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
“怪西人”案始末
這個西人約瑟夫-華爾頓，怪就怪在被捕後，一言不發，始終以沉默來應付一切審訊，令國民黨軍警特務一籌莫展，雖絞盡腦汁，也未能查清其身份，只好稱之為“怪西人”，聊以自嘲。
約瑟夫-華爾頓，真名叫羅倫斯，出生在蘇聯立陶宛，早年投身布爾什維克革命，擔任過紅軍上校。他為人機敏，儀表堂堂，會講德、俄、英、法四國語言，頗有一副西方紳士的派頭。1933年，受蘇聯紅軍情報部(今蘇聯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的前身)派遣，羅倫斯來到中國，接替他的前任、“紅色間諜”左爾格的工作。
當時，正值國民黨軍隊集中全力“圍剿”蘇區紅軍，蘇聯紅軍情報部在華工作的重點便是蒐集有關情報，以協助中國工農紅軍粉碎敵人的“圍剿”。羅倫斯經過一番努力，打開了情報工作的新局面。情報網遍布以上海為中心的各大城市，甚至滲透到蔣介石的武漢行營、北平行營、南京警備司令部等要害部門。由於情報工作的迅速發展，人員的審查和安排就不那么慎重了，魚龍混雜，良莠不分，最後出了一個給整個情報組織帶來滅頂之災的叛徒——陸海防。
陸海防是湖南嶽陽人，北京高等師範的學生，北伐戰爭時期到武漢參加革命，曾在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政治部任職。1930年，在上海，一個偶然的機會，陸海防遇到原十一軍政治部工作時的同事於生。於生這時已是左爾格領導的蘇聯紅軍情報部上海站的主要人物。鑒於陸海防精通英文，又比較傾向革命，於生便吸收他參加了情報組織，讓他將每天中國報紙上刊登的有價值的材料譯成英文。根據秘密工作的原則，陸海防只與於生一人單線聯繫。後來，1933年，左爾格和於生相繼調離上海，於生臨行前將自己負責的一部分情報關係轉交給陸海防，讓他直接受羅倫斯(化名約瑟夫-華爾頓)的領導
在陸海防接手的情報關係中，有一個極為重要的人物劉燧元。劉燧元的公開身份是蔣介石武漢行營第五處上校法規專員。武漢行營是蔣介石“圍剿”大別山區、洪湖地區、湘鄂贛邊區各路紅軍的大本營。劉燧元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蒐集有關“圍剿”戰況的報告及“剿匪”方針、政策、措施等絕密情報，然後通過交通員轉交給羅倫斯。
1935年4月中旬，羅倫斯讓陸海防派交通員到武漢給劉燧元送信，為安全起見，信是羅倫斯親筆用德文寫的。秘密交通是一項極重要機密的任務，而陸海防竟讓自己的弟弟陸獨步去完成。陸獨步根本不具備從事秘密交通的條件。他曾就讀於上海勞動大學，平素衣冠不整，蓄髮不剪，粗枝大葉，令人一看便知是30年代玩世不恭的所謂“名士派”。國民黨特務對這種人非常注意。果然，陸獨步一登上開往武漢的輪船便被特務跟蹤，上岸後即被逮捕。他隨身攜帶的那封德文信件也被特務搜出。在嚴刑審問下，陸獨步和盤托出來武漢的任務和接頭地點，但他只知接頭人的代號，而不知接頭人的真實身份和面貌。武漢行營的特務馬上出動，嚴密監視接頭地點——漢口太平洋飯店，準備搜捕接頭人。
劉燧元按約定時間來到太平洋飯店，發覺氣氛有些不正常，“茶房”“夥計”賊眉鼠眼、面露兇相，遂生警惕，當機立斷，銷毀所帶情報材料，撤出飯店，並立即電告上海的羅倫斯。羅倫斯接電後，憑著長期對敵鬥爭的經驗，知道事情不妙，即派專人乘飛機去武漢，送給劉燧元350元錢作旅費，要他和家屬馬上轉移。劉燧元決定和妻子分別離開武漢，到上海會合後再定行止。劉燧元當天夜晚即以去廣州探望病重的父親為由，取道天津轉赴上海。後因特務追捕日緊，劉燧元在朋友幫助 下，上了泰山，得到隱居泰山的馮玉祥將軍掩護而脫險。而劉妻帶著三個孩子離武漢去上海時，被特務盯上。
