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背景
19世紀初,走遍愛爾蘭的遊客們驚恐地發現,這裡居然如此貧困。農村居民的生活狀況處於歐洲最底層。人們把這種落後狀況時而歸咎於宗教,時而歸咎於動盪的政治形勢、人口激增或缺乏敢作敢為的精神,而比較有同情心的人們則認為,這是由地主們的專橫暴虐以及英國政府的管理不力造成的。愛爾蘭人是古代凱爾特人的後裔,世代居住在愛爾蘭島上。5世紀的時候,隨著羅馬天主教的傳入,愛爾蘭人逐漸信仰了天主教。8世紀末,愛爾蘭島上出現了統一的文明和法律,但政治上還沒有出現統一的國家。12世紀末,英王亨利二世利用愛爾蘭的分裂局面,率軍在愛爾蘭島登入,用武力迫使各諸侯前來宣誓效忠,開始了對愛爾蘭的征服。都鐸王朝時期,英國加強了對愛爾蘭的控制,著手在島上建立法律和政治秩序。真正意義上的征服是從16世紀開始的。在隨後的兩個世紀裡,戰爭、叛亂以及沒收土地都標誌著英國當局的擴張。有的地區整個被英格蘭、威爾斯和蘇格蘭殖民者所蹂躪,居民們被趕走,然後再通過各種方式進行移民,以增加人口。
1603年,斯圖亞特王朝入主英國,隨即有計畫地在愛爾蘭進行殖民活動。在政府的鼓動下,大批信奉新教的蘇格蘭和英格蘭移民來到了北部的厄爾斯特省。愛爾蘭人的大片土地被侵占,天主教徒大多被趕到荒涼的西部,一小部分留下來的也幾乎淪為佃農。通過近10年的殖民活動,英國終於在厄爾斯特地區成功地建立了一塊新教殖民地,該地區的新教徒移民已超過了本地的天主教徒,由此埋下了衝突的種子。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克倫威爾發動了對愛爾蘭的殖民戰爭。大批天主教徒遭屠殺,土地也被英國移民所瓜分。到17世紀末,愛爾蘭島已完全置於英國的控制之下。
在北美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下,愛爾蘭人發動了大規模的反英起義。英國當局進行了殘酷的鎮壓,並於1801年通過了“英愛合併法案”,正式將愛爾蘭納入了大英帝國的版圖,愛爾蘭從此徹底喪失了政治和經濟上的獨立地位。合併以後,新教被宣布為愛爾蘭國教,而天主教徒則被剝奪了基本的政治和公民權利。英愛之間的民族矛盾更加激烈了,愛爾蘭人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不斷高漲。“天主教徒解放運動”、“取消合併運動”、“芬尼亞黨人”的武裝起義、“青年愛爾蘭運動”,都一次次地動搖了英國的統治基礎。
事件過程
前奏
從某些方面來看,英國是在愛爾蘭干涉最多的歐洲國家之一。由於缺乏遠見,同時也為了不阻礙自由貿易理論的發展,英國政府不再打算對這個國家進行必要的現代化變革。這種保守主義也同各自的特定利益和有偏見的對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1845年,關鍵的出口領域同一種發育不良的農作物——馬鈴薯——依存經濟緊緊相連。而當真菌突然出現時,國家便任由其擺布了。1845年的愛爾蘭只依賴一種作物:馬鈴薯。150多萬農業工人沒有其他收入來源養家餬口,300萬小耕種者主要都靠馬鈴薯維持生計,而有產階級對馬鈴薯的消費也要比英國多得多。當歉收時,當然也是那些農村的窮人們承擔的風險最大。1845年收到真菌災害的收成是10月-11月,國家東部較為富庶的地區遭受的打擊最為嚴重,從那裡,病害向西部蔓延。整株整株的幼苗還沒等到收穫就腐爛了,家家戶戶一年的儲備喪失殆盡。
蔓延
19世紀40年代的歐洲依然篤信宗教,在那裡,人們試圖使天主教和地質學、植物學或經濟學等新興科學統一起來,像馬鈴薯病這樣的災害,反映了《聖經》中的饑荒觀,只能引起帶有宗教色彩的歧視言論。大部分的英國輿論都戴著宗教的有色眼鏡去考慮問題:襲擊愛爾蘭的“災害”是對奢侈和無憂無慮的生活的警告。更加極端的言論,把愛爾蘭人正在遭受的災難同他們的宗教“錯誤”聯繫到一起。對許多人而言,教訓很明顯:為了食用更富有營養的以穀物為主的食品,應當結束這種對馬鈴薯的“反常”依賴。
