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龍江省主席於毅夫
生平經歷
於毅夫出生於地主家庭,其父早年追隨孫中山,曾被委任為黑龍江省宣撫使,後遭軍閥通緝,攜家遷居天津。少時讀私塾,1918年考入天津南開中學,1920年考入同濟大學預科,後因參與學潮而被開除。1922年考入北京平民大學,1924年轉入燕京大學,愛好文學寫作,曾參與創辦《燕大周刊》、參加編輯《京報副刊》和組織綠波社等工作。1925年參加北京聲援五卅運動的滬案後援會活動。1926年任燕京大學學生會主席,帶領同學參加三一八慘案的遊行示威,積極搶救受重傷的同學。同年秋大學畢業後,投筆從戎,參加北伐戰爭。後到鄭州任馮玉祥部國民聯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編輯股股長。大革命失敗後脫離部隊到北平,後任民國大學圖書館館長兼出版部總編輯,主編校刊。1928年秋隨東北軍回到東北,任黑龍江省立第一中學校長。同年冬組織反日的省護路後援會,被推為會長,曾赴南京請願。1930年秋到天津任市長張學銘的秘書。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不滿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憤而辭職遷居北平。1933年春起參加中共地下情報工作,不久利用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參事身份收集軍事政治情報,並先後參加復東會、四維學會的活動。1935年夏起在東北人民抗日會工作,主辦會刊《東北之光》。1936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9月後曾赴西安向張學良面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同年12月在北平參與組織東北旅平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1937年6月參與領導成立東北救亡總會,被選為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部長。抗日戰爭爆發後到濟南、滄州等地,組建東北救亡總會山東分會,向東北軍將領宣傳走抗日救國的道路。1938年秋率東北救亡總會遷往重慶,任中共東北救亡總會黨團書記兼《反攻》半月刊總編輯。1941年春轉移至香港,從事抗日統戰工作。1942年夏到上海從事地下工作。1943年3月進入華中解放區,先後任新華社華中分社總編輯、新四軍情報部副部長、聯絡部部長,參加敵後抗日游擊戰爭。抗戰勝利後任中共中央華中局調查研究室主任。1945年11月任嫩江省政府主席。1947年春任黑龍江省政府主席。參與領導黑龍江省土地改革和恢復發展工農業生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黑龍江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中共吉林省永吉縣委第一書記兼吉林市委書記、中共吉林省委書記處書記、吉林省政協副主席等職。是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四、五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共八大代表。
刺殺於毅夫
國民黨反對派在齊齊哈爾經過一個多月的策劃,國民黨黑龍江省黨務專員趙岳山,以偽軍官張達、信義等八人為劊子手,又以重金收買了偽國兵出身混進我警衛連任一排長的高洪禮做內應,實施刺殺嫩江省主席於毅夫的“殺於”計畫。暗殺行動定在了1945年12月24日夜12時,聯絡暗號是“拍巴掌”,口令是“殺於”。“內應”打開了大門並把敵人領到省主席宿舍門口。西面的一間是里外套間的房子,西頭裡面一間住著於毅夫和財政廳長劉靖,並存放著財政廳的現金,馬識途住在靠近走廊的外間。匪徒們破門而入。敵人先是打死了正在睡熟的警衛連指導員李慈民、排長吳誠謀、通訊員李樹林。匪徒本想活捉於毅夫、搶走現金,但是他們並沒有見過於毅夫,情急之下闖到馬識途面前問道“你是於毅夫嗎”,馬識途立刻明白了敵人的企圖,回答“我是於毅夫”,敵人慌忙連開幾槍打在馬識途身上,調頭逃竄。等到接應隊伍趕來時,馬識途身中數彈倒在地板上的血泊中,不久停止了呼吸。
姜克夫回憶於毅夫
嚴師諍友 終生難忘
姜克夫
於毅夫同志是我東北先進知識分子的代表之一。我與毅夫相處約有半個世紀之久,他既是嚴師又是諍友,對我的成長幫助最多,真使我終生難忘。
我知道毅夫的名字是1930年夏在齊齊哈爾念國中的時候,當時在文學研究會編的一本雜誌上讀到他撰寫的文章《狼》,這篇散文記述了毅夫家鄉依安縣農村的景象。文內散發著鄉土氣息,讀起來如同置身於開闊的烏裕爾河大草原上,飽享祖國北大荒自由的風光。
認識毅夫是在日本帝國主義者侵占東北,我們都流亡到北平以後的事了。1935年春夏之交,我去北京飯店看望從南京來的我的盟叔。在他的房間看到一位約30幾歲,鼻樑上架著近視眼鏡,身穿筆挺的古銅色西服的紳士。盟叔介紹說:“這是咱黑龍江同鄉於毅夫先生。”毅夫站起來和我拉手。盟叔又向他介紹:“這是我們大賚縣的小共產黨姜紹虞(我的原名)。”又說:“你別看他是箇中學生,可能說啦,儘是過激言論。”
毅夫在旁插話:“也不能怨青年人過激,日軍步步進逼,眼看華北就要淪陷,哪個愛國的中國人不要求政府出兵抗日呢?”
