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論
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學方法論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方法論和近現代西方經濟學說方法論組成。即所說的理論經濟學方法論，僅僅是指西方經濟學界在研究經濟理論和經濟問題時所採取的各種方法的理論。它們以一定的經濟學說為指導，彼此之間往往互相交叉並補充。人們通常接受了這種觀點。這其實是“物的解釋學”，關乎“物的科學”，從而適用於那種以“資源配置”為研究對象的實證科學。
因此，真正意義的理論經濟學方法論並不掌握在布勞格手中，即系統化的科學哲學意義的方法論，而由熊彼特所規劃。“在他的《經濟分析史》手稿中我們可以看到：‘在他的思想總的綱要中，發展不是那個時代的經濟學家所認為的經濟靜學的附屬物，而是該時期經濟的中心問題。他把他的分析重點集中在揭示經濟過程是怎樣由自身邏輯決定的，揭示不斷變化的整個社會的結構。’在這一點上他們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結果卻完全不同：它使馬克思譴責資本主義社會，而使熊彼特成為資本主義的熱心的辯護人。” 馬克思指責德國歷史學派的理論無能： “不能把在科學上無能為力的感覺完全壓制下去，他們不安地意識到，他們必須在一個實際上不熟悉的領域內充當先生，於是就企圖用博通文史的美裝，或用無關材料的混合物來加以掩飾。這種材料是從所謂官房學——各種知識的雜拌，滿懷希望的德國官僚候補者必須通過的煉獄之火——抄襲來的。”但無論如何，“馬克思不是用公理、定理、系論和輔助定理的理論形式來敘述自己的解釋歷史的方法，他只是把這種方法當作研究的工具，用簡練的語言表述這一方法並在實踐中加以檢驗。”歸根結底，馬克思運用該種方法的規定性只在於（借用他的批評者的話）：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過準確的科學研究來證明一定的社會生產關係發展的秩序性，從中發掘歷史生產運動規律。
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從歷史、理論、套用的三分法出發，門格爾具有一種認識難題。因為理論和歷史以至理論和方法的規定被完全隔開了。從門格爾認識難題中，馬克思引出實踐域的解決方案： “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 它進一步超越了熊彼特的三分法：歷史、理論、統計。立足實踐域，馬克思將這些元素規劃為統一性實踐邏輯的環節和相互構成的組件，基於勞動理論和價值論的核心構件來理解它們，從而恢復了方法論的實踐構造活動，還原出“歷史”本原。由此可見，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只不過是理論經濟學方法論的“別稱”和“指導規範”。它指示了政治經濟學與理論經濟學、廣義政治經濟學與總體政治經濟學的工作關係，它以邏輯的特有方式為我們展開歷史自身的多維發展畫卷。
1950年以後，經濟學變得愈來愈數學化。也就是說，經濟學只關心分析的數學基礎，而不惜犧牲經濟分析的現實相關性。數學理論能幫助我們增加多少對經濟的了解？一點也沒有幫助。沒有數學家會相信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在數學上有什麼貢獻，但是，它確實可以幫助數學家獲得經濟系的教職。當代經濟學理論充斥著無結果的數學形式主義（sterile formalism)。然而，即使馬克·布勞格（Mark Blaug）也深信，經濟學必須關注歷史現實世界的問題。人們通常願意接受布勞格意義的方法論——資產階級解釋學。布勞格為此抱怨說：應該給經濟學方法論直接規劃“科學哲學”名稱，並加上限制性副題——“經濟學家如何解釋”，亦即，促成經濟學家想到：“‘經濟學方法論’僅僅應該被理解為套用於經濟學的科學哲學。”
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可這是一種解釋學規劃。其不同於勞動二重性的科學的地方是，建立了物質發展（物質內容的存在者）對勞動發展（社會內容的存在者）的工作上的對應關係。物象二重性乃是建立物質自身的物象工作關係，從而在不涉及整體的情況下，方便了把物質的方法同時說成是社會的方法，把物質的規定同時說成是社會的規定。可見，物象二重性的工作內涵是尋求物質內容和物質形式層面上的“物質”與“社會”的意義對接。實踐化構造之路是物化→物象化（在規定上，物象化是物化的繼續）；前者是將物質內容處理成“實體”，後者則將社會內容處理成“形式”。產生一種工作效果：物化對物的生產予以肯定，“物象化”為之擬像，促成拜物教認識。據此，物象化是對資產階級“第二自然”的直接指認，是對社會物質生活的現象錯識。物的解釋是隱身的一個預定好了的工作規定，只仿佛存在的“顯像過程”。物的解釋學的工作目標是建立資本物象理論。
政治經濟學方法論根據中國經濟變革和現代化的需要，建構規定中國經濟矛盾的政治經濟學範疇體系，其中，方法論的探討是基本和關鍵。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研究的繼續。在明確中國政治經濟學主體、主義、主題、主張的基礎上，進一步專注方法論的探討，規定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範疇，並嘗試建構其體系。 基於中國套用視角，《資本論》的邏輯與方法規定是發生學。其指向於研究與言說“歷史” ，旨在弘揚與推進對歷史學發動“哥白尼革命” 意蘊之經濟學建構道路，使範疇落實在批判原則之上，貫徹於歷史規定性之中。但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對這種道路和理論實踐行動進行了“逆轉”，推行庸俗化的解釋學與非批判的科學主義主張， 旨在相反將經濟學淪落為特殊門類的自然科學。其理論工作特徵是進行世界－社會認識預設構圖全面玩弄解釋學語言實踐謀求自然科學主義最高形式和規範是數學主義規劃。由於存在種種問題，——就中國而言，主要集中在思維與語言工作體式出現“錯位” 之上，馬克思之後的研究努力未能有效實現“反逆轉”。真正的出路即在於實現“重構政治經濟學” 意蘊的經濟學建構。在此基礎上，可提出歷史和實踐化構造的工作原則與主張， 以免除中國經濟學研究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中國化重新鎖入“解釋學困境” 危局之可能。首先， 應繼續堅持歷史科學基礎上的實踐建構之路。其次，需要確實為此而防止研究中以“科學化” 之名， 行“去歷史化” 理論實質之企圖。再次，應進而體會到“回到馬克思” 的口號其實是偽的，因為，與馬克思交會的真實性途徑乃是通過歷史和實踐，絕不是文本的本身。最後，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實踐構造活動之路，歸根結底，旨在衝破資產階級科學主義思維束縛之牢籠，而又始終能夠在於最終解除解釋學語言束縛之牢籠。
這樣看來，政治經濟學方法論是保衛《資本論》理解域內的思想工具。一句話，我們需要建設性地尋找中國元素。
學科
自然學科
