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327徐復雲XuFuyun江蘇1905男法科1932.10.161935.06.14
回顧蔣夢麟在1958年，夫人因病去世後，就非常落寞，尤其他當時以農復會主委身份，又兼石門水庫建設籌備委員會主委，一個星期有兩三天在石門工作，並住在那裡。在空山靜夜，深松青溪，幽靜皓月的情境之下，他難耐寂寞。而據記者姚鳳盤在1961年7月20日《聯合報》的報導中說：
這件親事真正的紅娘，是一位40多歲的太太，她是蔣氏亡妻陶曾谷女士的表親，陶女士纏綿床榻時，她常常去照應病人。曾經對她說：“孟鄰的身體很好，而且太重情感了。我死了以後，他一定會受不住的；而且，我不忍心他受長期的寂寞。所以，我希望你能夠幫他找一個合適的對象，陪伴他……”那位太太回憶說：“當時陶女士的眼中含著淚水，她並且凝視著我，一再地說這件事你要暗中替他進行！我現在就謝謝你！”由於陶女士臨終前的囑咐，使蔣博士的續弦問題，變成了那位太太無時或忘的“責任”！
據報導這位女士在陶女士逝世一年以後，就開始為蔣夢麟提親說媒，但都沒有使蔣氏動心。直到1960年在圓山飯店的一次宴會中，透過媒人介紹，他認識了徐賢樂，情形就不一樣了。
徐賢樂（1908-2006），是江蘇無錫人，系出名門。曾祖父徐壽（1818-1884）是晚清著名的科學家，造船工程師，化學教育家。祖父徐建寅（1845-1901）18歲時，就協助父親研製蒸汽機和火輪船。後來又研發製成無煙火藥，在大量合藥時發生爆炸，不幸遇難。父親徐家保（1867-1922），在張之洞督兩湖時期，受聘為湖北兩湖書院，經心書院的總教習、教習，江漢書院提調（兼課天文、地理、兵法、算學）；1883年至85年間，曾任上海格致書院董事。民國初年任廣東石井機器局總辦，北洋政府陸軍部技士。
徐賢樂為徐家保之四女（案：徐家保有五子四女——徐健、徐倬雲、徐鄂雲、徐復雲、徐佩雲、徐賢來、徐銀仙、徐政、徐賢樂），上海光華大學經濟系畢業。兄弟姐妹也都受過高等教育，有上海交通大學畢業的徐倬雲，有北京交通大學畢業的徐鄂雲，更有法國國際法博士的徐復雲。徐賢樂因為是徐家么女，在家中備受寵愛，人又長得非常漂亮，據她晚年的忘年之交鍾幼筠的回憶中說：“記得有一次我陪她去公保看病，那裡的護士小姐們都認識她，並逗她開心說：‘奶奶，當年您一定是一位美女。’這時她會露出得意的笑容，客氣地回答：‘哪裡，哪裡。’但私底下她感嘆地告訴我，確實當年讀大學時候同學都叫她校花，大學畢業到外交部上班，變成部花，來到台灣在中央信託局上班成了局花，現在人老了，什麼都不是了。”也因為如此，她從大學畢業後追求者相當多，據她的堂妹徐芳表示，其中有位上海青年名叫沈道明的，和她交往了頗長的一段時間。沈為經商者，頗有積蓄，兩人並沒有因此結婚，或許是與徐賢樂對金錢看得太重有關。後來在上海得識了楊傑將軍，時間應該是在1937年間，楊傑尚未擔任駐蘇聯大使前。
楊傑（1889-1949）字耿光，雲南大理人。官至陸軍中將，加上將銜，是著名的軍事家。著有《國防新論》、《軍事與國防》等軍事論著。但後來因與蔣介石不和，蔣、楊之間已貌合神離。1938年，楊傑被派擔任駐蘇大使，但這次的任命，並非出於重用，而是蔣介石杯酒釋兵權的計謀。到了1940年初，楊傑就被免職了。回國後蔣介石給了他一個軍事委員會閒差，為此他留在重慶。也就在這段期間，他在閒暇之餘，想起之前在上海認識的徐賢樂，他要徐賢樂由上海至香港再轉到重慶，兩人不久就在重慶結婚了。但在婚後7個月，兩人就因銀錢問題而離婚收場。後來楊傑因公然反蔣，於1949年被蔣介石派員暗殺於香港。抗戰期間，徐賢樂曾在重慶外交部和復興公司做過事。來台後，她到中央信託局任專員，一直做到退休為止。
