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關的概念和歷史沿革
徐聞海關的前世今生 ----見證了中國對外貿易歷史的變遷
11世紀以後，西歐威尼斯共和國成立以“海關”命名的機構即威尼斯海關。在漫長的封建社會，各國除繼續在沿海、沿邊設定海關外，在內地水陸交通要道也是指了許多關卡。資本主義發展前期（17-18世紀），海關執行保護關稅政策，重視關稅的徵收，並建立一套周密繁瑣的管理、徵稅制度。19世紀，為發展對外貿易，歐洲各國先後撤除內地關卡，廢止內地關稅，並且基本停止出口稅的徵收。海關歷史悠久的已開發國家有法國、英國、荷蘭、義大利、德國、日本和美國等。開發中國家大部分布於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這些國家曾經長期遭受殖民主義國家的侵略和剝削，經濟比較落後。開發中國家的對外貿易與海關，除向已開發國家發展各種方式鬥爭外，還對本國現代海關制度進行開發和科技運用。
中國海關制度的歷史悠久，根據有關史料的記載，關稅徵收制度起源於春秋時期。當時叫做“關市之徵”。就是國家規定貨物通過邊境的“關”和國內的“市”，要進行檢查和徵收賦稅。《周禮·天官》載：“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當時周代中央徵收賦稅，關市稅是其中的一種，直接歸王室使用，但需要說明的一點就是，春秋時期關征制度都是在春秋諸侯國之間施行，所以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海關。秦漢時期進入統一的封建社會，對外貿易發展，西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合浦郡徐聞縣地設侯官（關）。宋、元、明時期，先後在廣州、泉州等地設立市舶使。侯官和市舶使就已經是海關官員的初型了。
雖然關稅徵收早在春秋時期就出現了，但我國最早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海關管理模式卻到清初才出現。清政府宣布開放海禁後，於康熙二十三至二十四年（1684年—1685年），首次以“海關”命名，當時，清政府剛剛解除海禁，中外經濟交流日益增多，為了加強對外貿易的管理，在沿海地區設立海關，在廣東廣州設粵海關，這是我國歷史上首次設定海關，接著除廣州外，又在福建的漳州、江南江蘇的雲台山和浙江的寧波也設立海關。在這四個海關中，以粵海關最為重要。到了乾隆二十二年（公元 1757 年），由於西方殖民者多年來屢屢進行違法貿易，偷稅漏稅、走私等，清政府決定撤銷漳州、寧波和雲台山三處貿易口岸並海關，限定廣州為唯一的對外貿易口岸，並由粵海關來進行管理，使粵海關在近 100 年中成為中國唯一的海關。據《粵海關志》上所記載，清政府設立粵海關後，即任命了海關監督，統管海關的內部事務。粵海關的首位監督是由清政府吏部郎中宣爾格圖改任的，海關監督一般是由與清廷房室有關的滿洲人擔任，任期一年，受清政府戶部管轄。根據清政府的規定，當時粵海關的管理區域是總口七處，即看城丈關（“十三行”及黃埔各國商船進出口）、澳門總口（檢查外國商船往返貿易）惠州口、潮州口、雷州口、瓊州口和高州口。
據《粵海關志》上所記載，當時粵海關的管理是十分嚴格的：如在珠江口水域，商船至虎門應先起炮位，經海關監督檢查和丈量，根據船鈔定倒繳納稅款後，方準駛入黃埔下碇。外國商人要先把裝船貨物清單交給行商，由行商代付一切碼頭費用，然後才能把貨物運到商館，外國商人則住在商館內交易。從外船入口停泊到出口起錨的一切事務，完全由行商向海關辦理。另外，海關還對外國商船的貿易範圍有所限定，如不準出口鐵釘、麻油等改船用料，嚴謹私運人口等。把國內商業稅收和進出口貿易稅收分開，所有“護貨兵船，應停泊外洋，不準駛入內港。違例即行驅逐，貨船停止交易。”粵海關從 1685 年設立到鴉片戰爭以後的 1859 年被改組為止，170多年中，一直是獨立自主的行使職責。它所實行的一套管理辦法，對我國海關制度的形成起到了拋磚引玉的作用。
