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介紹
姚曼波 《春秋》考論自序
本人對孔子《春秋》的研究，開始於十年之前。提出這個課題，起源於我長久以來所感到的一大困惑：兩千年來，經學家們都說孔聖人作《春秋經》。但是，為什麼從先秦到西漢，雖然人們對孔子作《春秋》廣為稱頌甚至頂禮膜拜，而實際上對《春秋經》卻罕見徵引；另一方面，人們普遍徵引的《春秋》皆為《左傳》，但對相傳是《左傳》作者的左丘明其人，除了司馬遷外，幾乎無人提及。這個歷史的錯位，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後來我發現，其實在一百年之前，康有為已經提出與我相近的問題：“凡傳記稱引詩書，皆引經文，獨至《春秋》，則漢人所稱，皆引《春秋》之義，不引經文”，稱“此是古今學者一非常怪事，而兩千年來乃未嘗留意”（《春秋左氏學·春秋口說》）。當然，康氐是站在經學家的立場上來回答解釋這個問題的，他認為“春秋之義，不在經文，而在口說”。對他的結論，筆者自然不能苟同。我圍繞著這個問題，開始了尋根究底、溯源循流的研究。一九九三年，在《中國史研究》上，發表了拙見“孔子作《春秋》即‘春秋傳’說”。當時文匯報“學術新論欄”給予了轉載介紹，但是此外便未見反響，似乎人們對這個問題並未引起應有的重視。
孔子作《春秋》本是我國歷史上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壯舉，然而長期以來對它的研究，始終撲朔迷離。回顧兩千年的春秋學史，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漢武獨尊儒術前，從先秦諸子到西漢碩儒，從孟子到司馬遷，其所稱述皆為“孔子作《春秋》”，而所徵引《春秋》皆為《左傳》；二、漢武時，董仲舒“公羊學”盛行，創“孔聖人作經”之說，倡“一字之褒貶”、以例釋義的“春秋義法”。從此，從漢到清，無數代經學家顛倒迷離於其中，以之為說、為解、為訓釋、為議論，至兩千餘年，而“春秋大義”始終不明。三、“五四”運動以來，傳統經學觀遭到批判，《春秋經》終於被推下了神壇，“孔聖人作經”說受到懷疑和有識之士的否定，但迷信舊說的也還大有人在。雖然《左傳》的成就和地位，得到了科學的肯定，對其作者、年代、成書、《左傳》與《春秋經》的關係、《左傳》與《國語》的關係等問題，也進行了多方面深入探討，但一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未有根本突破。特別是對孔子與《左傳》的關係這個關鍵性問題，少有涉及。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解決孔子與《左傳》的關係，這是打開兩千年春秋學迷宮的金鑰匙，是解開春秋學種種謎團的根本關鍵所在。筆者近十年的研究探索，正是緊緊圍繞這個問題展開的。
孔子作《春秋》的問題被搞亂，是從漢代開始。所以我首先廣泛探究了漢初學壇，特別是被稱為“群儒首”的董仲舒的春秋學說。我發現，《春秋繁露》和《漢書五行志》中，董仲舒所稱引的孔子《春秋》內容，不僅超出《春秋經》，也超出《公羊傳》，而有出自《左傳》者（詳見正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司馬遷、《淮南子》、劉向劉歆等對孔子作《春秋》，皆稱述曰：“《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考《春秋經》中，弒君僅二十六，亡國才三十四（——其弒君之事，《春秋經》中大多是有意隱諱，如魯國的三起弒君，《經》皆諱書曰“君薨”，證明其數不足“三十六”，並非策書斷簡的遺失所致。）可證它決非孔子所作《春秋》。《公羊傳》中，弒君也僅三十一，亡國四十二。唯獨《左傳》之中，不多不少，恰合“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之數。