以後,我就和毅夫接近起來。當年秋天,他介紹我參加了中共東北特支的外圍組織“東北人民抗日會”。“民抗”是個發展會員不多的抗日組織,記得在東城青年會小禮堂參加一次全體會,到會人員不足百人。毅夫領我宣誓後把我和孟述先、田質成(即師田手)、劉大庸等編成一個小組。毅夫經常出席我們的小組會。我參加“民抗”後,即在毅夫直接領導下做工作。當時“民抗”的機關刊物叫《東北之光》,後改名《東北生活》。毅夫叫我幫他辦這個刊物,我當時還是箇中學生,文字水平是很低的,毅夫手把手教我如何寫文章和修改稿件。慢慢地我學會了寫稿、改稿、校勘、劃版、發行等一整套的辦刊物業務,我一生長期從事報刊的編輯工作,可以說是這時打下的基礎。1936年末發生了西安事變,很快地和平解決,全國人民要求國民黨政府釋放張學良,國共合作,對日抗戰。東北特委為此發動簽名運動,毅夫交給我一批宣言,由我和同志們串聯東北同鄉、同學簽名,總計1700餘人簽了名。然後由毅夫和李春華校友於1937年2月攜帶宣言去南京向國民黨三中全會請願。此外,我在東大讀書期間去綏遠援助傅作義抗戰,拒絕臧啟芳接收東大和南下請願的鬥爭也曾獲得毅夫的指導。抗日戰爭前在黨的領導下參加火熱的鬥爭歲月,使我受到極大的鍛鍊,對我以後成長為黨的幹部起了決定作用。在這個時期的鬥爭中,毅夫可以說是我的引路人。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我國人民盼望已久的抗日戰爭終於到來了。全國人心激奮,處於國防前線的平津青年學生更是熱血沸騰,黨領導的各救亡團體紛紛組織慰問團、服務團等去前方進行宣傳、鼓動。毅夫和東北特委領導下救亡團體成員,更是盧溝橋戰地服務的急先鋒。但正在黨的北方局策劃宋哲元二十九軍像西班牙人保衛馬德里那樣,動員市民構築街頭保壘準備巷戰,保衛平津兩城市之際,不料宋哲元這個懦夫於7月28日夜,竟丟下千千萬萬的抗日鬥士,率領其二十九軍悄悄逃走了。對於這一突如其來的變化,廣大市民恐慌不安,救亡團體成員更惶惑不知所措。當時我們都是參加黨的活動不久的青年人。日本憲兵馬上就要進城捕人了。29日傍晚從門縫塞進一個紙條,上寫“馬上離開公寓。”我一看是毅夫的字,當晚即到我父的老朋友家藏匿。
8月5日,日軍侵略軍舉行入城式,騎兵、坦克、步兵從前門耀武揚威地闖了進來,恐怖氣氛瀰漫全城,老百姓惶惶不可終日。8月7日平津正式通車,我們決定冒險出走,8日上午我們在前門上了火車,下午6時到達天津東站。12日下午英商怡和洋行的恒生輪由津開上海,我們買了青島登岸的船票登輪開出天津。黃昏前開出大沽口。但一覺醒來又傳來噩耗,恒生輪停在海心不動了,船長藉口上海已經爆發了八一三抗戰,青島也宣布戒嚴,決定將船開回天津。同學們剛逃出虎口又返回去,哪能答應呢?遂紛紛包圍船長室,要求開船。這時,毅夫和張友漁、張郁光等左派人士挺身而出,毅夫操著一口流利的英語對船長說:全船上千名乘客大部份是抗日積極分子,英國應幫助中國抗戰,不應再返回日本占領區,如青島布雷,可在煙臺登入。船長被毅夫等說服,遂駛往煙臺。
毅夫和東北救亡總會黨組書記劉瀾波則設立東總駐濟辦事處,負責登記東北籍抗日積極分子。當時黨領導的紅軍已在陝北,根據黨的指示:黨員要在當地利用一切合法名義與友黨友軍合作,動員民眾堅持抗戰,很快東總辦事處登記3000餘名東北籍抗日積極分子,派遣到馬占山、于學忠、萬福麟、繆澄流、吳克仁等東北軍和與黨建立起統戰關係的馮玉祥第六戰區長官部、石友三第一八一師和閻錫山的犧盟會。我夫婦到濟後,即住在姑丈母家,毅夫即指定我夫婦負責通訊聯絡。因之,我住的青龍街734號,每天都接到大批信件、報刊和接待來取聯繫的同鄉。當年10月我和500多名平津流亡同學考入中共中央軍委華北聯絡局與韓復榘合作辦的第三集團軍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到黃河北戰地發動游擊隊去了。當年冬瀾波、毅夫也離濟到武漢設立東北救亡總會。