1846年夏,馬鈴薯的匱乏超過了最悲觀的預測。300萬人到400萬人因現代歐洲歷史上史無前例的收成被摧毀而遭受死亡的威脅。只有英國具備足夠的資源來應對災難,對這些資源的正確使用卻需要管理上的明智和政治上的誠意。1847年夏天,人們收穫到了無病害的馬鈴薯。許多觀察家總結道,饑荒結束了,愛爾蘭現在應該靠自己的力量重新振興。但是,由於植株不多,收成仍然少得可憐。實際上,島上的大部分地區在這一季節並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復甦,飢餓和疾病依然肆虐。1848年,霜霉病的再次襲擊徹底抹殺了人們的幻想。更為殘酷的是,霜霉病集中發生在那些已經沒有能力經受第四次饑荒的地區。如果說那些不很貧困的地區的狀況有了少許改善,西部和南部卻經歷了一次與1847年這一“黑暗之年”同樣深重的災難。1849年和1850年,疾病再度來襲,使得一些地區奄奄一息。
在“黑色的1847年”(TheBlackForty-Seven),愛爾蘭科克郡地方官員尼古拉斯·康明斯(NicolasCummins)有這樣一段描述:“我走進了一間農家小屋,其場景令我瞠目結舌。6個因飢餓而骨瘦如柴、形同鬼魅的人躺在小屋角落的一堆髒稻草上。我以為他們已經死了,但當我靠近他們時,耳畔卻傳來了一聲聲低吟。這些‘人’還活著……”
在經濟學中,需求定理是指在其他條件相同時,一種商品價格上升,該商品需求量減少。這是絕大多數人所共知的道理,也符合理性人行事的假定。但是,1845年在愛爾蘭大饑荒時期,出現了一件奇怪的事,馬鈴薯價格在上升,但需求量也在持續增加。英國經濟學家吉芬(Giffen)觀察到了這種與需求定理不一致的現象,這種現象也就被經濟學界稱為“吉芬之謎”,而具有這種特點的商品被稱為吉芬商品。
愛爾蘭1845年饑荒使得大量的家庭因此陷入貧困,馬鈴薯這樣的僅能維持生活和生命的低檔品,無疑會在大多數貧困家庭的消費支出中占一個較大比重,馬鈴薯價格的上升更會導致貧困家庭實際收入水平大幅度下降。在這種情況下,變得更窮的人們為了生存下來,就不得不大量地增加對低檔商品的購買而放棄正常商品,相比起馬鈴薯這種低檔商品來說,已經沒有比這更便宜的替代品了,這樣發生在馬鈴薯需求上的收入效應作用大於替代作用,從而造成馬鈴薯的需求量隨著馬鈴薯價格的上升而增加的特殊現象。一種商品只有同時具備“是低檔品”和“收入效應大於替代效應”這兩個條件時,才可以被稱之為吉芬商品。
饑荒原因
造成饑荒的主要因素是一種稱為晚疫病(Phytophthorainfestans)的卵菌(Oomycete)造成馬鈴薯腐爛繼而失收。馬鈴薯是當時的愛爾蘭人的主要糧食來源,這次災害加上許多社會與經濟因素,使得廣泛的失收嚴重地打擊了貧苦農民的生計。大饑荒對愛爾蘭的社會,文化,人口有深遠的影響,許多歷史學家把愛爾蘭歷史分為饑荒前、饑荒後兩部分。在愛爾蘭發生馬鈴薯饑荒時期大不列顛仍從美洲進口大量糧產,其中一部分甚至經過愛爾蘭的港口轉運;但飢餓的愛爾蘭人卻買不起這些糧食,英國政府提供的協助也十分稀少,最終造成高比例的愛爾蘭人餓死。馬鈴薯是19世紀愛爾蘭人賴以維持生計的唯一農作物,而作為地主的英國人卻只關心穀物和牲畜的出口。自然災害以及政治壓迫迫使人們揭竿而起,但最終失敗。一百餘萬愛爾蘭人死於饑荒的慘劇激起了愛爾蘭人的民族意識,在它的指引下,愛爾蘭自由國家於1922年建立。
掠奪統治
英國對愛爾蘭全面掠奪的殖民政策導致的貧困是造成這場危機的深層原因。大英帝國的繁榮是靠對殖民地的擴張和掠奪發展起來的。愛爾蘭作為其第一塊海外殖民地,由於地緣政治關係,首先成為其掠奪目標。從17世紀中期以來,愛爾蘭的土地幾乎完全為英國地主所霸占,而且多數大地主居住於英格蘭,只關心穀物和牲畜的出口,因此愛爾蘭大多數農業收入因此輸出國外。由於愛爾蘭土地兼併嚴重,愛爾蘭農民大多數成了英國土地貴族的佃農。而他們所獲得的土地面積由於非常小,因此只有種植馬鈴薯才能養活家人。再加上自從合併以後,愛爾蘭繁榮的工商業受到了可以自由輸入的在更優越的經濟條件下製造出來的英國工業品的打擊。因此愛爾蘭人民幾乎完全依靠土地生活,在工業方面毫無出路,殘酷的殖民掠奪造成了農民極端貧困,也使得愛爾蘭半數以上的人靠馬鈴薯維持生活。這種對單一農作物的過度依賴以及都是不為社會所關注的窮人成為愛爾蘭的大饑荒全面爆發埋下的社會隱患。
