文多為一時之選，著書多種，人稱“著述宏富”，“稱博雅焉”，為其時成都地區有相當名氣的士人。
嘉慶年間，潘時彤曾應華陽縣知縣董淳之邀，修纂了嘉慶《華陽縣誌》，該書總計有四十四卷。此前尚未曾纂修過《華陽縣誌》。據董淳嘉慶《華陽縣誌·序》載，清嘉慶十七年（1812）四川總督欲重修《四川通志》，經報請朝廷同意，在成都開設了修志局，各縣均普遍開修志書，華陽縣令吳朴亭也“集紳耆採訪”，開修華陽縣誌，但事尚未告竣，吳即調任臨邛縣令。新任的華陽縣令董淳于嘉慶十九年到任後，查閱了吳朴亭任上纂修的縣誌，認為其“謬訛殊甚，掛漏亦多”，於是另外約請了潘時彤等人來“正厥偽，補厥遺”，實際上是重新纂修縣誌。纂修歷經嘉慶二十（1815）夏天至二十一年（1816）冬天，歷時一年又大半年的時間。纂修過程中，潘時彤還廣泛向師友請教。據楊芳燦的記載，潘時彤就曾經“出所輯邑乘見質”，向當時參加纂修《四川通志》的楊芳燦求教。楊芳燦《嘉慶華陽縣誌序》記載道：余寓蜀之明年，得識華陽孝廉潘君紫垣，時相過從。乙亥冬，假館城南赤里街，與其居相近，往還益無間，一日出所輯邑乘見質。余披覽數冊，見其取材宏富，考證精祥，即《藝文》一類，已甲諸郡縣誌，況屬創修，尤為罕覯。誠蜀志之翹楚也。予聞尊甫東庵先生著作已轉播藝林，君復英年好學，蒐羅遺佚，表章舊聞，以傳不朽，可謂能讀父書者矣。時予修《通志》，甫脫稿，將有神泉之役，行色倥傯，聊志數語於簡端，它日書成，快覩全豹，即以是為管窺一斑也可。
楊芳燦此序撰於嘉慶乙亥仲冬，即嘉慶二十年（1815），仍是嘉慶《華陽縣誌》的纂修期間。潘時彤拿給他看的，當然還是書稿，很明顯是要請他指教。楊芳燦對書稿大加讚賞，認為其 “其取材宏富，考證精祥，即《藝文》一類，已甲諸郡縣誌”；他尤其感慨此書“況屬創修”，讚賞其“尤為罕覯，誠蜀志之翹楚也”。
董淳《嘉慶華陽縣誌序》也介紹了纂修艱苦的過程，並對此書評價道：潘子家世藏書，性復好學，一切纂修考核，悉以任之。自乙亥夏至丙子冬，溽暑揮汗，嚴寒呵毫，歷一載余，不辭勞勩，裒然成帙，為卷四十有四，為目四十有六，不啻十倍於前，而藝文一類尤屬詳備，亟授梓以廣其傳。夫近世言志者每托簡老以文，其固陋，抑知史紀一代宜略，志載一方宜詳，義例既殊，體裁斯異，況邑自唐以來，代稱巨縣，其山川風俗之美，官師人物之盛，與夫藝文物產之繁賾，創修伊始，可不博覽廣收乎？！曩予宰岳門暨巴水，嘗取舊志增益之，茲志獨無藍本，而頗擅巨觀，固生斯土者之幸，亦官斯土者之榮也。
董淳認為嘉慶《華陽縣誌》，“不啻十倍”於舊書稿，“頗擅巨觀”，尤其難能可貴的是，這是在“獨無藍本”的情況下完成的。董淳還對潘時彤主持纂修嘉慶《華陽縣誌》時的“博覽廣收”作了辯解，他認為“近世言志者”主張修志時竭力行文簡略，這種說法其實很荒謬。作為記載一朝一代數百年典章制度社會人物的正史，因為其所包羅的內容實在太多太多，不可能事事詳備，故“宜略”；而地方志乘則應儘量詳細，這既是因兩者體例不同的結果，也是他們各自要完成的不同任務所決定的。特別是，地處天府之國中心的華陽，“自唐以來，代稱巨縣，其山川風俗之美，官師人物之盛，與夫藝文物產之繁賾，創修伊始，可不博覽廣收乎？！”