那么，《左傳》與孔子究竟是什麼關係呢？我從對孔子作《春秋》稱引最詳、引用最多的《史記》入手，深入探索。我發現，《儒林列傳》記述《春秋經》的源流、傳授，只稱說《公羊》《穀梁》，隻字不提得孔子“真傳”的《左傳》；與之相反，“表見《春秋》”的《十二諸侯年表》，主述孔子《春秋》的源流傳授，只稱述《左傳》，隻字不提《公羊》《穀梁》，倒把與《春秋經》毫不相干的《呂氏春秋》、孟子、荀子、韓非子列入其中。我更從“表見《春秋》”的“年表”中，發現對孔子《春秋》盛為推崇的司馬遷，在“年表”中，卻極鮮明地表現出尊《左傳》、輕《春秋經》、從傳背經的傾向。這一切，無不證明，孔子所作不是《春秋經》，而是與《左傳》密切相關的另一部《春秋》。
於是我進一步深入探索了《左傳》與孔子《春秋》的關係。司馬遷說：“魯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記俱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十二諸侯年表序》），“孔子史記”是什麼？章太炎、劉申叔都說它是孔子所記的“史記舊聞”，章先生進一步說“傳亦兼仲尼作”。遺憾的是他們未能全脫傳統牢籠，被“孔子修經”習見捆住了手腳，未能繼續深入。但至少這位膽識超凡的國學大師那裡，讓我找到了共鳴點，大大鼓舞了我深探閫奧的勇氣和信心。
我從先秦西漢的典籍中旁搜遠紹，爬羅剔抉，最關鍵的是從《左傳》《論語》《國語》特別是從《左傳》中找到了突破口。從《左傳》的“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的史實部分入手，考見孔子《春秋》原貌，並切實探明孔子《春秋》與《左氏春秋》的關係。我最終發現：孔子《春秋》，原是“重行事”的“紀事本末體”，本來並不按編年來寫。是左丘明割裂孔子《春秋》，即在孔子《春秋》史實的基礎上，加上逐條解經語而形成了編年體的《左氏傳》——這是《左傳》大量事實被割裂肢解而導致敘事不連貫的根本原因。前人早就有人發現並指出，《左傳》原是記事的。只可惜他們被“孔聖人作《春秋經》”的神話瞢住了，不敢越雷池一步。
為了進一步考察自己觀點是否可靠嚴謹，我把《左傳》、《論語》和《國語》三者之間，從思想傾向、史料、語言風格乃至虛詞文法，多方面進行比較，發現《左傳》各方面同於《論語》而異於《國語》，從而找到了孔子作《左傳》祖本的有力佐證。
在此基礎上，筆者又進一步從孔子的時代，考察其作《春秋》的文化淵源和歷史條件。為此，我廣泛地考證了它的時代土壤、文化淵源，考察了春秋時期的政治、經濟、典章制度、哲學思想、文學藝術、審美觀念，特別是史學方面的發展狀況，史官制度、史籍、史學觀念的成熟等等。這方面的深入研究，使我看到了孔子作《春秋》的堅實時代基礎，可以說，它是時代的必然產物。另一方面，不可否認，孔子作《春秋》也有其個人的天才條件。為此，我對孔子的生平思想特別是他的治學和遊歷，作了全新的考察。發現他後半生的治學和遊歷，皆與其作《春秋》息息相關，並由此推翻了前人對此的許多懷疑和錯誤判斷。如對孔子所說的“天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的問題，前人乃至當代學者如錢穆對此也持懷疑和否定的態度。筆者不僅以史料的考證，證實了它的確鑿無疑，而且說明了他為什麼要在五十多歲開始學《易》——為了作《春秋》的需要。因為古代巫史相通，孔子要讀史寫史，不懂占卜、不通《易》，是無法進行的。考今之《左傳》，占卜引《易》有一百多處，這也就是孔子後悔自己沒有早幾年學《易》的原因，也是他後來讀《易》乃至“韋編三絕”的動力。再如，對孔子的遊歷特別是游楚的問題，朱熹、崔述、錢穆這些大師也對此有懷疑和否定。筆者不僅以《史記》、《論語》的有關記載，以及方誌和各地名勝史跡、民間傳說，證明了孔子遊歷的史實。而且以《左傳》中的史料說明：孔子游楚是他作《春秋》的必然之舉。《左傳》記載楚事不僅最多最翔實，而且其中有稱“楚王”、用楚語者——這是孔子直接錄自楚史所致。為了全面揭示《左傳》史料與孔子遊歷之間的關係，我將《左傳》全書的事件一一按國別歸類，“表見《春秋》”，結果顯示，凡《左傳》中計載史料具體翔實者，除了得自《國語》外，其餘皆是孔子遊歷之國。這更有力地證明了我的判斷：《左傳》的史料，主要來自孔子遊歷各國親自蒐集的“史記舊聞”。進而從更大範圍考證了孔子作《春秋》的史實。