劉妻抵達上海後，住進南京路上的東亞旅館，特務隨即監視這家旅館。5月5日，特務發現一個中年男子前去看望她，當即將這人逮捕。被捕者竟是陸海防。
原來，陸海防在派弟弟陸獨步去武漢後，一直未得到弟弟的音訊，放心不下，現在聽說武漢情報網有人來上海，競不顧秘密工作的基本原則，未經羅倫斯批准，貿然前去探詢，結果落入特務的魔爪之中。陸海防被捕後，倘沉著應付，也不至於造成很大損失，因此時特務僅處於偵察階段，並未掌握太多的證據線索。但陸海防在受審時，被凶神惡煞的特務嚇破了膽，為免受皮肉之苦，供出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機密，並無恥地表示願領特務去抓捕他的上級領導“約瑟夫-華爾頓”。羅倫斯就這樣被叛徒出賣了。
羅倫斯被捕後，軟硬不吃，一言不發，簡直就象個啞巴，可他又不是啞巴。無論姓名、國籍、職業、住所，特務一無所獲。羅倫斯的沉著機智，拖延了時間，保護了一大批情報人員和機密檔案的安全。
羅倫斯的住處在上海法租界一所外國人公寓中。這處秘密據點，叛徒陸海防並不清楚，特務也就無從查獲。羅倫斯身邊有三位蘇聯派來的助手：一位是法國人，任無線電通訊員；一名波蘭人，任技術機要員，還有一位蘇聯人，擔任他的交通員，負責莫斯科和上海之間檔案的傳送。他們分居各處，但常去羅倫斯的寓所。自羅倫斯被捕後，他的這三名助手發現羅倫斯的房門連鎖數日，估計已出意外，決定冒險破門入室，將房間內的機密檔案和器材轉移出去，以免落入敵手。在一天深夜，那位膀大腰圓的年輕交通員在另外兩人掩護下，硬是用身體撞開房門，將房間內的所有器材、檔案安全轉移。這位勇敢的交通員回國後，受到紅軍情報部的表彰，榮獲一枚勳章。
由於陸海防的叛賣，除羅倫斯外，國民黨當局還陸續逮捕了蘇聯紅軍情報部人員陳紹韓、黃維祜、汪默清、胡克林、俞瑞允等人。其中，陳紹韓系蔣介石嫡系部隊第三軍軍部上校參謀，蔣介石下令對他軍法審判，迅即槍決，其他人一直關押到抗戰爆發後才被釋放。
“怪西人案”發生後，國民黨當局千方百計想搞清此案的背景和組織情況，以破壞整個情報組織。我黨中央對此也極為關注，當獲悉日本情報系統已掌握此案內幕時，黨中央急派“左聯”盟員關奚如等請魯迅先生通過內山完造和其他日本友人了解案情。三天后魯迅先生即通過胡風向關奚如轉告了有關案的情報。黨中央了解此案內情後，即密切配合其它設在中國的國際革命組織採取緊急措施，使一部分情報人員及時轉移，阻止了案情的擴大。
羅倫斯被捕後，國民黨當局先在上海對他進行偵訊，沒有取得任何有價值的線索，便將他押解到武漢。1935年8月24日，湖北高等法院開庭審判“怪西人約瑟夫-華爾頓”，最後判處他有期徒刑十五年。抗戰爆發後，蔣介石有求於蘇聯，在蘇聯的壓力下，不得不於1937年將他釋放，羅倫斯取道新疆返回蘇聯。
至於叛徒陸海防兄弟，後來都死心塌地當了軍統特務，專門搜尋他們所認識的國際組織情報人員。全國大陸解放時，陸海防逃往台灣，陸獨步則在大陸潛伏下來，肅反時被上海公安部門查獲，繩之以法。
一九三五年轟動上海的怪西人案
