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尼斯拉斯·朱利安在法蘭西學院的教學中，儒蓮放棄了用系統的方法來講授漢語語法的做法，而更喜歡詮釋文獻，來歸納漢語語法結構準則，儒蓮的教材使用和教學方法有他自己的特色。他的《以漢字位置為基礎的漢語句法結構新編》，(簡稱《新編漢語句法結構》，1869—1870)，就是他教學和研究的成果。同時，他還喜歡用中國傳統的方法，將《三字經》、《千字文》這樣歌訣式的啟蒙讀物，作為文言基礎教材，讓學生學習漢語。
儒蓮學習過多種東方語言，1824年儒蓮依據滿文譯文完成拉丁文本的《孟子》，該書拉丁文標題為MenTseu；velMenciuminterSinensesPhilosophos，Ingenio，Doctrina，NominisqueClaritateConfucioProximumLutetiae，Parisiorum，共兩卷，是於1824～1826年間在巴黎出版的。儒蓮在教學中創立以解釋文章來歸納中國語文結構的原則，著有《漢文指南》(SyntaxenouvelledelaLanguechinoisefondiéesurlapositiondesmots)(1869---1870年)。為了繼承《佛國記》的譯註工作，他譯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1853年)和《大唐西域記》(1857—1858年)，這兩部書被列入《漢文書籍目錄譯文叢書》，納入商業性出版物行列，以小開本、低價格贏得眾多讀者，很多旅客在乘坐火車時喜歡購讀這種書籍，因此被戲稱為“鐵路圖書館”成員。漢學書籍成為普及的盈利的出版物，使儒蓮的聲名遠遠超出了學術界，同時也使出版家找到了新的出版方向。
1835年儒蓮曾翻譯出版了《太上感應篇》。按施博爾教授的介紹這是一本獎善懲惡之書，包含數千個傳說、軼事和故事，反映了道士教派的信仰和習慣，可讀性極強。儒氏在序中強調應當了解中國，不僅要懂得其上流社會文化的觀點，還要懂得有關品定小人物的博學作品。
1837年，法國漢學家儒蓮把《授時通考》的“蠶桑篇”，《天工開物·乃服》的蠶桑部分譯成了法文，並以《蠶桑輯要》的書名刊載出去，馬上就轟動了整個歐洲，當年就譯成了義大利文和德文，分別在都靈、斯圖加特和杜賓根出版，第二年又轉譯成了英文和俄文。當時歐洲的蠶桑技術已有了一定發展，但因防治疾病的經驗不足等而引起了生絲之大量減產。《天工開物》和《授時通考》則為之提供了一整套關於養蠶、防治蠶病的完整經驗，對歐洲蠶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著名生物學家達爾文亦閱讀了儒蓮的譯著，並稱之為權威性著作。他還把中國養蠶技術中的有關內容作為人工選擇、生物進化的一個重要例證。據不完全統計，截至1989年止，《天工開物》一書在全世界發行了16個版本，印刷了38次之多。其中，國內（包括大陸和台灣）發行11版，印刷17次；日本發行了4版，印刷20次；歐美發行1版，印刷1次。這些國外的版本包括兩個漢籍和刻本，兩個日文全譯本，以及兩個英文本。而法文、德文、俄文、義大利文等的摘譯本尚未統計入內。《天工開物》一書在一些地方長時期暢銷不滯，這在古代科技著作中並不是經常看到的。
1842年儒蓮實現了老師的理想，出版了全譯法文本《道德經》，但卻譯成“關於道和德的書”，(LaoTseu，Tao-TeKing.belivredelaVoieetdelaVertu)。據施博爾教授研究，這個譯本至少利用了七種注本，不僅包括標準的河上公注本和王弼注本，還有焦竑(1541--1620年)的《老子翼》和薛蕙(1489--1541年)的《老子集解》。這個譯本正確地表達了《道德經》的內容，但受宗教神秘主義的影響，認為《老子》的“道”和人們的行為、思想、判斷、理性是兩回事，藉助“道”並不能理解神，主張採用“自然”一詞，這個詞既不是思想也不是理性。大多數漢學家把儒氏譯本視為最佳譯本。
儒蓮特別重視中國的風俗小說，藉以研究中國的民族風俗和社會特徵。他認為中國小說和戲劇兩種體裁比文化經典更符合歐洲人的審美趣味，一個真正的漢學家不僅要研究中國社會，還必須熟悉中國的文學作品。他首先翻譯了《復仇豹》(1824)，接著又譯了幾篇《今古奇觀》中的短篇小說，《孝順的英雄主義》(1827)，《家庭的畫像》(1830)，最後還有長篇小說《白蛇精記》(1834)。與此同時，他正著手譯一部比中國長篇小說更有趣的著作，一部由馬若瑟神甫於1731年運回巴黎的蒙古時代的劇本集子《元人譜春秋》，他很快就意識到其價值，並開始翻譯各式各樣的劇本，先是《灰闌記》，（法譯本標題為HoeiLanKi，oul'histoireducercledecraie，drameenproseetenvers，1832年)，即《包待制智勘灰闌記》，這是元代李行道(一作李行甫)寫成的雜劇劇本。劇情是圍繞兩個母親爭奪孩子，由包拯來斷案的故事。在朱利安將它譯為法文之前，已有法國人耶穌會神甫馬若瑟(JosephMariedePrémare)將其譯為法文。這次由朱利安再次譯為法文。1832年於倫敦由東方翻譯基金會(London，OrientalTranslationFund)出版，該書共149頁。這一法譯本後來經德國作家布萊希特讀過，促使布萊希特寫出了劇本《高加索灰闌記》和短篇小說《奧格斯堡灰闌記》。
