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喜旺徐從軍記
家庭介紹
埃德加·斯諾的夫人海倫·斯諾在《延安筆記》中有這樣一段記述：“我們在延安的那些日子裡，一次曾碰到一位瘦高個兒，一頭捲髮，行為比較異樣，說話不大聽得懂的紅軍戰士。通過翻譯知道他是一個來自川西北的戰士，現在延安一所學校讀書識字。看來他和這些多數戰士相處得很融洽。”
海倫·斯諾講的這位紅軍戰士，就是藏族老紅軍扎喜旺徐。
扎喜旺徐1913年農曆6月25日出生在原西康省、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龍縣一個貧苦牧民的家庭，從7歲開始，給牧主放羊，當長工，受盡了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之苦。整整過了14年的娃子生活。後來離開老家，到甘孜謀生。
印象深刻的一件事
在紅軍進入藏區之前，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反動宣傳，極力醜化、污衊共產黨和工農紅軍，挑動紅軍與藏族同胞的關係。受這種反動宣傳的影響，加之歷史上留下來的民族隔閡，當紅軍要到藏區的訊息傳出後，引起一片恐懼和騷動。土司、頭人、牧主、大喇嘛、大管家和有錢人家，懷著恐懼的心情，東躲西藏。貧苦牧民逃到深山老林或邊遠地區去躲藏。也有沒有躲藏的，扎喜旺徐就是一個。他後來告訴人，他為什麼沒有跑？當時他想：天上的烏鴉沒有人打。為什麼？因為肉不能吃，毛不值錢。我是一個一無所有的窮光蛋。紅軍殺我乾什麼？1935年初，徐向前、陳昌浩帶領的紅四方面軍進駐甘孜。有一天，扎喜旺徐大著膽子跑到縣城去看看。在舊縣城門口，有兩個紅軍戰士站崗，仔細檢查進進出出的紅軍。他心想，都是漢人，自己人還不認識自己人？檢查什麼？
他在城門口轉悠時，站崗的士兵走過來同他搭話，扎喜旺徐聽不懂漢話，一個勁地搖頭。戰士請來翻譯，問他有什麼事？扎喜旺徐回答得挺乾脆：“沒有什麼事，只是想看看紅軍是什麼樣子？和以前的漢兵究竟有什麼不同？”
正在這個時候，從裡面出來一個當官模樣的紅軍，樣子挺和藹的，問他是哪個村子裡的人？鄉親們的情況如何？跑進深山老林的人回來沒有？他們的牛羊有人照看嗎？生活有困難嗎？扎喜旺徐就他知道的作了回答。
見扎喜旺徐的衣服很破爛，那位當官的給了他一件襯衣，一條毛巾，一塊肥皂。還給了他一個紅布條子，讓他掛在胸前。當時扎喜旺徐並不知道那塊紅布條是“代表證”，上面寫著“民族代表”4個字。扎喜旺徐後來才知道，在紅四方面軍領導下，當時正在甘孜召開各界僧俗人民代表大會，準備成立蘇維埃“博巴政府”。他們村子沒有人參加會議，他自己找上門來，就讓他當了代表。
第二天，他又帶著兩位老人到縣城。紅軍戰士見了他，向他敬禮。他感到很奇怪，過去國民黨軍隊歧視藏族同胞，見了藏民動輒打罵，稱他們是“蠻子”。可紅軍對我們藏民卻這么親切，還向我敬禮。紅軍戰士向扎喜旺徐致以軍禮，給扎喜旺徐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他認為這不是一件小事，它說明紅軍實行民族平等、民族團結的政策，尊重藏族同胞。
憑著那個代表證，扎喜旺徐和兩位老人進了紅軍總部。一個當官的人親切地接見他們，通過翻譯同他們交談。那位當官的人告訴他們，紅軍是共產黨領導的各族人民自己的軍隊，是為各族人民謀幸福的，是窮人自己的軍隊。還講了許多道理，扎喜旺徐記不住，也理解不了那么多道理。但有一點，給了扎喜旺徐很深的教育和感受，那就是：紅軍與國民黨不一樣，對我們藏民好，對窮人好！
後來扎喜旺徐才知道，那位幹部就是邵式平同志。解放後擔任江西省委書記、省長。