海關大樓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逐漸喪失關稅自主權、海關行政管理權和稅款收支保管權，海關變成半殖民地性質的海關，長期被英、美、法、日等帝國主義國家控制把持，成為西方列強掠奪中國人的一個重要工具。直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人民政府接管海關，宣告受帝國主義控制的半殖民地海關歷史結束，標誌著社會主義性質海關的誕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原海關機構和業務進行徹底變革，經歷曲折的發展過程，逐步完善海關建制。
而位於雷州半島南部的徐聞古港，扼瓊州海峽的咽喉，不僅是漢朝控制海南島的關鍵，而且是漢朝對交趾、九真、日南等地實施有效管轄的關鍵所在，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漢代在徐聞設定的左右候官很有可能是中國最早的海外貿易官員。徐聞地與南北方的海上交通歷史悠久，在公元83年以後仍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現在的考古發現也證明，徐聞等地與南海的民間貿易比官方的朝貢貿易更為重要，更值得重視。所以徐聞海關這個特殊的對外貿易管理單位，雖偶有間斷，但從西漢時期開始是怎么一步一步地沿襲走到今天的過程已是實屬不易！下面就一起探討一下其演變和發展的歷程及還原一下其在中國對外貿易的進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西漢至三國時期
徐聞討網港的右左侯官——曾是我國早期海關和對外貿易管理專職人員之雛型
海關大樓在漢代，漢武帝劉徹於西漢元鼎六年(前111年)平定了南越，重新統一嶺南，轄境直達交趾、日南(今越南南部)和海南島，在嶺南分置九郡：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鬱林、蒼梧、合浦、南海。元封五年(前106)又在嶺南設定交趾刺史部以統轄，治所在龍編(今越南北部)。因趙陀城已毀於火，而嶺南邊地已擴至今越南北部，同時也為了徹底消滅南越國的殘餘勢力，於是便著意將經營重心轉向交趾、日南、合浦三郡，嶺南地區的政治經濟中心便一度西移，特別是在海外交通上，該三地已日漸成為對外貿易港口，並一度取代了古番禺(即今廣州)的地位，所以有漢一代以朝貢形式前來進行貿易的使團和商人，以及我國的民間海外貿易大都從交趾、日南或合浦登入或出海，史書上也多有記載，如《漢書·地理志》便有“自日南障塞，合浦徐聞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云云。唐朝李吉甫《元和郡縣誌》記載：“漢置左右候官，在徐聞縣南七里，積貨物於此，備其所求，與交易”。 故諺曰：“欲拔貧，詣徐聞”!由此可見歷史上我國最初的海外貿易，先是在民間自發的出現，其後引致地方政府出而管理，有史可考和記錄的最初是於前漢時期在徐聞港口創設左右候官，負責接待外國使節和外商，管理外貿貨倉，稽徵進出口商品的管理費用和稅務等，就設在徐聞縣南七里處，這樣大體已是具備一個外貿管理機構雛型的性質，也是我國設定外貿管理專職官員之濫觴。這是我國關於設定管理外貿專職官員的最早記錄，可見管理外貿這一職守的官員最遲在前漢時期便已創設，所引雖短短几十個字，它已記錄了外貿官員的設定和所在，以及其職掌和管理制度。候官亦即候人、候吏，據《中國歷代職官辭典》稱：這是“為古代迎候賓客”以及在邊境稽查之官，也就是漢代在徐聞港創設了專職的候人之官員以負責對海外各國派遣的使節或商人前來我國“貢獻方物”的迎送接待和稽查等。明雷州府推官歐陽保所編撰的《萬曆雷州府志》卷8中記載：“徐聞縣城漢元鼎置海濱討網村”，而在該志《建置·城池》中也有記：“漢置左右候官，在徐聞縣南七里”。
