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

其實，現在學界更期待的是劉文淇的《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及吳靜安的續作。 劉文淇的《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僅寫到襄公五年，沒有完成的內容差不多還有一半。 作《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則是為“懲杜氏之失”。

當前學術界閱讀和使用的《左傳》，最通行的本子是1981年出版、1990年修訂的楊伯峻先生的《春秋左傳注》，是書功力深厚，博採前說而又能善作裁斷，裨益後學實非淺顯。不過楊著的體裁屬於讀本，未能在種種問題上展開論述，對於想深入探討的讀者難以滿足需要。也有很多學者和研究人員使用的是清人洪亮吉《春秋左傳詁》。以前中華書局編“四部備要”，其中“清《十三經註疏》”中的《左傳》就是洪書。因為洪書是《左傳》清代注釋中完整又較佳的本子。
其實，現在學界更期待的是劉文淇的《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及吳靜安的續作。
劉文淇，江蘇儀征人，生於清乾隆五十四年（1791），卒於鹹豐四年（1854）。劉文淇家境貧寒，一生時間大都消磨在課徒游幕之中。他研精古籍，尤致力於左氏學的研究。主要著述有《左傳舊疏考正》、《楚漢諸侯疆域記》等，代表作則是未完成的《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
劉文淇之子劉毓崧，道光庚子優貢生，自幼隨父客游四方，協助其父校勘書籍，繼續對《春秋左氏傳》的研究。
劉毓崧長子劉壽曾，同治甲子、光緒丙子兩中副榜，繼承祖、父遺願，發奮繼志，以述事為己任，撰述《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至襄公五年而卒。
劉毓崧次子劉貴曾的兒子劉師培，光緒壬寅舉人，習三世傳經之業，一生著述豐瞻，但未能將《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續完成書。
從學術上看，劉氏一門四世都精於經史研究，對《左傳》杜注、孔疏的研究、糾補，是前無古人的開創性工作。
吳靜安，1915年生於江蘇儀征。其伯父吳遐白、父親吳粹一均從學於劉氏門下，劉文淇的曾孫劉師蒼(壽曾的兒子)和劉師培，都是他們的老師，而吳靜安早年隨伯父吳遐白學習，承受了他們的衣缽，幼年即攻讀《左傳》。自1936年以來，先後寫成《廣春秋世族譜》、《春秋地名今釋》、《三傳徵禮》、《春秋地名解詁補》、《世本集解》、《紀年集解》，為《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續》的寫作做了充分的準備。
自1957年“錯劃”以後的幾十年間，吳靜安雖然也遭遇了許多不公平的待遇，但他仍然是“獨抱遺經，無間寒暑”，潛心研究左氏學，“其艱苦有人所不能堪者”。經過多年努力，終於寫成《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續》，完成了劉氏一門四世百年未竟的事業。
劉文淇的《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僅寫到襄公五年，沒有完成的內容差不多還有一半。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是書於1959年由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幾位學者根據稿本整理標點，由科學出版社出版時，沒有在當時的學術界引起較多的注意。
吳靜安的《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續》繼承了劉氏文風，沿著劉氏的註疏體例，承襲了劉氏的書法、義例。今人徐復先生在為本書所作的序中作出了中肯的評價：“儀征劉文淇集眾家之大成，益以粲備。”“（吳靜安）君既究心左氏，又秉承家學，思衍揚州之緒，而有賡續之作。其書博採章太炎、劉申叔二先生之說，以為矩范。復循劉氏注釋體例，以禮、例、事三者為宗，匯典章制度、義法、史實為一編，可謂博瞻詳審，有功後學者矣。”著重表彰了儀征劉氏《疏證》和吳氏《疏證續》的學術價值和影響。
清代訓詁學家，對於舊“十三經註疏”，尤其是對於唐宋舊疏，意見頗多，遂思作新疏。當時訓詁考據之學大興，音韻國小，超過前人。劉文淇的疏證，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開始的。清人治學，以求實為本。劉文淇有感於宋元以來學者好逞臆說，以奪舊詁的空談之風，認為要光大文化遺產，必須從實際工作入手，以改變學風。就《左傳》來說，“注”本杜（預）注，“疏”本孔（穎達）疏，而杜注、孔疏都有襲取舊說又加以取捨之弊，必須還其本來面目。劉文淇作《左傳舊疏考正》，是將孔疏中套用前人“舊疏”者，一一考出，從中考稽出“舊疏”的真實面貌。作《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則是為“懲杜氏之失”。杜注對待前人“舊注”，有“排擊”、“剿襲”、“沿用”三大過失。劉文淇的方法是：“凡杜氏所排擊者，糾正之；所剿襲者，表明之；其沿用韋氏《國語》注者，一一疏記。”第二步工作是“博採眾長”。第三步工作是“下以己意，定其從違”，最後達到“俾左氏之大義柄然著明”的目的。
從中可見，《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的工程是浩大的，同時，也由於他迫於生計，常年從事校刻、編撰以養家餬口，致使《疏證》花了40年，還只是“長編已具”，並未最後寫定。後來，其子毓崧、其孫壽曾雖然發奮繼志，也都因為各種原因而未能卒業，期間將近百年。直到今日，其續作由劉氏“隔代傳人”吳靜安完成，“左氏學”終於得以完璧！
從今天完整的《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及《疏證續》的成書經過及義例看，其成就是很高的。杜預在作注時，根據自己的需要，對漢注進行了取捨，期間又經過歷代政治、文化變動，至今許多的漢注已不為學術界所了解。《疏證》及《疏證續》收集、輯佚了杜預以前的漢代舊注，主要是鄭玄、賈逵、服虔、許惠卿等的注釋，疏、注兼治，例精義博，以漢詁為宗，“一掃空言說經之弊”。在疏證過程中，不僅解釋了歷史史實，更將重點放在“專釋訓詁名物典章”，貫徹“詁定而義以顯”的樸學宗旨，為今人提供了以前湮沒了的資料。從《疏證》到《疏證續》，劉氏一門和吳靜安先生肆力為之二百年，他們善於吸取前輩、時賢的研究成果，實事求是，不以己蔽人，對於後人之治古史者，頗多幫助。李學勤先生在本書的序中對此作了公允的評價：“（《疏證》）和清代許多著作一樣，不能擺脫門戶之見的束縛。當時學者風氣崇尚漢學，劉文淇接續了沈欽韓《左傳補註》，力求返回賈、服，貶斥杜注，這是不夠公平的。其實，杜解於漢注之上多有發展，歷史的功績不容抹殺。”“吳靜安先生的續作，時代背景全然不同，便沒有了這種有失客觀的弊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