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出新都城，沿寶光街，繞過“福”字照壁，便來到紅牆環護、綠樹掩映的寶光禪院。寶光寺始建於東漢，隋時名為大石寺。唐廣明元年（公元881年）底，黃巢起義軍攻破長安，唐僖宗李儇逃難成都時曾駐蹕於此，夜見寺內福感塔下放出祥光，掘地獲一石匣，內藏舍利子13枚，“晶明瑩徹，不可方物”。唐僖宗君臣以為吉祥之兆，遂命悟達國師重建廟宇，賜名寶光寺，同時興建十三層寶塔。取名無垢淨光寶塔。習稱無垢塔或寶光塔。清人傅薦元據此詩云：“悟達能神通舍利，唐宗何意鎮瓊瑤”。至宋時寶光寺香火極盛，僧侶達3000之眾。明代毀於兵火，至清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重建。寶光寺占地 10萬平方米，規模巨大、氣勢恢宏，400餘根大石柱，支撐起一塔五殿十六院的嚴謹布局。自照壁到藏經樓後紫霞山長約100公尺的中軸線上，依次排列著山門殿、天王殿、舍利塔、七佛殿、大雄殿和藏經樓。中軸線兩側建有鐘鼓樓、伽藍殿、客堂、極樂堂、祖堂、念佛堂、羅漢堂、禪堂、影堂、戒堂以及東西方丈室。布局嚴謹，次第有序。詳細
山門前，一對大石獅子雄峙左右，清靜的寺院顯得莊重肅穆。山門創於乾隆年間，與多數佛寺一樣，山門殿的兩側各塑有一尊護持佛法的金剛力士，上身裸露，手持寶杵，呲牙咧嘴，怒目圓瞪。作為寶光寺的地方特色，山門殿內還有明代新都籍的內閣首輔楊廷和與狀元楊升庵父子的塑像，名臣巨賢，原是新都人的驕傲，也使寶光寺濃聚起溫馨的鄉情，散發出濃郁的親和力。穿過天王殿，正中聳立著舍利寶塔，兩旁即是如雙峰對峙的鐘、鼓樓。鐘樓、鼓樓均為卷棚屋頂式建築，青色筒瓦，飛檐翹角。鐘樓上掛銅鐘一口，其聲清遠，有匾曰“鐘敲鶴起”；鼓樓上架巨鼓一口，其鳴如雷，有匾曰“鼓擊龍飛”，鶴起龍飛，聲勢自然非同一般。
舍利塔位於天王殿與七佛殿之間，隋時為“木浮圖九級”。唐僖宗中和年間，改建為密檐式十三級四面磚塔，高約二十公尺。塔基為古樸的須彌座，護以八角形磚石勾欄，欄板上刻著釋迦牟尼佛應化故事。底層正面龕內塑釋迦牟尼座像，龕題“寺鎮牟尼青色寶，山飛舍利紫霞光”。每級四面各嵌佛像三座，全塔供銅、石、玉等質料雕鑄造的佛像一百四十尊，舍利子十三粒。層層飛檐翹懸銅質風鈴四個，塔剎冠以金銅寶頂，映日奪目。清初著名高僧笑宗印密曾賦詩讚塔曰：“寶塔凌空利似劍，幾經鏖戰圃周唐。清平天下無能及，留與業作棟樑”。寶光塔不僅造型奇巧，塔身不生苔蘚野草，雖歷千年而一塵不染，故名“無垢塔”，成為寺中勝跡。天晴日朗之日，倒映水中的寶光塔影宛若一支尖鋒玉筆直指霄漢，人稱“玉筆點銀河”；而當雨後斜陽，堊白丹紅，寶光塔又像一道絢麗的彩虹倒垂地面，清代詩人李德揚曾贊之曰：“從天戲海倒垂虹，五年祥光靄碧空”。
舍利塔後為七佛殿，寬五間，深四間，單檐歇山式，建於清鹹豐十一年（1861）。殿前檐柱下有兩個浮雕盤龍石礎，是寺內唯一留下的唐代遺物。明代狀元楊升庵曾為此礎題詩曰：“唐帝行宮有露台，礎蓮幾度換春苔，軍容再向業狩，王氣遙從駱谷來。 萬里山川神駿老，五更風雨杜鵑哀，始知蜀道蒙駕，不及胡僧渡海杯”。 殿內三龕高五十公分的須彌座上，供奉著光明如來、多寶如來、寶勝如來、妙色身如來、廣博身如來、離怖畏如來、阿彌陀如來等七佛立像，“丈六金身”，佛光普照。