歷史的導言：在自然科學中，由於它本身的發展，形上學的觀點已經成為不可能的了。（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政治經濟學方法論18世紀上半葉的自然科學在知識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大大超過了希臘古代，但是在觀念地掌握這些材料上，在一般的自然觀上卻大大低於希臘古代。在希臘哲學家看來，世界在本質上是某種從混沌中產生出來的東西，是某種發展起來的東西、某種生成著的東西。在我們所探討的這個時期的自然研究家看來，它卻是某種僵化的東西、某種不變的東西，而在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看來，則是某種一下子就造成的東西。科學還深深地禁錮在神學之中。它到處尋找，並且找到了一種不能從自然界本身來解釋的外來的推動力作為最後的原 因。如果牛頓所誇張地命名為萬有引力的吸引被當作物質的本質特性，那么開初造成行星軌道的未經說明的切向力又是從哪裡來的呢？植物和動物的無數的種是如何產生的呢？而早已確證並非亘古就存在的人類最初是如何產生的呢？對於這些問題，自然科學往往只能以萬物的創造者對此負責來回答。哥白尼在這一時期之初向神學下了挑戰書；牛頓卻以神的第一推動這一假設結束了這個時期。這時的自然科學所達到的最高的普遍的思想，是關於自然界的安排合乎某種目的性的思想，是淺薄的沃爾弗式的目的論，根據這種理論，貓被創造出來是為了吃老鼠，老鼠被創造出來是為了給貓吃，而整個自然界被創造出來是為了證明造物主的智慧。當時的哲學博得的最高榮譽就是：它沒有被同時代的自然知識的狹隘狀況引入迷途，它——從斯賓諾莎一直到偉大的法國唯物主義者——堅持從世界本身來說明世界，並把細節的證明留給未來的自然科學。
但是，如果這個逐漸被認識到的觀點——自然界不是存在著，而是生成著和消逝著——沒有從其他方面得到支持，那么大多數自然研究家是否會這樣快地意識到變化著的地球竟承載著不變的有機體這樣一個矛盾，那倒是值得懷疑的。地質學產生了，它不僅揭示了相繼形成的和逐次重疊起來的地層，而且指出了這些地層中保存著已經滅絕的動物的甲殼和骨骼，以及已經不再出現的植物的莖、葉和果實。必須下決心承認：不僅整個地球，而且地球現今的表面以及在這一表面上生存的植物和動物，也都有時間上的歷史。這種承認最初是相當勉強的。居維葉關於地球經歷多次變革的理論在詞句上是革命的，而在實質上是反動的。它以一系列重複的創造行動取代了上帝的獨一的創造行動，使神跡成為自然界的根本槓桿。最初把理性帶進地質學的是賴爾，因為他以地球的緩慢的變化這樣一些漸進的作用，取代了由於造物主的一時興起而引起的突然變革。
自然科學成就了唯物主義，主體和客體的統一促成唯物主義的工作統一。 沒有比恩格斯的話更能清楚地概括唯物主義的工作性質了：“因為，我們不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類社會中，人類社會同自然界一樣也有自己的發展史和自己的科學。因此，問題在於使關於社會的科學，即所謂歷史科學和哲學科學的總和，同唯物主義的基礎協調起來，並在這個基礎上加以改造。” 在這個基礎上，列寧發揮說：“馬克思加深和發展了哲學唯物主義，而且把它貫徹到底，把它對自然界的認識推廣到對人類社會的認識。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是科學思想中的最大成果。過去在歷史觀和政治觀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種混亂和隨意性，被一種極其完整嚴密的科學理論所代替，這種科學理論說明，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如何從一種社會生活結構中發展出另一種更高級的結構……正如人的認識反映不依賴它而存在的自然界即發展著的物質那樣，人的社會認識（即哲學、宗教、政治等等的不同觀點和學說）反映社會的經濟制度。政治設施是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從這種意義上說，馬克思的‘哲學’是完備的哲學唯物主義，它把偉大的認識工具給了人類，特別是給了工人階級。”
歷史學科
在研究上，歷史學科是自然學科的升華；承認後者是“母”，前者是“子”，這是堅持唯物主義。
政治經濟學方法論這樣，自然界也被承認為歷史發展過程了。而適用於自然界的，同樣適用於社會歷史的一切部門和研究人類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學。在這裡，歷史哲學、法哲學、宗教哲學等等也都是以哲學家頭腦中臆造的聯繫來代替應當在事變中去證實的現實的聯繫，把全部歷史及其各個部分都看作觀念的逐漸實現，而且當然始終只是哲學家本人所喜愛的那些觀念的逐漸實現。這樣看來，歷史是不自覺地、但必然是為了實現某種預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例如在黑格爾那裡，是為了實現他的絕對觀念而努力，而力求達到這個絕對觀念的堅定不移的意向就構成了歷史事變中的內在聯繫。這樣，人們就用一種新的——不自覺的或逐漸自覺的——神秘的天意來代替現實的、尚未知道的聯繫。因此，在這裡也完全像在自然領域裡一樣，應該通過發現現實的聯繫來清除這種臆造的人為的聯繫；這一任務，歸根到底，就是要發現那些作為支配規律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上起作用的一般運動規律。
但是，社會發展史卻有一點是和自然發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們把人對自然界的反作用撇開不談）全是沒有意識的、盲目的動力，這些動力彼此發生作用，而一般規律就表現在這些動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發生的任何事情中，無論在外表上看得出的無數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證實這些偶然性內部的規律性的最終結果中，都沒有任何事情是作為預期的自覺的目的發生的。相反，在社會歷史領域內進行活動的，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這個差別對歷史研究，尤其是對各個時代和各個事變的歷史研究如何重要，它絲毫不能改變這樣一個事實：歷史進程是受內在的一般規律支配的。因為在這一領域內，儘管各個人都有自覺預期的目的，總的說來在表面上好像也是偶然性在支配著。人們所預期的東西很少如願以償，許多預期的目的在大多數場合都互相干擾，彼此衝突，或者是這些目的本身一開始就是實現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實現的手段的。這樣，無數的單個願望和單個行動的衝突，在歷史領域內造成了一種同沒有意識的自然界中占統治地位的狀況完全相似的狀況。行動的目的是預期的，但是行動實際產生的結果並不是預期的，或者這種結果起初似乎還和預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後卻完全不是預期的結果。這樣，歷史事件似乎總的說來同樣是由偶然性支配著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這種偶然性始終是受內部的隱蔽著的規律支配的，而問題只是在於發現這些規律。
