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稱由來
新生代農民工報告2010年1月31日，國務院發布的2010年中央一號檔案《關於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農民工”的提法，並要求採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讓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
特點
新生代民工的消費特點：
個人消費支出快速增加，不再為攢錢而使自己變成“苦行僧”——這是不同於父輩的顯著特點。
據廣東省統計局抽樣調查顯示，09年第二季度，新生代農民工平均每月掙錢873元，只交回老家232元，即將近八成的工資收入被自己花掉了，或者自己留著了。他們把超過一成的收入花在了文化娛樂和電話費上。新生代農民工在接受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同時，也受到了一些不良風氣和固有陋習的影響，出現了“嬌子農民工”、“月光族”等現象。新生代農民工大多是剛剛從學校畢業就直接進入城市打工，既沒有吃苦耐勞的思想準備，也沒有吃苦耐勞的能力和精神，過分追求較好的生活，勤儉節約的品格逐漸淡化。調查顯示，有68.5%的人收入主要用於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資很少寄回家，70%的人擁有手機或小靈通。一些人崇尚享受，注重攀比，非理性的消費觀念讓收入較低的農民工生活更加陷入困境。
新生代農民工我國農民工市民化面臨的前沿挑戰是20世紀80年代以後出生的第二代農民工的市民化。隨著第一代農民工年齡的增大和逐步返回農村，新生代農民工陸續進入城市並成為農民工的主體。這部分人的成長的社會環境和家庭環境與其長輩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1．他們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徵、打工的主要目的、城市認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與農村家庭的經濟聯繫等方面與第一代農民工也迥然不同
2．他們的“城市夢”也比他們的父輩更執著，他們中間大多數人不願意在結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後回鄉務農
3．他們中間絕大多數根本沒有務農的經歷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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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中央一號檔案關注新生代
在中國1.5億進城務工的農民中，1980年後出生的青年農民大約有1億人，占60%之多。今年的中央一號檔案，對這個特殊的社會群體給予了重點關注，明確提出要“採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
本報獲悉，進一步的政策完善將會出現在“十二五”規劃和“十七屆五中全會”的重要檔案中。據權威人士向本報透露，政策的核心是著力推進解決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政策的落實。五中全會最關鍵的檔案將把它專門作為一節，進一步明確政策落實的措施。
而此背後的兩個最主要原因，一是“通過政策調整拉動內需”，二是“實現農民工權益公平”。
新生代集中在東部
經濟觀察報：日前農民工出現從東部向中西部的流動轉移，新生代農民工的流向和就業地域分布情況有什麼變化？
盛來運：2008年底的金融危機造成了成千上萬的農民工返鄉。2009年國家統計局調查顯示，在流動格局上，農民工開始從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轉移，跨省外出的農民工比重開始下降。
在我國主要的農民工務工區域，2009年珠江三角洲農民工務工數量比上年減少954萬人，長江三角洲比上年減少238萬人。在返鄉的農民工中，其中絕大部分是年齡大的農民工，他們對家鄉的、土地的感情比較深，而新生代農民工返鄉率很低。新生代農民工即使暫時返鄉也很快又回到了城市，繼續追尋他們的城市夢。
農民工在中西部地區平均工資比東部低5%左右，但東部生活消費支出大，差別超過10%。具體到新生代農民工而言，從事製造業和建築業的數量較大，比重分別為47.6%和9%。
崔傳義：從我們調查掌握的情況來看，轉移到中西部地區農民工的數量是增加了，但轉移至中西部的主要是上一代農民工，絕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還是傾向於向東部地區特別是沿海地區。
新生代農民工返回沿海地區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認為沿海地區更繁榮；再有就是沿海發達地區對農民工的供需依然旺盛。以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這兩個地區為例來說，原來是密集型加工業為主，金融危機風暴過後，開始實行產業升級，加快了繼續改造和升級的步伐，吸引了很大一部分新生代農民工。2010年又有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返回到珠三角、長三角等沿海地區。
經濟觀察報：農民工從東部向中西部的流動是否會成為一種趨勢？