約在一九三五年間，一個中共地下黨員被捕叛變，出賣了幾個同志後，他還想進一步去破壞上級領導機關，整天到處去活動。結果他被地下黨組織進行了紀律制裁，在法租界徐家匯孝友里附近空地上被擊中兩槍，因未中要害而未死。當時戴笠正在上海，知道這一情況後，即指示上海區和偵察大隊，要利用這一叛徒的生命來進一步達到破壞上海中共地下黨組織的目的。戴笠不準送他到華界醫院就醫，硬叫他住在法租界西區偏僻處一家小醫院裡。同時叫一家小報發一個訊息，說徐家匯空地上發生一次情殺案，被害者身中兩槍經某某醫院進行搶救後已無生命危險，不日即可出院等。按照戴的估計：這個人未被殺死，會更加仇恨共產黨，必然要設法報復；另一方面，地下黨組織一定會派人繼續制裁他。如果再去，便可發現線索擴大破壞。他調派十多個特務暗中監視，準備跟蹤，還派一個混人醫院充當內應。戴笠決定的辦法是不當場逮捕，等再來把這個叛徒打死以後再分別跟蹤。因為租界的巡捕經常在馬路上“抄靶子”（對人身進行搜查），共產黨員不會身帶槍枝在外面亂跑，必然會分途回去，只要跟住一個便不難發現這個秘密機關。 我當時也被指定帶了幾個特務去附近監視，過了三四天還沒有一點動靜。我們幾人分別化裝成為拉人力車的，作小生意的，或騎腳踏車故作損壞修理的，都掩護得很好。這個住在醫院裡的叛徒，不知道軍統準備犧牲他的生命來達到破壞黨組織的陰謀，還一再寫出書面請求，請求帶傷出院尋找關係，一方面趁機立功，一方面可以報仇。戴笠堅決不準，要他整天睡在床上靜養。 大約在第五天或第六天下午，果然有兩個人提著水果食品等進醫院看這個叛徒。當時附近有兩三個把風的特務在守望，見此情況，頓時緊張起來，立刻分別作好各種準備。這兩人剛進去不久，便聽到兩聲槍響，一會兒便跑了出來分途飛奔。這時，守候在醫院外面的特務們，乘腳踏車的，拉人力車的，步行的，都一齊出發跟蹤追去。十多個特務中，有兩個人因為走慢了跟不上，便乘電車回去，半路上正好遇上了其中一個，這樣才沒有被“脫梢”。其餘的特務兜了幾個圈子之後，都找不到要跟蹤的人，我只好帶著他們準備回去受處分。戴笠接到守在醫院的特務的報告，知道那個叛徒已受到第二次懲處，被擊中頭部當場死去，便趕到偵察大隊聽取跟蹤結果。他一看我帶著幾個人垂頭喪氣回去，知道沒有跟上，氣得跳腳大罵，並限期一定要偵察到這些人的地方，否則要嚴厲處分。他罵過一次還不夠，過了不久又把我和幾個特務再罵一次。 正當戴笠怒氣沖沖地準備離開時，突然接到那兩個跟上的特務來電話，說開槍的人有一個已被我們跟到了法租界福煦路一家銀樓，這人從後門上去許久沒有出來。戴立刻命令會同法租界巡捕馬上去搜捕。偵察大隊的副大隊長楊鳳歧、組長許鵬飛和我，立即率領幾乎整個大隊的特務出發，會同法捕房華探長直撲這個銀樓，果然在二樓抄出手槍六支，子彈幾十粒和幾百元現款，並逮捕到三男一女，其中的一個男的便是去醫院開槍的人。當時法租界警務當局以案件發生在法租界，要先行審訊，戴笠認為只要抓到了共產黨，破壞了機關和抄出了槍枝，讓法巡捕房審訊一下也可以，但是發現新的線索要馬上告訴偵察大隊。聽說這幾個被捕的人只承認是專門制裁共產黨內叛徒的一個組織，叫“打狗團”，即專打叛徒，並不搞暗殺國民黨統治集團上層分子的活動。以後這幾個忠貞不屈的黨員，再沒有供出其他情況，最後都被引渡到南京處了死刑。 我在上海的那幾年，公開逮捕共產黨和破壞地下黨組織的活動，從來沒有停止過。當時轟動中外的第三國際中國情報總支部的負責人約瑟夫華爾敦案（戴笠向蔣介石報功時一直稱之為遠東負責人），便是軍統特務逮捕的。這一案的線索是由軍統湖北站發現而最後在上海破案的。最初湖北站逮捕到一個共產黨嫌疑犯關兆南，審訊多時沒有得出結果。後來經南京總處派法官周養浩去武漢審訊，關兆南同意試寫一信到上海請求組織上派人和他聯繫。不久，上海方面果然派了一個名叫陸獨步的人去武漢，當即被捕。