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無論歷史的結局如何，人們總是通過每一個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覺預期的目的來創造他們的歷史，而這許多按不同方向活動的願望及其對外部世界的各種各樣作用的合力，就是歷史。因此，問題也在於，這許多單個的人所預期的是什麼。願望是由激情或思慮來決定的。而直接決定激情或思慮的槓桿是各式各樣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動機，如功名心、“對真理和正義的熱忱”、個人的憎惡，或者甚至是各種純粹個人的怪想。但是，一方面，我們已經看到，在歷史上活動的許多單個願望在大多數場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預期的結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結果，因而它們的動機對全部結果來說同樣地只有從屬的意義。另一方面，又產生了一個新的問題：在這些動機背後隱藏著的又是什麼樣的動力？在行動者的頭腦中以這些動機的形式出現的歷史原因又是什麼？
舊唯物主義從來沒有給自己提出過這樣的問題。因此，它的歷史觀——如果它有某種歷史觀的話，——本質上也是實用主義的，它按照行動的動機來判斷一切，把歷史人物分為君子和小人，並且照例認為君子是受騙者，而小人是得勝者。舊唯物主義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在歷史的研究中不能得到很多有教益的東西；而我們由此得出的結論是，舊唯物主義在歷史領域內自己背叛了自己，因為它認為在歷史領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動力是最終原因，而不去研究隱藏在這些動力後面的是什麼，這些動力的動力是什麼。不徹底的地方並不在於承認精神的動力，而在於不從這些動力進一步追溯到它的動因。相反，歷史哲學，特別是黑格爾所代表的歷史哲學，認為歷史人物的表面動機和真實動機都決不是歷史事變的最終原因，認為這些動機後面還有應當加以探究的別的動力；但是它不在歷史本身中尋找這種動力，反而從外面，從哲學的意識形態把這種動力輸入歷史。例如黑格爾，他不從古希臘歷史本身的內在聯繫去說明古希臘的歷史，而只是簡單地斷言，古希臘的歷史無非是“美好的個性形式”的制定，是“藝術作品”本身的實現。在這裡，黑格爾關於古希臘人作了許多精彩而深刻的論述，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今天對那些純屬空談的說明表示不滿。
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隱藏在——自覺地或不自覺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覺地——歷史人物的動機背後並且構成歷史的真正的最後動力的動力，那么問題涉及的，與其說是個別人物、即使是非常傑出的人物的動機，不如說是使廣大民眾、使整個整個的民族，並且在每一民族中間又是使整個整個階級行動起來的動機；而且也不是短暫的爆發和轉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歷史變遷的行動。探討那些作為自覺的動機明顯地或不明顯地，直接地或以意識形態的形式、甚至以被神聖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動著的民眾及其領袖即所謂偉大人物的頭腦中的動因，——這是能夠引導我們去探索那些在整個歷史中以及個別時期和個別國家的歷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規律的唯一途徑。使人們行動起來的一切，都必然要經過他們的頭腦；但是這一切在人們的頭腦中採取什麼形式，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種情況決定的。工人不再像1848年在萊茵地區那樣簡單地搗毀機器，但是，這決不是說，他們已經容忍按照資本主義方式套用機器。
學科方法——歷史唯物主義發生學
歷史
每一科學都有使自身成立的特殊邏輯。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歷史科學，特殊之處在於使歷史化為邏輯。
實踐文本是《資本論》。“馬克思的研究方法的全部特點表現得最清楚和最純粹的地方，正好是在《資本論》……正因為這樣列寧才指出，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大邏輯’首先應當注意《資本論》。”按照列寧所說，《資本論》———廣義上的《資本論》，當然包括馬克思為寫作《資本論》而準備的手稿———的“邏輯”，“不必要三個詞：它們是同一個東西”。這種邏輯和方法論是馬克思進行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基礎，源出馬克思所發動的對黑格爾哲學的科學批判。猶如盧卡奇所言：“在這裡就令人驚奇地形成了馬克思後來許多表述的基礎。這種基礎不僅就個別來說，而且就整體來說都是他的典型的方法論……所有這一切在《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至少都有了萌芽和開端。”馬克思之後，發生學研究一直以相對獨立的“科學身份”與《資本論》保持聯繫。列寧和盧卡奇從唯物史觀、本體論與辯證法的結合角度重新發掘了這種邏輯，使之達成大寫字母意義的歷史發生學。這一研究的最初顯露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
政治經濟學方法論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聲稱：把起草好了的總的導言強制壓下了！他解釋說：“因為仔細想來，我覺得預先說出正要證明的結論總是有害的，讀者如果真想跟著我走，就要下定決心，從個別上升到一般。”“個別上升到一般”，指發生學的邏輯形成；馬克思所指的“一般”，同時指將要表述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一般藍圖。在那期間，馬克思“發狂似地”研究，提煉政治經濟學原理：“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問題搞清楚”，“使公眾認清事物的實質”，也使自己徹底“擺脫這個討厭的東西”。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因此得以寫成：展開對古典經濟學和黑格爾哲學的集中批判和公開揭露。
