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揚子飯店歷史揚子飯店，是英國人柏耐登於1912年建造的一座西洋式建築，其牆面遺有“1912—1914”年代銘文字樣，是南京作為通商口岸正式對外開放後最早的一家西方人開辦的賓館。南京解放後，1950年飯店閉歇，柏耐登攜妻子李張氏移居上海，房屋由南京市政府交際處租用。1954年柏耐登死後，產權歸其妻李張氏（已入英籍）所有。1965年李張氏死後，上海高級人民法院在報紙上刊登廣告，未見有人持合法證件前來繼承。1968年經上海高級人民法院判為絕產，由南京市房管局接收，一度作為南京市公安局下關分局辦公處所。 2011年，揚子飯店舊址啟動修繕工程，2016年1月修繕完畢 ，2017年9月正式開業，恢復原本酒店功能 。1992年列為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2002年列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
結構
建築風格
南京頤和揚子飯店揚子飯店的建築，為方底台式屋頂及斜面屋頂，凸顯防雨小屋面式老虎窗，其建築風格明顯受到文藝復興時期法國城堡式府邸建築的影響，外觀宏偉樸實，內部則豪華奢侈。同時，揚子飯店又具有獨特的建築風格，它摒棄了費工耗料的大屋頂，採用西洋建築的構圖方式，又在局部點綴中國式的構件和修飾，這種建築方式，在建築學界稱為“中西合璧式建築”，或者稱之為“現代化的中國建築”。
建造揚子飯店的主要建築材料明代城牆磚來自浦口。據曾經居住在下關寶善街的盧裕財老人回憶，他家幾代都是船民，蓋揚子飯店時候，他的父母給洋樓運城牆磚。磚是從浦口點將台那裡拆下來的，有專人驗收，不合適的磚一律不要。飯店建成後，不僅是下關地區最好的飯店，也是為數不多的高檔飯店。1929年，國民政府舉行奉安大典時，揚子飯店與國際俱樂部等處稱為外交部招待各國專使的定點飯店。
這幢舊式洋樓里發生過許多故事，留下了不少近代中國歷史的烙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舉世聞名的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的伴侶宋慶齡女士曾在此下榻，留有一段鮮為人知的塵封往事。
塵封往事
營救陳賡、羅登賢等4人
陳賡、陳藻英（談同輔的化名）於1933年3月24日被捕。他們5人都是因叛徒告密而在上海陷入虎口的。宋慶齡得知後，立即於3月30日與中國民權保障同盟（1932年12月宋慶齡與蔡元培等在上海組建）中央執行委員會商討營救辦法，決定委託吳凱聲律師負責出庭辯護。當天，宋慶齡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公開發表宣言，提出：“即使被告為共產黨員，或者參加反帝或工人運動，亦非法律所不允許，苟無特別行動，應即立刻釋放，蓋信仰自由屢載約章，為吾民所必爭之權利。”“在此國難期間，欲言御悔，國人必有反對帝國主義之自由，不應對於努力此項工作者反愈加壓迫，致傷元氣。吾民應速自覺悟，奮起力爭，而要求羅、余、廖及一切政治犯釋放，尤是第一要圖。……為民權保障之奮鬥也。”
3月31日，上海第二特區法院開始審理陳賡、羅登賢兩案，並判決將陳賡、羅登賢引渡給中國國民黨當局。4月1日，宋慶齡在上海發布《告中國人民書》，呼籲中國人民起來保護和營救被捕的共產黨員、革命者和一切愛國者。她說：陳賡、羅登賢等5人沒有犯罪，國民政府和租界當局“只憑巡捕房眼線的一句話，‘我認識他們，他們是共產黨’，5個革命志士就過了堂而去被引渡了。就憑了這么一個‘證據’，他們5個就被移交過去受酷刑”，這是陷害人民，這充分標明他們5人不是“反動分子”，而是中國的反帝戰士，“他們全都是中國人民應該為之驕傲的典型。”國民黨當局不顧宋慶齡的呼籲和聲明，一意孤行，於4月1日將陳、羅、陳、余等4人押往南京（廖承志已被營救出獄）。
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為繼續營救陳賡、羅登賢等4人，1933年4月2日，宋慶齡和蔡元培聯名打電報給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汪精衛和司法行政部部長羅文乾，嚴正指出：3月31日“滬特二法院判決移提共產嫌疑羅、余、陳、陳4人，1日晚，由公安局解京，罪證既不成立，移提久禁，已屬違法，勿忘力爭，由正式法庭審判，勿用軍法刑訊，以重民權而保司法獨立，佇候電復。”
