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政治與倫理的內在統一性自古以來就受到執政者和政治家的關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人性假定、不同的倫理支點，形成了不同的政治狀態和結果。《政治:一個倫理話題》按年代先後，以柏拉圖、霍布斯、孟德斯鳩、盧梭、伯林、馬克思等歷史上具代表性的哲學家、思想家的政治倫理思想為源流展開分析，論述了從“個體倫理政治”思想向“制度倫理政治”思想發展的演變過程，從而就國家政治制度發展方向問題提出較有見地的建議。
作者簡介
楊楹，1964年生，四川省中江縣人，1998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哲學博士學位。現為國務院僑辦、福建省省級重點學科“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科帶頭人，華僑大學哲學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制度倫理研究。近年來承擔國家課題1項，福建省重大委託項目1項，參與國家課題5項，主持省部級課題5項，出版學術著作6部，發表論文80餘篇。自2003年以來獲福建省第五、第六和第七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二、三等獎共5項，2004年獲福建省優秀教師稱號，2006年入選“福建省百千萬人才”，2006年獲“福建省優秀社會科學工作者”稱號，2006年獲“福建省高等學校優秀人才支持計畫”資助
圖書目錄
超越“個體倫理政治”與“制度倫理政治”的邏輯（代序言）
第一章 柏拉圖政治倫理範式的轉換
引言
第一節 柏拉圖政治思想形成的歷史條件
第二節 “賢人政治”範式的內在精神
第三節 法治的次優範式：柏拉圖政治倫理下的範式轉換
第四節 柏拉圖的法治範式：通往和諧城邦的現實之路
第二章 霍布斯國家權力倫理思想
引言
第一節 獨特的人性假設：“人對人是狼”
第二節 “利維坦”對“狼”的懾服
第三節 超越“利維坦”
第三章 孟德斯鳩的政治分權倫理
引言
第一節 孟德斯鳩“法”精神概述
第二節 “法”精神的現實化——分權制衡體制
第三節 分權制衡制度思想的邏輯意蘊
第四節 分權制衡思想對近代中國的啟蒙
第四章 盧梭民粹主義的倫理傾向
引言
第一節 法國啟蒙時代的理性精神與盧梭的思想回應
第二節 盧梭政治哲學從民主主義到民粹主義的蛻變
第三節 對盧梭政治哲學中民粹主義傾向的防範
第五章 懷疑主義的政治倫理觀
引言
第一節 關於懷疑主義、理性和民主
第二節 懷疑主義對民主正面影響的歷史考察
第三節 懷疑主義在批判和反思理性中對民主的負面影響
第四節 懷疑主義在古代中國社會的命運及其影響
第五節 歷史的超越
第六章 伯林自由主義政治倫理觀
引言
第一節 當代中國現實生活語境素描
第二節 解讀“消極自由”的真意
第三節 消極自由原則在社會生活中的表達與實現
第四節 消極自由思維範式的政治學意義
第五節 消極自由在當代中國生存語境中的意義
第六節 消極自由的局限及其超越
第七章 馬克思的政治倫理思想
引言
第一節 近代倫理精神與馬克思的倫理之思
第二節馬克思政治倫理思想的內涵
第三節當代中國團隊精神道德重構論
第八章 非道德主義政治倫理述評
第一節 馬克思對政治現代性的批判與超越
第二節 寬容：現代政治的倫理內蘊
第三節 寬容：現代政治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維度
第四節 權力倫理：政治制度建設的價值指向
參考文獻
後記
文摘
第一章 柏拉圖政治倫理範式的轉換
引言
阿爾福雷德?諾思?懷特海曾說：“歐洲哲學傳統最可信賴的一般特徵是，它是由柏拉圖的一系列註腳所構成的。”這段話很中肯地評價了大哲學家柏拉圖對歐洲哲學發展的深遠影響。