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在實踐中形成統一。立足於此，馬克思體認到：古典經濟學實踐產生了從實在和具體中形成抽象概念的要求，但庸俗拓展使之虛假化、顛倒化，一般認識關係（由個別、特殊到一般）被裝裱成合乎自然的邏輯（從“具體”上升到“抽象”），人為製造了一勞永逸的永恆秩序。這種純粹抽象規定之間的關係曲解了認識本身。相反，黑格爾的邏輯學實踐則虛幻而顛倒，由於將思維掌握對象世界的關係（由一般到特殊、個別）謀劃為合乎辯證法的概念生成運動（從“抽象”上升到“具體”），導致將精神活動產物的純邏輯虛假為歷史生成運動本身。這是雙重顛倒：既將認識論顛倒為邏輯本身，又將概念辯證法顛倒為歷史本身。對雙重顛倒的批判不是重回顛倒，——無論作為顛倒的綜合亦或顛倒的顛倒，而是重塑歷史內在過程的邏輯學。
政治經濟學方法論馬克思在這一反思性建構中提煉的科學抽象是：“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是科學上唯一正確的邏輯展開方法，是唯一符合客觀辯證法的方法”，並且“對於這一方法的真正具體的論證應當到馬克思的《資本論》中，到對於這一著作的邏輯結構的分析中去尋找。”它催生了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的實踐統一。
首次闡明政治經濟學的學科方法論並系統運用的，是《資本論》第一卷文本結構。這是發生學作為大寫邏輯的真正誕生之地。與黑格爾思維發生學（邏輯和辯證法的絕對統一）相反，馬克思將歷史運動和辯證法有機統一起來，由此闡明了有關於歷史發生學的科學邏輯發現。從這一角度看，邏輯只能是以對象化（歷史）為基礎的概念的外化活動。因為範疇順序和關係“既不構成一種純邏輯的次序，也不是按照純歷史的事實來排列的”，並且“只有當一方面人類藉以形成的全部範疇表現為這種存在本身的規定（而不僅是它的可把握性的規定），另一方面這全部範疇的順序、關係和聯繫表現為歷史過程本身的因素，表現為現在的結構特徵時，起源和歷史才可能一致，或更確切地說，才可能純粹是同一過程的因素。”發生學邏輯——從歷史的發生、運動變化、消滅中研究事物——使二重性和辯證法成為社會歷史的紐結，成為實踐性認識的中心構造。猶如伊林柯夫指出：“證明從抽象上升到具體……不能依據材料的進程在歷史上所經歷的順序的。這種方法所反映的是客觀上正確的，同對象相符合的認識在理論家的意識里凝固下來時所形成的那種順序，而不是現實的某些方面由於某種原因而喚起理論家注意並進入科學視野所形成的那種順序……所以，在科學發展上的表面上（即在理論家本身的意識里），這種規律是不那么容易被發現的。這種規律可能很長時間完全不為理論家所認識，可能出現在使這種規律無法被認清的形式上。”
在方法論構造上，唯物主義的發生學不同於發生認識論之處在於：將歷史運動所呈現的材料的思維加工，當作特殊的由邏輯構造導致認識構造的一種“科學實驗”。由此，結構的建構是由歷史過程內生的，既不是認識的過程內生，也不是認識的預設。其不同於一般發生學——實質是起源學——方法之處在於：將關注點置於內在過程，尋求歷史方法和發生邏輯的分析結合，而避免落入任何的經驗主義乃至實證主義。由於堅持將歷史同時作為邏輯對待：“馬克思寧願用所謂邏輯的批判方式，並相應地對現實採用邏輯的考察方式”；同樣，由於堅持了歷史規定的優先性：馬克思採用一種“具體歷史主義”研究進路，“它不談論歷史一般，而每次都是談論具體對象的具體歷史。”“在這裡，在每一步分析中，都用事實即用實踐來檢驗”：一方面具體的實在的運動是歷史，抽象的概念的運動是邏輯，一方面抽象的概念（運動）同時代表具體的實在（運動），這樣就代表了不斷變易的歷史運動的根據；二重規定的兩個方面——政治經濟學中的存在和社會關係上的概念，透露出“本質對現象關係問題”。說到底，“在馬克思《資本論》中，具體同抽象是矛盾的，而這種矛盾不僅不會由於在這兩者之間建立了一整串中介環節而消失，而且被證實是經濟現實本身不可缺少的矛盾。”
因此，問題不是肯定歷史本身如何是邏輯，問題是歷史如何化為邏輯。這一實踐從《資本的生產過程》開始，必然貫穿全書。基於這一意涵，《資本論》第一卷是完整獨立的著作，就地位和性質而言，本身則構成有關於政治經濟學原理闡述的基礎原理。
邏輯
政治經濟學方法論歷史是《資本論》邏輯分析的總存在，是和具體存在相互構成的“特殊存在”。在存在中，歷史是“存在的歷史”，從而完成歷史的生活化。歷史發生學( 第1 卷) “化為”系統發生學( 第2 卷) 、現象發生學( 第3 卷) ，不過就意味著歷史和存在的結合的進一步總說，歷史( 存在) 本身“化為”階級的存在，乃至“化為”階級的社會構成，即社會結構和社會行動的相互構成，演變為資本結構( 亦即“系統”) 在社會歷史生活中的一步步地生長過程，——並且伴隨著這一過程即資本實體“化為”資本結構，必然同時生長出資本主義的整體生活現象——它的“真相”以及直接與之對立生長的一切“假象”( 資產階級認識論假象及其分配假象) 。
這樣，在補入“流通”( 資本運動的社會條件) 的情況下，“生產當事人”和“流通當事人”最終以有機統一體的形態顯現出來，達成了對資本本質的共構分析。所謂系統發生學，就是基於特殊社會系統( 階級系統) 生成論的構造。
政治經濟學方法論歸根結底，第二卷是在第一卷奠定的歷史結構——歷史階級的生長所形成的過程史——中解密階級結構，形成階級結構的社會分析。這是繼第一卷訴說資本如何歷史發生又如何歷史存在，進而揭明它的結構性質——生成運動的條件及其狀況，深入解剖階級實踐的結構機理——作為實存關係的“一般利潤率趨向下降規律”及其分配中的“現象形態”，即資本形態以及相應的經濟利潤形態的社會裂變。從而導致《資本論》1 ～2 卷採取了特別的文本分工體式：在結構上，第一卷側重資本生產，即資本一般本身; 第2 卷側重資本流通，是資本生產的“影子邏輯”。“在第二冊中，資本的流通過程將根據第一冊中所闡述的前提來論述。”但“《資本論》第二卷在形式上不是第一卷的繼續。《資本論》第一卷的終點——‘資本的積累過程’，不是第二卷的研究起點。在形式上第二卷同第一卷的第二篇《貨幣轉化為資本》直接相連，後者開始分析資本的循環，但是這種分析的線在生產階段就斷了……這個過程就是資本循環。”從具體邏輯的對應看：“《資本論》第二卷第一章是第一卷第四章的繼續。但是另一方面，資本在流通中產生的研究是從另外的角度繼續進行的。”所以盧森貝認為: “資本的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組成一個整體，在這個整體中占首要地位的是生產。在《資本論》第一卷中研究了這個整體的一個方面，在第二卷中則研究它的另一個方面。但是應該特別著重指出，對這各個方面不應該孤立地、而應該把它們經常聯繫起來並互為條件地加以研究……《資本論》第一卷的整個結構和第二卷的整個結構不同……資本是一種階級關係，資本是一種不能分割的運動……第一卷研究的任務，是闡明隱藏在這種運動後面的階級關係。第二卷研究的任務，是闡明那種運動的特點，即表現出階級關係的資本運動的特點。”