邵式平了解到扎喜旺徐的身世後，仿佛看出了扎喜旺徐的心愿，問他想不想參加紅軍？扎喜旺徐很爽快地回答說：“願意。”邵式平滿意地點了點頭，邵式平對扎喜旺徐說：你們回去以後，要把跑出去的鄉親們找回來，告訴他們，我們紅軍和國民黨軍隊不一樣。我們有嚴明的紀律，不準打罵民眾，不拿民眾一針一線，尊重藏族同胞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保護喇嘛寺院。你們親眼看見了，紅軍有那么多人馬，我們寧願露宿草原，也不進駐寺院。想辦法告訴鄉親們，不用害怕，趕快回家來，照看好自己的牛羊，安居樂業。
幫助紅軍進行宣傳活動
扎喜旺徐按照邵式平布置的任務，到各地說服民眾回鄉。格達是甘孜縣白利寺的活佛，法名格桑登增·扎巴塔耶，1902年出生於甘孜縣康貢德喜底村的一戶貧苦農民家庭，比扎喜旺徐大10歲。格達活佛7歲那一年，被認選為轉世靈童，迎請到寺院，舉行坐床大典，成為第五世格達活佛。
格達活佛虔誠信佛，富於正義感，自己又出身於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對廣大僧俗民眾，有一種本能的同情心，對國民黨反動派散布的那些謠言不大相信。但是，對紅軍也沒有什麼了解，因此，在紅軍到來之前，悄悄地在寨子裡隱藏了起來，他沒有走遠，想看看情況再說。
扎喜旺徐很快找到格達活佛，告訴活佛，紅軍是勞苦大眾自己的軍隊，經過甘孜，是為了北上抗日，反抗日本侵略者。活佛也看了紅軍的布告和有關的宣傳材料，同時也對紅軍作了一些了解。因此活佛很認真地聽了扎喜旺徐的敘述，並立即帶領隨從回到寺院。他見紅軍寧願露宿草地，也沒有進駐寺院，經堂和佛像完好無損，深受感動。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和思考，格達活佛後來對自己的隨員說：“我作為一個活佛，14歲就到拉薩三大寺學經。佛法的真諦是要救渡受苦受難的眾生出苦海，共產黨領導的紅軍，與國民黨的軍隊不一樣，是為了勞苦大眾求解放，讓漢族同胞和藏族同胞都有好日子過。我們的信仰雖然不同，但為了廣大的勞苦大眾，這一點是一樣的。”
從那以後，扎喜旺徐更加積極地幫助紅軍進行宣傳活動。散發文告，張貼標語，派人召回受國民黨反動宣傳而逃到深山裡的鄉親們，告訴他們要安心生產，不要輕信謠言，自相驚擾。
當時甘孜地區的藏族同胞，究竟援助了紅軍多少糧食，已經無法統計。在這一過程中，扎喜旺徐做了大量的工作。僅白利寺管家不完全的統計，白利寺捐獻的“擁護紅軍糧”，計有青稞134石，豌豆22石，馬15匹，氂牛19頭。
為了感謝白利寺僧眾對紅軍的支援，1936年4月17日，紅四方面軍專為白利寺發布布告，明確指出：“查白利寺配合紅軍共同興藏滅蔣，勳勞卓著。我軍給予保護，任何部隊不得侵犯，違者嚴辦，切切此布！”
扎喜旺徐到處宣傳民眾，動員藏族同胞支援紅軍的事，很快傳遍了甘孜地區，受到紅軍指戰員的鼓勵和讚揚。不久，朱德總司令到了甘孜，親自到寺院看望格達活佛，還接見了扎喜旺徐和其他一些藏族民眾。
1936年5月5日，在朱德、劉伯承、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等紅軍將領的指導下，在甘孜成立了“甘孜博巴政府”。這是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共在藏族地區建立的第一批蘇維埃革命政權之一，也是影響最大的蘇維埃革命政權。
被任命為騎兵連連長
邵式平任博巴政府主席，夏克刀登、格達活佛等人任副主席。扎喜旺徐被任命為騎兵連連長。他的責任是保衛新生的藏族紅色政權。1936年5月，紅六軍團正向康南地區的鄉城、稻城和巴塘縣挺進。在此之前，扎喜旺徐通過瞻化(今新龍縣)的喇嘛寺，給鄉城、稻城和巴塘的寺院和土司、頭人寫信，宣傳紅軍的民族政策，說明紅軍是藏族人民的朋友，希望不要聽信國民黨反動派的謠言，不要與紅軍為敵。
