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經過
新聞圖位於南九州的“知覽特攻和平會館”，收集了約1.4萬份敢死隊員的遺物，並且連續兩年要為這些充斥著“玉碎”、“忠君”字眼的材料申請“世界記憶遺產”，引起世界各國強烈反應。
為了證明自己只是“單純向世人傳遞戰爭慘烈程度，避免類似悲劇再次發生”，南九州市長霜出勘平和紀念館工作人員13日下午在東京的外國記者俱樂部召開新聞發布會。
新聞發布會一開始，日方人員就竭力洗白自己:“70年過去，留存關於那段慘痛記憶的人越來越少。為了與世界分享記錄這段特別歷史的文獻資料，讓它能永遠提醒世界各國、子孫後代人們戰爭的慘痛，維護世界和平，我們決定為其申請登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遺產項目，絕對不是為了美化、合理化神風特攻隊歷史。”
在接下來的申明中，南九州市長和“知覽會館”的上野勝郎又多次重申以上內容，表明自己與最近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明治工業革命遺址”不同，並且要求參會的國際媒體多加宣傳，以打消其他戰爭受害國的疑慮和擔憂。現場記者告訴新華國際客戶端，不得不承認，他們態度謙遜，言辭懇切，甚至可以說巧舌如簧，頗有些迷惑性。然而，一到提問環節，面對多名外國和本國記者的犀利提問，他們卻頻頻陷入沉默。
質疑
Q1：英國《泰晤士報》記者首先提問。他說，自己曾參觀過“知覽會館”，但是印象與主辦方今天所宣傳的並不相同。“我記得紀念館的文字說明里，沒有一處提及戰爭的恐怖。參觀完後，我確實感覺到這是個悲劇，但是（特攻隊員的犧牲）卻給人留下高尚、甚至崇高死亡的印象。”他要求主辦方解釋兩種印象的偏差，後者的解釋卻十分牽強。主辦方說，作為一個和平紀念館，“知覽會館”的主要目的是要向人們傳遞和平的可貴，所以在展出說明中，著重表現了這一點。“從閱讀飛行員們的遺書，我們就能感受到戰爭的恐怖。如果大家對此有疑惑，我們以後會改善。”
Q2：一名德國記者問道，戰爭當然應該避免，但是誰應當為戰爭負責也不應該被忽略，這在“知覽會館”里卻沒有體現出來。“我認為，為不再發生這樣的悲劇，應該搞清戰爭的起因，誰應當為戰爭負責，並且真誠地避免再次發生類似戰爭。”
對此，主辦方甚為生硬地回答:“我們並不處於應當回答你關於戰爭責任的問題的位置。”
Q3：一名蘇格蘭記者問，位於日本大阪的國際和平中心迫於大阪市長橋下徹的政治壓力，撤下了記錄日本侵略歷史的展品，改寫了展示說明。面對未來數年日本右傾化趨勢和政府的壓力，即便“知覽會館”不想美化戰爭，怎樣保證不變成政府的工具?
主辦方這次倒是很有“底氣”，聲稱:“這是我們的和平會館，這是我們的原則，即使我們面對來自中央政府的壓力，也一定會堅持初衷。”
Q4：美聯社記者問:“你們在座的每個人都了解其危險，就是‘知覽會館會’被一些人利用，成為美化戰爭的工具，為什麼要冒著這樣的質疑和風險，堅持為其申請世界記憶遺產。現在宣傳的方式這么多，社交網路也很發達，完全可以利用Youtube,twitter這些平台宣傳。”
主辦方振振有詞地說，他們能夠控制事情的走向。之所以堅持申請，是因為世界記憶遺產是一項“官方、公正的”認可，一旦申請成功，可以獲得更多認可，也可以讓更多人了解“知覽會館”。況且記憶遺產的種類有很多種，有好的、快樂的，也有悲慘的、苦痛的，這些都需要被保留下來。
Q5：一名日本自由撰稿人說，目前“伊斯蘭國”也在進行自殺性襲擊活動，許多年輕人被“充滿熱血”的宣傳語洗腦而投身其中。“知覽會館”每年接待很多進行修學旅行的學生，怎么能保證這些年輕人不被那些飛行員們留下的充滿煽動性的話語帶動？這樣的展覽真的能起到和平效果嗎？
主辦方說：“你真的應當到我們的紀念館去看一下。我相信，沒來參觀過的人，可能無法真正理解我們想要傳達什麼。但一旦來過，通過閱讀這些信件，掌握到一手資料，就不會有這樣的顧慮。”
Q6:一名日本記者問，怎樣看待中國以同樣的理由，為南京大屠殺和慰安婦的相關史料申請世界記憶遺產?
主辦方說，如果這些資料真實性得以確認，申請當然沒有問題。
現場記者告訴新華國際客戶端，參觀過“知覽會館”的很多人，都會得到與幾名西方記者相似的印象：它雖以和平為旗號，乾的卻是為軍國主義招魂之事，居心可疑。在這個“和平會館”里，特攻隊員被塑造成悲情英雄，他們的“事跡”，非但不能啟發民眾反思戰爭，反而會引發對敢死隊員的同情甚至崇拜。
究其根本，就在於日本巧妙地混淆視聽，強化自己戰爭受害者的形象，淡化甚至逃避自己發動戰爭的責任。南九州市長和紀念館工作人員口口聲聲說自己申遺的目的不是為美化戰爭，那么為什麼去過的人，大多數卻正有這樣的感受呢？
眾所周知，“神風特攻隊”是日本軍國主義、武士道精神的化身，是日本侵略戰爭中難以迴避的一頁，當然應該被真實記錄下來。只是，缺了承認侵略歷史、真誠反省責任這個前提，它只會淪為日本右翼給民眾洗腦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