大雄寶殿為全寺的主殿，建於清鹹豐九年（1859），單檐歇山式，下有高約一米的台基，五楹五進，占地七百多平方米，全殿共用三十六根石柱支撐，結構牢實，雄偉壯觀。殿前檐口下，掛著“南無釋迦牟尼佛”的白地藍字橫匾，傳為濟公和尚所書。當心間柱上刻著清人何元普撰書的一副楹聯：“世外人，法無定法，然後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猶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禪理深刻，高深莫測。殿內寬敞宏闊，香菸繚繞，幢幡飄拂，殿中供奉著釋迦牟尼的誕生像、成道像和說法像。誕生像為高約六寸的銅質鍍金立像，作兒童狀，全身裸體，左手指天，右手指地。成道像為高約一尺五寸的玉石坐像，潔白無瑕，雕刻精美，是清光緒年間清福和尚從緬甸迎請回寺的。說法像高約一丈二尺，為泥塑貼金坐像，右手上舉作說法手相。殿壁掛著清代著名畫僧竹禪精心繪製的十六尊者以及文殊、普賢、觀音、地藏四大菩薩像，美侖美奐，自是大觀。
大雄寶殿東的羅漢堂是寶光寺最傑出的建築，建於清鹹豐元年（1851年）。一百根石柱支撐起九進九楹的抬梁式木石構架，堂高約10米，廣深40米，面積一千六百平方米。堂內工整地布置著四個天井，故其平面呈“田”字形。羅漢堂中央，屋面作穹窿狀升起，寬闊的空間矗立著一尊高約六米的觀音塑像，二十八個頭、五十六隻手、一百九十六隻眼，洞照幽明，法力無邊。四廂塑有五百羅漢像和畢提菩薩像，圍繞“田”字次第展開，內外四層，中以“十”字相連，通道迴環曲折，堂內氣象宏深，變化莫測。
全殿共塑菩薩、羅漢以及歷代祖師共577尊，每尊高約1.7米，全身鎏金，形態表情富於變化，姿式動作各不相同，栩栩如生，情趣天成。其形態有老有幼，有美有醜，有的瘦削長頸，有的佝僂龍鍾；其表情或笑容可掬，或橫眉怒目，有文靜端莊，有狡黠老練，喜怒哀樂，神情迥異；其姿勢有正襟危坐、合掌參禪，有抬腿抱膝、怡然自得。而手持器物更見奇物，有念珠木魚寶杵禪杖，也有蝙蝠蟾蜍仙鶴，無所不有。其衣著從款式、色調到紋飾無不與人物的性格和所處環境巧妙配合，衣折條紋，清晰分明，五百多尊塑像千姿百態，各有旨趣，無一雷同，當年四川雕塑大師黎廣修率其門徒九年雕鐫才成此珍品，堪稱為“東方雕塑藝術明珠”的傳世之作。
除了工藝精湛絕倫，寶光寺的羅漢堂更有自己的人文特色——推陳出新。蘇州西園寺、北京香山碧雲寺、漢陽歸元寺均以五百羅漢著稱，但那裡的羅漢都出自印度佛教的版本。寶光寺的羅漢也是五百之數，名稱也是大同小異，但人物卻有著少有的變遷。寶光寺羅漢堂內的第二百九十五闍夜多尊者和第三百六十直福德尊者，不著僧裝，不拿法器，頭戴風帽，肩披錦氅，身穿龍袍，馬蹄袖外半露的雙手閒放膝間，根本不象出家人的樣子，倒象一代君王的寫照，據稱確是清代康熙和乾隆二位大帝的尊容，且是按照皇帝的真容塑像，康熙出過天花，於是闍夜多尊者的臉上就有朵朵梅花形的麻子。
把皇帝當作羅漢供奉始於清朝，入關前，滿族已經開始了從遊牧部落轉向定居的轉變，由於范文程的參議，在盛京建造了鳳凰城，模仿明制，建立了定鼎而治的政治制度。但遊牧民族“馬上得天下，馬上治天下”的慣性卻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弦更張，殺戳建威依然我行我素。清兵入關，一路血海；就是皇室之爭，也是刀兵相向，腥風血雨，慘雲愁霧，即便是後世君王也時感不寒而慄。