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王小山、李承鵬、高曉松、王克勤和鍾如九（左起）在網路上，流行一種“拆那”文學。2011年1月6日，李承鵬新書《李可樂抗拆記》新書發布會在北京大學舉行，王克勤、王小山、洪晃、高曉松知名人士到場，他們由“拆那”文學的討論出發，從而對“中國作家作品的現實力量”的話題進行百家爭鳴。相對於當代中國文學蒼白無力的毛病來說，“拆那”文學的出現，可以說是對這個“拆時代”最直接的強攻。
名家討論
李承鵬：新銳知識分子，具號召力的網路博主，超人氣意見領袖，社會評論家、雜文家、暢銷作家。“拆那”文學：用文學抗拆
王小山：現在,有種文學叫“拆那”。完全不懂外語的人可能看不懂。什麼叫“拆那”？“拆那”等於China的諧音。我們的時代就是一個拆的時代，拆什麼？拆那。那是什麼？那是一個代詞。代的是什麼？代的是大家的房子、大家的財產。誰來拆？這都是問題，我們接下來就研究這些問題。李承鵬寫了一本新書《李可樂抗拆記》里說的就是這個“拆”。在2010年，尤其在2010年，好像是祖國大地、中華大地處處冒著火花和濃煙，拆得都差不多了。
王克勤：為什麼拆遷不斷地加劇，或者拆遷越拆越劣、越拆越狠？嚴格來講與我們的GDP，也就是與中國模式有關係。中國模式是以國家主導的快速帶領經濟發展的模式。中國模式下國家利益高於個人利益。實際上拆遷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多人共同面臨的痛苦。
王小山：為什麼GDP的增長要拆遷？
王克勤：我覺得拆遷之痛是制度之痛。中國很多老百姓的房子不斷地被拆遷，首先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很多農民的土地被占，如果在一個產權清晰的私有制國家裡，就不是你今天征我的地或者拆我房的問題，而是跟我談價的問題、我願意不願意拆的問題。我想到美國有一個老太太占的屋子，想不到日本東京，也想不到兩百多年前發生在德國的故事，18世紀中葉，當時國王威廉二世在柏林修了一座行宮，有一天他去他的行宮遊玩，看到不遠的地方有一個地方，法院給皇帝下了一份通知書，要求皇帝恢復原狀。德國皇帝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原來我做皇帝也不能為所欲為，好在有獨立的司法。我這裡要強調一個問題，私有制是每個被拆遷的人最後的選擇。如果我的房子是我的，如果我們的法律保障我們的私有財產，使我的資產神聖不可侵犯，你能拆我的嗎？
高曉松：就拆遷這個事我說個例子。我在美國住的那個地方，那個小區還算不錯。據說拆遷花了四億三千萬美金，因為有一戶、兩戶不拆，就一直在等，等了26年。美國是這樣的，如果地上沒房子，交地稅。如果地上有房子，要交房產稅。
王小山：假如有房子的話，70年後是誰的？
高曉松：永遠是他自己的。我在西方待了很久，我覺得普適問題比普適價值要多得多。人們的貪婪也好，冷漠也好，喪失愛的能力也好，孤獨也好，都不是制度造成的，都是人們自己的問題。
人學比文學更重要
李承鵬：美國花26年才把一個公寓拆了，設成一所學校，我們可以花兩天半就把一條街拆了來建學校，我在書中有一個觀點，什麼叫公眾利益？一個人的利益就不叫公眾利益嗎？一百個人的利益才是公眾利益嗎？