盛來運：未來農民工流動的趨勢很難判定，主要取決於東中西部產業發展的速度。從目前產業發展的趨勢來看，一方面，東部地區產業升級速度比較快，隨著企業技術含量的提高，肯定會減少用工量，而隨著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的轉移，也會帶動部分農民工相應轉移到中西部；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比較快，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發展比較快，就業效應也在增大。
要看未來哪種就業發展情況如何，很難說是一種趨勢。關鍵在於國家未來出台的一系列擴大內需政策措施及針對農民工的各種就業措施，以及地方政策的配套情況。
五中全會助推政策落實
經濟觀察報：這些變化給政府管理帶來了哪些影響？政府相應的配套管理能否跟上？
盛來運：農民工的頻繁流動乃至新的變化，肯定會不利於社會管理；最主要的是，目前珠三角、長三角、京津等發達地區出現的嚴重的“用工荒”，非常不利於當地經濟生產的穩定，不利於當地產業的穩定發展。所以當務之急是加快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城鎮化、市民化，使他們相對就業穩定。
崔傳義：應該說，不是農民工的流動影響了我們的服務管理，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的管理能否適應農民工向城鎮和非農業流動的轉移。根據我們的調查，農民工並沒對城市管理造成多大的壓力，而是城市的企業需要他們。農民工在城市就業達到98%以上，並非是無業情況，他們主要在干城市人不願意乾的“剩餘工作”，基本都在“髒、苦、累、險”的崗位上。
黨國英：和任何國家特別是開發中國家不同的是，我國的農民工流動是有就業的流動。流動後的農民工並不存在就業難問題，而且他們也在城市住下來了。
農民工的流動對服務管理帶來的難度也不大。農民工的人口登記是城市服務管理的最基礎工作，戶口又是管理的前提。現在最關鍵是要把農民工納入養老社會保障。
經濟觀察報：今年將會頒布哪些新的農民工政策？未來我國制定新生代農民工政策將會是什麼樣的走向？
盛來運：1.5億外出農民工中將近60%是1980年後出生的，大約9000萬人；1990年後出生的大約占6%，約是900萬。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成為主力。
中央提出要積極穩妥地推動城鎮化方略，農民工城市化將是下一階段我國城鎮化的重點。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解決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市民身份問題就成為越來越緊迫的任務。
崔傳義：以前推進農民工政策落實的情況很不好。要真正貫徹落實中央的農民工政策，最關鍵的問題是要破除各種障礙。
目前相關部門正在制定國家“十二五”規劃，10月份將召開十七屆五中全會，都將會對農民工相關政策落實有深入推進作用；特別是十七屆五中全會，將有更明確更得力的農民工政策落實措施，這將對保護農民工權益，起到重要作用。
“新生代”已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
按照社會上通行的說法，80後、90後農民工被稱為“二代農民工”，富人的子女則被稱為“富二代”。這種身份標籤式的稱呼，將兩個群體劃分開來，既是出於財富上的定義，也涵蓋了不同的出身環境。而如今，兩個群體都不再認同自己的身份標籤了，覺得需要換個說法。
在今年的一號檔案中，首次提出“新生代農民工”的概念，媒體報導也紛紛將“二代農民工”換成“新生代農民工”。而一項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已經展現出不同上代農民工的特點，不少人應聘時就要求企業交納社會保險，還要有夫妻房，然後再談工資待遇。還有人說自己不是農民工，是白領。（2月9日中國青年報）
“新生代農民工”其實已經徹底脫離農業，他們基本上沒有下田務農的經驗，也不再想回歸農村，而是夢想融入城市，闖出自己的一片天地。雖然他們的戶籍出身沒有改變，但從現實角度來看，他們確實不能再叫農民工了，應該稱為“產業工人”更為貼切。由於教育基礎和成長環境的變化，他們更加重視自身合法權益的保護，追求公平和正義，反對社會歧視。
“新生代農民工”與“新一代企業家”雖屬兩個群體，但從本質上來講，他們都是“新生代”年輕人中的一部分。他們代表著社會的不同層面，卻也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新生代”意識上的覺醒，將改變社會的發展方向。
長江後浪推前浪，隨著上代勞動者的漸次引退，長期所依賴的人口紅利將不復存在，低成本人工將消失，低水平、低效率的發展模式面臨淘汰與升級。“新生代”追求更高福利、高工資、高水準的工作與生活條件，健全社會保障體系、調整產業結構、放開戶籍限制、營造公平競爭環境已是箭在弦上。關注“新生代”的變化，順應時代變化，不僅是社會發展的需要，也將決定國家的未來。 江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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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絕富士康悲劇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
針對富士康不斷發生的跳樓事件，昨天，盧暉臨與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高校的9名社會學者緊急發出了聯名信，呼籲各方攜手，儘快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杜絕富士康悲劇重演。
以下為聯名信全文：
自今年一月份以來，富士康集團已經發生員工跳樓事件9起，造成7死2傷的慘劇。這些20歲左右的年青人，為什麼在人生最美好的時期選擇離開這個世界？逝去的生命讓我們痛心不已，更讓我們在個體心理層面之上去思考“世界工廠”及新生代農民工的前途問題。