楊芳燦、董淳都特別推崇《華陽縣誌》這部書的詳備。對此，也存在其他不同的看法。民國《華陽縣誌》對嘉慶《華陽縣誌》的這種廣收博納，就有截然不同的評價。該書卷三十六“序”中說：
自明至清數百年，惟省志再修，而華陽無聞。當嘉慶修省志日，縣舉人潘時彤始並為縣誌，大約因仍省書，或鈔撮而剪割之，既病蕪冗，復多偽舛，不能善也。
無論怎么說，嘉慶《華陽縣誌》是在沒有前人成果的基礎上纂修成的，是一部草創的志書。即便它還存在若干不完善的地方，但瑕不掩玉，其草創之功功不可沒。
除纂修《華陽縣誌》外，潘時彤還著有《綏靖屯記》等書。又，清道光年間潘時彤曾“主講芙蓉講習”。芙蓉書院是當時成都一座頗有名氣的書院，其創建於嘉慶六年（1801），院址原在成都北暑襪街拐棗樹街，清鹹豐三年（1853）改遷到青龍街墨池書院間壁。所謂“主講”，也就是該校教學的負責人。
潘時彤與武侯祠
二、潘時彤與武侯祠
潘時彤也非常喜歡“三國”，有關三國及武侯祠的詩詞歌賦篇什甚多，如《讀劉先主傳》、《讀劉後主傳》、《吊北地王》、《題張介侯澍明府增輯諸葛忠武侯集》，等等。其中頗多篇章涉及到蜀漢人物的品評，如《讀劉先主傳》：“猇亭兵敗永安屯，遺命曾聞戒後昆。翻恨託孤年太早，未將神器付賢孫。”（《昭烈忠武陵廟志》卷五·藝文·七絕）詩中感嘆劉備去世太早、事業未竟，痛恨其繼承人的無能，種種心情躍然紙上。
另一首《題張介侯澍明府增輯諸葛忠武侯集》詩更能反映作者的心境：
五龍變現一龍臥， 梁父吟成誰與和；
草廬枉顧許馳驅， 管樂奇才尹呂佐；
當時韜略鼎三分， 區區翰墨何足雲；
堂皇二表媲謨誥， 至性由來稱至文；
承祚曾將遺集定， 二十四篇光史乘；
王楊裒輯有全書， 朱張蒐討多旁證；
誰其繼者張介侯， 首編年譜勤搜求，
次列文集與故事； 諸葛君真第一流；
我聞此集莫由見， 數向坊間尋覓遍；
昨逢好友持贈之， 挑燈坐讀幾忘倦；
忽憶城南三里余， 祠堂古柏森階除；
羽扇綸巾頻想像， 木牛流馬空踟躕；
歲時伏臘走村翁， 願書萬本傳萬口；
君不見石琴聲寂銅鼓瘖，三絕唐碑猶不朽。
詩中充分表現了他對諸葛亮的崇敬。先賢才能卓著、德行優異，令他由衷慨嘆：“諸葛君真第一流”。當他聽說張澍編輯了《諸葛亮集》，急忙事出尋求，“我聞此集莫由見，數向坊間尋覓遍；昨逢好友持贈之，挑燈坐讀幾忘倦”。由諸葛亮作者進而聯想到城南的三國聖地--武侯祠，拜謁的人上至達官，下至村翁，文物薈萃，歷史積澱豐厚，“三絕唐碑猶不朽”。作者於是祝願張澍等人有關諸葛亮的著作也廣為流傳，“願書萬本傳萬口”，讓先賢的德行更加光大。
在纂修《昭烈忠武陵廟志》之前，愛好“三國“的潘時彤就經常到武侯祠遊玩。他對武侯祠文物保護和建築的維修一向格外關心。在《培修昭烈帝惠陵紀事》長詩中，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對文物缺乏保護、建築年久失修等狀況的痛心疾首：“城南三里許，巍然峙丘阜。雲是昭烈陵，地誌由來久。……惟留一抔土，何曾州九有。古徑莽臻蕪，殘碑埋隴畝。夕陽牧豎來，伏臘村翁走。閟宮祀同歆，遺像長不朽。”當惠陵整修一新後，他又格外高興，猶如自己有了喜事一般歡欣鼓舞：“幸逢賢大夫，謀及諸僚友。