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結構
金塘柳行太平橋側有徐氏司馬第。從現存的司馬第核心部位和它的周邊環境所能見到的，是一座擂鼓門廳、門廳外的牆門、照壁，門樓中的“司馬第”匾和擂鼓、石條凳、雕花石柱礎等物，以及在它後方的宗祠“樹茲堂”。除“司馬第”金字匾和“樹茲堂”系由徐氏後人在上世紀90年代複製和重建以外，其餘都是貨真價實的歷史遺物。特別是那座做工極為精細的外牆門尤為珍貴，磚、石料均經打磨鐫刻。上有門額、楹聯，甚至門額上有落款的年代可考。進入這個外牆門，右側就是擂鼓門廳。擂鼓門廳說到底也是一道更大、更考究的大牆門，它的正門（穿堂）寬3.4米，左右兩邊廂房各寬2.6米。正門上方懸書有“司馬第”三字的金字黑底牌匾，兩側各置青石雕刻的擂鼓一個，石擂鼓直徑0.9米，連基高1.4米，長1.2米，每隻石擂鼓重千餘斤，是一般中國江南古典建築中安裝在比較威赫的大堂門前常見石飾；擂鼓門廳廊前牆腳基石及柱礎上刻有極為精細的雙獅戲球和松鶴延壽的浮雕，門廳的兩側各擺放長條青石凳一個，每個條凳長2.2米，寬0.4米，雕刻有各式花紋，石制的凳腳凳面鑲嵌嚴密，其工藝之精巧實在讓人叫絕。在門廳的正面8米開外是一道粉牆照壁，其上有許多極為精美的磚雕和灰雕。進大門後是天井，中間高出天井地平面0.08米，兩邊用長條石鑲邊，中間用石板鋪成的走道。走道兩邊的建築已全部消失。
建築歷史
司馬第“司馬”這一官職名，自殷商時代起歷朝均延用，但是隨著朝代的更迭，其職位的高低和職權的大小均有變化。殷商至春秋時司馬位次三公，與六卿相當，掌管國家軍政軍賦、組織服役人員進行軍事訓練和負責執行軍事法律；以後朝代更迭，司馬一職位次不斷下降，到了明清時期，司馬一職實際已是一個從六品虛職，相當於守御所千總。《清史稿》載，司馬主管糧戶水利的文職。只比芝麻官大了半品。
據徐氏宗譜載：“本宗原籍紹興，因遭明末之亂，始祖從紹興負母過江避難，定居於鎮海縣江南徐家洋……始祖生三子，分別為智、仁、勇三房……太祖天祿公生五子，分為大、二、三、四、五房。二房允才公來金塘定居。 ”就是說，如果我們把明末從紹興遷到鎮海的先祖稱之為第一代，那么再由鎮海到金塘的允才公已經是第三代祖先，亦即遷金塘的第一代祖先。如此的話，他至少已是順治朝的人了。而封授“司馬”之職的，正是遷金塘的先祖允才公本人。
允才公遷入金塘後似乎是突然暴富的，這是一個巨大的謎團。因為徐氏在鎮海時並不富裕，流傳下來的祖先生活節儉的故事讓人覺得不可思議，至今柳行徐氏後人還流傳著當年祖先生活的窘境，說平時連下飯菜都買不起，門口有賣蟹漿的小販叫賣路過，先祖出來問價，似欲購買察看質量狀，以手指插入蟹醬內攪動一下，待手指沾上蟹醬後回屋，吃飯時以舌舔掌指下飯。但也就是這位允才公，突然之間在柳行建起巍峨堂皇的 司馬第和七十二間走馬樓，擁有良田7000多畝，分給自己5個兒子耕種。一夜之間的暴富讓人無法理解，因而也就流傳了一個十分奇特的故事。
說是在明清朝年間，一位徐姓少年從鎮海江南徐家洋來到金塘柳行肚兜岙，為一位魏姓的東家當放牛娃。一天雨後，放牛娃去肚兜岙深山放牛，從一條被雷劈死的大蟒蛇身上意外獲得了數枚“夜明珠”。他撿回來後放在一個瓦壇內，置於自己睡的柴房裡。入夜，魏姓東家見柴房內光芒四射，以為這個放牛娃貪睡忘記了吹油燈，於是氣呼呼入門欲責怪他，但讓他感到意外的是，發出的光亮之物竟然是一罐寶貝，不禁大喜。後魏姓東家將女兒許配給徐姓放牛娃，招他為上門女婿，兩人商量後決定由放牛娃將這些珠寶獻給當今皇上，皇上見後龍心大悅，封他為獻寶狀元，賞他金子一車，封了他一個“司馬”的職官。就這樣，敇建司馬第和走馬樓也就理所當然了。
這位徐姓放牛娃就成了金塘柳行徐氏的第一代祖先，與宗譜中的允才公遷金塘相符。但他是窮苦人出身，大字不識，儘管官至司馬，卻沒有上過一天的任，掌過一天的實權，仍舊務農。所得的巨財讓徐家成為整個金塘的望族，置有良田7000畝。分給五個兒子每人的土地有上千畝。一時名聲顯赫，門前整天車水馬龍。
