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斯維托扎爾·馬爾科維奇(Svetozar Markovic,1846—1875),十九世紀下半葉塞爾維亞民族解放運動的思想家和唯物主義哲學家。1846年9月21日,馬爾科維奇出生在塞爾維亞的扎埃恰拉村一個小官吏的家庭里。他自幼父母雙亡,靠哥哥撫養。他哥哥是一個革命者,參加過1863年的波蘭起義,曾以自己的革命思想和行動影響馬爾科維奇。1863年馬爾科維奇以優異的成續畢業於貝爾格勒中學,後又進了該市的最高學府——“大學堂”。
1866年,馬爾科維奇去俄國彼得堡工學院學習。在彼得堡求學期間,他受到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等人的思想影響。他閱讀、翻譯和研究這些思想家的著作,還為俄國的進步報刊,如《星期》雜誌撰稿。他表示自己將來“應該在塞爾維亞人民中間成為象俄國人民中間的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等那樣的人物”。沙皇俄國當局對他的革命活動嚴加限制,他被迫中途輟學,於1869年離開彼得堡到瑞士繼續深造。
遷居瑞士後,馬爾科維奇除在蘇黎世工學院學習外,還積極從事革命活動。正是在這個時候,他有機會閱讀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第一卷)等著作,接觸了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在當時革命活動家雲集的瑞士,他同西方一些革命者過往甚密,並參加了第一國際俄國支部的活動。他是該支部駐塞爾維亞的“通訊記者”,在支部的機關刊物《人民事業》上發表了他的文章《塞爾維亞工人階級的政治經濟狀況》。鑒於他在瑞士寫了一些抨擊塞爾維亞王朝政策的文章,他被取消了獎學金。1870年回到了塞爾維亞。
馬爾科維奇回國時,正值塞爾維亞進行民族解放鬥爭的高漲時期。當時,人民民眾反對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土耳其奴役的鬥爭在蓬勃開展,政治空氣非常活躍。馬爾科維奇在1871年創辦了巴爾幹半島上的第一份社會主義報紙《工人報》。後來,他又出版了《輿論報》、《勞動報》和《解放報》。通過這些報刊,他在自己周圍團結了一批先進分子。他們中的許多人後來成了馬爾科維奇事業的繼承人。
十九世紀下半期巴爾幹半島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的思想和西歐的革命工人運動,對馬爾科維奇世界觀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貫串在他作品中的一個基本思想,是要推翻塞爾維亞的舊制度,徹底變革社會制度,建立一個新型的社會。
馬爾科維奇相信人民民眾的力量。他認為,爭取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的唯一正確道路是發動人民民眾進行革命。因為只有人民革命才能解決塞爾維亞面臨的民族問題和社會問題。1872年,他在其主要著作《東方的塞爾維亞》一書中,力圖從革命民主主義的立場來解釋塞爾維亞從1804年起義至1872年的社會變化和歷史,並提出了反對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爭取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綱領。他寫道:“對塞爾維亞人民來說,除了巴爾幹半島的革命以外,別無其他出路。”在這本書中,他一方面論述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批評了巴枯寧的社會革命“理論”,指出它是蒲魯東的無政府主義的翻版;另一方面他反對關於塞爾維亞的歷史過程“例外論”的觀點,強調“一定的民族在一定時期內的歷史總是整個人類歷史的范型”。在《社會主義或社會問題》一文中,他駁斥了反對用革命的方法來解決政治和社會問題的資產階級自由派。他質問道:“究竟怎樣才能消滅那種窒息自由和平等,以及剝奪廣大民眾肉體上的生存(更不用說道德的發展)的秩序呢?難道靠齋戒、禱告、道德的訓誡就能做到嗎?”他肯定地回答說,不能!因為“凡是存在著必須消滅暴政的地方,鬥爭就是必要的手段”。
馬爾科維奇作為一個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和共和政體的擁護者,同自由派作了不調和的鬥爭。當自由派背離民族解放運動的綱領,同土耳其蘇丹妥協、跟王朝的保守派同流合污的時候,他揭露他們已經成為施在塞爾維亞土地上的“外國糞肥”。他尖銳地指出:“一些人想通過人民的首創精神來解放人民,這些人到人民中去,並同人民一起行動。而另一些人想解放人民,則是為了指揮人民,並尋求王朝和部長職務”。
馬爾科維奇具有他同時代巴爾幹其他革命民主主義者的共同特點,即不僅是熾熱的愛國主義者,而且是堅決地反對民族沙文主義。在他看來,一個國家贏得解放僅僅是整個自由事業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塞爾維亞的解放與獨立,其他南部斯拉夫人民和巴爾幹各國人民的解放與獨立,在於趕走巴爾幹半島上的三個主要敵人——奧斯曼帝國、奧匈帝國和沙皇俄國,在於消滅本國的君主專制制度。
