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雄(公元前53～前18)
正文
中國西漢末年哲學家。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揚雄沉默好思，長於詞賦，曾得到大司馬王音的賞識，被召為門下史。後來他寫了《甘泉》、《羽獵》、《長揚》等賦，得到漢成帝的重視,任職為郎,給事黃門。哀帝時，他摹仿《周易》寫作《太玄》，摹仿《論語》寫成《法言》，這是他的重要哲學著作。王莽篡位後，揚雄校書天祿閣，因符命案受牽連，被迫投閣，未死,仍為大夫。揚雄又寫有《解嘲》、《解難》等,用以自況。 揚雄把“玄”作為他的哲學體系的最高範疇，認為“玄” 是天地的本原， 而萬物是天地相互作用的結果。他說，玄“摛措陰陽而發氣”，認為“玄”是氣的根源。至於“玄”是物質性的還是精神性的，學術界尚有爭議。
揚雄認為“玄”兼賅陰陽，天地萬物也都是對立的統一，對立面相互轉化,相互推移。認為“盛則入衰,窮則更生；有實有虛，流止無常”。又認為，事物的變化表現為因、革交替,“因而循之,與道神之;革而化之,與時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馴”。“因” 指事物的繼承關係，“革” 指事物的創新變革。他認為在繼承過程中有創新，創新過程中又不能離開繼承。他說：“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揚雄這些辯證法思想，與他政治上的改革主張緊密相連。
揚雄對當時的宗教迷信和讖緯思想作過批判。他說：“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雲。”他認為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這是自然之道，而神仙方士們所散布的語言是毫無根據的。揚雄這些思想在當時起過進步作用。
揚雄強調知識的重要,他說渡海須用舟,乘舟須用楫，要不迷失方向,須有知識。揚雄肯定人的認識能力,指出“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他認為心能周知萬物，所以心是“神”。揚雄提出修性之說，主張加強道德修養。揚雄對先秦諸子的道德論都有取捨。在人性善惡問題上，他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說,也反對荀子的性惡論,提出了“人之性也善惡混”的人性論。他所說的“性”，包括“視、聽、言、貌、思” 五個方面， 而對每個人而言，又有“正”、“邪”兩個方面，既有善的方面，又有惡的方面。凡人之性都是善惡兩方面雜處其間，表現為善或惡，則決定於“學”與“修”。從而提出了“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和“學則正，否則邪”的道德修養論。他說,“學者所以修性也”,主張人之為學，務必及早，應從“其不奸奸、不詐詐”的兒童時代開始。因為，這時惡習未染，易於修學。一旦染上惡習之後再修學求正，就難以見效。揚雄人性論的善惡、正邪標準大都是儒家倫理思想中的仁義禮，並無創見。但他強調學與修，反映了道德修養的某些固有規律。
揚雄高度評價堯舜,推崇孔子,肯定他們為聖人。在揚雄看來，“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眾人重其祿而輕其道”。認為聖人高於眾人，若將聖人同諸子相比，聖人是“日月”,諸子是“眾星”。揚雄反對申、韓之術,但對諸子的言論，並不一概加以排斥，他讚賞老子“言道德”、莊子“少欲”的主張，常以孟軻自比。
揚雄的哲學著作和文學篇章對後人產生過重大影響，受到以後許多思想家、政治家的極力推崇。西漢末年，桓譚認為他超過了周秦諸子。唐代韓愈將揚雄同孟軻、荀況相提並論，稱讚荀況與揚雄“是大醇而小疵”。北宋司馬光、王安石對揚雄更加推崇，司馬光用30多年的時間集注《太玄》和《法言》，稱讚揚雄為大儒，王安石稱讚揚雄為“先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