高曉松：大家老說政府，其實那個東西都是由人組成的，與其天天反思政府，不如想想那些人。他們是外星人嗎？他們是天生邪惡的外星人嗎？他們怎么就成了那個樣子呢？他們難道不是我們自己身邊的人嗎？當今大學生畢業以後有一半會成為公務員，會進入政府，有一半會成為我們。成為他們的人是怎樣的呢？與其反思政府不如反省我們自己。沒有一個政府是由外星人組成的。
王克勤：我覺得不能簡單地責備公務員,這是人的問題。我覺得制度本身是一個文化，叫做制度文化。制度文化是一種強制性的文化，可以改變很多傳統文化。為什麼我這樣講？單講交通規則。城市裡馬路上有各種馬路的交通規則，在草原上開車的司機是自由奔放隨意地開車，但他進入城市以後被屢次罰款，甚至關在看守所，然後他接受制度文化，當他在城市裡開一年、兩年車以後就變成一種習慣文化。所以說,制度是最能夠改變人的。在“文革”期間有那么多紅衛兵，以打砸搶為快樂、為追求、為夢想，那也是因為當時整個社會環境和當時的制度所決定的。我並沒有說美國怎么好，德國怎么好，我們共同討論人類面對的制度問題。我想到一段話，沒有財產權的地方就沒有公正。前兩天,我的同事跟我交流一個問題，現在出現一個壞的傾向，有一些80年代、90年代不錯的民營企業家和一些曾經身居要位的地方官員，他們興辦的企業後來也陸續地被併購。舉個例子，今天王小山是某某縣的縣長，你幫一個私營企業，覺得私營企業不錯，可以讓你小舅子拿20萬元把3000萬元或者5000萬元的企業收買。
高曉松：紅衛兵的問題不是制度問題，法國五月風暴的時候年輕人也上街，但是他們不打砸搶。美國也不上街，他們去聽搖滾樂，40萬人脫光了在地上滾。到我們這就是打砸搶。革命的時候你是應該打砸搶還是應該聽搖滾樂還是應該做愛吸毒？我們這選擇的是打砸搶。
王小山：曾以黑心殺手的筆名開創網路黑通社寫作風格。從事過多種職業，現為自由職業者。王小山：不管是制度的問題還是人的問題，總歸是一個問題，我們已經承認這些問題，我們怎么去解決它，或者說誰來解決？文學在這些問題里承擔什麼？
李承鵬：我寫了四本書，有人問你怎么定義自己。我說我是“文毫”，文學的毫毛。其實文學沒有那么重要，人學更重要。
王克勤：一個好的文學主題應該是既充分地歌頌人性之美麗，同時應該深刻地解析制度。這讓我想到當代作家尤華，他有一個經典的作品，充分表達了人性之美、人性之愛，一個家庭在艱難地生存。同時他深刻地解析出不受制衡和監督的權利對普通人生命的藐視和踐踏。
李承鵬：我一直認為任何一個作家應該站在生命的視角來看待問題，而不是站在一個評判者的角度，而且我不太喜歡讓弱勢拿出證據。你讓弱勢拿出證據等於永遠沒有證據。我覺得好的作品真的不能忘記我們身邊有很多需要我們關心的人。中國的文學家繞開社會現實，他們會想，他們怎么可能在十字路口把人殺了呢？我突然想起一句話，有一個皇帝說，他們沒飯吃，但他們怎么不吃肉呢？其實文學在生活中隨時都存在的,最重要的是，作家永遠不要忘了生活在當下。什麼叫文明？文明其實永遠是一列快車，在不同的車站有不同的參照物，我們文明的標準永遠是人，坐在車上的人。即使當下轉瞬即逝，但是一定要寫轉瞬即逝的東西，因為無數個轉瞬即逝加起來就是現實。文學是有兼容性的，有無數的瞬間、無數的品種。我總覺得寫小說其實是我一個幌子，我會努力地用一生追求這個幌子。我想要一輩子把這個幌子打好，無數次描述某一年的事情，寫出來的作品，即使不當小說當成紀錄片來看都可以的。我曾經看到過成都的城牆被拆，事後被證明是無價之寶，這必須要重視。我曾經看到老太太去買菜，剛走出去，房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不見了，這種快速是值得注意的。派出所所長還沒有說拆的時候，城管已經拆了。當城管隊長說“拆”的時候，房子已經平了，讓隊長少了很多大聲嚎叫的豪邁。
