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米爾·杜爾凱姆生平與著作
杜爾凱姆於1858年4月15日晚生於法國洛林pinal。他來自一個歷史悠久的虔誠的法國猶太教徒家系；他的父親和祖父都已是拉比。涂爾幹自己卻過著完全世俗的生活。他的大量工作實際上為論證宗教現象發源於社會的而非神的因素做出了貢獻。他的猶太背景從反面形塑了他的社會學。他的許多學生和合作者都同為猶太人，並且經常是血親。
作為一名早熟的學生，杜爾凱姆於1879年進入巴黎高等師範學院。他進入的班級是19世紀最富才華的班級之一，他的許多同班同學如Jean Jaurès和Henri Bergson將要成為法國知識界的主要人物。在巴黎高師，杜爾凱姆師從一位具有社會科學眼光的古典學者，Fustel de Coulanges。與此同時，他讀到了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和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因此杜爾凱姆在他早期生涯中即對針對社會的科學研究進路產生了興趣。這意味著與法國學院體系（French academic system）的眾多衝突中的第一個，後者當時沒有社會科學課程。杜爾凱姆發現人文學科了無趣味，當他1882年學習哲學時，他在其畢業班裡得了倒數第二名。
杜爾凱姆對社會現象的興趣同樣受到政治的刺激。法國在普法戰爭中的失敗開啟了對世俗共和統治的反動，許多人認為天主教的強健的國家主義進路是使法蘭西在大陸上正在褪色的權力重煥光彩的唯一途徑。杜爾凱姆作為一個猶太人和社會主義者，因此成為政治上的少數派，一個從政治上刺激他的狀況。1894年的德萊弗斯事件（Dreyfus affair）只是加強了他的激進主義者姿態。
一位具有杜爾凱姆觀點的人是不可能接受一項在巴黎的主流學術任命的，因此在德國學習一年社會學後，他於1887年來到波爾多，這是法國頭一個教師培訓中心。在此他教授教育學和社會科學（一個在法國的新職位）。自此職位，杜爾凱姆革新了法國學校系統（French school system），並向其課程中引入了社會科學研究。然而，他的引起爭議的信念即宗教與道德可以完全由社會的相互作用來解釋卻帶給他許多批評者。
18世紀90年代對杜爾凱姆來說是一個有非凡創造性作品的時期。1893年，他出版了《社會分工論》（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他對人類社會本性與社會進化（evolution of society|its development）的基本陳述。1895年，他出版了《社會學方法的準則》（Rules of the Sociological Method）--一個陳述了什麼樣的社會形成以及它應當如何形成的宣言（manifesto），並于波爾多大學（University of Bordeaux）創建了歐洲的第一個社會學系。1896年他創辦了刊物《L'Année Sociologique》，以出版與宣揚到那時數量大增的學生與合作者們（這也被用於指稱發展了他的社會學program的學生群體）的作品。最終，於1897年，他出版了《自殺論》（Suicide）--一個為社會學專論（sociological monograph）應為何種樣貌提供範例的個案研究。
1902年當杜爾凱姆成為巴黎大學（University of Paris|Sorbonne）教育學教授（professorship|chair），他終於達到他在巴黎獲得顯赫地位的目的。因為法國的大學（French universities）是為中學（secondary school）培養教師的技術上的機構，這一地位給了杜爾凱姆可觀的影響--他的講授對全體學生而言是強制性的唯一講授。不管一些人怎么想，德萊弗斯事件的結果是作為一項政治任命，到1912年當他被永久性委任為教授一職並將此職重命名為教育學與社會學，杜爾凱姆加強了他的機構中的權力。在同年他出版了他最後一部主要作品《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杜爾凱姆的生活產生了悲劇性影響。杜爾凱姆的左派觀點總是傾向於愛國而非國際主義。他看到一個長期的理性的法國生活形式。但戰爭的來臨以及隨之而來不可避免的國家主義者傳道總會（propaganda）使維持此存在細微差別的立場變得十分困難。當杜爾凱姆積極工作以在戰爭中支持其國家時，他不願屈服於簡單化的國家主義狂熱（加上他的猶太背景）使他成為正處優勢的法國右派（French right）自然而然的靶子。甚至更為嚴重的是，杜爾凱姆曾經培養的一代學生如今已準備到軍隊供職，其中許多人在法國燈枯油盡之際死於戰壕中。最終，杜爾凱姆自己的兒子死於這場戰爭；一個杜爾凱姆再未從其中恢復過來的精神打擊。情緒頹敗與過度勞作，杜爾凱姆於1917年在巴黎被一場中風擊潰。
理論與思想
杜爾凱姆主要關注社會如何能在現代--共同的宗教信仰與道德背景再不能呈現之際--維持其完整性和一致性。為了研究現代社會中的社會生活，杜爾凱姆尋求創立首批指向社會現象的科學進路之一。與赫伯特·斯賓塞一樣，杜爾凱姆是最早利用一個社會不同部分在保持社會健康及平衡中的功能解釋其存在與性質（此觀點後來被稱為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的人之一。
杜爾凱姆同樣強調社會高於其部分之總和。因此不同於其同時代的人費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與馬克斯·韋伯（Max Weber），他不關注什麼激發了個人的行動（方法論的個人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而是關注對"社會事實"（social fact）--一個他杜撰的用以形容自在而非與個人行動相關之現象的名詞--的研究。他主張社會事實比組成社會的個人的行動具有更大更多的客觀的獨立存在，僅能用其它社會事實而非如社會對氣候或生態位的適應等來解釋。