也許是為了祈求一分心中的安寧和寬慰，也許是為了尋找一條藉助天神樹威的捷徑，清朝歷代皇帝都把自己成佛的化身，不遺餘力地崇揚佛教。順治皇帝甚至不惜拋卻皇位到五台山出家，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常游名山大剎，好為寺廟書匾額、撰碑文，甚至自稱羅漢下凡，他游鎮江金山寺時作詩說：“朕本西方一衲子，然何落到帝王家”。王公大臣都尊稱他為“老佛爺”。乾隆皇帝也是虔誠的佛教徒，他曾以國家的力量，整理刊行了卷帙浩繁的佛教大藏經，使佛教極一代之盛，羅漢堂里留下他們的塑像，接受後世的頂禮膜拜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了。
如果說把皇帝納入五百羅漢出自皇家的旨意，在羅漢堂內增塑菩薩則完全是寶光寺的獨創。寶光寺的羅漢堂除了五百羅漢和一般寺院都有的四佛、五菩薩、十八應真（羅漢）、西天二十八祖師外、還塑有我國自南北朝至明末的十四位禪宗高僧以及清初的八位本寺方丈。這裡面自然有標榜自身的用意，但確實也是順乎民心的舉措。十四位高僧中自然少不了寶光寺的開山祖師悟達國師，但讓人意料不及的還有二位，一位是《說岳全傳》中那個左手拿掃帚，右手執吹火筒，蓬頭垢面，鶉衣百結，口歪嘴斜，手殘腳跛的南宋瘋僧，一位是《評演濟公傳》中那位放蕩不羈卻又神通廣大的濟顛和尚，因為他們的濟困扶危、嫉惡如仇而家喻戶曉、人人欽敬。佛家真也善解人意，把他們說成地藏菩薩和降龍羅漢應世，芸芸眾生皆大歡喜，裊裊香火自然分外旺盛。
寶光寺收藏極為豐富，有蜀漢鐘鼎、梁武帝大同六年（540 年）所雕刻的“ 千佛碑”、唐代磚塔、創建於明永樂十一年（1413年）的“尊勝幢”和清代鏤空石雕舍利塔，寺藏名家手筆真跡更是琳琅滿目，美不勝收。有宋徽宗、慈禧、竹禪、唐伯虎、徐悲鴻、張大千、康有為、趙熙、謝無量等古今書畫家近千人的 1000多件稀世之寶。而令寺僧最為津津樂道的無過於佛門三寶：舍利子、優曇花和貝葉經。舍利子是清光緒三十年寶光寺自信長老的弟子真修和尚從斯里蘭卡求來，共有二顆，一黑一白，安放在透明的水晶球內，外罩以銅質鍍金的小塔。塔為四方單層亭閣式，高約二十厘米，製作精美，基座為蓮花座，塔身鐫刻著龍柱、花卉，額上有“釋迦如來真身舍利”八字。優曇花，梵語為祥瑞花的意思，產於喜馬拉雅山麓和斯里蘭卡。寶光寺的優曇花為銅質合金鑄造，高一百五十五厘米，葉互生，花分六組，每組聚生許多小花，隱於壺狀的花托中。據說，此供可當編鐘使用，用筷子打擊四周葉片，能發出“優曇缽羅”的聲響。此花原是印度使臣送給中國皇帝的貢品，道光皇帝欽賜給寶光寺。貝葉經為梵文的《妙法蓮花經》，裝在長五十厘米、寬八厘米、高八厘米的檀香木盒裡。清光緒二十八年，寺里的真修和尚去曼谷謁見泰國國王時國王所贈。
寶光寺內有許多楹聯題刻，寓意深遠，發人深思。讀之不謂無益，省之更覺在理，自然引人駐目。山門有聯：“出入在斯，務要了明性去；聖凡所到，須當問過心來。”彌勒殿有聯云：“開口便笑，笑古笑今，凡事付之一笑；大肚能容，容天容地，於人無所不容。”鐘樓有聯：“驚醒世間名利客，喚回苦海夢迷人。”大雄寶殿聯云：“退一步看利海名場，奔走出許多魑魅；在這裡聽晨鐘暮鼓，打破了無限機關。”東方丈有聯云：“凡事盡當其然，總期各了各心，方無掛礙；有生根乎自在，只當我行我法，不蹈虛鋒”，使人感嘆良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