政治經濟學方法論1863 ～ 1865 年，馬克思打算將一、二卷合為一卷，即作為“《資本論》第一卷”；在一版序中，馬克思又打算將二、三卷合為一卷，即作為“《資本論》第二卷”，但最終放棄了。“資本的流通過程”在結構形式上單列，凸顯了對資本運動條件進行獨立闡述的必要性: 作為歷史( 規定) 賦予的存在的社會規定性，階級的社會構成具象化為資本運動條件的具體生成。這樣就將“1857 ～ 1858 年手稿”中兩卷的邏輯合一( 即關於資本一般的闡述) 徹底分開了。導致一種錯覺：“馬克思在研究現代資產階級社會時，採取了矛盾的態度……把這一現存社會理解為歷史的結果，從而理解為歷史創造的結果……結果被理解為同它的起源不可分割的結果，甚至應該把它理解為‘結果的生成的結果’。實際上，馬克思同時還採取了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態度。馬克思的研究對象是被思考為歷史結果的現實資產階級社會。但是我們不能通過這一結果的起源理論來理解這個社會，而只能通過‘機體’理論即社會現實結構理論來理解這個社會。這種矛盾的、馬克思卻斷然肯定的態度，作為馬克思歷史理論的絕對條件，說明了兩個不同的、處在對立統一中的問題。第一個需要提出和解決的理論問題是闡明歷史藉以把現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為結果生產出來的機制。第二個需要提出和解決的理論問題則完全不同，這個問題就是要理解這種結果是社會生產方式，是社會存在形式而不是任何一種存在形式。這第二個問題恰恰是《資本論》的理論對象……在這一理論中，社會被理解為‘機體’，不是任何一種機體，而是作為社會起作用的機體。”
不可否認，在寫作《資本論》第二卷過程中，馬克思確實運用了一種特別的“馬克思重構”： 按其學科性質而不僅僅是一般的分析方法，對魁奈《經濟表》進行了徹底地改造。通過將存在融入歷史，它表明了： “政治經濟學決不是研究‘生產’，而是研究人們在生產上的社會關係，生產的社會結構”，而“這些社會關係一經徹底闡明和徹底分析，各個階級在生產中的地位也就明確了，因而，他們獲得的國民消費份額也就明確了。古典政治經濟學沒有解決而各種各樣研究‘分配’和‘消費’的專家也絲毫沒有向前推進一步的問題，由直接繼承古典學派並對單個資本和社會資本的生產作了徹底分析的那個理論解決了。”這種“結合”分析過程奠定了一種科學: 關於歷史存在的“特殊”科學。由於歷史規定性被賦給存在，特殊內容相應就賦給科學，使之成為特殊歷史( 存在) 的邏輯形式。這樣，資本歷史實體被進一步“社會展開”，但不是按照“邏輯”進路。就本性而言，其仍然是歷史生長本身的“重說一遍”。科學本身成長為歷史( 存在) 的形式，定格為特殊的邏輯( 認識) 科學。這種“特殊”科學是階級科學。它構成《資本論》2 ～ 3 卷整體邏輯的認識論基礎。
政治經濟學方法——分析方法和表述方法
歷史方法
政治經濟學方法論關於政治經濟學的學科方法——歷史唯物主義發生學，馬克思一直談論的是“我的辯證方法”以及方法的唯物主義基礎。《資本論》二版跋中，馬克思講明：“我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說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義基礎。”馬克思之後的馬克思主義發展，集中在思想認識領域內的成就促成一門新學科：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科學。這是在和資產階級解釋學——把科學哲學用於經濟構造所形成的分析技藝（方法工具、技術）——作鬥爭中逐漸形成的。尋求認識論的根源，科學揭露發生背景，查明發展過程，進而宣明社會主義批判工作實質，是其全部根據。這是對“唯物主義基礎”予以肯定的理論實踐過程。馬克思在二版跋中的論斷講清楚了方法的性質和來源：（1）它是客觀邏輯產物；（2）在性質上，是作為工作批判邏輯；（3）具體來源於主觀批判，又屬於認識能動性範疇。方法論本體是客觀批判（邏輯），實體組成是本體邏輯的變形過程和形式，也可以說成是工作邏輯的實現形式，同時，還可以說成是方法本體的實在的表現形式。因此，講明科學方法的前提是對歷史方法的本體性質進行說明。
“在馬克思看來，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發現他所研究的那些現象的規律。而且他認為重要的，不僅是在這些現象具有完成形式和處於一定時期內可見到的聯繫中的時候支配著它們的那種規律。在他看來，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這些現象變化的規律，這些現象發展的規律，即它們由一種形式過渡到另一種形式，由一種聯繫秩序過渡到另一種聯繫秩序的規律。他一發現了這個規律，就詳細地來考察這個規律在社會生活中表現出來的各種後果……所以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過準確的科學研究來證明一定的社會關係秩序的必然性，同時儘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為他的出發點和根據的事實。為了這個目的，只要證明現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時證明這種秩序不可避免地要過渡到另一種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夠了，而不管人們相信或不相信，意識到或沒有意識到這種過渡。馬克思把社會運動看作受一定規律支配的自然歷史過程，這些規律不僅不以人的意志、意識和意圖為轉移，反而決定人的意志、意識和意圖……既然意識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著這種從屬作用，那末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為對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識的某種形式或某種結果為依據。這就是說，作為這種批判的出發點的不能是觀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現象。批判將不是把事實和觀念比較對照，而是把一種事實同另一種事實比較對照。對這種批判唯一重要的是，把兩種事實儘量準確地研究清楚，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發展階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同樣準確地把各種秩序的序列、把這些發展階段所表現出來的聯貫性和聯繫研究清楚……但是有人會說，經濟生活的一般規律，不管是套用於現在或過去，都是一樣的。馬克思否認的正是這一點。在他看來，這樣的抽象規律是不存在的……根據他的意見，恰恰相反，每個歷史時期都有它自己的規律。一旦生活經過了一定的發展時期，由一定階段進入另一階段時，它就開始受另外的規律支配。總之，經濟生活呈現出的現象，和生物學的其他領域的發展史頗相類似……舊經濟學家不懂得經濟規律的性質，他們把經濟規律同物理學定律和化學定律相比擬……對現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證明，各種社會機體象動植物機體一樣，彼此根本不同……由於各種機體的整個結構不同，它們的各個器官有差別，以及器官藉以發生作用的條件不一樣等等，同一個現象卻受完全不同的規律支配。例如，馬克思否認人口規律在任何時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相反地，他斷言每個發展階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規律……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不同，生產關係和支配生產關係的規律也就不同。馬克思給自己提出的目的是，從這個觀點出發去研究和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這樣，他只不過是極其科學地表述了任何對經濟生活進行準確的研究必須具有的目的……這種研究的科學價值在於闡明了支配著一定社會機體的產生、生存、發展和死亡以及為另一更高的機體所代替的特殊規律。馬克思的這本書確實具有這種價值”。