後來，金塘柳行這么一個大家族以及它的司馬第如同它突然興起一樣，突然間衰落了，此後的歷輩子孫世代務農，粗茶淡飯，竹籬茅舍，回歸到尋常平民的行列。根據徐家後人的說法是，當時定海兵荒馬亂，民不聊生。大量的難民從大陸湧入金塘這個小島。可能是徐家的名氣太大了，一撥又一撥的乞丐在徐家門前乞討求助，讓徐家子孫不勝其煩，打發他們也就沒有了耐心，這成為徐家家道中落的起因。被惹惱了的丐幫聯合異教勢力施行詭計，暗下填塞了徐家門前的一口井，據說那口井是“龍目”，龍目一瞎，徐氏家族的風水龍脈也就被破壞了，接著一場大火又燒了七十二間走馬樓，從此徐氏家道每況愈下，最終徹底敗落。至今，穿過司馬第的擂鼓門廳，尚可見到用青石板鋪成的百米甬道，一直延伸到徐氏宗祠。這百米甬道就是“七十二間走馬樓”遺下的唯一痕跡，只是當年兩旁高大巍峨的亭榭樓閣已蕩然無存。
徐氏宗譜中說“本宗原籍紹興，因遭明末之亂，始祖從紹興負母過江避難”。明代末年中國正值亂世，當時全國水旱災害頻仍，李闖王義兵進京鬧著要建大順朝，再是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可以說當時大明政權在內憂外患多重夾擊之下風雨飄搖，國內動盪。公元1644年崇禎帝自縊，大明朝也就隨之滅亡。在這樣的局勢下，徐氏第三代的允才公以一個窮苦放牛娃的身份在金塘落腳。而“得寶”與“獻寶”也就在這一段時期。如果徐氏先祖真的有向皇上“獻寶”一說，那么應當具備以下幾個條件，一是這個皇帝喜歡寶貝，二是皇帝建都的位置要與舟山相對近。公元1644年是建都於北京的順治元年，神京迢迢，順治對於舟山鞭長莫及，不可能會有聯繫，更何況舟山當時仍是南明小朝廷天下，並且維持很長一段時間。是年南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都稱帝，國號弘光，儘管反清復明這一重大事業迫在眉睫，但這位弘光帝仍然不忘追逐聲色犬馬，置國事於不顧，非常喜歡搜羅奇珍異寶。南京離舟山不遠，既然皇帝好這一口，允才公完全有可能直接上南京進獻，弘光帝慷慨賜他重金並封以司馬爵位也就順理成章。可以說，允才公是在一個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通過正確的措施選擇一位正確的對象辦了一件正確的事，從而得到巨大的收益。儘管沒幾年遭受辛卯之難讓他的夢想全部破滅，但在當時獲得的巨大成功足以讓鄉人羨慕。
對於弘光來說，寶貝並不重要（儘管這個寶貝可能真的價值連城），重要的是有人對他效忠，弘光身邊的一班臣僚諸如馬士英、阮大鋮、侯方域等都心懷鬼胎，腳踏兩頭船，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們會降清，而流落在海上的魯王朱以海以及福建的唐王朱聿健等皇族子弟都對舟山這塊懸海之島虎視眈眈，現在，來自舟山群島的一位平民竟專程向他獻出他的傳世之寶，這多少讓弘光感動。弘光新稱帝立國，急需擴展地盤，物色人才，充填官缺，他對允才公的慷慨是必然的，讓他領受從六品的司馬之職，發帑以賞，敕建司馬第，目的讓他成為安插於這個島上的一枚棋子。
司馬第遺址位置處於柳行平原的中心。可以想見當年七十二間走馬樓以及它的外圍五道牆門所占據空間的宏大寬敞。當年那些官宦鄉紳、縣衙政要們轎來馬往時，都得在牆門前“文官下轎，武官離鞍”，然後整冠束帶，畢恭畢敬步入司馬第門廳，顯示的是一種侯門似海的深邃和氣派。現在所留存的、也是最有價值的這道牆門，據徐氏後裔說，這是司馬第的第五道牆門，至今還保留著大量有關司馬第的歷史信息。門額書有“海岳傳芳”四字，磚雕陽刻。那四字充滿了對自己家族昌盛興旺的自傲感，同時也兼有對下一代的誡勉和希望，但可能還有更深的含義在裡邊，那就是對舟山這塊反清復明基地寄於無限瞻望。在這個門額的右側起款尚可見“丙戌吉旦”字樣，可以見證正是建於1646年（順治三年），如果我們把徐氏“獻寶”定於1645年即弘光元年，那么在一年後即1646年司馬第落成就非常自然。在它的左側下款，有上下兩個門書寫者的方形篆書印章，上方一顆為陰刻“心足居”3字，下方一顆為陽刻“江上”2字。“心足居”是否可以解釋為這座名為“司馬第”的恢弘居所已讓主人公“心滿意足”？而下端的“江上”兩字極有可能是書寫門額者的字或者名號。