救助不力
英國政府救助措施不力,反應緩慢。當時的英國正處於其頂峰的維多利亞時期,並且已經完成了工業革命,是公認的世界工廠。英國無論在殖民地、政治制度、經濟發展等各方面都領世界潮流之先,是一個擁有地球近四分之一陸地和近四分之一人口的龐大殖民帝國。英國就是那個時代繁榮、發達和文明的象徵,其國力居世界翹楚。甚至就在大饑荒四年前,英國為打開中國的大門,不惜費盡心機、勞師動眾從印度派軍艦發動了鴉片戰爭。而且此時,英國正全力籌辦人類歷史上首屆世博會。然而,面對愛爾蘭的史無前例的大饑荒卻無動於衷,任災情蔓延和愛爾蘭人民拋屍遍野。甚至後來災情危重,當第一艘運糧船達到愛爾蘭時,運送的救災玉米卻無法食用(資料原文:inedible),即使無法食用的玉米,申請也需要極其複雜的程式。甚至英國政府對自發的出於人道主義的救助也橫加阻攔。
據土耳其《今日時報》(Today’sZaman)2012年1月報導,當時的奧斯曼帝國蘇丹阿卜杜默西德(SultanAbdülmecidI)宣布他將向愛爾蘭饑民捐資1萬英鎊。不過,維多利亞女王要求蘇丹捐資1000英鎊即可,因為女王本人不過捐資2000英鎊。於是蘇丹在捐資1000英鎊之後,又“悄悄”將三船糧食運到愛爾蘭,援助饑民。此外,1847年,美國印第安喬克托部族(Choctaw)也籌集了710美元善款捐助給愛爾蘭饑民。
自私法令
英國出於自身利益的需要,在大饑荒期間即1846年廢除了《穀物法》,破壞了愛爾蘭糧食自由輸入英國的權利,使愛爾蘭的小麥失去了它在英國市場的壟斷地位,從而反過來破壞了愛爾蘭的農業經濟。在愛爾蘭的英國地主,自《穀物法》廢除後,無視愛爾蘭的饑荒,多半由種植小麥改為經營畜牧業。大大減弱了抵抗饑荒的能力,從而相當程度的加重了饑荒的發展。
趁火打劫
在饑荒最嚴重的幾年間,愛爾蘭仍然向英國本土出口糧食。而且整個饑荒期間愛爾蘭都是糧食淨出口。這種趁火打劫、釜底抽薪不顧愛爾蘭人民死活毫無人性的做法,使得這場自然災害迅速演變成人禍。而1782年至1783年的饑荒,當時的愛爾蘭政府把港口封閉,全部糧食價格大降,以自救。
歷史影響
愛爾蘭共和國內,一些修正主義歷史學家為了使愛爾蘭擺脫過去的陰影,極力弱化饑荒的嚴重性,或者強調饑荒的不可抗力。這個觀點從1980年開始就遭到一些更為切實的研究的置疑。歷史事實既不支持“米歇爾主義”的高聲叫罵,也不同意代之而來的曲意逢迎的陳詞濫調。饑荒的概念已經深深植根入全體愛爾蘭人的潛意識中。1994年在羅斯康芒郡的斯特羅克鎮(Strokestown)修建的博物館就是在這方面的一個傑出範例。廣大民眾可以看到一系列展覽:通過文本、資料和圖片將饑荒置於當時的社會背景下來加以解釋。
與其他歐洲國家相比,愛爾蘭帶給第三世界的警示是最多的。一些非政府組織列出了19世紀40年代愛爾蘭與第三世界的相同之處。這些組織努力在全世界宣傳饑荒的歷史,提醒人們怎樣的意識形態會招致如此的災難。”
在大饑荒發生前,移民就早已開始了。但是從1846年末開始,移民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之後的10年間,180萬人離開了愛爾蘭,其中有100多萬人是在饑荒期間移民的。這是19世紀最重要的人口流動之一。對這些男女老少而言,與其說是自願的移民不如說是逃難,他們的經歷苦不堪言。
大饑荒對現代愛爾蘭的建設有著重要的影響。很多重要的社會變革都是在1845年前發生的,但是饑荒的衝擊培養了現有的歷史力量,賦予了它們新的意義。不同尋常的人口曲線、一種深刻的精神創傷,以及人口散居各地,卻保持著不變的聯繫。饑荒後的愛爾蘭不同於其他任何一個歐洲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