而位於徐聞縣南山二橋村、仕尾一帶的討網村故地在1990年5月，廣東省考古學者發掘出大片漢代遺址，有大量板瓦、筒瓦和戳印紋陶片。特別是發現了“萬歲”瓦當是典型漢代遺物。加之“自1962年始，不斷發掘出來數量龐大原“徐聞漢墓群”——這些漢墓主要分布在縣東南、西南沿海地帶，華豐、海港、港頭、二橋、仕尾、南山、廣安、北潭、新地、麻城、把伍等地發現尤多。華豐村西南一塊約600平方米的地段內就有30多座，1973—1982年，曾兩次挖掘清理漢墓90多座，出土有文字的萬歲瓦當、繩紋板瓦、筒瓦、五銖錢、銅劍、石斧、水晶珠、銀飾、陶罐等一批文物(摘自《湛江概覽》，1991年6月出版)。可以斷言，此地在西漢時期，是相當發達的港口地區。具備西漢設候官駐驊和南渡海南島以及出海貿易的條件。正如《漢書·地理志》所記：“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南西北方千里”。有鑒於上述徐聞縣治討網村周圍的良好條件，所以，自西漢“武帝以來”至“平帝元始中”(《漢書·地理志》)由皇帝任命黃門(屬少府)中官為譯長組織“應募者”(包括官員、商民、船工、水手等)，並身負“欲耀威德”和“市明珠、壁琉璃、奇石、異物，齋黃金、雜繒而往”兩重任務的官方貿易使團，選擇軍事港口的徐聞縣城討網村出海遠航南海諸國訪問和貿易，就理所當然了。
西漢以後至三國時期的徐聞港仍是占有重要地位的，據我國著名歷史學者譚其驤教授考證，三國時，孫吳曾置珠崖郡，不在海南島上，而“是在與海南島對面的雷州半島的南端合浦郡的徐聞縣境內，徐聞當為孫吳用兵海南的基地”。這個基地就是徐聞港。至於這個海港的地望，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溫水注》引王范《交廣春秋》曰：“朱崖、儋耳二郡，與交州俱開，在大海中南極之外，對面合浦郡徐聞縣。清朗無風之日，遙望朱崖洲如困廩大。從徐聞對渡，北風舉帆一夜而至”。這段話說得很清楚，海南島郡縣建置時間與交州相同，交州轄下合浦郡徐聞縣就在海南島對岸。否則，站在對岸望不見海南形狀像一個谷堆。又明白說：“從徐聞對渡”，顯見這個港口在瓊州海峽北岸，又說帆船順風一日或一夜可達海南，則距離不會很遠。這樣一個巨大商業轉運中心港，必須擁有廣大腹地，又是商賈雲集之所，扼瓊州海峽交通門戶。
唐宋時期
曾經輝煌的“踏磊浦”設市舶提舉司管理港口業務
古代踏磊浦口岸在今海安踏磊村，據1960年廣東省文物考古隊的考察，踏磊浦在漢代已形成港口，古碼頭遺蹟、遺物尚存。由此可見，踏磊浦是在西漢武帝元鼎六年建立徐聞縣以後，在開發海南島時期建立起來的一個水陸交通站，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它既是交通要衝，更是海防重地。以後，國家遣使來往海南島，下交趾（今越南），以及西人東來，無不取道經踏磊浦。
而深入查閱有關史料，更可發現唐代踏磊浦的記載：唐朝口岸的管理設市舶使，當時中國南方只有泉州和廣州兩地設市舶使，踏磊口岸為廣州市舶使所轄。唐代的踏磊口岸，距東距現今海安新港2公里。據史料記載，三國兩晉時期交趾（越南）常反叛，討網口岸通往東南亞的航線受到嚴重阻礙，加之港口淤積等自然因素影響，到了晉代以後，番禺（廣州）港逐步取代討網港的地位，成為我國最大的對外貿易口岸。唐朝初年，合浦郡址由徐聞縣的討網村遷至廣西合浦，同時討網港址也從討網村遷至今踏磊村，稱踏磊浦。從此，踏磊浦便取代討網港的地位，成為我國對外貿易和通往海南的重要港口口岸。唐宋時期我國口岸和管理設市舶使，當時南方只有泉州和廣州兩地設市舶使，踏磊口岸為廣州市舶使所轄。唐宋兩朝，雷州設海北道、海南道管理雷州半島和海南島，並在踏磊浦設市舶提舉使管轄雷州半島的口岸。而唐宋時期市舶使的職責主要是：一、查驗進出口船舶有無違禁出入運銷的貨物。