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充法的提出
投充法是圈地的後續，由於直隸畿輔地區大量土地被圈占，必須有大量的人力耕作，順治二年（1645年）春，攝政王多爾袞頒布投充法，允許八旗官民招收貧民役墾，成為近似佃農與歐洲農奴性質的農戶。但許多圈地後的原有農民也因家產被奪占，只好“帶地投充”，帶地投充者僅需交租，若無土地則負擔較大。同時出現了旗兵強逼“滿洲威逼投充”的情況。順治二年四月，朝廷發現此情形後上諭：“前聽民人投充旗下為奴者，原為貧民衣食開生路也。……今聞有滿洲威逼投充者。又有愚民惑於土賊奸細分民屠民之言，輒爾輕信，妄行投充者。”並申斥違法的投充、強逼投充。投充造成逃人的問題，於是產生了逃人法。
投充政策造成了社會動亂，以致上諭指出“以致民以不靖”，要求取締違法旗人。康熙帝親政後下詔禁止圈地和投充、裁撤督捕衙門。不過仍存在零星的投充，直到乾隆四年（1739年）再度嚴禁，規定“禁止漢人帶地投充旗下為奴，違者治罪”。
投充法的法規
1645年春，攝政王多爾袞頒布投充法。規定：第一、允許八旗官民招收貧民役使；第二、被投充的人是奴僕，主人可以買賣他們。投充法造成的結果是：滿洲貴族不管這些漢人是否是貧民，他們只是在需要的時候就去任意逼迫漢人為奴。凡在京城三百里內外，八旗莊頭及奴僕人等，將各州縣村莊漢人逼勒投充，特別是各色工匠務令投充，以致民心不安，唯思逃竄。此舉在各地漢族人民中間引起了巨大的騷動，激化了滿漢兩大民族之間的矛盾。清初為害最烈的當屬圈地、投充法、逃人法這三大弊政。
大清的投充法
清初，通過大規模的戰爭和圈地，所有的八固山（八旗）貴族和普通批頰人（披甲人）階級幾乎都擁有了自己的奴隸，他們獲得奴隸的途徑有四條：
1、通過戰爭俘獲的俘虜。“國初時俘掠遼瀋之民，悉為滿臣奴僕”；“向來血戰所得人口，以供種地牧馬諸役”；“俘獲人口，照例給賞登城被傷之人”，這些大量的無辜各族人民被強制淪為奴隸，再加上大量的所圈土地，使大清治下的中國幾乎成為一個龐大的奴隸制農莊。
2、買賣人口。入關以前就有人口買賣，入關後，販買人口為奴仍存在。北京就有“人市”，“順承門內大街騾馬市、牛市、羊市又有人市，旗下婦女欲售者從焉”，在大清治下,漢族人民是可以與各種牲口一起自由買賣的.而且買賣人口是清政府法律所許可的，康熙二十二年規定：“旗下官兵，須用奴僕，除直隸各省大小文武官員及駐防將軍、副都統，不準買所屬之民外，其餘仍照舊買人”，所以，文武官員競相“買良民為奴，甚至多買饋送親友”。
3、將罪犯及其家屬沒入為奴。這樣的奴隸也占相當數量，凡是犯了重罪的罪犯，往往家產充公，家屬發給“批頰人”（吳振臣：《甯古塔紀略》）為奴。《大清律》規定：“謀反及大逆”之家屬，“男年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為奴”。所謂為奴,實際上女性被充作軍妓,日夜供批頰人淫樂,反覆輪姦(某些人所謂的融合),男人成為苦力,除去必要的生活保障外，一切產出均被無償地侵占,以供其玩樂.
4、投充的奴隸。大清入關後，宣布“貧民無衣無食”者，準“投入滿洲家為奴”。實際上，女真依靠權勢，強迫大批漢民投充為奴。“距京三百里外，耕種滿洲田地之處，莊頭及奴僕人等，將各州縣莊屯之人，逼勒投充，不願者即以言語恐嚇，威勢迫脅。各色工匠，盡行搜尋，務令投充”。漢人投充之後，身分降為奴隸，生活處境更為艱難.
歷史評價
大清為了在中國獲得最大的利益而不惜開歷史倒車，這樣野蠻黑暗的壓迫激起人民的反抗。已經成為滿隸的眾多漢人不能忍受如此無恥血腥的壓迫，自殺逃亡的現象不斷發生。康熙也不得不自供說：“朕見旗下僕婢，往往輕生，投河自縊，必因家主責治過嚴，難以度日，情極勢迫使然”，“先時，滿洲往往輕斃其家人，朕乃立為差等之罰，今此風則少息矣”。奴隸主殺他的奴隸，只要受“差等之罰”就可以了，而所謂的差等之罰，實際上只不過是增加一些賦役罷了，大多也是走走過場，或者由漢人代為埋單，最後還是由漢人來承擔他們犯下的罪惡，而即使是這樣的懲罰，也不是滿酋良心發現，而僅僅是為了鞏固其統治而已。
由於漢族奴隸的大量逃亡，使大清統治者感到危機，認為奴隸逃亡將首先損害批頰人的利益，批頰人又是大清立國和維護罪惡統治的基礎，於是制訂出逃人法。其具體內容是：逃人鞭一百，歸還本主。隱匿之人正法，家產籍沒。鄰右九甲長鄉的，各鞭一百，流徙邊遠”。用白話說就是逃跑的奴隸只給予輕量的處罰，而窩藏的人則要毫無迴旋的予以抄滅，甚至株連鄉鄰。以嚴厲懲罰“窩主”為側重點的逃人法不惜株連眾多，引發公憤，也要保障其八固山統治集團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