徐賢樂早年風華絕代，明艷照人。她認識蔣夢麟時，雖已年過半百，但風韻猶存。據前引《聯合報》的報導說，蔣夢麟對於徐賢樂可以說是一見鍾情，而在一開始時，徐賢樂覺得蔣夢麟年紀太大而且恐怕性格不合；但蔣夢麟托由媒人向她致意，表達自己意思：他覺得徐女士的家庭身世很好，而且品貌雙全，一切太理想了。蔣博士在寫給徐女士的第一封情書裡面就有：“在我見過的一些女士中，你是最使我心動的人……”認識三四個月之後，蔣夢麟對徐賢樂已難捨難分了。有次為了一點事鬧了個小彆扭，兩人數日不見，蔣夢麟就寢食難安，他於是用一張橫幅一尺的日本繪畫金邊縐紋水色紙，以中小楷寫了一首艷詞相贈。詞曰：
永夜拋人何處去，絕來音，香閣掩。眉斂，月將沉，爭忍不相尋？
怨孤衾，換我心，為你心，始知相憶深。
五代顧夐詞，調寄訴衷情。辛丑春書於石門，蔣夢麟。
（紙的後面還有一行字：“敬獻給夢中的你”）
蔣夢麟與徐賢樂的感情與日俱增，我們從1961年五六月間，蔣夢麟留給徐賢樂的便條，便可得知一二。5月23日：“昨晨匆匆自谷關趕回參加晚上之宴會。今晨於農復會開會後，即將赴石門歡迎秘總統參觀水庫。晚將參與陳副總統宴。明晚秘總統公宴。後日（周四，5月25日）下午於參加佐登（約旦）國慶酒會後，當即趨府奉謁。（約8時左右）並共外出晚餐如何？賢樂吾愛。”6月1日：“昨午後6時奉訪，未晤為悵。今晚如有暇，外出共餐如何？或至舍間便餐亦可。數日未見，頗為念念賢樂當於今晚6時半再來。”6月16日：“刻赴石門，星期日回來再見，此致賢樂”。（蔣夢麟致徐賢樂便條三件，得自徐賢樂之遺物）兩情不可謂不綢繆，因此不久就互相論及婚嫁。
這事在他們親友中有“贊成”與“反對”兩派；而在北大同學會的師友中，幾乎都是不贊成，就連胡適也持反對意見，因此才有本文一開頭引用的那封長信。在信中，胡適要他能與陳誠鄭重地談一談，當時陳誠也是持反對意見者，據《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書中說，陳誠曾告訴蔣夢麟說：“我的太太接到蔣夫人——第一夫人的電話，她堅決反對你跟這位徐小姐結婚，我的太太也反對，都要我轉告於你。如果你一定要和他結婚，那么我們以後不能見面了，至少，你的夫人我們是不能見面了。”（《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胡頌平編著，聯經文化出版，1984年）當時蔣夢麟曾答應陳誠不和徐賢樂結婚的，如今他自己卻變卦了。於是他在7月間就給陳誠寫了一封長信，信中說：
辭修先生賜鑒：
自室人謝世，業逾三年。鰥居生活，了無生趣，公餘返寓，形單影隻，尤當更闌人靜，孤枕夢回，常中夜起坐，繞室彷徨。此中況味，非親歷其境者，不能想像。自覺長此下去，精神意緒，終必日趨消沉。目前雖有小女侍右，究不能朝夕晤對，亦不能分憂分勞。且已兒女成群，有其為妻為母之責任，自不能終身隨侍老父。故自去秋以後，即考慮續弦之事。前後雖有數度介紹，但合適當意者少。自知年事已高，故對物色對象，並無太大奢望。求年齡合適，無他牽累而已。後經友人介紹，獲識徐賢樂女士。徐女士出身世家，江蘇望族，其曾祖及祖父之事跡，均詳見中國名人大辭典（其傳略附呈），其父亦江南知名之士。徐女士畢業大學。抗張期間，服務重慶，與楊耿光結婚時，由當時內政部長周鍾岳先生為之證婚，並由許靜老代表女方家長為之主婚。故其婚禮，完全合法。有婚書、照片、主婚人可證。結婚後，兩情不洽，未幾仳離。來台以後，任我中央信託局迄今。平時奉公守法，公餘補習英文，對於讀書亦尚有興趣。其間雖亦有所介紹，但終因低昂之間，未有所成。夢麟今已七十有五，自尚能知人，相識以還，經半年來之考察，尤以最近一月婚事停頓以後，其所表現之忍耐、寬容，顧全大體等實均有足多者。此時自經大華晚報宣布，國外報紙，近如越南，遠如美國，均已有所報導。故經再三考慮，為夢麟，為對方，亦為政府聲譽，事實上，已非立即結婚不可。頻年以來，公私備蒙關垂，衷心感謝，非言可宣。但實逼履此，事非得已，茲以決定於最短期間完成結婚手續。用為縷陳種種，務懇曲予鑑諒。婚後北返，當再趨謁，面陳種切。敬請勛綏，並候夫人妝次。（案：蔣夢麟致陳辭修函，得自徐賢樂遺物。）
