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起源
20世紀80年代末、特別是90年代以來，由於當代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論與實踐陸續被介紹到中國，並被運用於當代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因而成為90年代以來 社會一 文化批評的主要話語資源之一。它一方面催生了中國大陸的文化研究熱潮，同時也對於傳統的文學觀念與文學研究方法產生了極大衝擊，並引發了文化研究(批評)與文學研究(批評)之關係的重大論爭。可以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人文學術(包括文學研究)之所以呈現出許多不同於80年代的新特點，當代西方文化研究視野的引入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詞語解析
狹義的文化批評
狹義的 文化批評：即嚴格意義的文化批 評，主要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興起 的一種文學研究方式。
廣義的文化批評
廣義來說，如通常所謂的“用文化學方法來研究文學”，或“藉助文本來研究文化”等。事實上，今天漢語大陸的 文化批評取向，更像是傑姆遜就文化研究而說的“是一種願望”，這一願望的真實含義起碼有三點：一、是把文化研究看作“探討普遍社會問題的特殊途徑”；二、是通過文化研究凸現和回應“當下社會的精神和文化問題”；三、是把文化研究當成一項“學術改革方案”，以維護“交叉學科”的優越性。更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既有學科、學術體制本身就是文化研究的反省對象
當前文化批評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西方文化界和文學理論界中， 文化批評和文化研究已經成為後現代語境下思想最豐富、爭論最激烈的領域，當下 “文化”的重要性超過了歷史上任何時期。亨廷頓在他的長篇論文《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的開頭就高屋建瓴般地預測道：“我認為新世界的衝突根源，將不再側重於意識形態或經濟，而文化將是截然分隔人類和引起衝突的主要根源。在世界事務中，民族國家自誇舉足輕重，但全球政治的主要衝突將發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間。文明的衝突將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間的斷層線將成為示來的戰鬥線。”
相關區別
切身性或關心程度，是作為一個區別“文化研究”與“ 文化批評”的重要標誌。雖然文化研究與 文化批評實際上不能完全割裂，“研究”中有“批評”、“批評”中有“研究”的情況多的是，但其在目的旨趣與表述形態上的不同側重，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當然，對社會文化的自然科學式研究(實證、價值中立)與人文科學式批評<實踐、價值預設)都有各自的麻煩：前者基本上不可能，因為研究者就置身於他的研究對象之中；後者往往不可靠，因為價值預設的主觀性。這兩個麻煩很不好解決，所以西方才不斷有人出來宣稱，現在是一個人文科學的實驗時代。
存在的問題
1、不顧社會運行框架和真實語境的差異，以狹隘的功利主義心態，浮光掠影地借用西人的術語、方法、邏輯，甚至植入其立場、主題而不自覺；2、把“文化研究”當作可以與國際接軌的學術新潮來追捧，甚至成了用學術來擁抱“流行文化”的最佳藉口，再現了全球資本主義認可的國際分工，即從西方進口“理論”，然後根據“理論”對第三世界的“原料”進行加工，最後再次“出口”到西方世界…；3、由於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的混同以至文化研究完全取代了文學研究，使文學文本淪為一種社會檔案，從而使藝術探討處在一種停頓狀態，並導致文學史寫作者錯誤地寫作文學史；4、文化研究缺乏穩定的邊界和對象，需要不斷的重新安排自己的工作平台，有點大而無當，弄不好還會搞亂一些正需穩定發展的學科；5、典型的文化研究如早期的伯明罕學派，雖發端於經驗主義傳統深厚的英美，但其完全有別於該傳統的學術主流(客觀化、中立性、科學主義等)，而是一開始就受到某種“文化理論”的內在制導，帶有選定的理論歸旨和左翼立場，但“在文化研究引進的整個過程中，國內學者往往多偏於對它價值的正面闡揚，而缺乏對這一固有模式中所隱含的特殊學術傾向的反省與疏解”)。
自主性問題
有常識的人都不會認為文化批評會威脅到文學場的自主性，因為它只是一部分知識分子的一種批評主張與批評方法，根本不可能成為壓制其他不同聲音的權力話語。關於這一點的最好證明，就是今天在各種媒體上隨處可見的對於 文化批評的批評。我們應該分辨的是作為制度建構的文學自主性與作為理論主張的自主性的差異。前者確實是整個現代化，現代性運動的一個部分，表現為藝術、實踐、道德等領域的分立自主。但這不是說凡提倡文學的政治參與或社會文化使命的他律論文論就都是前現代的或反現代的。作為文學理論，自主性或自律性理論只是現代文論的一種形態而已。
相關差別
文化研究與傳統文學社會學的差別是十分明顯的。從知識譜繫上看，文化批評屬於當代形態的文學社會學。文化批評固然是對於文本中心主義的反撥，它要重建文學與社會的關係，但這是一種否定之否定，它吸收了語言論轉向的基本成果。受2l世紀語言哲學、尤其是後結構主義語言哲學的影響，文化批評非常強調語言與文化是一種基本的社會實踐，它具有堅實的物質性。當法蘭克福學派把現代大眾文化、特別是電影命名為“文化工業”(或譯“文化產業”)的時候，他們已經充分意識到文化的產業化(物質化)與產業(物質生產)的文化化。我們不難在今天這個所謂“知識經濟”時代的日常生活中觀察到這種現象。
新興的文化研究並不是要回到傳統的文學社會學，即使認為它要回歸文學社會學，那也是一種經過揚棄機械的反映論、克服簡單化的階級論、重新理解經濟與文化、文學與文學批評政治性關係的文學社會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