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介紹
技術對國際政治有重要影響，這一點在學界已有定論。但是技術以什麼樣的方式施加影響，也就是說影響的具體機制是什麼樣的，以往的研究幾乎沒有涉及。本研究的主要工作就是提出了技術影響國際政治的具體機制。《技術對國際政治的影響》提出，技術影響國際政治的機制是一個複合的系統，它是由一般機制和幾個特殊機制構成的。當然，這些機制的具體形態不是永恆不變的，它們是隨著技術的不斷演進而發展變化的，是隨著技術的發展變化而與時俱進的。政治的核心問題是權力，國際政治的核心問題是國家的權力。國家權力的實質性內容是制域權，即對於重要的自然物理空間的控制權。制域權是《技術對國際政治的影響》首次歸納提出的綜合性概念。《技術對國際政治的影響》用歷史研究的方法，對技術影響制域權發展變化的演變進程和現代狀態、未來趨勢作了深入研究。研究表明，到目前為止存在的6種重要制域權——制陸權、制海權、制空權、制天權、制波權和制網權——對國際政治有直接的影響，它們隨著人類技術的發展而產生、發展和演變，在從遊牧－農業社會到工業－信息社會的所有社會形態的國際政治領域都扮演著關鍵角色。一個國家沒有上述制域權，便沒有真正的權力。技術影響國際政治的一般的和直接的機制是，技術對於制域權發生影響，而制域權直接導致國家權力、國際政治格局、國際衝突方式等國際政治基本要素的演變。可以說，制域權是技術作用於國際政治的主要媒介，因為國際政治的主旨就是追求國家的權力，這個權力的核心是對於有決定性意義的物質空間、領域實施控制。
在制域權這個一般性機制之外，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技術對國際政治發生影響和作用遵從幾種特殊機制。它們是：跨域性技術體、技術貿易和軍備談判。
所謂跨域性技術體，是指人類建造的具有巨大的地理和空間延展性，並以這種延展為發揮功能的主要方式的技術實體。通常，跨域性技術體的具體形態包括道路、長城、運河、輸油管、鐵路、長途輸電線和長途光纜，等等。它們無一不以其地理空間延展性發揮功能。應該說，除道路、長城和運河之外，其他形態都是工業革命以後，尤其是20世紀以後出現的，而且它們的跨域性，更多地表現為跨國甚至跨洲，其性質和影響與一般性的技術實體如弓箭、紡紗機、汽車、宇宙飛船甚至航空母艦等幾何尺寸相對於地理尺度幾乎微不足道的技術實體相比，有極大的特殊性。由於這些技術實體的跨域性甚至地理上的跨國性，它們對國際政治發生深刻而重要的影響。到目前為止，尚未發現關於這項研究的文獻記載。
有兩個重要的案例可以用來說明跨域性技術體影響國際政治的機制，那就是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和發端於20世紀末，至今懸而未決的裏海地區輸油管道鋪設方案。《技術對國際政治的影響》引用大量的材料對其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和研究，具體地闡釋了跨域性技術體對地區國際關係的深遠影響。從一個特殊的側面揭示了技術對國際政治發生的重大作用。對於新近的案例——俄羅斯遠東油氣管道的走向之爭，《技術對國際政治的影響》也作了大略的分析，其實質機制同裏海輸油管線路之爭是一致的。
技術貿易是技術轉移的重要形式，是一種常見的技術活動形式。它對國際政治同樣具有重要的作用，是技術影響國際政治的又一個特殊機制。技術貿易與一般的貨物貿易不同，貨物貿易更多地是一個買方市場，而對於技術貿易，賣方占有相對於買方更為主動的地位。這一點對於涉及制域權的技術貿易尤其是軍火貿易更是如此。賣方絕不會把先進的制域權技術轉讓給國際政治的敵手或潛在的敵手，著名的“巴黎統籌委員會”就是為此目的建立的；同時會積極地向盟友和“敵手的敵手”轉讓這類技術，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國積極地向中國台灣地區出售各種武器。以達到遏制中國的目的。這樣，技術貿易的方向、時機和規模都是國際政治的結果和過程本身。
軍備控制談判是技術影響國際政治的又一個特殊機制。軍控談判實際上是外交談判的特殊形式。與傳統的外交談判不同，這裡談判的標的不是領土、賠款和其他物質權益，而是技術手段本身，即一方應掌握什麼樣的和多少技術手段才能使另一方感到安全。
這種談判在古希臘時代就有雛形，伯羅奔尼撒戰爭前斯巴達就派出談判代表要求雅典拆除沿海岸的“長牆”（一種大型防禦工事），遭到婉拒，從此兩城邦裂隙日深，終於導致戰禍。軍備談判從近代開始在列強中出現，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 為代表。這裡，技術性的指標諸如船舶的噸位、艦炮的口徑等因素成為外交的主要目標。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進入冷戰時期，軍備競賽、軍備控制和軍備談判更成為國際關係的焦點問題。
大約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美、蘇兩大軍事集團開始了大規模的軍備競賽，其中穿插了柏林危機和古巴飛彈危機。解決這些危機的實質性步驟就是以什麼樣的技術手段為籌碼的問題。其後蘇聯加快了戰略武器的發展，終於在20世紀60年代末迫使美國進行軍備控制談判。這時，飛彈彈頭的數量、當量、種類，以及發射形式和射程等純粹的技術參數成為外交談判的核心內容。在冷戰時期，這一類技術談判成為國際政治的核心問題，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甚至成為某一時刻世界命運的決定性因素。而談判的內容，卻是在純粹的技術領域，雙方的代表似乎不是政治家，而是兩個戰略武器領域的工程師在討論純粹的技術問題。不僅如此，談判本身已經成為一種外交工具和媒介，藉此，相關各方可以謀取遠遠超出談判結果本身的地緣政治利益。
總之，現代技術的高度發達，已經造就了一種特殊機制，使技術在特定時期成為國際政治活動的核心標的。
在闡述了技術影響國際政治的機制這個核心問題之外，《技術對國際政治的影響》對於技術對國際政治發生作用和影響的其他若干問題也作了研究。關於技術對國家國際權力、國際衝突及其解決方式的影響問題，本研究發展了其他學者的思想。
本研究首次通過實證分析揭示了技術與國際組織發展的密切聯繫，指出國際組織的發端就是國際間協調技術運行的結果，而且隨著技術——尤其是電訊和航空技術——的普及，國際組織的數量迅速地增長。《技術對國際政治的影響》還首次用技術論的觀點解讀了當今世界備受關注的國際恐怖主義問題，探索了現代技術對於恐怖主義的促動作用，指出傳媒技術的革命性變革乃是恐怖主義蔓延的重要因素。
最後，筆者用本研究的基本觀念對於中國國際政治戰略和技術發展戰略提出一己之見，認為中國國際政治的最大問題是制域權不足，潛在的危機是制域技術受制於人。技術貿易的多邊主義和制域技術的自主開發乃是中國真正獲得大國地位的實質性選擇。
本研究試圖在國際政治的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筆者力求貫徹歷史唯物主義觀點，重視基礎性的實證分析，重視對客觀物質因素的研究，力圖在紛繁的歷史事件中探索技術對國際政治發生影響的客觀規律，相信這樣得出的結論可以對理解歷史和現實中的國際政治有所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