生活於古希臘城邦動盪時期的柏拉圖，終其一生思考如何重建古希臘城邦的政治新秩序，並在不同的人生階段構造出迥然相異的政治方案——理想的“賢人政治”範式（亦即“政治家統治”範式）與現實的“法治範式”。這兩種範式所展現的兩類政治秩序以及這兩類範式轉變的政治思考過程，值得生活於當代中國政治轉型期的我們思考與借鑑，它實質上為當代中國政治現代化提供了一條很有啟發性的政治邏輯路線。
本章由兩條主線構思而成，第一條路線詳細地解讀了柏拉圖的政治思維轉變過程；第二條路線以第一條路線為其思維資源，展開對中國政治轉型中的人治批判與法治建構過程。具體而言，第一條路線詳細地論述了柏拉圖的“政治範式”轉換過程，即從中年柏拉圖構建《國家篇》中的“賢人政治”，到《政治家篇》中“政治家統治”與法律統治相結合的思維轉折點，最後落腳到晚年《法篇》中“法治範式”的構思。這一政治範式的轉變過程彰顯出柏拉圖從“人治”到“法治”的政治思維發展過程，而這一過程則展現出柏拉圖的權力倫理思維特質，即柏拉圖在政治倫理視野下實現他的範式轉變旅程。
重建古希臘城邦的政治新秩序，是柏拉圖一生所要解決的時代主題。為實現這一偉大的歷史使命，柏拉圖在其《國家篇》中構思了第一個政治方案：“賢人政治”。這是柏拉圖在和諧、正義、節制、勇敢以及智慧等政治倫理下構成的理想的哲學王統治模式（或理想的人治政治），展現出柏拉圖政治思維中的神性氣息。由於這種“賢人統治”的政治範式無法解決現實的政治分裂、動盪問題，柏拉圖在其隨後的另一著作《政治家篇》中祈求法律統治的次優範式。《政治家篇》是柏拉圖政治思維從人治走向法治的政治思維轉折點。一方面，《政治家篇》中的“政治家統治”實質上是前期“賢人政治”的另一種表述，在這種模式中政治家欲圖以勇敢與節制為權力倫理之手編織一個和諧的城邦共同體，展現出柏拉圖政治思維中固有的神性特質；另一方面，柏拉圖政治思維又有其新的特點，即柏拉圖開始承認法律統治的政治有效性，以權力運行的法律原則思考各種法治範式，展現出柏拉圖政治思維中倫理原則、法治原則以及效率原則等。《政治家篇》的法治思想是柏拉圖晚年《法篇》中“法治範式”構想的思維準備期。晚年柏拉圖的政治思維走向現實主義，構造了一種君主制與民主制相結合的“混合政治”體制，而這一體制的核心內涵就是晚年柏拉圖構造的現實而有效的政治範式——法治範式。在《法篇》中，柏拉圖全面地論述了他的法律統治政治範式，展現出柏拉圖從人治向法治的政治轉向。“法治範式”是在柏拉圖的法治倫理思想下構造的法治的權力模式，這是一種在和諧、節制、自由、公正、平等以及智慧等法治倫理下構造而成的法治權力模式。可以說，《法篇》中“法治範式”的構造折射出晚年柏拉圖政治思維中的權力倫理特性、法治原則、民主精神、神性氣息以及實現和諧城邦的現實主義思維目的。總之，為重建古希臘和諧城邦這一現實的根本目標，柏拉圖從構造“賢人政治”到“政治家統治”，直到晚年法律至上的“法治範式”，這些政治範式的轉變過程展現出柏拉圖從人治到法治的政治思維轉變旅程，是柏拉圖政治思維發展、變化的主要內容。
第一節 柏拉圖政治思想形成的歷史條件
柏拉圖的政治思想生成於他成長中的古希臘生活世界。從他所處的歷史生活環境出發，分析他的政治思想形成、變化過程中的歷史要素，是理解柏拉圖政治思想的一個重要的歷史視角。我們著力從柏拉圖時代的政治世界、文化世界、柏拉圖政治思想的歷史淵源以及柏拉圖的人生軌跡四個方面進行剖析，以使對柏拉圖政治思想的歷史分析有一個更真實、更可靠的生活基礎。
一 柏拉圖時代的政治世界
第一，古希臘世界的政治變遷。當古希臘原始的君主王宮政治在歷史舞台上慢慢退去，古希臘城邦政治制度已經成為歷史的主角時，如何實現一個和諧、平穩的城邦政治共同體就凸顯為時代的政治主旋律。法國古希臘研究專家讓一皮埃爾?韋爾南曾說：“過去，瓦納卡用一種超人的權力統一協調王國的各種因素，在他消失後，新的問題出現了：怎樣在敵對的社會集團的衝突中、在不同的特權和職能的對抗中形成社會秩序？怎樣在各種難以調和的社會因素的基礎上建立公共生活？或者用俄耳甫斯秘典教派的話說，在社會這個層面上，‘一’如何產生於‘多’，‘多’如何產生於‘一’？”這段話準確地揭示了古希臘城邦政治時期的政治權力平衡或政治秩序問題。這一問題生成於古希臘城邦長期處於動盪的政權更替的政治生活中，也正是古希臘這些政治現實深深地影響了柏拉圖的人生價值選擇和理論思考方向，即為城邦立秩序，為萬世開太平。柏拉圖的政治實踐活動、著書立言與創辦學園教書育才正是對這一時代主題最有力的回應。