最後，筆者粗略地探討了孔子作《春秋經》這一誤區產生的源頭及其時代背景，以及誤區的歷史發展。以求從根本上消除這一歷史的誤會。並對如何重新評價孔子作《春秋》的歷史功績和他的理論思想，作了簡單小結。限於篇幅，加之學力所限，不敢多加妄議，還是留待後人評說吧。
本書的體例，反映了筆者探索的歷程。
為了能更深入地考明史實，我曾專程赴京，尋訪中科院歷史研究所和北京高校的專家學者，以求得到他們的指教，並希冀能從最新考古文物中找到第一手資料。遺憾的是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人，已經寥若晨星。
在前後歷經十年的漫長歲月里，我作了大量的笨工作。為防止自己的主觀偏面，同時也為了最廣泛地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我幾乎涉獵了從先秦到明清直至當代所能找到的有關本題的各種典籍，深入探討了春秋研究的各種具有代表性的學說，其中杜預、劉知幾、朱熹、呂大圭、鄭樵、呂祖謙、顧炎武、汪中、章太炎、劉申叔等大師的研究，給我的啟發尤其大。我既注意吸收取正面的觀點和材料，也重視研究反面的觀點，考察其立論的依據，推究其錯誤的根源，猶如孟子所說，要做到“淫辭知其所溺，詖辭知其所陷”。它們促使自己看問題更加全面，更加深刻。
我還注意把巨觀的研究與微觀的考察結合起來，所謂“見微知著”。在這方面，瑞典漢學家高本漢先生作了很好的開拓。他從文法虛詞入手，考證《左傳》的創作年代，曾在學界引起強烈反響。可惜，他的考證不夠全面。筆者則沿著他開創的思路，重新作了更大範圍的考察，從《尚書》《詩經》《春秋經》到先秦諸子，對高氏所提出的六個虛詞的使用規律，逐一進行統計、比較、分析研究，結果以不可辯駁的事實，推翻了高氏所作出的“左氏不是魯人”的錯誤結論，並從文法虛詞角度，進一步確定《左傳》的創作時代。僅此一項工作，我化了幾個月的時間——它們在本書中，僅僅占有一小段文字。但我由此更堅定了自己的觀點。
本書以無可置疑的典籍史料的考據為基礎，提出併力證自己一系列的新觀點：一是首次提出並證實孔子所作《春秋》，不是《春秋經》，而是獨立的著作，是今之《左傳》的藍本。《左傳》的真正作者是孔子。二是通過嚴謹的考證，初步探索了孔子《春秋》的原貌——是記載著“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史實的紀事本末體。三是明確指出左氏割裂孔子《春秋》，加入逐條解經語而形成編年體的史實。四是以科學的態度探索了孔子“筆削”《春秋》之跡，揭示了孟子所說的“義則丘竊取之矣”的真實內涵，使歷代經學家窮究了兩千年而不明的“春秋大義”，揭去了神秘的面紗。五、以無可爭辯的事實證明，《左傳》全書史實翔實之國（除了小部分得自《國語》外），恰恰正是孔子遊歷之國，說明其史料，主要得自孔子的十四年遊歷各國蒐集的“史記舊聞”，並指出孔子後半生治學——傳《書》、刪《詩》特別是五十多歲開始學《易》，皆與其作《春秋》息息相關。以上皆是前人所未說過的。隨著基本問題的解決，其它如孔子與《春秋經》的關係、《左傳》與《春秋經》的關係、《左傳》與《國語》的關係等爭論不休的問題，也得到了合理的解釋。
本書立論雖新，但皆建立在廣泛掌握實際材料和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堅持以事實說話，持之有據，言之成理。為了更好地做到這一點，本書破例運用了大量的表格，以便讓讀者從史料的比較和事實的統計中看清問題真相。