當時政府明確規定，凡出入各海口的船舶，出發前必先赴市舶使登記，領取公據或公憑引目，回航時仍須於發航處住舶，違者治罪。二、辦理徵稅和收購商貨事宜。“市舶課”就是由市舶使負責徵收的一種進出口稅。其徵收的市舶課有兩種，一曰抽解，二曰博買。抽解是對舶來貨物，由市舶使根據貨物品種不同定率徵稅。博買則是國家對舶來貨物的強制收購。而這種收購又分兩部分：一種屬於政府專營禁榷的，由市舶使全部收購，另一種是對非專營禁榷的酌情收購一部分。凡收購的貨物由市舶使解運京師榷易院，國家根據需要或充內府庫藏，或交官營手工作坊，供皇室官吏度用，或轉售商人獲取巨利。市舶使的職責是在管理船舶徵收稅品及收買貨物的同時，也是政府商品的批發所與榷貨事務的場所。市舶使所在地行政長官和負責地方財賦的轉運使共管，而具體事務由中央政府派人負責。此外，史上雷州半島一帶從唐宋時期開始製鹽業也曾盛極一時，當時在雷州遞角場（今徐聞縣南山鎮的三墩、港頭、毛練村一帶）集市旺盛，往來客商眾多，百姓豐衣足食，安居樂業。由於踏磊浦的位置特殊，水路運輸極為有利，常有船隊出入，可見，在唐宋之際，這裡更是瓊、雷、廉、高及安南諸府民間海運通道，當時還建有大小碼頭若干，貨物裝卸十分繁忙。建國後的1962年和1971年，在踏磊浦的舊地，還發現過了沉船物件等。
但在宋代以後，由於港口淤積和經濟中心轉移等原因，踏磊浦逐漸衰落，朝廷把踏磊浦闢為驛站，據《海口市志》上的記載：“經徐聞踏磊驛，通衢京都，方便官宦使節往來，傳遞京師、省城文圖。以遞送物資、公文等，還有舟渡往徐聞踏磊驛，配備船2隻... ”。這是後話，說明踏磊浦在宋代以後確實衰落了！
明清時期
海安的海關碼頭和海關街
現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以前曾幾何時，徐聞當地人把今海安街南邊的已被遺棄多年的舊碼頭叫作“海關碼頭”，該關在當時主要管理輪船，並對其輸出輸入貨物徵稅。“海安海關”包括大廳和宿舍原本為雙埭七架抬梁式磚木結構兩層樓（平）房共十多間，原有建築面積大約有500平方米，是清代的海安千戶所城官員所建，清嘉慶年間建成（原清康熙年間開設的海關一直設在海安所城軍營辦事處，與駐軍合署辦公，清嘉慶年間另建場所遷出獨立辦公），另有膳食房等同屬建築，這些曾經風格獨特的建築早已闢為民宅，至今已被拆毀和改建而基本上無存。但由於曾建過海關，於是也把這裡附近海安街一帶的地區統稱為“海關街”。
明清時代至解放前這裡就曾以食糖集貿和轉運市場而聞名整個華南地區，於是，以前海安街又成為雷州半島地區知名度很高的地方了。據有關史料記載，當時海安商業港埠在海安營和防禦千戶所城東門外，東門下築棧橋，建小亭，稱“輕車橋”，擬古時於此地置輕車都尉之類將官把守之意。現仍有“橋”字殘匾棄於水溝下。大水溪自北向南，於此處之海，港面平坦寬闊。東有白沙角，西南有博漲、水井角，互為犄角之勢，頗似一天造門戶。舊時潮水上漲，30噸的木帆船可抵達石蓮山下。在古港沿岸約600米長地段，築有石防波堤，以利於船隻停泊。 不難相象，此處曾經檣櫓濟濟，熱鬧非凡。一有兵船，二有商船，三有漁船。由於後有軍事所城倚背而蹲，明清代的海安，已成雷州第一大的對外貿易商埠。據《粵海關志》稱，清代海安港是廣東省的七大總口之一，名曰雷廉總口。現亦有碑文可證。但可惜由於歷史的變遷，至如今，包括年邁的徐聞本地人在內，誰也沒有見過這裡有大型的糖市和交易了！
