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60年代初期，正是在散文創作開始逐步回歸自身藝術規律之時，《人民日報》從1961年1月28日至6月5日， 開闢“筆談散文”專欄，先後發表了老舍的《散文重要》、李健吾的《竹簡精神--一封公開信》、吳伯簫的《多寫些散文》、師陀的《散文忌“散”》、鳳子的《也談散文》、柯靈的《散文——文學的輕騎隊》、蹇先艾的《嶄新的散文》、秦牧的《園林·扇畫·散文》、許欽文的《兩篇散文，兩種心境》、蕭雲儒的《形散神不散》、菡子的《詩意和風格》、黃秋耘的《向“永州八記”取點經》等二十篇文章。此外，冰心、郭預衡、徐遲等人也在《文匯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長江文藝》等報刊上發表了一些論述散文的文章。這些文章從理論上推動了當時散文創作的發展，當代散文繼 1956 年之後出現了第二次全面發展的短暫時期，以意境雋永、文體優美為特徵“詩化”抒情散文大量湧現，如楊朔的《雪浪花》、 《茶花賦》、 《荔枝蜜》，劉白羽的《燈火》、《日出》、《長江三日》， 秦牧的《土地》， 吳伯簫的《歌聲》、《記一輛紡車》， 冰心的《一隻木屐》， 曹靖華的《花》、《憶當年，穿著細事且莫等閒看 !》，袁鷹的《青山翠竹》，魏鋼焰的《船夫曲》，季羨林的《馬纓花》，楊石的《愛竹》等篇章，都曾在讀者中廣為傳誦，膾炙人口，1961年因此被稱為“散文年”。另外，在鄧拓的 “燕山夜話” 雜文專欄和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人合作的“三家村札記” 專欄的影響下， 一時間雜文又成為報紙文藝副刊的“旗幟”，全國許多報刊紛紛重新開設雜文專欄，開始大量刊載雜文，共同推動建國後雜文創作的第二次高潮。歷史回顧
1957年的 “反右” 運動，抑制了散文創作的活力；繼之而來的1958年的“大躍進”，則以浮誇的社會風氣直接影響散文創作，助長了“假、大、空”之風的流行，導致散文作品遠離生活真實。因此，儘管這一時期散文作品滿紙豪言壯語，光芒萬丈，卻始終掩蓋不了其中蒼白膚淺、浮誇空洞的實質，因而缺乏長久的藝術生命力。創作中這種不正常的現象，也引起人們的警惕。1959年2月18日至27日,中國作協召開文學創作工作座談會，茅盾在《創作問題漫談》的發言中，肯定了一年來的創作成就，同時批評了創作上題材狹隘，因為對革命浪漫主義的誤解而造成的浮誇、空想以及片面理解為生產、為中心工作服務的錯誤傾向。老舍在《規律與幹勁》的發言中，指出“文藝創作自有它本身的規律，不能專憑擦拳磨掌就寫出作品來”，主張“躍進計畫應當數量與質量兼顧，規律與幹勁平衡，在體裁上力求百花齊放”。與此同時， 《文藝報》從1959年第14期開闢了“讓散文這枝花開得更絢麗”的專欄，先後發表了冰心的《關於散文》、秦牧的《散文領域——海闊天空》、柯藍的《我談〈早霞短笛〉》等文章。秦牧認為：“我們現在所談到的散文，精粹警辟的、談笑風生的、親切感人的、玲瓏剔透的，使你讀時入了神、讀後印象久久不會消失的，還是不多。我們有理由來關心，來呼籲：讓這枝花開得更加絢麗些。”他具體指出：“除了國際、社會鬥爭、藝術理論、風土人物誌一類的散文外，我們應該有知識小品、談天說地、個人抒情一類的散文。”由於“大躍進”的失誤，我國國民經濟不僅未能實現“躍進”，相反卻造成1959年至1961年三年國民經濟的嚴重倒退，糧食缺乏，通貨膨脹，市場供應緊張，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加上“反右派”、“反右傾”一系列運動，傷害了不少人，文化科學界知識分子普遍感到思想壓抑，心情不舒暢。為此， 中共中央於1960年9月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在這種情況下，胡喬木寫信給《人民日報》，要“副刊有責任鼓勵增強克服困難信心、發揚樂觀向上的精神，幫助人們有豐富、健康、積極的精神生活，但也不要說大話、說空話”，他具體建議 “可以約寫一些讀書筆記的稿件， 提倡多讀書，多讀古今中外的好書，從中獲得思想上的教益，也增加知識，提高文化素養”。 在胡喬木的指示下， 從1960年冬天開始，《人民日報》陸續開闢了一批有關讀書的欄目：1960年10月13日至1961年3月3日，阿英開設了“讀書札記”專欄； 1961年1月23日，“讀書隨筆”專欄正式開場，作者有鄧拓、廖沫沙、江曾培、臧克家等，直到1962年12月15日為止；1961年3月30日起,唐弢以“晦庵”的筆名開設“書話”專欄； 1961年7月17日至1962年4月24日， 路工開設了“訪書見聞錄”專欄；1961年8月21日至1962年8月28日，“詩文小語”專欄開張，作者包括陳友琴、 夏靜岩、 路工、陳貽焮、臧克家、碎石等；1961年10月9日至11月22日,阿英開設了“辛亥革命文談”專欄。以上這幾個有關說書談文的專欄，在精神生活單調的年代，給廣大讀者提供了一份很好的精神食糧，也給單一乏味的文壇奉獻了幾縷清新的書香氣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