本書旨在澄清孔子作《春秋經》的經學神話，同時對孔子作《春秋》這一重大的課題，作全新的探索。——之所以說全新，是因為從漢武獨尊儒術以後，中國的學壇就一直籠罩在經學的陰影下，直到兩千年後的今天，不少人似乎依然未能擺脫習慣性的思維定勢的左右，更無法接受孔子作《左傳》藍本這樣的事實。因為人們頭腦中的孔子《春秋》以及孔子的儒家理論乃至孔子本人的形象，經過兩千年封建時代的輿論導向以及無數經生迂儒的改造，已經面目全非。人們習慣了傳統宣傳的孔子，一個“君君臣臣”“克己復禮”、好談迂闊之論的孔子，而無法接受另一個複雜得多豐富得多的孔子——一個敢於“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的孔子。
兩千年來，隨著孔子作《春秋》的本來面目的被掩蓋、被歪曲，孔子的儒家理論也受到了本質性的閹割。封建統治者及其御用文人，一味只宣揚“君臣大義”“忠君”，而完全掩蓋和篡改了孔子仁學的核心“愛人”——愛民、以民為本的思想原則。孔子的思想中，從來就沒有唯君是從、王權至上的理論。封建統治者宣傳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類的論調，是與孔子的思想背道而馳的。孔子雖然推崇周禮，但禮只是手段，仁才是目的。如果禮違背了仁的原則，那么這禮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了——“人而不仁如禮何？”
孔子作《春秋》的問題，是關係到史學史、思想史、哲學史、文學史等各個方面的重大理論課題。要真正澄清這個問題，首先要徹底肅清傳統習見及其思維方法的牢籠。長期以來，圍繞著這個基本問題，展開的一系列討論，如孔子有沒有作《春秋》？《左傳》傳不傳《春秋》（《經》）？《左傳》是否左丘明作？《國語》是否左丘明作？左氏為什麼作《左傳》又作《國語》？這些問題之所以糾纏不清，就是因為對孔聖人作《春秋經》這個基本錯誤，沒有加以徹底否定，因而對孔子的儒家理論，也就不可能展開全面的本質性的探索。
雖然本書在這方面作了新的開拓，但由於春秋時期原始史料的缺乏，也因本人學力所限，本書依然不免粗疏淺陋。要徹底澄清全部問題，遠非筆者所能勝任。本書只是拋磚引玉而已。
自感學淺才疏，尤憚於“買櫝還珠”，本書少文乏采。透過那樸拙的文字，你可看見的，只是笨拙的思想之斧，開掘著巨大的學術之礦所撞擊出的朵朵火花——它可能不象別的花朵那樣，可供列賞玩，但或許能點燃起探索真理的熊熊火炬。
不揣淺陋，僅以千慮之一得，呈野人獻芹之誠，就正於方家。
姚曼波自序於2002年元月 久竹齋
目錄
春秋學的疑案與誤區
第一章 “孔子作《春秋經》說”質疑
第一節《春秋》古已有之
第二節《春秋經》簡略的基本原因
第三節《春秋經》書法不一，未經筆削
第四節《春秋經》皆“承告而書”
第五節《春秋經》與孔子思想不合
第六節“微言大義”乃子虛烏有
第二章 漢前典籍中的孔子《春秋》
第一節 《孟子》所稱引的孔子《春秋》
第二節 《韓非子》中的孔子《春秋》之跡
第三節 其它先秦典籍中的孔子《春秋》
第四節 漢初學壇之孔子《春秋》
第五節 董仲舒及其《春秋繁露》所稱引的孔子《春秋》
第六節 《史記》所稱引的孔子《春秋》
第三章 孔子《春秋》——《左傳》祖本考索
第一節 孔子《春秋》原貌考
第二節 孔子《春秋》與《左傳》的成書
第三節 孔子《春秋》與《春秋經》
第四節 《論語》與《左傳》“互為表里”
第四章 孔子作《春秋》淵源考
第一節 孔子作《春秋》的時代背景
第二節 孔子作《春秋》的獨特條件
第三節 孔子《春秋》史料來源考
第四節 孔子“筆削”《春秋》“竊義”考
第五章 兩千年來《春秋》學之迷誤
第一節 誤區之源：董仲舒及其春秋學
第二節 司馬遷沿襲董仲舒之誤
第三節 劉歆之誤
第四節 漢代以後的誤區
第五節 重新認識孔子作《春秋》
引用與參考文獻
後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