5月14日，紅六軍團進入鄉城、稻城，受到鄉城縣最大的桑皮寺僧眾代表的熱烈歡迎，並捐獻許多食品，慰勞紅軍。
紅軍紀律嚴明，尊重藏族同胞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保護喇嘛寺廟，他們真誠的態度、高貴的品德和嚴明的紀律，使喇嘛活佛們深受感動。活佛派喇嘛們到各地，通知躲藏在深山老林的民眾返回家園，並動員民眾把糧食和肉食賣給紅軍。紅軍在鄉城、稻城休整了7天，這期間，藏胞支援紅軍的糧食，堆得像小山一樣高，為紅軍繼續北上，做好了充分的物質準備。
“甘孜會師”
1936年7月2日，賀龍、關向應率領紅二方面軍主力到達甘孜，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這就是我軍歷史上著名的“甘孜會師”。不久，紅四方面軍先行北上，邵式平不讓扎喜旺徐隨部隊走，給他安排了新的任務，要為紅二方面軍過松潘草地準備糧食和其他物質。扎喜旺徐不分白天黑夜，翻山越嶺，走村串戶，依靠著紅軍留下的良好影響和自己的努力，在短短40多天裡，籌集到糧食46000多斤，此外還有一些酥油和肉類。他還曾動員一個寺院，一次贈送青稞5000斤。
在當時的條件下，能籌集到四五萬斤糧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簡單說，當時紅軍馬上就要過草地。在最關鍵的時刻，一斤青稞，就能夠救活一個紅軍戰士的命。這四五萬斤糧食的價值和意義，不言自明。
紅四、紅二以及紅一方面軍的部分隊伍，先後到達甘孜地區。在甘孜地區的歷史上，從來也沒有那么多人馬匯集在一起。所謂“籌集糧食”，主要是向寺院、土司頭人和民眾借糧，也曾向寺院和土司、頭人借銀元和金條、銀寶，再向普通民眾購糧。紅軍都寫了借條。部隊領導向喇嘛活佛、土司頭人和廣大民眾莊嚴承諾：革命一定會勝利，紅軍一定會回來。紅軍回來的時候，一定會加倍償還，絕不會讓藏族同胞吃虧。
紅四方面軍走了不久，紅二方面軍也要離開甘孜了。走，還是留，邵式平徵求扎喜旺徐的意見。扎喜旺徐心想，紅軍一走，藏族地方還是那些土司、頭人掌權，是他們的天下，我們窮人還要繼續受苦。國民黨軍隊一回來，絕對不會放過曾經幫助過紅軍的人。想來想去，還是跟著紅軍鬧革命好，他向邵式平表示：願意跟著紅軍走。邵式平很高興，誇獎他覺悟高，有勇氣。就把他介紹給賀龍。說：一、四方面軍都有不少藏族戰士，唯有二方面軍沒有。這樣，扎喜旺徐毅然決然走上了長征之路。他也成為紅二方面軍唯一的一個藏族戰士。
從漫漫長徵到抗戰勝利
在長征路上，扎喜旺徐一直跟賀龍在一起。從總指揮賀龍到普通戰士，都對扎喜旺徐很關心，把他當作自己人，使扎喜旺徐真正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溫暖。作為一個藏族戰士，扎喜旺徐適應高原氣候，熟悉當地環境，在過雪山、草地時，發揮了自己的優勢，起到了別人起不到的特殊作用。一次，為了從敵人手裡爭奪幾百隻羊，扎喜旺徐奮不顧身地沖在最前面，終於把羊群趕了過來。為此，他也付出了代價。敵人一槍打在他的左肩上，從前胸穿過去，卻奇蹟般地沒有傷到心臟，否則有生命危險。
三大主力會師時，已是塞外草衰的時節。紅二方面軍到達定邊以南一個小鎮上，根據賀龍的指示，方面軍參謀長找扎喜旺徐談話，要他到中央黨校少數民族班學習。一聽說要“上學校”，扎喜旺徐問還有什麼人去？參謀長說，“就你一個。”
扎喜旺徐開始時還不願意，說：小孩子才上學校。我都這么大年紀了，腦子又笨，學不會。
扎喜旺徐固執地說：“我不去。”
參謀長說不通，向賀龍匯報。賀龍親自找扎喜旺徐談話，賀龍說：“中央關心少數民族幹部，專門辦‘少數民族班’，我想去行嗎？我賀龍還沒有這個資格呢！”