之後是《趙氏孤兒》，又作《中國孤兒》，附有提供此一主題的用散文體(按，指“道白”)和詩歌體(按，指“唱詞”)寫成的幾齣歷史劇本，還有一些中國小說和中國詩歌，1834年由巴黎的穆塔迪埃出版社(Paris，Moutardier)出版，該書共352頁，在法國文壇上曾轟動一時，伏爾泰的悲劇也從中受到了啟發。書中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趙氏孤兒》劇本的法譯本；第二部分為中國小說的譯本，其中還收錄有《三國演義》中的《董卓之死》(法文標題為LaMortdeTongtcho)的故事法譯本，是《三國演義》第三回至第九回故事的節譯；第三部分收錄了一些中國詩歌的法譯本。
另外他還翻譯了《西廂記》和《平山冷燕》，前一本書最後一部分在他死後才出版(1873—1878)。後一部於1860年在巴黎科塞蘭與迪迪埃出版社出版，他還重譯了老師阿貝爾·雷米薩譯過的《玉嬌梨》，於1864年出版。以此向法國大眾介紹歐洲人無法親睹的中國風俗習慣。儒蓮的譯著還有《突厥歷史資料》、《景德鎮陶錄》、《金瓶梅的續集》(1864)等文學作品。這些譯本引起的興趣至今不衰。
儒蓮說過對於一個真正的漢學家，“僅僅研究中國人在社會關係中的表現是不夠的”，還必須“熟悉他們的文學作品”，特別是風俗小說，他說：“若要徹底了解我們今後將與之共同生活和互相往來的民族的風俗習慣和性格特徵，研究這些作品是十分有益的”。
儒蓮曾撰寫了一部有關製作中國瓷器的指南，書的標題為《中國瓷器的製造及其歷史》(法文標題為Histoireetfabricationdelaporcelainechinoise)，該書於1856年出版。這使得在一個世紀以前由殷弘緒神甫帶回法國的有關這方面的知識得到更新，並且運用到塞弗爾的制瓷手工業工場中去。
儒蓮在1861年寫成的《辨認梵文名稱和用音標示它們的方法》(法文標題為Méthodepourdéchiffrerettranscrirelesnomssanscrits)一書，是論述梵文字詞的漢字標音的，他在寫作過程當中，並不知道有什麼梵文—漢文指南或是諸如《翻譯名義集》這類可以引用的與此有關的類書(按，《翻譯名義集》，梵文標題為Mahāyutpattī或作Mahāvyutpatti，是一部年代未定的用散文寫成的具有豐富內容的梵文—藏文詞典；藏文的書名為Bye·bragrtogs·byed-hen-po。該書不但包括有北方佛教的專門術語，而且也載有一般辭彙。書中甚至還包括有動詞形式和講話方法，按類別分項排列。它把其他辭彙集裡面曾為《大莊嚴論經》用過的律戒中的梵文形式及其表現法乃至句子都包括在內，而且把其各派的律戒都譯成了藏文；因此，只要把這本書的一部分最初使用的語言加以研究，就可以對其全部辭彙得到它們的含義之概念)。有了《辨認梵文名稱和用音標示它們的方法》這部著作，就使得人們在翻譯佛教原著時方便多了。
儒蓮是以脾氣暴躁、大權獨攬而著稱的，他兼任法蘭西學院教授和掌管行政職務的學監、現代東方語言學校教授以及法國國家圖書館副館長等多項職務。他和從事中國學研究的同事們之間的爭吵，鬧得真是滿城風雨。他在阿貝爾—雷米扎(Abel-Rémusat)門下就讀時，有一位同學讓·皮埃爾·紀堯姆·波蒂埃(JeanPierreGuillaumePauthier，1801～1873)，就曾被他當成攻擊對象，斯塔尼斯拉斯·朱利安寫了一本《對於遭到最近的一次誹謗惡意歪曲的可敬事實的簡述》(法文標題為Simpleexposéd'unfaithonorableodieusementdénaturéparunlibellerécent，該書於1842年出版)，把波蒂埃給整治得茫然不知所措。
儒蓮1873年2月14日逝世。去世之後，他在法蘭西學院擔任開設講座的教授位置，是由他的學生瑪麗·讓·萊昂·戴爾維·德·聖德尼(MarieJeanLéonD'HerveydeSaint-Denys，1823～1892)在1874年繼承下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