王小山：你的意思是說再過十年沒有拆遷了？
李承鵬：我希望沒有拆遷，因為都拆完了。
好作家應該“出櫃”
王小山：作家在這個時代如何發出自己的聲音？
洪晃：我覺得中國文學在房子被拆遷完之前已經被拆遷得差不多了，可能只有古籍殘牆末角可以看一下。我覺得，作家跟這個時代的關係應該是這樣的：打個比方說，同性戀能夠表達自己是同性戀的時候，有一個說法叫“出櫃”，我認為作家就應該“出櫃”。也就是說，能夠直接地把跟時代有關的、最有利的這些事情和感覺表達出來，這可能已經是很多作家在中國當代文學裡面已經忘卻的一種手法。
李承鵬：中國不缺文學，缺“人學”，我的主要目的不是要追求成為一個文學家。我認為中國文學現狀最缺少的是乾。如果用一句話形容當代中國文學的話，我覺得中國作家缺“釘子戶”。
洪晃：其實寫東西不應該考慮它的文學性什麼樣，也不應該考慮讀者什麼樣，每個作家都想表達一個東西，它跟這個時代本身的聯繫，它的價值觀念怎么樣通過作品表達出來，以及這個價值觀念或者作家對當今流行的價值觀念和社會現象的評論，能夠讓我讀得很清楚、很明細，而且還能讓我笑的話，這就是非常有價值的一本書。
《李可樂抗拆記》的問答
問：《李可樂抗拆記》是中國第一部以拆遷為題材的文學作品，拆遷這個題材比較敏感，是什麼讓你想起寫這題材的小說。
李承鵬：唐福珍自焚的地點離我老家的房子不太遠，那天我寫了一篇雜文，很多人看，於是就不見了。我又貼上去，又不見。最後我在部落格上寫一段：你們，刪文章ID不划算，得刪我部落格ID，刪我部落格ID也不划算，最好把我身份證ID刪掉……那就一了百了。那時，我覺得該寫這本書了。雜文衝擊力大，情緒足，但真正能描述當下社會畫面的，還得靠小說這種大容量大氣場的，因為它有動著的人物，有一個動著的世界。
問：李可樂有創作原型嗎？
李承鵬：我，及我身邊的壞人們。李可樂是一群男人在殘酷現實下的反英雄夢想人物。他在精神病院都能做到遊刃有餘，在越獄挖地道誤挖到下水道時都不放棄，能想出那么天才的點子去幫助人民抗拆遷，而且對女人很好，對拋棄了自己的女人都那么好……我其實更想感謝我身邊的一幫壞哥們，他們可實在是太“壞”了，因此幹了很多好事。
問：男主角李可樂在精神病院裡想出了一個天才的“抗拆遷寶典”，正是這個天才的主意，打敗了開發商。能不能說說這個主意？現實拆遷中，它也能起到如小說中的效果么？
李承鵬：這點子雛形本來自民間，我不過從技術上完善了它。核心是：我們都是沒身份的，但有身份證，我們實際是沒房產的，但有房產證，忽然讓一條街的證件全部消失，連釘子戶自己都不知道這些證件在哪裡……中國人抗拆最怕什麼，不是警方不是城管不是鏟車，而是人心不齊。
問：李可樂拆遷最核心要講什麼？
李承鵬：公平。七年前，我開始寫房產專欄，知道很多故事。我很小開始混江湖，知道很多真相。有人問，不說出真相你會死嗎。我答：不會死，但會很鬱悶。不公，讓我們失去夢想。
問：你的夢想是什麼？
李承鵬：讓每個人都能做不同的夢想，不要統一製造同一個夢想，這樣，中國才能出現真正的公平，真正的大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