4月3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會與上海分會舉行聯席會議，研究如何繼續營救羅、陳等4人的問題，宋慶齡等30餘人出席了會議。4月4日，宋慶齡與楊杏佛、吳凱聲、沈鈞儒、伊羅生等5人，衝破國民黨當局的阻撓，乘車親赴南京為營救陳、羅等政治犯之釋放而奔走。他們一行於5日抵達南京，為了避免國民黨特務的跟蹤監視，選擇了由英國人經營的、相對安全的揚子飯店。汪精衛、羅文乾到飯店會見了宋慶齡。宋慶齡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名義書面提出4項要求：（一）立即釋放一切政治犯；（二）廢止濫刑；（三）給予政治犯閱報讀書之自由，禁用鐐銬及改良獄中待遇；（四）嚴懲獄吏敲詐犯人及受賄行為。宋慶齡還指出：當外患日迫之時，釋放政治犯與國家元氣脈脈相關。惟有釋放中國反帝運動的男女鬥士，才能增長中華民族的革命力量，如若囚禁或殺戮他們，無異於自傷元氣。中國當前民氣消沉實與這種政治壓迫有關。對此，汪精衛、羅文乾不得不同意將陳、羅兩岸提交國民黨、羅文乾不得不同意將陳、羅兩案提交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討論。當晚，宋慶齡一行前往南京衛戌司令部探望了陳、羅、陳、余等4人。當時陳賡被單獨關押在一間牢房裡，他向宋慶齡等人揭露了監獄的嚴刑拷打以及惡劣待遇。這時，宋慶齡把中國共產黨秘密轉交的一張字條交給了陳賡。然後，代表團又轉到了陳藻英的牢房，這位十幾歲的女孩對宋慶齡說：“英捕房打我，當局又打我。可是我不怕！”羅登賢與余文化關在一起，余被折磨得沒有力氣說話。傷痕累累、血跡斑斑的羅登賢堅定地對代筆團說：“我始終站在無產階級方面，始終要為無產階級利益奮鬥。我願為這一鬥爭貢獻我的生命，什麼也不能動搖我。”宋慶齡回到上海後不久，聽到蔣介石對陳賡誘降不成而欲殺之的傳聞，她又立即親赴南京面見蔣介石：“陳賡是黃埔軍校的學生，東江之役一直跟著你打仗，你打了敗仗還是陳賡救了你一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現在你要殺他，簡直是忘恩負義，你天天講的禮義廉恥到哪裡去了？”蔣介石懾於宋慶齡的崇高威望，終於釋放了陳賡，但羅登賢卻未能倖免，1933年8月29日在南京雨花台慘遭秘密殺害。
營救牛蘭夫婦
牛蘭，原名保羅.魯埃格，波蘭人，是第三國際遠東局的情報官員。1930年3月由莫斯科經哈爾濱、大連到上海。其公開職務是“泛太平洋產業同盟”，即“國際紅色工會遠東分會”上海辦事處的秘書，1931年6月與其夫人范路易絲在上海租界被捕。共產國際、蘇聯政府和中共中央有關部門動員各方面力量緊急營救未成，被引渡至國民黨當局。8月14日解赴南京，處境十分危險。7月23日，宋慶齡母倪桂珍病逝。24日，宋慶齡由德國回國，給營救牛蘭夫婦的國際活動以新的希望。各方面懇請宋先生能予以援救，使牛蘭夫婦“免除不良待遇，及求得釋放。”所以，宋慶齡辦完其母喪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參加營救牛蘭夫婦的活動。1932年夏，在當局對牛蘭“公開審訊”時，發動了一次廣泛的要求釋放牛蘭的活動。1932年夏，在當局對牛蘭“公開審訊”時，發動了一次廣泛的要求釋放牛蘭的活動。7月11日，宋慶齡出面邀請蔡元培、楊杏佛、魯迅、斯諾、伊羅生、史沫特萊等32位知名人士，組成了“牛蘭夫婦上海營救委員會”，宋慶齡被推為主席，領導營救工作深入開展。1933年4月5日，宋慶齡在親赴南京營救陳賡、羅登賢等5人之時，下榻在揚子飯店。她專程去南京大石橋江蘇第一監獄探視慰問了牛蘭夫婦。
被折磨得身體孱弱的牛蘭關在第九病室，他的夫人被單獨囚禁在女監的一個號子裡。他們的生活很悲慘：飲水是污濁的，囚飯難以下咽，醫療得不到保證。活動更受到層層限制，在每天僅有的半小時放風時間裡，也不許與其他犯人接觸。牛蘭夫婦告訴宋慶齡一行，他們要求移押到上海或蘇州監獄，以便跟他們留在上海的孩子靠近一些，但卻遭到國民黨政府司法當局的拒絕。牛蘭夫婦悲憤地控告說，這所“模範監獄”對他們採取的策略和方法，實際上是對他們慢性地謀殺，使他們承受著說不出的痛苦。宋慶齡對牛蘭夫婦的處境深表同情，對他們的鬥爭精神極為感佩，並以“同盟”的名義，表示將繼續對他們大力營救。在牛蘭抗議絕食期間，宋慶齡多次函電國民黨當局及汪精衛、羅文乾、居正等要人，要求釋放牛蘭夫婦，但均無復電。頑固的南京政府一意孤行，始終拒絕釋放牛蘭夫婦，並且下令國內報刊一律不得刊登宋慶齡與“同盟”的抗議、宣言和聲明。於是，宋慶齡與“同盟”將他們的檔案發往國外刊登，在世界各國掀起了更為廣泛的抗議浪潮，使國民黨政府不敢輕易揮動屠刀，從而保住了牛蘭夫婦的生命。
牛蘭夫婦被關押南京監獄近6年。1937年，“七.七”事變後，在11月間日軍占領南京前夕，國民政當局以“驅逐出境”為名，釋放了牛蘭夫婦。1938年他們在上海乘蘇聯客輪迴國。
宋慶齡住在揚子飯店期間，經常接待社會各界人士，研究營救措施。揚子飯店儼然成為宋慶齡在南京期間開展政治活動的重要場所。往事如煙，歷經世紀風風雨雨的揚子飯店，便是這段歷史的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