經數度刑訊之後，陸獨步供出在上海與組織取得聯絡的辦法，但他當時只負責對外交通聯絡工作，內部情況不了解。戴笠馬上決定把陸送到上海去，同時他自己也趕到上海指揮布置。陸獨步被解押到上海即由偵察大隊特務接收，按照他與組織上的聯絡辦法，先由特務在南京路東亞旅館開好房間，再由陸寫一信到郵局一個指定信箱，特務們即守候在這個房間內等待前來接頭的人。 第二天，陸的哥哥陸海防果然按時到達，他把門推開一看均不相識，立即轉身逃走。這時守候的特務還正在打瞌睡，猛聽到門響，才驚起追出，連人都沒看清。我當時帶了兩個特務守在外邊，看到他推了一下門就走，知道業已發覺，便緊跟過去。他下樓以後在先施公司人多的地方轉了幾下就不見了。 我知道在這裡尋找必無結果，便叫兩個助手一人在裡面找，一個和我分別到通向後邊的小街上去守候。過了一會便看到他從側門倉皇跑出，我立即尾追過去。他在慌忙中不慎滑倒，我跑上去按住他，他轉過頭來咬住我的手腕。我便用手槍柄猛擊他的上唇，將其門牙擊落以後，才把他的手銬上一隻，我也自己銬上一隻，這樣他再也沒有辦法掙脫。等我的助手趕來，便將他一同帶到附近巡捕房，當天上午就由英租界巡捕房引渡到偵察大隊。這個貪生怕死混入到革命陣營中的敗類，看到審訊他時搬出那么多刑具，不待用刑，經戴笠一頓名利誘惑，馬上答應交出他的上級領導人。他當時非常著急，要求立刻帶他去法租界法國公園附近一條僻靜的馬路上去等候他的上級，說這次如碰不到，以後便無法再聯繫了。戴笠為了慎重起見，叫人通知法租界巡捕房進行協助。 當天下午，天下著大雨，我和兩個特務押著這個自從逮捕共產黨以來還從來沒有見到過這么快就叛變的叛徒，半信半疑開了汽車到指定的地點等著。在他說出的時間，正好四點鐘的時候，一個身材不高的歐洲人，穿著雨衣打一把洋傘走了過來。當這個叛徒驚喜異常地說出“就是他”三個字以後，我的兩個助手便竄出汽車猛一下將那個歐洲人抓住。這時，這個叛徒陸海防要求我立刻將車開走，不願和這個人同車。這時守在附近的另一輛汽車開了過來，我才帶著陸海防先行離開。我問他為什麼這時還怕這個外國人？他紅著臉說：“先不讓他知道我，以後更方便些。”法租界巡捕房看到被捕的是一個歐洲人，身上沒有一點證據，不同意馬上引渡，只好暫留在捕房看管。 據這個叛徒陸海防供認，這個外國人是第三國際的一個負責人，他是這個外國人的英文秘書，只知道他叫華爾敦，其他一切均不了解。陸每周只能和華爾敦見面一兩次，均臨時約定地點，總是事先由華通知，所以不知道他的住址和有關的人。當天黃昏時，陸海防要求去接他妻子，說他的妻子也是一個共產黨員，怕組織上強迫她走掉，以後便無法找到。我又帶著他再走一趟。不料剛一踏進他的家門，便看到他妻子正在焚燒檔案。她一看到陸海防仍然衣冠楚楚若無其事地和我邊說邊笑走了進去，這位可敬的女共產黨員，立刻嚴詞厲色地對他呵斥起來。我至今沒有忘記她那幾句義正辭嚴的吼聲。她用非常憤怒的口氣朝著陸海防說：“你沒有死掉？你有臉這樣來見我，我沒有臉見你這個叛徒！”當時弄得他非常狼狽，他一再解釋，我也一再從旁相勸，叫她識時務些，並請她和我們一同走，免得出問題。她用極其鄙視的眼光看著我說：“除了你把我抓起來，否則我不會和他一樣自動和你一道走的。”我看她這么堅強，知道勸也無益，以為是一時感情衝動，改天再去便不會這樣了。當我和陸離開時，還一連聽到好幾聲“無恥的叛徒！無恥的禽獸！” 我回來告訴戴笠這一情況，並建議過兩天再去接她。戴一聽馬上叫我把她立刻抓來。我因忙了一天連飯都沒有吃，便先去吃飯。等我再去時，除了看到一大堆紙灰，東西拋了一地外，人已不知去向。我撲空回來正準備挨一頓大罵時，戴笠卻沒有發脾氣，因為捕到了大魚，漏網的只是一條小魚。