1938年8月中旬,我到武漢就找到了毅夫,他招待我住在武昌明月橋他的房間內。我向他說明範築先將軍高級參謀張郁光讓我寫介紹魯西北抗戰情況的文章後,他說,目前大後方進步報刊正需要介紹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戰文章,叫我大膽地寫。當時日軍圍困武漢的戰鬥正酣,天剛冒亮日軍重轟炸機就成群結隊來武漢上空投彈。毅夫不等天亮就把我叫起一塊奔向郊外去躲飛機。我們二人每天口袋裡裝上幾塊稻米麵做的餅子坐在稻田埂上,他修改各地的來稿,編輯《反攻》半月刊,我撰寫敵後抗戰的稿件,分別投向新華日報、《全民抗戰》、救亡日報和《反攻》等,並蒐集後方出版的進步報刊和我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捎回聊城。
9月底起溯長江西進的日軍突破田家鎮要塞後,日機更加緊對武漢三鎮的轟炸,武昌一片瓦礫,很難存身,遂與毅夫、瀾波等遷到漢口法租界明德里。經與毅夫研究決定隨瀾波去西安轉延安。在武漢、西安三個多月中,毅夫對我幫助太大啦,在西安候車期間我寫了介紹魯西北抗戰的小冊子《抗戰根據地魯西北》,托人帶到重慶交給毅夫,他請鄒韜奮先生在生活書店出版,可惜只印了兩版就被國民黨頑固派給查封了。
日本投降後,我們分別從延安和蘇北回到闊別14年的家鄉黑龍江。1946年6月我去省委開會,又和當時已任嫩江省主席的於毅夫在齊齊哈爾相會。這時我軍在四平失利撤出長春,東北局準備由哈爾濱撤退佳木斯,省委決定我們安廣縣和大賚縣合併為賚廣聯合縣,將縣政府遷往乾安,兩縣的縣大隊合併為一個騎兵團由張學文和我率領與新四軍三師派到地方的40幾個幹部打游擊。毅夫找我談話,分析了我軍必勝蔣軍必敗形勢後,指示我:“你和學文都是本地人,應很好地團結南方幹部,進行土地改革,動員農民民眾,堅持鬥爭,以等待主力補整完畢過江反攻。”
為免於國民黨還鄉團來報復,他還叫我把家屬送到後方,重要文物交他代為保存,以免遺失。這樣我就將我編解放日報要聞版時積存的毛主席、周總理和劉少奇同志寫的文稿選了一部份交我胞弟帶給毅夫。建國後革命軍事博物館陳列的周總理為軍委起草的抗戰勝利對日軍反攻命令,即系毅夫隨身保存獻給中央檔案館的。(記得好像是兩份手稿,宣紙,一份為毛筆,另一份是鉛筆所寫,對應《毛選》查對,似都是主席所寫,不過其中一份是以朱總司令名義發布的渡江命令。折迭起來,在書房中壓在眾多書櫃裡的雜書叢中,其子從沒翻看過這份迭起的宣紙,只以為是沒用的舊物,也曾閃過處理之意。好在,是其次女假期回家後,翻看書櫃,發現是主席手筆,可對照《毛選》,告知其父,其父才知文物尚在,忙掛號郵至軍博。文稿內容與作者回憶有所差別,待考證吧。)
1947年夏東北戰場敵我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變化。我民主聯軍繼三下江南後,發動了夏季攻勢。我於當年初調到安達工作,這時正率領一個工作隊在薩爾圖“挖大樹、刨壞根、查夾生飯”,深入發動民眾。接到毅夫電話,命令我馬上去松花江邊率領民夫隨部隊作戰完成支前任務。我連縣城都未回,立刻騎馬奔赴前方。兩天后趕到松花江邊,三天后趕到伏龍泉追上二縱隊。然後追隨這支英雄部隊參加了奪取懷德、黑林子、昌圖、開原,殲滅蔣軍戰役。8月初我因病去齊齊哈爾住院休養,毅夫同志親自去看望,給了我很大安慰。
總之,日本投降後我在黑龍江幾個縣從事政權工作期間,毅夫曾不斷地對我進行幫助教育,幾乎每次去東北局開會回省路過我縣,都下車到縣政府看我。當時任省政府副主席的顧卓新同志曾開玩笑地說:“於毅夫見了姜克夫總得講些體己話。”體己話,無非是告誡我謙虛謹慎,站穩黨的立場,團結同志,努力工作,做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嘛。
1948年5月,我被調到東北局。我們就再無機會在一塊工作了。只知道他晚年身體不好,還帶病在吉林省堅持工作。不料晴天霹靂,1968年3月2日毅夫竟被誣為“特務”捕入北京城郊監獄。1975年夏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釋放在押的黨的骨幹,我聞訊後托人便轉告在長春的杜貴紱同志,使她和孩子們寬心。逮捕“四人幫”後第二年春毅夫來京檢查身體,我去招待所看望。他坐獄多年腿腳已不靈,我抓住他的手,眼淚就出來啦。後來,我動員他撰寫關於黨的東北特支和其外圍組織“東北救亡總會”的史料,留給兒孫後代,他答應了。