為此,他熱情宣傳巴爾幹各國人民應該友好相處,建立巴爾幹聯邦共和國。在這個聯邦中,各國人民都是平等的一員,並享有廣泛的自治權利。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巴爾幹各國團結起來,擺脫大國的控制和奴役。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者,馬爾科維奇公開讚揚1871年巴黎公社的革命行動。他在《工人報》上連續寫下了《巴黎公社的覆滅》、《公社和國際》、《白色恐怖》等十來篇文章,譴責塞爾維亞和國際反動派對公社事業的惡意誹謗。
馬爾科維奇的社會政治見解,遠遠超過了他的先輩,使他成了塞爾維亞社會主義運動的先驅,代表著巴爾幹民族解放運動中激進民主主義的新方向。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他的思想和綱領並未提高到科學社會主義的水平。在當時塞爾維亞沒有工人民眾運動和無產階級的情況下,他的社會主義是一種空想社會主義。馬爾科維奇也象車爾尼雪夫斯基一樣,把南部斯拉夫人自古代保留下來的家庭公社和農村公社理想化,認為它們是未來社會主義的基礎,通過它們可以超越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走向社會主義。
馬爾科維奇也是塞爾維亞唯物主義思想的重要代表。這種唯物主義哲學是他制訂革命綱領和從事革命活動的理論基礎。
馬爾科維奇的哲學觀點集中地反映在他1871——1872年發表的哲學代表作《科學和生活中的現實主義方向》中。在這篇著作中,他闡述了唯物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指出“全部生活不是別的,而是物質的變化。人有生有死,而物質無生無死,它是不滅的”。
馬爾科維奇在自己的哲學著作中同唯心主義和宗教迷信進行了不妥協的鬥爭。他相信科學知識在認識和改造社會中的力量,提出“讓科學的成果普及化”。他強調指出,自然界不需要自己以外的任何“創世主”和“保護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夠阻止人類的進步。在人類的歷史中宗教和科學一直在進行搏鬥。宗教是神學,給人們帶來的是不平等和不自由;科學是現實的,它向人們提供了實現平等和自由的條件。教會在和科學技術作鬥爭時,使用了刑訊、監獄、火焚以及其他殘忍手段,但這些僅僅是“一連串的零”,無濟於事。只有科學才是有生命力的,才能使民族得到發展和進步。
因此,他號召社會主義者應該廣泛地學習科學知識,“懂得越多越好”!“當然,不僅僅是為了用科學來教育人們,而且也是為了按照它來行動”。
馬爾科維奇還最先確立了南斯拉夫文學中的唯物主義美學觀和現實主義方向。他在批判性文章《詩歌與思維》、《詩歌中的現實主義》和《人民和作家》中,強調藝術在人民解放鬥爭中的任務和作用。他認為文學的對象是人民的生活,而它的任務——真實地塑造現代先進人物的形象和揭露社會的弊病,即描寫“那些對社會真正有益的東西。人民的生活——這就是詩的內容和現實”。
在自己的文學活動中,馬爾科維奇帶頭對當時塞爾維亞文學中毫無思想內容的浪漫主義進行了有力的批判。他說,當“人民到了拄著討飯杖乞憐”的時候,作家必須回答“每時每刻生活所提出”的問題,而不要把目光老是盯住中世紀的“偉大而光榮”的歲月,一個作家最重要的是,“在人民民眾中宣傳新思想”。他要求文學藝術要反映生活,同生活一起攜手前進。
馬爾科維奇最後幾年的生活是在貧困、流放、牢獄和疾病中度過的。由於他的革命活動和先進思想,他多次受到塞爾維亞政府和奧匈帝國的迫害。政府控制的報刊經常辱罵馬爾科維奇是“暴動分子”、“土耳其的奸細”、“奧地利的特務”……而自由派則攻擊他是“酷好流血政變、酷好暴政、酷好對自己的敵人進行血腥報復的人”。
反動政府的殘酷迫害,革命陣營內部的惡毒中傷,繁忙的工作使馬爾科維奇的身心遭到嚴重摧殘。他於1875年2月在的里雅斯特死於肺結核,年僅29歲。
評論
他的過早逝世,使巴爾幹的民族解放運動失去了一位優秀的思想家。“人民失去了自己的一位朋友,自由失去了一位最重要的戰士。他的著作使他流芳百世……他的著作連同他的名字跟未來密不可分”。馬爾科維奇的朋友和他的事業的繼承者在輓詞中這樣高度評價了他的功績。馬爾科維奇的一生是短暫的,但他確實以自己的行動忠實履行了他學生時代的諾言,為自己“信念中的每一個部分”都作出了犧牲,成了“人民所期望的代表”。他把自己戰鬥的一生貢獻給了南斯拉夫人民和巴爾幹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
馬爾科維奇曾經預言: “我們指出了道路, 人們通過這條道路,就可以在這裡,在地上實現——至少是部分地實現——他們神聖的夢想”。儘管馬爾科維奇的社會主義思想由於客觀歷史條件所致仍然停留在空想社會主義階段,但他的先進思想培育了整個一代進步的南斯拉夫思想家和革命者。南斯拉夫的社會民主黨人繼承了他的革命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