在過去三十年里，中國依靠數億主要來自農村的廉價勞動力打造了一個出口導向型的“世界工廠”，實現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但與此同時，勞動者的基本生存權利長期被忽略：我們以“農民工”的身份為藉口，以平均低於第三世界的工資水平來支付他們的勞動報酬，使他們無法在城市中安家生活，漂泊徘徊於城市與農村之間，過著無根無助、家庭分離、父母無人照顧、孩子缺乏關愛的沒有尊嚴的生活。我們從富士康發生的悲劇，聽到了新生代農民工以生命發出的吶喊，警示全社會共同反思這種以犧牲人的基本尊嚴為代價的發展模式。
我們呼籲國家立即終結以犧牲人的基本尊嚴為代價的發展模式。
當我國的一些產業在全球產業鏈低端占有越來越多的市場份額之時，我們注意到與GDP增長並存的貧富差距擴大現象，以及勞動力價格隨就業壓力被壓低、勞動者話語權被持續忽視的社會事實。如果說，以廉價勞動力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是改革初期中國在資本匱乏等歷史條件制約下的一種策略性選擇的話，走到今天，這種發展戰略已經暴露出種種弊端。勞動所得的低下導致了國內消費需求的長期不振，削弱了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內在動力。發生在富士康的悲劇，更說明了這種發展模式在勞動者這一方的難以為繼。對於新生代農民工中的很多人來說，自他們走出家門的那一刻起，就沒有像其父母輩那樣想過再回家做農民，就此而言，他們是踏上了一條進城打工的不歸之路。當看不到打工通向城市安家生活的可能性的時候，打工的意義轟然坍塌，前進之路已經堵死，後退之路早已關閉，身陷這種處境中的新生代農民工在身份認同方面出現了嚴重危機，由此帶來一系列的心理和情緒問題----這正是我們從富士康員工走上“不歸路”背後看到的深層的社會和結構性原因。
我們認為，以“低人權優勢”維持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今天的中國資本充足、國力強盛，已經具備了轉變發展模式的條件和能力，依靠國家、企業與勞動者共同的努力，切實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一定能夠有效防止類似的悲劇重演。
我們呼籲所有企業在提高農民工待遇和權利方面做出切實努力，讓農民工成為真正的“企業公民”。富士康集團自1988在中國深圳建廠以來，迅速發展壯大，工廠已遍及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以及中西部地區，擁有60餘萬員工。富士康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子產業製造商，全球代工大王，世界五百強的第109位，連續7年雄踞中國大陸出口企業榜首。富士康的今天，離不開廣大農民工的心血汗水。作為一個強調企業社會責任、回饋社會、關愛員工的行業領袖，富士康理應還給勞動者一份有尊嚴的工資，為勞動者過上正常的、有尊嚴的生活創造基礎的物質條件，讓農民工成為真正的“企業公民”。
我們呼籲地方政府為農民工住房、教育和醫療等社會需求提供政策保障，讓農民工成為真正的“社區公民”。
農民工的待遇和尊嚴不限於一個企業，而是具有普遍性的中國問題。農民工在城市中安家生活，碰到的最大障礙是住房、子女教育和醫療等問題。我們呼籲國家和地方政府拿出切實的舉措，為農民工融入、紮根城市創造條件，讓他們成為真正的“社區公民”，分享他們親手創造的經濟發展的成果。作為改革的實驗區，深圳的崛起離不開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的艱苦付出。深圳市2008年底實際人口超過1200萬，其中戶籍人口只有228萬，正是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外來人口的貢獻，才創造了深圳市今天的繁榮富強。作為改革的受惠者，深圳市政府理應改善農民工的生存處境，拿出解決農民工住房、教育和醫療等各個方面的具體方案，繼80年代作為經濟發展的領頭羊之後，再次爭當新世紀社會發展與社會公正的垂範者。
最後，我們呼籲新生代農民工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彼此的生命，用積極的方式來回應勞動者今天的困境，爭取基本的勞動權益，保護自身和家庭的生存權利。像兄弟姐妹一樣團結互助，提高自我救助、自我保護與自我管理的能力。並與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一起參與到推動社會進步的宏業中，共建一個讓每個勞動者都活出尊嚴的和諧社會。
簽名：
沈原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郭於華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盧暉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潘毅 香港理工大學套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戴建中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譚深中國社會科學院 社會學所副研究員
沈紅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
任焰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張敦福 上海大學社會學系 教授
2010年5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