捐資繚長垣，懷古酹清酒。雉堞郁參差，龍墀蟠蚴蟉。晨興鼉鼓鳴，夜靜鯨鍾吼。亭前館聽鸝，池中船坐藕。”潘時彤熟悉祠內的一景、一物、一草、一木，對之滿懷愛護之情，在他的《忠武侯祠》、《武侯祠唐隸殘碑》、《惠陵》、《惠陵賦》、《香葉亭有感》等等詩賦篇什之中，無不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由衷的珍愛。
當時經常相偕同游武侯祠的，有潘時彤的好友陸文杰等文士。文士相聚於名勝園林，自有雅興，常有詩詞唱和。因為是武侯祠的常客，於是祠中的道士亦往還甚多。武侯祠的道士中有一位叫黃合初的，是當時駐祠道士中較有學行的一位高雅之士。《廟志》卷二“陵廟·羽士“有其簡傳：黃合初--本名范，字超然，簡州人，父璣，業儒好施與，以是貧乏。乾隆甲辰，徐虛廬道人延課其徒，因攜初兄弟往，值痘症時行，所教二童子及其弟俱殤。初亦患痘，篤甚，因願為虛廬弟子，鏇療。弱冠知詩，師弟相唱和，好學善悟，性孤介，落落寡合，遇風雅之士恆相得無間。值親誕辰，必歸祝；及歿，卜地以葬。嘗聞道於唐默如先生。嘉慶戊午虛廬羽化，司廟事一年，即雲遊荊楚滇黔諸地，廿余載吟詩成帙。歸至峨嵋，學易於張含章處士。道光乙酉還祠，習靜鏡心精舍，課徒之餘，抄書不倦，年六旬矣，著有《聽鸝館詩集》。有記贊，見《藝文》。
“弱冠知詩，師弟相唱和”的黃合初，“遇風雅之士恆相得無間”，自然與潘、陸等文士氣味相投，過從甚密。黃合初有《桂放柬潘陸二君》，詩曰：“連日秋陽暴，亭前桂已花。詩翁相約未，好煮建溪茶。”足見他們的投契。《昭烈忠武陵廟志》“藝文”中收錄有黃合初與潘時彤、陸文杰等人的唱和之詩多首，如，陸文杰《丁亥人日偕潘紫垣孝廉、萬存愚茂才、吳湘亭秀才游武侯祠，羽士張香亭、黃超然留飲，以“屢入武侯祠”分韻，得“屢”字》；吳雅笙《丁亥潤五月九日武侯祠羽士張香亭、黃超然招同陸敏齋贊府，顧雲幕處士陪潘紫垣師藕船賞荷，以“荷靜納涼時”分韻，得涼字》；陸文杰《武侯祠丹桂重開，超然羽士邀同嚴麗生舍人、潘紫垣孝廉聽鸝館小酌，即用舍人前贈羽士韻二首》，等等。以上僅列出三首詩題，可知或逢時節，或當花盛，潘時彤等人總是相聚於武侯祠，歌賦嘯吟。足跡之頻繁，可略見一斑。潘時彤在武侯祠中也曾撰寫有楹聯。《廟志》卷二“陵廟·聯額“中收錄有其為“船舫“題寫的一聯：“自有桑田遺子弟，偶因魚水憶君臣”。其上款為“道光乙酉孟春”，道光乙酉即道光五年（1825）。
其實潘氏家族作為成都的士紳之家，與武侯祠早有往來。潘時彤的父親潘元音與黃合初的師父徐虛廬道人交誼甚厚。潘元音有《寄虛廬道人索紫竹》詩：“恰少南溪竹，為師索致之。草堂生意處，莫作鏡湖詩。”（《昭烈忠武陵廟志》卷五“藝文·五絕”）徐虛廬於嘉慶戊午（嘉慶三年，即1798年）卒後，潘元音還親自為之撰寫了墓志銘。(潘元音：《徐虛廬道人墓志銘》,見《昭烈忠武陵廟志》卷七“藝文·傳“)
《昭烈忠武陵廟志》
三、潘時彤與《昭烈忠武陵廟志》
有了成功纂修嘉慶《華陽縣誌》的經歷，又是武侯祠的常客，對祠內的文物和建築也非常熟悉，潘時彤很自然地被邀請來纂修武侯祠的第一部志書--《昭烈忠武陵廟志》。