科學方法
其一，《資本論》邏輯是批判與建設的統一。《資本論》作為一般分析和特殊分析的工作結合，具體化為批判邏輯與建設邏輯的統一。即如果說馬克思創立《資本論》的本意是為了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的內在矛盾，揭示資本主義為共產主義所代替的歷史必然性，並且從這一意義上講，《資本論》直接提供了階級鬥爭的思想武器，那么，作為“科學批判”，資本批判邏輯同時離不開建設邏輯，而與建設邏輯相歷史契合。 因此，馬克思一再強調了關於資本科學批判分析的二重性質：“一方面，它表現為社會的經濟形成過程中的歷史進步和必要的發展因素，另一方面，它表現為文明的和精巧的剝削手段。” 以及根據資本的自然歷史過程，一方面是“資本發展成為一種強制關係……作為剩餘勞動的榨取者和勞動力的剝削者，資本在精力、貪婪和效率方面，遠遠超過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強制勞動為基礎的生產制度”，另一方面則是“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一方面是“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另一方面則是“資本家只有作為人格化的資本，他才有歷史的價值……作為價值增殖的狂熱追求者，他肆無忌憚地迫使人類去為生產而生產，從而去發展社會生產力，去創造生產的物質條件；而只有這樣的條件，才能為一個更高級的、以每一個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建立現實基礎”，等等。
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其二，《資本論》研究是廣義與狹義的統一。整體上看，《資本論》是有機統一了廣義研究與狹義研究的理論邏輯體系。以價值分析為例，一方面，馬克思強調商品價值是整個分析的起點，但並非作為簡單、直接的邏輯起點，另一方面，同時以豐富而翔實的價值形式歷史演化過程分析，“科學而嚴密地從表現每個交換價值的等式的分析中引出了價值”，進一步的分析則表明商品價值形式完全是一種歷史範疇——“因此，一旦我們逃到其他的生產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產的基礎上籠罩著勞動產品的一切魔法妖術，就立刻消失了”；以及一方面，關於價值概念的科學認識，馬克思明確認識到他同恩格斯分別依據不同特殊領域的研究而得出的價值規定具有差別性，而規定價值為社會抽象勞動關係，另一方面，則以《資本論》的嚴密而完整的邏輯科學論證了“兩種含義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價值”的內在辯證關係，促使恩格斯由衷地承認：“在決定生產問題時，上述的對效用和勞動支出的衡量，正是政治經濟學的價值概念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所能餘留的全部東西，這一點我在1844年已經說過了（《德法年鑑》第95頁）。但是，可以看到，這一見解的科學論證，只是由於馬克思的《資本論》才成為可能。
這一統一整體凸顯了總體價值規定性，即“勞動對效用的關係”（許光偉，2006）。它表明完整的歷史價值形態共包括有四種：簡單價值形態、自然價值形態、商品價值形態以及企業價值形態，並分別對應於：直接勞動對直接效用的關係、直接個體勞動對直接效用的關係、直接私人勞動對社會效用的關係以及直接社會勞動對社會效用的關係。既然《資本論》不僅揭示了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特殊的剝削制度的本質、階級對立和矛盾對抗，以及它的歷史暫時性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制度論”，而且闡明它作為一種發達的市場經濟的實現方式和運行機制，也是這一生產方式的“運行機制論”，那么，在現代市場經濟的規定和意義上，總體價值即進而規定了商品價值（作為狹義價值規定）與企業價值（作為廣義價值規定）的邏輯互動，實現了市場經濟價值一般與市場經濟價值特殊的有機統一。至此，可以完全肯定地說，《資本論》非但沒有舍象價值生產I（價值生產的廣義形態），相反，而是把價值生產I作為廣義研究方法和邏輯有機嵌入價值生產II（價值生產的狹義形態）分析中，使得《資本論》的價值分析具有總體性質。總之，從《資本論》的總體研究性質及範式研究方法可以引出廣義政治經濟學的本質規定——方法論（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得出廣義政治經濟學本質上乃是基於廣義範疇和廣義邏輯的方法體系的基本結論。利用這一研究成果，可以進而合理推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指導理論依託於廣義政治經濟學域內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當代的最新發展和現代重建，它廣泛涉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以及在此基礎上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對於現代西方經濟理論的邏輯融合。《資本論》及以廣義政治經濟學為基礎的政治經濟學範式研究的科學方法論啟示我們：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永恒生命力不僅在於它是可發展的，而且在於它首先是完全通過內部結構調整，即作為科學範式研究方法和手段來實現向實踐、歷史開放的發展體系。
我們用這個工作體例來說明如何發展拓展“馬克思企業理論”。在弄清楚馬克思企業理論應該是什麼、事實是什麼的問題之後，應該正面回答馬克思企業理論“是什麼”的問題，顯然，這第三個問題總體受前兩個問題的回答所決定和制約。因而，我們可以用這樣的認知來概括這一問題：馬克思企業理論的發展總體與馬克思經濟學的發展是同步的。這樣，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即可以被總體界分為兩個層面進行：馬克思經濟哲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簡言之，前一層面研究唯物史觀與勞動價值論的相互放入的規定，後一層面研究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整體經濟理論體系。進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兩個層面界分了企業理論的兩個基礎：方法（論）基礎和理論基礎，簡言之，前一基礎說明唯物史觀方法論的具體形成，後一基礎則說明企業理論體系的具體形成。從而，馬克思企業理論作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的過程中介理論，作為企業政治經濟學，實現了勞動價值論的總體的理論擴張。以下即以“價值拓展”來具體表達這一實際的理論過程，包括四個價值規定的總體假設：