清康熙實行“弛海禁”政策後，位於雷州和瓊州、合浦(廉州)、安南數地咽喉地帶的海安港逐漸發展成為一個沿海港口。為了加強航運管理和徵稅，康熙時期就在此地設立海關，“專司海船稅鈔”，這個海關實際上是粵海關控制北部灣、瓊州海峽和南海北部、東部近海的糖業及其他進關徵稅的一個分支海關。那時的海關設在海安千戶所城“南門東面”，根據舊志地圖中所標，它就在今海安街的東邊。這個海關的建立一方面說明海安港經濟地位的上升，另一方面它又為促進海安港本地的經濟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到了清末民初，雷州半島尤其是徐聞爆發空前的匪亂，這個海關內所存放的庫銀又成為匪徒們的垂誕之物，匪幫們皆將此地作為主要的進攻目標，當時徐聞地方的政府已在風雨中飄搖，除了轉移庫銀外無力進行兵防。而且隨著清朝的結束，海安千戶所城城內吏卒士民大多遷徙。由於守備空虛，山賊乘機搶掠。經過數次進攻和火燒，沒有能劫到多少庫銀的匪徒惱羞成怒於把海關的主辦公樓及裡面的物品幾乎全拆、砸毀和放火焚燒了。只剩下副樓和宿舍、食堂。到了抗戰時期的1939年，由於日軍進犯雷州半島，國民黨徐聞縣縣長陳桐下令將海安城牆全部拆毀後逃亡，致使海安城內無險可守，日軍白天夜晚均在海上停泊，進犯海安，燒殺擄掠，滿目瘡痍。海關由於在海邊，所以首當其衝，幾乎被炮火全部摧毀，當時的海安城內城外頓成廢墟，雜草遮天，甚為淒涼！
現在，曾經熙熙攘攘的海關街由於碼頭已荒廢，變得人煙稀少，而海安海關也只剩下幾級台階、老牆和臨街數方石碑。不過這些分別立於清嘉慶年間和清同治年間的石碑，尚記載著海關徵收過境貨物稅款和嚴禁侵吞國家課稅的條文。另外，為維護商業、漁業活動的正常進行，清代海安的地方政權發布諸多的規示、條例、布告，這些檔案，都在現存碑刻中有所反映。成了海安海關運行的歷史見證。
現代：年輕的徐聞海關，面臨新的征程
建國後，為全面恢復雷州半島地區的海關通關業務及港口的進出口管理服務。一九八九年三月八日，經中央和國務院批准，中華人民共和國徐聞海關開始籌建,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正式成立了正處級的徐聞海關，行政隸屬湛江海關所管轄，辦公地點設在徐聞縣城的徐海二路南段。它的主要職能是依法對徐聞縣、雷州市轄區的進出境運輸工具及其人員的行李物品和進出口貨物執行監管、徵收關稅、辦理三資企業以及加工貿易契約登記備案監管手續、查緝走私違法活動等。
徐聞海關深入貫徹落實“依法行政、為國把關、服務經濟、促進發展”的海關工作方針，主動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從嚴治關，加快通關速度，大力支持和服務地方經濟發展。多次走訪地方黨政領導，有關職能部門和有關企業，主動聽取各方的意見和建議。並多次牽頭組織雷州市、徐聞縣召開了外經貿座談會議，與地方黨政、外經貿部門、有關企業等共謀發展經濟大計。關領導多次親自帶隊下基層，到企業，深入生產加工車間進行調研視察，耐心細緻講述有關外貿知識，宣傳海關方面的有關政策，引導和幫助企業解決出口中存在的種種問題。為促進當地外經貿發展，進一步打開工作局面，經過多方努力，從2003年開始，湛江華聯報關公司在徐聞開設了報關點，同時也爭取開通了轉關運輸業務，大大方便了企業辦理進出口業務，在社會上產生了強烈反響，受到了社會各界的一致好評。嚴格執行海關關務公開制度，在業務現場顯眼位置公示行政許可的有關事項和辦事程式，實行限時服務承諾，全天侯無假日“保姆”式的服務得到了當地社會各界和廣大企業的充分肯定。在徐聞海關的大力支持下，近年來年雷州市、徐聞縣的對外經濟貿易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雷州市近年全年利用外資和出口創匯兩項指標均創歷史新高，徐聞縣外向型經濟發展也很快，平均每年的增幅高達167%，位居湛江市前列。在地方黨政和各部門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徐聞海關努力尋求“把關”和“服務”的平衡點，不斷進取，努力增強自我發展能力，創造快速發展條件，為地方的經濟發展，為建設現代海關事業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滄海桑田仿佛都在一瞬之間！古老而又年輕的徐聞海關，留下了一段凝固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