賀龍又親切地說：中央決定舉辦“少數民族班”，這是個重大決策。黨中央、毛主席高瞻遠矚，從全局著想，下大力氣培養少數民族幹部，這不但是當前鬥爭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為今後長遠的目標著想。等將來打敗了日本鬼子，革命成功了，全中國解放了，建設少數民族地區，還要依靠你們這些少數民族幹部。
賀龍對扎喜旺徐說：作為一個革命戰士，要有遠大理想，要有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的決心。首先要學好文化知識，提高政治覺悟。
賀龍語重心長的一席話，使扎喜旺徐豁然開朗，深受教育。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過去了，每當回想當時的情景，重溫賀老總的諄諄教導，扎喜旺徐總是非常激動。扎喜旺徐還經常用賀龍同志對他的教導，來教育他的子女，教育年輕的一代，勉勵我們努力學習。我在採訪扎喜旺徐或平時交談，他都曾多次談起這件事。
1945年“8·15”抗戰勝利後，組織上派扎喜旺徐到張家口，任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鹽務局長。那時內蒙地區十分缺鹽，組織上讓他負責購鹽工作，從內地購買食鹽，往內蒙古運，又把內蒙的皮貨、羊毛運到內地去賣。那時環境艱苦，汽車很少，主要靠膠皮大車和牛車。就是依靠這些落後的運輸工具，扎喜旺徐很好地完成了任務。
1946年9月，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東蒙古分會成立，扎喜旺徐被派到錫林郭勒盟行政委員會任處長。1947年5月1日，內蒙古自治區政府成立。這是黨領導下的我國第一個自治區，對做好我國的民族工作、圓滿解決民族問題，具有深遠的影響。扎喜旺徐被調到察哈爾盟行政委員會任處長。
從抗戰勝利到全國解放，扎喜旺徐一直在內蒙古地區工作，為我國的第一個民族自治地方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
光輝的旅程
全國解放前夕，扎喜旺徐被派到彭德懷將軍率領的第一野戰軍，參加了解放大西北的戰鬥。青海一解放，黨即派他到青海工作，任省軍政委員會副秘書長。青海省人民政府成立後，任省政府副秘書長兼工商廳副廳長。1950年10月，在青海省第一屆各族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他當選為政治協商委員會副主席。
1952年2月，西北局正式批准組建中共果洛工委和西北軍政委員會果洛工作團，任命扎喜旺徐為團長。1954年元旦，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區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扎喜旺徐當選為第一任主席。同年12月27日，扎喜旺徐當選為青海省副省長。1979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歷經磨難的扎喜旺徐先後擔任青海省委副書記、副省長、人大主任、政協主席等職務。
扎喜旺徐經常對一些藏族幹部和他的子女說：我是一個娃子出身的窮孩子。沒有共產黨，沒有紅軍就沒有我扎喜旺徐的今天。不久前，扎喜旺徐還滿懷深情地說：我是90歲的人了，馬克思已經向我發了通知。回顧我的一生，沒有什麼可悔恨的事，惟一的心愿，是希望你們繼承革命傳統，發揚長征精神和延安精神。這是我們黨的無價之寶，是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