假設1：從勞動過程的概念規定看，價值是勞動入量對勞動出量的關係勞動概念依存於勞動過程的概念。勞動從本體的意義上來看——作為勞動時間規定，是一定形式的勞動體或勞動合類性，盧卡奇（1971）稱作“無聲的合類性與有聲的合類性以及自在的合類性與自為的合類性的統一”，進一步可以被規定為：由內在的、無聲的合類性向有聲的合類性的沿時間過程進行演化的類存在物。從而，勞動本質是人類（類存在）本質與主體（勞動時間）本質的統一，決定價值首先是量的規定關係，是勞動入量（凝結勞動）對勞動出量（社會價值）的投入－產出關係。馬克思（1867）因而直接規定它為：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單純凝結或商品社會價值。
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假設2：從勞動過程的經驗規定看，價值是勞動對效用的關係勞動關係依存於勞動過程的關係。在經驗的世界，勞動（體）則可以被進一步看作勞動（過程）的質與量的統一體。盧卡奇（1971）因此說：“再生產中永不停息的變遷，總是在以量和質的方面都不斷提高的方式重新創造出社會存在的特定的實體特徵。”也就是說除開量的規定，價值規定還必然同時包括著質的內容。從此點意義而言，即價值不過是“勞動對效用的關係”，它包括的主要內容為：（1）價值（勞動關係）與財富（效用關係）的簡單同一：勞動效用關係，（2）價值（關係）與財富（關係）的相對分立：生產費用（企業勞動入量）對效用（社會勞動出量）的關係，（3）價值（關係）與財富（關係）的有機統一：勞動（勞動入量）對效用（勞動出量）的關係，（4）從出量關係上看，則包含著勞動對物質效用（如產品效用、商品效用），以及勞動對社會效用（如生產效用、價值效用）的關係，等等（許光偉，2005、2006）。
假設3：從勞動過程的產業規定看，價值是勞動協同的社會關係這個假設是勞動價值論的產業分析視角，也可以稱為馬克思的“簡單勞動假說”。從勞動規定看，價值關係由簡單勞動創造價值的關係構成，決定存在著勞動量的一般折算關係或法則：複雜勞動（complex labor）作為“熟練勞動”（skilled labor）的規定存在，對應地，簡單勞動（simple labor）作為“不熟練勞動”（unskilled labor）的規定存在；從價值規定看，價值關係則由協同勞動創造價值的關係構成，決定協同勞動體由總體勞動構成，即意味著“從物質生產性質本身中得出的關於生產勞動的最初的定義，對於作為整體來看的總體工人始終是正確的，但是，對於總體工人的每一個單個成員來說，它就不再適用了”（馬克思，1867）；從勞動的協同本身或社會規定看，價值關係相應乃是由社會活勞動創造價值的一元關係構成，從而決定“總體活勞動”的協同範圍必然會由物質生產部門擴展至以物質生產部門為基礎的一切非物質生產部門。
假設4：從勞動過程的企業規定看，價值是異質勞動對同質勞動的關係這個假設是勞動價值論的企業分析視角，說明價值概念（關係）也對應地依存於價值過程的概念（關係）。價值過程則可以被廣義說成是對（剩餘）價值生產（包括價值發現、價值創造）、（剩餘）價值流通（包括價值交換、價值實現）以及（剩餘）價值分配（包括投入價值分配、剩餘價值分配）的過程的概括說法。由此，價值關係可以進一步被明確為：複雜性勞動（labor of complexity）與簡單性勞動（labor of simplicity）協同創造價值的命題（許光偉，2003、2004）。從這種意義上，這一研究可以一般概括為：勞動價值論一元論基礎上的“二維論”，即通過理論歸納“複雜性勞動”（本身作為規定異質勞動的範疇）與“簡單性勞動”（本身作為規定同質勞動的範疇）的兩種抽象勞動形態，申明勞動創造價值的基本維度，最終目的則是為了凸顯現實世界的多維理論特徵，以及相應對其多態形式進行適度抽象基礎上的科學把握。
總之，從勞動價值論的本質規定是勞動過程對價值過程的關係看，企業本體乃是勞動體與價值體的統一：由勞動演化經由勞動過程、價值過程而至企業的演化和歷史累積發展，構成從勞動價值論到企業理論的基本邏輯和理論發展的進路，從而，價值概念（關係）及其拓展進而即構成了實現企業理論的過程中介的規定。
研究方法
這是勞動二重性+勞動價值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方法。歸根結底，勞動價值論是蘊涵了數學方法的“歷史方法”。發生學邏輯( 邏輯模型) 說到底是歷史的方法，是關於“歷史”的質性分析，它的工作模式集中在平均質與平均量的結合層面。這種邏輯實現對象向“研究對象”的轉化，生成政治經濟學的特殊邏輯，生成方法本體：勞動二重性存在理論及其認識範疇。由二重性認識論導引，歷史規定上的存在論轉向知識論，勞動價值論的結構元素轉化為具有知識蘊涵的質與量的結合。對象由此建立為一種“理想型”。這是勞動價值論的理論本體。理論模型是這一意向下的同時涵蓋方法論具體規定性的規定，亦即，它達成的恰恰是質態( 分析) 和量態( 分析) 的結合——現實態。勞動價值論的實踐本體是量與質結合的實踐空間，即實現數字與實證對象的結合。由於“賦值活動”( 質規定量的實踐過程) ，存在論、知識論進一步落實為實踐論( 規定) 。因此，某種意義上，計量模型進而達成的也恰好是為“現實態”而工作的實踐邏輯，是從邏輯模型外化角度來看的現實態的工作態。
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簡單小結：（1）從《資本論》具有百科全書研究性質特點所傳遞的信息看，馬克思原初的想法是希圖通過《資本論》文本建立政治經濟學的總體研究體系，即廣泛涉及廣義政治經濟學與狹義政治經濟學邏輯統一的總體政治經濟學體系；（2）從某種意義上說，《資本論》仍然是“整體六冊計畫”的一個濃縮本，因而不僅它的研究方法是總體性質的，而且在內容上廣泛涉及前資本主義（包括中世紀的、古代的直至原始時代）發展歷史，乃至關於未來社會的重要論述和構想，《資本論》因此可以說是一部關於社會本質經濟關係分析與具體經濟運行分析相邏輯統合的系統科學著作，是真正意義的關於政治經濟學研究百科全書的總體研究範式；（3）從《資本論》為政治經濟學研究所確立了邏輯分析典範看，《資本論》的總體研究性質歸根結底是方法論的，它的全部意義在於促進唯物史觀的發展、不斷成熟乃至完善，使政治經濟學能夠作為唯物史觀的最為精確的經濟表達。（4）廣義政治經濟學真正的含義乃是在於說明它是唯物史觀的最為直接的政治經濟學表達；（5）從這一角度，《資本論》不僅不是純粹的狹義理論邏輯體系，而且實質上，它作為一個總體經濟體系的功能正是推進方法和內容的不斷有機融合；（6）馬克思主義現代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來源則進一步表明：以廣義政治經濟學為基礎的政治經濟學範式研究不僅可以提供關於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真實說明，也同時可以具體指導關於社會主義現實發展的理論構建。