在他1893年的作品《社會分工論》中，杜爾凱姆考察了社會秩序（social order）是如何在各種社會中保持的。他關注於勞動分工，並考察了其在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中的差異。[1]。在他之前的作家們如赫伯特·斯賓塞或Otto von Gierke主張社會進化與活的有機體十分相似，從一個簡單狀態到一個更為複雜的類似於複雜機器運轉的狀態。杜爾凱姆倒轉了該公式，向社會進步（social progress）、社會進化論（social evolutionism）及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等正在成長的理論中加入他的理論。他主張傳統社會是"機械的"，且被每個人或多或少都相同故具共有之事物的事實結合起來。在傳統社會中，杜爾凱姆主張，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ousness）完全包含個人意識，社會規範（norm (sociology)|social norms）強而社會行為（Forms of activity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social behavior）井然有序。
在現代社會中，他主張，高度複雜的勞動分工導致"有機的"團結（solidarity）。職業與社會角色中的不同的專業化創造了使人相互連帶的依賴，因為人們不再能指望自給自足。在"機械的"社會裡，舉例而言，自給農民生活在自給自足且由共同傳統與共同工作編織在一起的社區里。在現代"有機的"社會中，工人掙錢，且必須依賴專門生產某些產品（如食品、衣服）的其它人以滿足其需求。漸增的勞動分工之後果，在杜爾凱姆看來，是個人意識明顯從集體意識中出現，並常常發現它自己與集體意識相衝突。
杜爾凱姆也將一個特定的社會中的團結類別與一個法律體系的優勢聯繫起來。他發現在機械團結的社會中，法律一般是"壓制性的"：犯罪或越軌行為者將受懲罰，實際上將彌補被犯罪所忽視的集體道德；懲罰更多的是保護道德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在有機團結的社會中，法律一般是"恢復性的"：其目的不是懲罰，而是恢復一個複雜社會的正常活力。
社會中的快速變化歸因於勞動分工的增長產生了一個規範混亂的狀態，以及社會生活中非人格性的增加，最終導致相對無規範（normlessness）如調整行為的社會規範（norm (sociology)|social norms）崩潰；涂爾幹將此狀態標為"失范"（anomie）。由一個失范狀態出現了所有類型的越軌行為（deviant behavior），最引人注目的即自殺。
杜爾凱姆在1897年出版的《自殺論》中發展了失范的概念。在其中，他探索了新教徒（Protestant）和天主教徒（Catholic）不同的自殺率，將此解釋為天主教徒中更強的社會控制導致了更低的自殺率。依照杜爾凱姆的說法，人具有依賴其群體的特定水平，他稱之為社會整合（social integration）。不一般的或高或低的社會整合水平可能帶來自殺率的提高；低水平有此效果是因為低社會整合水平導致無組織的社會，致使人們轉向自殺以求最終解脫，而高水平導致人們殺了他們自己以避免成為社會上的負擔。照杜爾凱姆所說，天主教社會具有一般整合水平，而新教社會則是低水平。這一作品影響了控制理論（control theory (sociology)）的支持者，並經常被作為經典的社會學研究提起。
最後，杜爾凱姆因其載於書中--如他1912年的書籍《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及與馬賽爾·莫斯（Marcel Mauss）合著的論文《原始分類》--的關於"原始"（如非西方的）人的工作而被紀念。這些工作考察了宗教與神話在極端（用涂爾幹的習語稱）"機械的"社會中形塑人類世界觀與人格的作用。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爾幹發展了一種基於集體興奮（Collective Effervescence）的宗教理論。
論教育
杜爾凱姆對教育也非常感興趣。這部分由於他曾被專業僱傭以訓練教師，而他利用他的能力去制定課程以拓展他自己儘可能廣泛地教授社會學的目標。儘管更寬泛地說，涂爾幹對教育能被用於為法國公民提供那種共享的長期的背景--防止現代社會中的"失范"的必需品--感興趣。最終他也提議成立專業團體以為成人提供團結的源泉。
杜爾凱姆主張教育具有許多功能：
加強社會團結
歷史：學習為大眾做了好事的個人使一個人覺得無足輕重
發誓效忠：使個人覺得是一團體之一部並因此更不可能破壞規則
維持社會角色
學校是個小社會。它具有相似的層級、規則、對"外面的世界"的憧憬。它訓練青年完成角色。
維持勞動分工
學校將學生分成技能團體，鼓勵學生從事與其能力最相符的領域的工作。
論犯罪
杜爾凱姆對犯罪的見解與傳統觀念相悖。他相信犯罪"與所有社會生活的基本狀況緊密相連"並且具有社會功能。他宣稱犯罪意味著"不僅是仍待確定的必要變化之途徑，而且在某些情況下直接提出了這些變化……犯罪（因此可以是）一種有用的改革前奏。"在此意義下，他視犯罪為能夠緩解某些社會緊張，並因此具有社會淨化或清潔效果。他進一步宣稱"道德良心所欣賞的權威必不得過多；否則，將沒人敢批評它，凝固為萬世不變的狀態將實在是太容易。為了進步，個人創新必須能表現它自己……（甚至）罪犯的創新……將同樣可能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