這時他正在很高興，便對我進行一番教育。他認為我太不了解共產黨員的個性，父子夫妻之間不似國民黨那樣，千萬不能看私人關係便可以馬虎大意，叫我以後特別注意這些問題。我當時對此並不灰心，還派特務去守候過三天，一直沒有看到她再回去。 第二天以後，陸海防又繼續交出一些與他有過工作關係的人，其中經我去逮捕能記到姓名的有電影女明星XX。當時她正在主演一部影片叫《自由神》，特務們把她逮捕以後，曾當面譏笑她“自由神今天可不能自由了”。她被關在偵察大隊的樓上受到優待，上海區長王新衡和偵察大隊長王兆槐找她聊天，請她唱歌。戴笠本來也是準備找她胡調的。當他發現自己部下已先他而來，便假裝正經教訓了一大頓，說他們會受共產黨的迷惑，要影響工作等。我原來也天天和她談談，從那次以後也不敢隨便找她了。另一個被捕的袁X，又名袁XX，是個左翼作家，他寫的書和文章都一起被抄，當時也受到優待。還有一個女的叫程X，又叫程XX，綽號黑牡丹，四川萬縣人，留德學生。當時特務們對程X竟是共產黨員都感奇怪，也很出意外。她原先與上海“四一二”大屠殺中的主要劊子手楊虎和陳群關係密切，由他們送去德國，回國後與四川軍閥王陵基的一個萬縣籍姨太太很要好。我們按陸海防提供的地址去抓她，竟沒有抓到。當時王陵基正在上海住閒，她躲在王的家中，以後逃往蘇州老家。她把陸海防交出的一位重要共產黨員劉XX掩護逃脫特務的魔掌，而她自己卻沒來得及離開而被逮捕。其餘由陸交出的人，因我沒有經手逮捕，也記不到姓名。 華爾敦被捕後一直不講話，不但他的住址沒有查出，連國籍和真姓名也不知道，因他被捕時身上沒有任何檔案，連當時外國人隨身起碼要帶的外僑身份證也沒有。當陸海防說出華爾敦是一個負責人後，英法兩租界的中西偵探，加上警察局偵緝總隊與警備部偵察大隊，以及上海區的特務，幾乎全體動員去調查他的住址和活動及有關係的人，以便進一步追查他的組織關係。這批數以千計的中西包打聽和特務，加上他們數以萬計的眼線助手，天翻地覆地鬧翻了整個上海市，也毫無結果。戴笠罵這些人是一群飯桶，蔣介石也罵戴笠不中用，吵了快一個月，連華爾敦住過哪裡都沒法弄清。在審訊他的時候，從他口中得不到一個字，當時報紙上只好稱為“怪西人案”。 有次我把陸海防帶到法庭去作證，華爾敦一見到陸遠遠走向法庭，便怒不可遏地第一次在法庭上開口用英語向陸罵了一聲“叛徒”。陸這時連站都站立不住，兩腿軟下來跪在地上。我再三強迫這個叛徒上去，他看到華爾敦巍然不動地站在那裡，他的兩條腿一直哆嗦，哀求我寧可馬上槍斃也不肯再上去作證了。我踢了他一腳也不中用，只好帶他下來。陸以後在軍統當特務時，我還問過他，為什麼那次那么膽小？他說他一生中也沒有見到過那么可畏的人。 華爾敦雖沒有任何證據與供詞，但租界還是同意把他引渡到武漢市去歸案。因為他罵了陸海防一聲“叛徒”，憑這兩個字就可以證實他是共產黨員了。在押解途中，特務們都非常好奇地看待他，究竟講不講話。可是他一上輪船便和懂英語的特務隨便扯講起來。有人就問他，審訊時為什麼不講話？他的回答的確是使人不能忘懷的。他說：“共產黨在敵人審訊時去作解釋，便是一種祈求饒恕的懦弱表現。如果對自己任何問題向敵人作交代，哪怕是自己的姓名或住址，都是最可恥的叛徒行為，因為這些事是不能向敵人去談的。”當然，他在輪船上和特務們談的也只是吃飯喝水等生活方面的問題。特務們想進一步了解一點有關他的情況，往往遭到他的呵斥。這位怪西人，直到解放後，我看到別人提供的材料，才知道他的真名叫羅倫斯。 (摘自沈醉的《軍統內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