1978年春,在中央組織部關懷下,毅夫去廣東從化療養。身體稍事恢復,他即提筆撰寫回憶錄,1979年10月撰寫成《周恩來同志領導下的東北救亡總會》給我寄來。貴紱的來信說,毅夫因趕寫史料,健康狀況又逆轉,這可能是毅夫的絕筆了。果然不久就聽說毅夫病重,好轉後,習仲勛同志派專人送他來北京了。我急忙去北京醫院看他。毅夫同志患的是帕金森氏綜合症,不能行動,後經醫生治療,病情有了轉機。我去醫院看他,動員他撰寫皖南事變新四軍遭到國民黨反動派圍攻,周總理派他去新四軍任聯絡部長,活動於京瀘敵人心臟,瓦解偽軍,孤立國民黨頑固派以協助新四軍在華中發展的史料。他說:“ 這些黨都清楚,我不能寫,帶在腦袋裡見馬克思去吧。”
毅夫在北京醫院住了一年多,於1980年4月返回長春,臨行前我曾去看他。1981年秋天又得到毅夫健康逆轉訊息,並聽說他在病中念叨:“寄給克夫的文章,不知是否已經發表?”我找抗戰期間常在重慶東總避難的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范涌同志提前打出清樣給他寄去。毅夫看後笑了,說:“克夫不用原標題,改為《 周恩來同志與東北救亡總會》,這題目好,很醒目。”不料沒到一年,毅夫竟與世長辭了!
毅夫是個黨性純正的共產黨員。他畢業於燕京大學,青年時期即積極探索革命道路,抗戰前被吸收入黨後,時刻以無產階級先鋒戰士要求自己。他具有黨的高度原則性,愛憎分明,剛直不阿,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無限忠誠。他勤奮好學,撰寫了大量宣傳馬列主義的文章。他廉潔奉公,艱苦樸素,從來不謀個人私利。他待人寬厚,平易近人,到處與民眾打成一片。不僅我個人受到毅夫的培養教育,終生難忘,我想他也是知識分子應當學習的模範。
1982年12月12日於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
原刊《黑龍江日報》1983年8月12日
引導青年
1937年6月,東北救亡總會成立,於毅夫被選為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部長。 此後,在他的啟發和引薦下許多青年投身愛國主義抗戰潮流之中。例如:遼寧新民籍鄭新潮(馬識途學生),在抗戰時期考入黃埔軍校炮科尉官縱隊,為積極抗戰,涌動黃埔學潮,以學生代表的身份,面見蔣介石,強諫抗戰未果,在愛國人士於毅夫、高崇民的啟發和引介下,鄭新潮帶著5名黃埔畢業生奔赴延安。 在陝南地區受到警備一旅政委習仲勛的接待,經他的推介受到 毛澤東與朱德的接見,當時延安渴望需求炮兵軍事人才,鄭新潮在賀龍的安排下成為八路軍軍事學院首席炮兵教員(與劉瑞龍同住窯洞),並與張學良弟張學思統在抗大學習,結為摯交,鄭新潮先後與郭化若、張志毅籌建延安炮兵學校、 宣化炮校、東北自治軍炮校東北民主聯軍炮校、朱瑞炮校等。鄭新潮成為八路軍炮兵早期初創人之一,正是在於毅夫、高崇民當時的啟發和引薦使鄭新潮走向革命道路,成為當時的我軍炮兵專家和軍馬行家,為抗戰和解放事業做出貢獻。 1951年,鄭被調入軍委炮兵司令部工作, 在全國人大常委高崇民、政協委員於毅夫的引薦下,鄭新潮隨軍委炮兵司令員陳錫聯的陪同。在中南海受到毛澤東與朱德的專門接見,於毅夫、高崇民都在座,朱德說:你是軍中的文人,挑選和推薦你是讓你陪同清朝光緒皇帝的七弟,宣統皇帝的叔叔--載濤在一起工作,做他的思想轉化和引導工作,讓他體會到新中國成立後,人民當家做主人,發生的翻天覆地變化。後來載濤說:“過去我是準備隱居呢,但想不到毛主席、共產黨教育了我,周總理禮賢下士,又把我請出山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