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
明清之際，以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為代表的思想家，批評“以明心見性之空言取代修己治人之實學”的理學末流，倡導經世致用的思想學術，由此形成了當時的啟蒙思潮。但這些思想家的重要思想並沒有在社會上激起應有的迴響，相反，隨著清朝統治的鞏固以及文化專制政策的推行，取而代之的是乾嘉考據學。章學誠作為乾嘉時期著名的學者，既反對考據學的脫離實際，亦不滿宋學的空疏，於是重新提倡經世致用的治學風尚。他說：“所貴君子之學術，為能持世而救偏。”這充分顯示出他的卓越之處。
評論
章學誠在致錢大昕的書札中說：“世俗風尚，必有所偏，達人顯貴之所主持，聰明才智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載筆之士不思救挽，無為貴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則必逆於時趨。”他看到了當時學風的弊端，尤其是眾所共趨的考據學，已脫離了社會現實，所以要“逆於時趨”，而挽救學術。對於當時的學風，他在《文史通義·原學下》篇有一個評價：“學博者長於考索，豈非道中之實積，而騖於博者，終身敝精勞神以殉之，不知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於屬文，豈非道體之發揮，而擅於文者，終身苦心焦思以構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義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義理虛懸而無薄，則義理亦無當於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學問、文辭、義理三者被割裂開來，學問淵博者不知博之何所取，文辭敏捷者不知文之何所用，言義理者又陷入空而無當之境，牽強附會，由此導致了學風的不正。基於上述認識，章學誠倡導學術研究不能趨於時俗，而應“持世救偏”，誠如《文史通義·說林》所云：“風尚所趨，必有所弊，君子立言以救弊，歸之中正而已矣。”
章學誠對漢學的批評是十分明顯的，他認為考證之風“徵實過多，發揮過少，有如蠶食葉而不能抽絲”，如果做學問僅僅停留在考據上，那是“但知聚銅，不解鑄釜”。對於宋學，章學誠同樣持批評態度。他指出宋儒之學“以‘道’名學，而外輕經濟事功，內輕學問文章，則守陋自是，枵腹空談性天，無怪通儒恥言宋學矣”。宋學捨棄了“學問文章”，專事性命空談，不免陷於學術末流。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章學誠對漢宋之學都加以批評，但他不是對漢學與宋學全盤否定，而是否定中又有所肯定。例如他批評漢學不遺餘力，然而又認為漢學也有可取之處，“義理必須探索，名數必須考訂”。宋學亦然，它既有空疏而為通儒所恥的缺點，但“《五子遺書》，諸家語錄，其中精言名理，可以補經傳之缺”，故“講求文辭，亦不宜略去宋學”。章學誠能以一種客觀公允的態度對待學術，實屬難能可貴。
在學術大旨上，章學誠提出了“言性命者必究於史”的命題。“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是章學誠對浙東學術的一個總概括，亦反映了他本人的學術追求。章學誠並不反對“天人性命之學”，但認為不能“空言義理以為功”，而應將性命之學落到實處，與現實人事結合起來。所以，他平時致力於史學研究，將性命之學歸於史學。這與他“六經皆史”的主張是一致的，即經學與史學都非空言，而應切近現實人事。
章學誠的“持世救偏”思想，是對顧炎武等思想家學術精神的繼承與發揚。顧炎武痛感王學末流性命之論的空疏，而大力倡導經世致用的實學，並提出了“理學，經學也”的命題。顧炎武所言理學與一般理解不同，指的是經學。在他看來，宋代以來的所謂理學到明代已成為末流，不能稱之為理學了，而是禪學。因此，理學必須在經學以內討論，通過經學來探求義理，乃治學之正途。所以，在顧炎武那裡，理學，經學，都可視為實學的代名詞。而從學術大旨來看，章學誠“言性命者必究於史”、“六經皆史”的命題，與顧炎武“理學，經學也”的觀點相比，可謂異曲同工，即治學應發揚求實精神，以經世致用為目標。《文史通義·史釋》云：“君子苟有志於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則學為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這也就是強調學術要與歷史制度和社會現實聯繫起來，驗於人事。
結論
作為一位傑出的思想家，章學誠可謂生非其時。在考據學風盛行的乾嘉時代，他的學問“逆於時趨”，思想不為時人稱許，即使在他去世以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也仍然湮沒無聞。直至胡適為他作了年譜，梁啓超高度評價他在史學、方誌學上的成就，學術界才慢慢關注他。儘管章學誠的思想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沒有產生應有的影響，但從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出他不凡的學術創見。顧炎武提出“理學即經學”的命題時，其主旨並非為了考證，而在於經世致用，但後人曲解他的用意，以致把他奉為清代考據學的鼻祖。從章學誠的思想學術來看，他並沒有囿於成說，專事考證，而是繼承了顧炎武等大思想家的學術精髓，力矯時弊，直與清初三大師的思想相呼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