第二，古希臘思想家的整體主義倫理視野。個人主義精神是古希臘人在思考人際關係中很普遍的信條，它是雅典民主政體合法性認可的信念基礎。而與個體主義精神相伴而生的，卻是古希臘人具有城邦整體主義的思維品性。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在古希臘人觀念中奇妙的共存，處理個人與城邦的關係問題自然地成為古希臘政治家們重要的政治話題。對於古希臘人獨特的整體主義思維特質，依迪絲?漢密爾頓在《希臘精神——西方文明的起源》一書中這樣寫到：“對於我們來說，一個人的品質就是他身上的獨有的東西，它是一個人分享的所有人都部分地具備的品質，它使一個人與其他人融為一體。我們對人們身上與其他人不同的特殊品質感興趣。與此相反，希臘人認為一個人最重要的東西是他與所有其他人都具備的那些品質。”這裡，漢密爾頓揭示了古希臘人獨特的思維方式——整體主義的思維特性。對於這一思維方式的特點，漢密爾頓說：“我們思考問題的方式是去考慮每一個單獨的事物本身；希臘人則總是把事情看作整體的一部分，這種思維習慣在他們做的所有的事情上都留下了烙印。”這就是整體主義思維的獨特之處：從整體的框架中解讀其中一個事物的本性存在與價值，整體是其個體共生共長的共同走向，它把每一個個體都聯繫在一個整體中，從而使個體彰顯其存在的整體性價值。
古希臘人整體主義的思維，在城邦時代展現了其獨特的政治生命力。古希臘政治思想家傾向於以一種整體性的城邦倫理信仰去思考城邦政治問題，認為城邦是他們共同存在的生活空間，是他們獲得生存意義的政治共同體。這種思考傾向在柏拉圖時代的古希臘已經融入城邦政治，因此，他們善於從城邦倫理的角度將城邦看作是一個由某種共同的倫理精神將人們聯合起來的倫理城邦，而國家在他們的倫理視域中被當作一個教育機構，它的一個重要政治功能在於對整個社會進行倫理精神的灌輸，以使社會成為一個和諧的有機整體，這即是古希臘政治思想家的政治思考特性。柏拉圖同樣具有古希臘思想家的政治整體主義思維傳統，善干將一個單獨的個體納入一個整體的框架中去思考它的存在意義。寺足於古希臘城邦生活的歷史大背景中，柏拉圖秉承了古希臘人獨特的城邦觀與社會觀，在其《國家篇》一書中“賢人政治”範式的構造彰顯出他的這種思維特質，這種思維品性更是延續到他最後一本著作《法篇》中的法律統治範式的生成之中。
二 柏拉圖時代的文化世界
在探討柏拉圖政治思考的文化背景中，我們將選擇希臘的宗教思想這一層面進行分析，因為古希臘城邦政治的生成與古希臘宗教休戚相關。讓一皮埃爾?韋爾南在《古希臘的神話與宗教》一書中精深地研究了二者的生成關係，書中這樣寫到：“如果對於古代和傳統的希臘人有理由談論世俗宗教，那是因為，宗教在古希臘，始終包容在社會之中。反過來講，社會在所有等級上並在其各種形態中一部分一部分地被宗教滲透。”“當城邦建立自己的神廟時，為了保證國土根基堅不可摧，城邦把它的根一直扎到神的世界之中。”韋爾南深入地剖析了古希臘城邦政治生成的宗教之根，古希臘宗教仍然對柏拉圖時代的人們在精神與信仰領域、在城邦權力模式構成以及社會層面的方方面面都產生深遠影響。在柏拉圖的對話著作中，我們發現，古希臘許多的宗教思想成為柏拉圖政治思想的文化底蘊，並使柏拉圖政治思考充滿濃厚的宗教色彩與神話色彩，展現出柏拉圖政治思考的宗教思維特質。
“由此，我們以為不能將宗教思維簡單等同於非理性思維或理性思維，即它既不是非理性思維，也不是理性思維，而是包容著理性與非理性思維的複合型思維。”這段話剖析出宗教思維中理性思維與非理性思維二者奇妙地相結合著的複合型思維現象。因此，柏拉圖政治思考中的宗教思維，實質上是柏拉圖用政治非理性主義方式表達了政治理性主義內涵。具體而言，在《國家篇》一書中，柏拉圖改變從荷馬以來的神擬人化傾向，而將神理性化以便論證他的正義理念的存在性問題。在《國家篇》中，柏拉圖用土生人的政治神話（或柏拉圖所謂的高貴政治謊言）作為論證“賢人政治”中各政治階層政治地位先天本性的依據，展現了柏拉圖以神話論證政治思想的思維走向，是柏拉圖政治思想受神話影響的一個例證；在《政治家篇》中，柏拉圖為了界定政治家的內涵，引用神話故事為例證，講述神統治時代秩序的生成與變化，影射當時秩序的重立需要“真正的政治家”；《法篇》的最終點以信仰神權政治為其政治思考的結局，這一過程充滿宗教神學色彩，展現了柏拉圖政治思維中深層的宗教神性傾向。英國學者厄奈斯特?巴克認為，柏拉圖《法篇》的結尾是中世紀的開端，反映了柏拉圖政治思考的宗教傾向對後世政治社會與宗教發展的深遠影響。