允才公得到封賞後，當年即在家鄉柳行大興土木，歷時兩年，至1646年（即丙戍年）司馬第、七十二間走馬樓和五道大牆門告竣，併購置良田上千畝，一時富甲一方。
司馬第建造年月，相傳建於明末清初。按理說，“明末清初”這個時代界限並非遙遠到只會剩下一些無法確定的歷史記憶碎片，無非就這370年、連400年都未到的一段歲月，但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政治時期。清順治八年（1651），清兵才攻入定海城，占據舟山，並在定海進行了震驚天下血腥的“辛卯屠城”，那么清兵能容忍受封於南明朝的金塘司馬第嗎？“一把大火燒了司馬第的七十二間走馬樓”，那分明是清兵屠城的延續。
但是，燒得了房屋，能燒得了7000畝田產嗎？有這些田產在手，還怕不能重建被焚的房子嗎？沒有政治上的高壓，徐氏不可能在五六年間就很快殞落。被授予司馬之職的允才公以及他的子孫被清政權剝奪了一切，成為政權更迭的犧牲品，徐氏先祖痛切地感受到朝代變遷帶來的生存演變況味。不過他們原本就是農民出身，並非世代簪纓，他們有一雙勤勞的雙手，那就做平民吧，這一段風光的日子太短暫，結局又讓人憋屈，徐氏不得不在清朝政府統治高壓下竭力隱藏和淡化這一段歷史，因此也就不可能在宗譜上留下絲毫痕跡。這可能是對司馬第速興速衰的最好註腳。
這裡應當特別指出的是，在以抗清復明為最終目標的南宋小朝庭中，遺老遺少們大多是從長江以北一帶尤其是京城一帶逐漸被迫向南遷移過來的，即使是短命的弘光的帝都也是建立在長江之畔的南京，他們的境遇像李後主“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那樣充滿了亡國之痛、黍離之悲，不少人以“江上”為自己的名號，就連著書也是常帶“江上”作書名。暗喻他們懷念故國那一片廣袤的土地，即便身居“心足居”也時刻不能忘記恢復“江上”那一片失去的國土。其中，“江上”兩字為陽刻，陽，代表日；“心足居”為陰刻，陰，代表月，日月相併，暗喻一個“明”字。南明一代要在這裡的“海岳”一帶“傳芳”，最終為的是光復“江上”。牆門兩邊上下各鑲嵌兩塊青石板，有一對刻有空心字楹聯曰：“地接仙人岫，門迎長者車”。金塘有一座著名的仙人山，司馬第正是得仙人山之地氣和靈氣，才使司馬第有了車水馬龍、送往迎來的繁榮，而迎接這位得“仙氣”的“長者”最終所指是誰也就不言而喻了。為徐氏題款的南明遺老遺少，單在這座建築中傾注了多少隱言和心血啊。
在門廳的後邊，建有徐氏的宗祠“樹茲堂”。祠堂雖重建於上世紀90年代，但這個堂號十分古老，“樹茲”語出隋煬帝楊廣《飲馬長城窟》詩中“萬里何所行？橫溪築長城……樹茲萬世策，安此億兆生”，那是一個帝王欲建功立業的豪言壯語，同樣，將“修齊治平”作為奮鬥目標家族的齊家方略，總是把它看作治國平天下的重要基礎。
金塘司馬第以一個異常極端的“平民起官”個例，經受了明清時期定海歷史上政權更迭最濃墨重彩的一幕，為今天的定海和金塘留下一個十分難得的“辛卯之難”唯一遺蹟。它從近370年前的歷史深處艱難地走來，默默地在這裡靜待至今，作為一個朝代更迭見證者，作為一個歷史的遺址，司馬第的保護和宣傳開發工作就顯得非常緊迫和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