《昭烈忠武陵廟志》書前有四川布政使董淳的“序”，是我們了解這部志書的重要材料：自習鑿齒《漢晉春秋》以正統予蜀，其後《朱子綱目》亦主此說，而蕭常郝經《續後漢書》、謝陛《季漢書》，鹹帝蜀黜魏，遂為定論。伏讀《大清通典》，祭歷代帝王廟，昭烈位次右，忠武列東廡。祀典煌煌，昭垂萬世矣。
錦官城南數里許，惠陵在焉，旁即帝廟。又有侯祠，明季毀於兵。我朝康熙十一年蔡制軍、宋臬使重修，遂合為一，前祀昭烈，後祀忠武，有司春秋致祭，由來久矣。余於嘉慶間承乏邑令，贊襄祀事，奔走閟宮，猶想見君臣一體之盛。第廟貌已極巍峨，而園陵弗臻鞏固，非所以妥靈爽肅觀瞻也。欲培修焉。有志未逮。道光乙酉，祗承恩命，重蒞是邦，歲時祭祀，彌矢虔誠。爰商諸制府、廉訪、觀察、太守諸公，僉有同心，是冬倡捐諏吉，庀材鳩工，建築陵垣，增修陵寢，丙戌歲杪告竣，將礱石紀事而未果。
丁亥仲夏，孝廉潘紫垣先生主講芙蓉講習，著述宏富，向曾延修邑乘，稱博雅焉。因於課士之餘，篡輯陵廟志十卷，己丑書成，羽士為募貲刊行，而請弁首。余披閱之，蒐羅既廣，考辨尤精，可謂心苦而力勤矣。夫南陽臥龍崗、沔縣忠武祠均有專志，況茲地弓劍如存，桑田宛在，民懷舊德，士仰遺風，則斯志之修，尤不可闕。且蜀自涵濡聖澤，荷庇神庥，百餘年來偃武修文，御災捍患，祈禱輙應，崇報維殷，亟宜輯為一編，用垂久遠。授諸梨棗，以廣其傳，下備輶軒之采，上昭典禮之隆，豈非不朽之盛事哉！
在序文中，董淳談到他自己嘉慶年間曾到華陽任縣令，因祭祀而常到武侯祠，他覺得武侯祠的祠廟建築尚稱巍峨，但惠陵及其陵園建築卻很差，曾有意培修而未能實現。道光乙酉（道光五年，即1825年）董淳升任四川布政使，蒞任後便續其舊願於同年冬對武侯祠進行了修葺，這次工程的主要內容，一是增修惠陵寢殿，另外還培修、加高惠陵牆垣。工程於丙戌（1826）歲末竣工後，董淳本欲鐫刻碑碣以紀其事，適逢修篡《昭烈忠武陵廟志》之事已提上議事日程，因而把此次修建的記載寄托在《廟志》上。於是“丁亥仲夏，孝廉潘紫垣先生主講芙蓉講習”，潘紫垣即《廟志》的主筆潘時彤，而丁亥即道光七年。
潘時彤是應武侯祠住持道士張合桂之募而修纂《昭烈忠武陵廟志》的。張合桂既是纂修《昭烈忠武陵廟志》的功臣之一，也是清代時武侯祠的一位重要人物。張合桂，字香亭，廣東龍川縣人。其叔父張本崐到蜀中遊歷，拜成都武侯祠的住持道士唐復雄為師，入玄門為道士。乾隆庚寅年（乾隆三十五年，即1770）張本崐回粵省墓時，時年九歲的張合桂正在生病，病情危重，張本崐回去後他竟不治而愈。張合桂的父母便把他過繼給張本崐，於是張合桂就隨叔父來到了成都武侯祠，成為道士。後來，張本崐到成都城北文昌宮當住持，張合桂也隨之到了文昌宮。不久，張本崐“羽化”，其徒李合智繼為文昌宮住持。但李智屏一心只想修道，便由張合桂主持廟中事務。嘉慶丙子（嘉慶二十一年，1816）張合桂仍回武侯祠作住持。曾為武侯祠“增置祀田二十餘畝”，新建“聽鸝館數楹”；又注意不時維修，“祠廟亭院煥然一新”，並在祠中增植柏楠數百株。（《昭烈忠武陵廟志》卷二·陵廟·羽士）道光九年《昭烈忠武陵廟志》纂修成書時，張合桂已年六十餘，仍精神矍鑠，他又四處募化集資，終於得以雕版印行。
內容