可以說，柏拉圖政治的宗教思維，一方面折射出古希臘哲學與宗教、神話的密切關係，體現了古希臘宗教對古希臘整個精神層面永久地滲透並使其充滿非理性主義特質；另一方面也展現了柏拉圖的政治思考滲透了濃厚的宗教思維傾向。
三 柏拉圖政治思想的歷史淵源
第一，柏拉圖對畢達哥拉斯學派思想的繼承。對這一問題，巴克在《希臘政治理論——柏拉圖及其前人》一書中這樣論述：“畢達哥拉斯的學說中還有兩個因素深刻地影響了柏拉圖與整個希臘哲學。一是人的三個等級學說——愛智者、愛譽者和愛財者，它可能含蓄地對應了靈魂三部分的學說——理性、激情和欲望。《國家篇》在這些方面對畢達哥拉斯學說的借鑑既是明顯的，也是深刻的。《國家篇》的整個結構和框架都可以說是畢達哥拉斯的，因為它們都依賴於把國家分析為三個等級，以及把靈魂分析為三個部分。‘限度’理論是畢達哥拉斯的學說中又一個同時影響了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因素。”在這裡，巴克揭示了柏拉圖《國家篇》一書中畢達哥拉斯學派的“痕跡”，即柏拉圖繼承了畢達哥拉斯學派關於人的三等級學說與靈魂三部分學說、神秘的數學傳統以及正義理論與和諧等思想。對此，費多益在《無形之和諧——古希臘早期自然哲學的表達與闡釋》一文中指出：“事實上，在柏拉圖看來，心靈的三個組成部分與雅典四弦琴的本質結構是相符的——高音、中音和低音，就是古代的和諧。這一原則在巨觀世界和微觀世界同樣適用，而柏拉圖的精神世界也正是根據畢達哥拉斯調音的嚴格規則建構的。”可見，畢達哥拉斯學派的思想對柏拉圖影響之深。
明確地說，柏拉圖將畢達哥拉斯學派的思想運用於政治領域，使之成為“賢人政治”範式構思的直接政治理論來源與政治範式生成的思維源泉。
第二，對蘇格拉底倫理視野的延續與超越。正直善辯的哲學家蘇格拉底對柏拉圖影響極其深遠。柏拉圖從20歲起開始追隨蘇格拉底，並將他視為一生最景仰的導師，其著作里曾多次稱他為“人世間最有智慧的人”，並且從他的大部分對話里都以蘇格拉底為主角這一點即可看出其對導師的無尚景仰。在當時的雅典，個人與城邦的關係問題已成為智者和蘇格拉底研究的關鍵問題。蘇格拉底終其一生為雅典城邦尋找新的道德基礎，並試圖從個體倫理的道德角度解決現實的城邦倫理問題。蘇格拉底倫理思想對柏拉圖政治思考的倫理向度有著緣起性的理論地位。田海平在《西方倫理精神——從古希臘到康德時代》一書中說到：“我們在這裡不難得出這樣一個觀點：正是蘇格拉底與雅典社會的那種特殊關係，構成了柏拉圖政治倫理學說的美德倫理向度緣由。雅典的美德狀況和蘇格拉底的診治，對於柏拉圖的政治倫理學說都具有毋庸置疑的背景說明力量。柏拉圖是以蘇格拉底的眼睛看雅典的美德狀況的，因此，他能夠看到美德與實踐理性的同一性根基，能夠看到正義與個人和城邦的內在關係，能夠看到辯證法與理念世界的關聯。”這段話闡釋了柏拉圖政治倫理思考的現實的道德生活基礎和蘇格拉底的精神影響力。柏拉圖早期對話通常被認為是“蘇格拉底學派對話”，展現的是柏拉圖對蘇格拉底思想的繼承，即柏拉圖政治思維中的倫理路線、對城邦各階層的個體倫理訴求等政治思想。在中期，大家一致認為，柏拉圖超出了蘇格拉底的觀點，即柏拉圖對城邦的整體性倫理的側重與倫理理念的本體論存在的創新。具體地說，柏拉圖超越了他的導師的個體倫理角度，從城邦倫理層面整體性地思考一個城邦的政治秩序問題。在柏拉圖的視野中，道德問題已上升到城邦政治層面而成為一個政治話題，城邦倫理成為柏拉圖思考城邦政治秩序的思維視角，並且以永恆的至善理念世界為本體，使之成為柏拉圖政治思考的元倫理基礎。這些都是柏拉圖政治思維變遷過程中不變的思維特點，是柏拉圖從“賢人政治”到“混合政治”不同政治範式變遷過程中不變的思維特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