馬克思為了完成《資本論》的系統寫作，真正推翻全部舊的經濟學，可以說是作了畢生的準備，所做的大量筆記或讀書札記中不僅包括哲學、經濟學，還包括數學、自然科學，直至包括經濟人類學和歷史學。馬克思恪守研究方法本身作為敘述方法約束的研究原則，因而在他看來，全部資本主義歷史不過是一部資本主義不斷生成、發展史，包括商品關係和資本關係。這樣就必須認識到，由《資本論》所建構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邏輯不僅僅是一個歷史特殊邏輯，也是一個包含一般的歷史總體分析邏輯。
敘述方法
敘述方法是研究方法的形式，即講述方式和形式，體現為文本的呈現結構。
因此，凡是人們看到《資本論》中廣義研究與狹義研究的直接差別的地方，相反，恩格斯卻始終堅持用辯證的方法來認識和規定它。就價值概念而論，他格外強調：“法爾曼的誤解，即認為馬克思進行闡述的地方，就是馬克思要下的定義，並認為人們可以到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變的、現成的、永遠適用的定義。但是，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關係不是被看作固定的東西，而是被看作可變的東西的時候，它們在思想上的反映以及相應所形成的概念，會同樣發生變化和變形；它們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義中，而是要在它們的歷史的或邏輯的形成過程中來加以闡明。”
政治經濟學方法論我們看看馬克思自己怎樣說：“這位作者先生把他稱為我的實際方法的東西描述得這樣恰當，並且在考察我個人對這種方法的運用時又抱著這樣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辯證方法嗎？當然，在形式上，敘述方法必須與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繫。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後，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觀念地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象是一 個先驗的結構了。”
歸根結底，《資本論》方法是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的統一。《資本論》整體採用科學的歷史抽象法，馬克思稱為“研究和敘述相結合的方法”。因為在他看來，這一方法是實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完整地在邏輯上再現出來的根本保證。馬克思強調：敘述必須服從研究。馬克思正是充分運用這一科學方法全面剖解了“商品－資本－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邏輯典型。有人憑據馬克思在《資本論》序言中的說法，即“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英國是這種生產的典型地點。因此，我從這個國家借用了主要的事實和實例作為我的理論的例證”，認為《資本論》文本所論僅僅關涉英法古典資本主義，斷言這一分析（尤其以勞動價值論為甚）不僅根本是一個狹義邏輯，而且也是對英法古典政治經濟學邏輯的一個“簡單揚棄”。這顯然是完全錯誤和站不住腳的。 因為不僅馬克思在此處已經聲明“物理學家為了認識自然過程，或者是在現象表現得最確實、最少受干擾時考察這些現象，或者是在儘可能保證現象按自身規律性展開的條件下從事實驗”（這種方法準確的說，不僅僅是科學研究的典型方法，而且是理想類型研究方法，類似的分析可以參見《資本論與科學研究方法》），而且如同恩格斯後來所指出的——《資本論》是一項“範圍如此之廣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學研究”。
政治經濟學方法論這告訴我們，政治經濟學方法論歸根結底是說明研究工作的思想根據的，就這一點而言，它並非“中性”的。因此，人們對於馬克思的誤解在這裡就成為一個認識縮影。“我相信這是一個錯誤，是對馬克思的科學能力的一種不公正的看法。他在一生中保持著早年的愛好。他喜歡某種形式的類推法，這可以在他和黑格爾的爭辯中找到。他喜歡證明自己是個黑格爾主義者並引用黑格爾的語句。但僅此而已。他從未將實證科學引入形上學的歧途。”熊彼特正確說明了馬克思的工作性質以及“經濟學方法論”的性質和宏旨：“馬克思作為社會學家，為完成他的使命運用了一個武器，這就是掌握和支配廣泛的有關歷史和現實的資料。”
以上所闡述的由廣義政治經濟學所直接引發的政治經濟學範式研究，仍然側重於“方法”性質。它從方法論角度內在地給出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範式構建的具體邏輯。並且可以理論暗示：這一邏輯能夠深層次地引向於《資本論》理論體系及其方法論。確實，我們通過對《資本論》進行現代解析，不僅從中可以挖掘到《資本論》邏輯與現代經濟理論及問題的多層次的理論接口，而且進而可以尋求到直接支持社會生產力發展乃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眾多建設邏輯。表明：現代政治經濟學範式構建，不僅乃是不斷發展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直接產物，而且直接是基於《資本論》方法進行範式轉換和現代重建的產物。更進一步，這一方法命題與盧卡奇（1922）關於馬克思方法論的權威表述，同樣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因為盧卡奇在說到“馬克思主義問題中的正統僅僅是指方法……即辯證的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研究方法”時，他不僅在指一種科學認識論，而且同樣在指一種科學實踐觀。也充分表明：正是經由這一方法論深掘和改造，唯物史觀對於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而言，才不再只是作為“純粹哲學”，而是作為“實踐的哲學”，即作為經濟哲學層面以及經由經濟哲學層面實現向經濟學層面進行源源不斷轉化的一種方法論的存在。
總之，馬克思主義研究者不可避免地面臨任務：承擔創造性理解馬克思的作品，促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時俱進。這個歷史任務所以要求我們不僅需要正確理解和把握《資本論》的科學內涵，更為重要的是，也需要明確其“保衛的工作內涵”——馬克思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化、在繼承和創新意義上的具體發展道路和實現方法手段的選擇以及尋求中國經濟學原創的理論和思想。歷史既然已經將其過程“總體”呈現了出來，那么，我們應當更多地使用歷史性質的方法來剖析歷史過程。
《道德經》的研究路向
社會存在論批判的研究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