《昭烈忠武陵廟志》的內容，有關文章中已有介紹，茲不贅。這裡特地要進行補充介紹的是這部志書卷首所附的插圖。插圖共十幅，包括：《陵廟全圖》、《惠陵圖》、《道院圖》、《藕船圖》、《愛樹山房圖》、《銅鼓圖》、《唐碑圖》、《古柏圖》、《石琴圖》、《丹桂圖》，前五幅畫的是祠內的建築，後五幅是重要的文物和有特色的植物。有關建築的幾幅圖尤其珍貴，圖上清楚地標明了建築的主要結構和分布，有的甚至對細部也畫的很清楚。這是用文字進行表述所無法辦到的。道光九年（1829）之後祠內建築屢有修葺，有的已發生了一些變化。但藉助於《廟志》的這些圖，我們仍可清楚地了解那時的建築狀況。武侯祠博物館依據《陵廟全圖》刻成的石碑，也非常受遊客的歡迎。《愛樹山房圖》則為我們介紹了這座體量不大而有特殊意義的建築。愛樹山房曾經是武侯祠住持“課徒“處，《昭烈忠武陵廟志》成書後，其雕版就堆放在此，同時也是印刷這部志書的操作間。愛樹山房在清末民初時已毀。今天唯有從《廟志》的附圖中還可略知其建築地概況。
從文獻所載材料看，纂修《昭烈忠武陵廟志》開始的時間似乎還應更早些。黃合初有《仿製石琴記》中談到《廟志》修篡情況時是這樣說的：越歲丙戌，各當道捐建惠陵城垣，住持張香亭師兄募修《昭烈忠武陵廟志》，延邑孝廉潘紫垣先生纂輯，成書十卷，尤稱博雅，徒孫李雲岩道人司刊刻事，余慫恿以酧夙願。……時道光九年歲次己丑季夏月上旬也。（見《昭烈忠武陵廟志》卷六“藝文·記·補錄”）
道光丙戌即道光六年。那么，《廟志》究竟是在何時開始修篡的呢？筆者認為，《昭烈忠武陵廟志》卷首的說法應當是準確的，“是編自丁亥仲夏纂輯，至己丑仲春開雕”，也就是道光七年開始纂修，道光九年初完成。潘時彤是武侯祠的常客，因而與祠中的道士常有接觸，很可能彼此間早就有了纂修《廟志》之約，而道光六年時，潘時彤等人已著手進行準備，故黃合初又有此說。
關於《廟志》的纂修，還有幾位也功不可沒。一是擔任全書採訪兼校對的陸文杰。陸文杰字敏齋，山陰（浙江紹興）人，為南宋著名詩人陸游的後裔，在武侯祠鐫有詩碑，今嵌於諸葛亮殿內壁間。另一位擔任全書採訪兼校對的，是黃合初，介紹已見前。擔任全書監理的是武侯祠的道士李永馨。李永馨字雲岩，四川新都人，余不詳。所謂監理，也就是負責《廟志》的雕版和印行。
黃合初有一首詩，題為《戊子秋斲琴二，一曰響雪，一曰流泉。響雪留祠，留泉贈紫垣，以酎纂志之勞，並系長句》，詩中談到他對潘時彤的評價，也談到對《昭烈忠武陵廟志》的讚賞。茲錄以為本文的結尾：
我有空山侶，響雪與流泉。
相隨經一載，何處尋成連。
君是河陽辭賦手，牙籤滿架無不有。
況兼史筆稱三長，典籍蒐羅傳不朽。
漢家陵廟武鄉祠，蜀志譯文時見之。
吉金樂石考詳訂，非君博雅其誰為。
羽流何幸附驥尾，一脈薪傳繼道軌。
牛溲馬渤收藥籠，俚言毋乃慚眾美。
書成幾欲駕前賢，蜀中快睹珍珠船。
祠堂永作琅環芨，從茲宇內廣流傳。
愧乏瓊琚何以報，流泉好奏高山操。
安雅堂中持贈君，君應對此欣然笑。
芙蓉開處試一彈，行看花縣賡同調。
（《昭烈忠武陵廟志》卷五“藝文·七古補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