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季舍夫

拉季舍夫

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拉季舍夫(1749-1802年)是俄國早期革命知識分子的代表,是18世紀俄羅斯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學家。

基本信息

簡介

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拉季舍夫(1749-1802年)是俄國早期革命知識分子的代表, 俄國解放運動史上第一位作家,18世紀俄國最優秀的文學家、唯物思想家、反抗專制政治和農奴制的鬥士,《彼得堡——莫斯科旅行記》一書的作者。

生平

1749年,拉季舍夫出生於莫斯科一個貴族家庭。父親博學,通曉三四門外語,和善地對待農奴,培養了拉季舍夫同情人民的心理。他的童年在伏爾加河邊長大,受到民間文學的薰陶,保姆和僕人常給他講民間故事。7歲在莫斯科舅舅家受教於一個法國共和主義的家庭教師。此外,舅舅的族人是剛剛開辦的莫斯科大學的校長,許多教師是舅舅家的常客。小拉季舍夫深受感染。
1762年,葉卡特琳娜女皇登上王位,拉季舍夫在親戚的奔走下成為女皇侍童,進入貴族的特權學校--彼得堡貴族軍事學校。17歲時,拉季舍夫和其他幾個同學被派往德國萊比錫大學學習法律。五年留學使他自由思想意識滋長,哲學觀和政治觀形成的時期,他深受啟蒙思想影響,接受了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認為社會應該以法律為準則,反對專制暴君和專制制度。
1771年他回到祖國,但女皇為了維護專制統治,解散了制訂新法律的委員會,進入“兇殘的時代”,拉季舍夫成了多餘的人,僅在最高政府機關的參政院裡作了一個卑微的記錄員,大材小用,但是從訴訟案件中深入體察到農奴制的反動本質。任職之餘,他開始文學創作。4年後轉任軍職,官至大尉,他仍不滿意,不久退離職位,在商務局任職。
1773-1775年,俄國爆發了著名的普加喬夫起義,深深觸動了他的心靈。在1781-1783年他創作了第一篇革命的詩歌《自由頌》,開創了俄國革命詩歌的先河。在《自由頌》中,他歌頌和呼籲自由,謳歌爭取自由的人民,稱自由是“無價之寶”,是“一切偉大事業的源泉”。同時,他詛咒暴君,怒斥專制制度欽定的、得到教堂支持的法律是對人民的奴役。他說人民有權奪回被剝奪的自由並對“惡棍帝王”進行審判。
1790年,他發表了《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廣泛地反映了18世紀後半期俄羅斯的生活畫面,提出了政治、經濟、宗教、法律、婚姻等問題,用現實主義的筆觸描繪了專制農奴制的罪惡。表達了他革命的和民主的思想,對農民的同情。一時間人們爭相傳閱,書傳到女皇手中,女皇讀了幾十頁就大發雷霆,咒罵作者是“比普加喬夫還要壞的暴徒”,勒令查處作者,4天后,拉季舍夫被捕,兩星期後被判死刑。三個月後,改判流放西伯利亞10年。他的第二個妻子(即第一個妻子的妹妹)帶著幾個年幼的孩子趕去,這是十二月黨人妻子們英勇行為的先聲。妻子死於流放期滿從西伯利亞回來的途中。流放期間,他並不消沉,繼續研究當地的現實情況,寫了不少關於哲學、經濟、歷史方面的論文,其中還有一篇《有關中國商業的通信》,說明拉季舍夫在18世紀已經注意到俄國與中國通商的重要性。
1797年,葉卡捷琳娜二世女皇去世,保羅一世繼位,拉季舍夫得到部分赦免,回到莫斯科,但受警察監視。1801年保羅被殺,亞歷山大一世繼位,完全赦免他,並委任他在法律編纂委員會工作,要求他說明對幾條民法的意見。但是,拉季舍夫完全沉入到有所作為的幻想中了,在起草檔案時無時無刻不注入廢除農奴制、廢除體罰、廢除封建特權等思想,但最終他看清了沙皇的虛偽,於1802年服毒自殺,終年53歲。

評價

他的名言是“我心中充滿人類的苦難”。拉季舍夫具有當時俄國知識分子對受苦受難的俄國人民憐憫和愛戀的典型精神。他曾接受西方啟蒙主義思想,但他像大多數俄國知識分子那樣,將法國啟蒙思想曲解為憐憫與仁愛。他在著作中強烈地反對農奴制和沙皇專制,大力揭露農奴主的醜惡和冷酷,熱情地歌頌農民的高尚。他認為只有農民才具有真正的人的特徵。拉季舍夫不能容忍農奴制的繼續,不忍看到人民遭受屈辱與苦難。他提出法律高於專制權力,人人都有同等財產,應取消貴族特權,減緩刑法。拉季舍夫因其著作的發表,於1790年被沙皇政府逮捕,先是判處死刑,後改為苦刑監禁。“俄國的當權者就是這樣來迎接知識分子的誕生。”保羅一世時期,拉季舍夫從流放監禁地放回,孤獨地住在鄉下,但其思想並未改變。亞歷山大一世時期,他應召到法律委員會工作,起草了民法和刑法草案。在草案起草中,他仍痴心不改,一如既往,反對農奴制。他的叛逆精神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也未被挫。他說:“如果法律,或者帝王,或者任何土地上的某種政權強迫你屈服於不義,強迫你違背自己的良心,你都要不屈不撓。無論凌辱、痛苦、艱難,甚至死亡本身,都不會令你害怕。”這就是拉季舍夫對俄羅斯人民的愛,伴隨著這種愛的卻是犧牲與痛苦、苦役與監禁。
拉季舍夫的文章體現了他作為文學家的才華,作為哲學家的思辨以及作為革命家的氣魄。他的思想固然是相當激進的,但他只能被看作是革命知識分子的先驅者,這時期知識分子的思想尚缺乏獨特性。不過他的思想卻深深地影響著後人,像僅在他去世的幾十年後,普希金就坦誠自己是“跟隨拉季舍夫之後謳歌自由的人”;流亡英國的赫爾岑也深深懂得《彼得堡——莫斯科旅行記》的價值,把它大量印行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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