蔣夢麟也知道反對的人多勢眾，不便舉行公開婚禮，而改採家庭式秘密婚禮，於是在1961年7月18日在台北市臨沂街陳能家中舉行。陳能的太太是徐賢樂的親侄女。婚禮極為簡單，由端木愷律師證婚，鄭曼青、居浩然分任雙方介紹人，雙方在結婚證書上用了印，婚禮就算完成了。當天，蔣夢麟還給女兒寫信，信中云：
燕華：我自婚事停頓之後，血壓減低，體重亦減。夜不安睡，諸事亦乏興趣，長此以往，前途不堪構想。所以我不能不圖自救之道。有人之愛我，思有以助我者，實則適足以殺我耳。自媽媽逝世以來，於茲三載。精神上之苦痛，一言難盡。自識徐女士以來，於精神上之補助頗多。故諸事之興致日濃。惜謠言蜂起，眾口鑠金，而阻力遂起。父女之愛，亦良足貴，但究不能代夫婦之愛。我現在所欲言者，非為徐女士或為我自己辯護，悠悠之口，無可與辯，姑亦聽之而已。我常能見人之不及見，行人之不敢行。我自能斷能行。故為圖自救計，毅然決然與徐女士結婚……”（蔣夢麟致蔣燕華函，得自徐賢樂遺物。）
次日各報爭相報導，蔣夢麟在接受《中央日報》的訪問中說：“一個人健全的生活，理智、情感、意志三者，必須適當平衡，缺其一，即失其平衡。果爾，則無論為學或辦事，其動力便受削弱。我自陶曾谷女士去世以後，感情即無所寄託，故不得不求一對象，以保持我多年奮鬥的精神。我相信徐女士，就是我適當的對象。”報紙並引用了徐賢樂的“有感蔣夢麟的款款深情，並陶醉於這位老教育家的靈毓才氣”的話語，他們“希望新婦徐女士是一個‘賢內助’，使蔣博士享受室家之‘樂’，則過去一番小波折，便成為愉快的回憶了。”
事已至此，胡適自是無話可說了，我們翻看胡適的日記，他對此事不曾有一字之評論，只貼了7月19日的《中央日報》、《新生報》、《大華晚報》、20日的《聯合報》等七份剪報，外加對蔣夢麟生辰年月日考證。因為《中央日報》報導蔣夢麟結婚時是75歲，而《新生報》及《大華晚報》則說是73歲，兩者說法不一，因此胡適作了一個小小的考證，但可惜的是胡適考證出蔣夢麟的生日是1885年1月20日，其實正確的是1886年1月20日。所以結婚時蔣夢麟是75歲，而徐賢樂也已54歲了。徐的年齡除《中央日報》正確外，余皆錯誤。
而在蔣、徐結婚之後沒幾天（7月26日），蔣夢麟就專程去看望胡適，胡適也向他道賀。蔣夢麟告訴，他的新婚夫人很好，隔幾天還要將她帶來看望胡適，他還對胡適說：“人家說她看上我的錢，其實她的錢比我的多。”胡適又能多說些什麼？他只勸蔣夢麟，儘快去安慰因此事受到一定程度傷害的女兒——蔣燕華。8月6日，蔣夢麟偕同徐賢樂來看胡適，蔣夢麟來時坐在冷氣機的一邊，因怕冷，立即轉到另一邊去。胡適後來告訴護士徐秋皎小姐說：“到底夢麟年紀大了。我還不怕冷風，也吃冷冰，用冷水洗面的。他不行了。”（《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胡頌平編著，聯經文化出版，1984年）
在兩人結婚一年多後，他們的婚姻亮起紅燈。1962年12月6日下午，蔣夢麟赴台中出席四健會年會，不慎失足折骨。後來據起訴狀所言，徐賢樂對病中的蔣夢麟照顧不周，甚至不大關切。又此費用難籌為詞，要蔣遷往小病房，更甚者徐賢樂竟一次向石門水庫借支一萬元。又為小事與蔣燕華、樊際昌等吵鬧，甚至拍桌謾罵，特別是要求蔣夢麟的同僚好友沈宗瀚的夫人沈劉廷芳遷離宿舍，更令蔣夢麟無地自容。於是蔣夢麟在出院後，就沒回家而把自己隱藏起來。1936年1月13日，蔣夢麟並寫了一封《分居理由書》，托人轉交給徐賢樂。此信被徐賢樂認為是“一紙休書”，她以“弱女子”自居，反擊了蔣夢麟。3月2日，蔣夢麟給徐賢樂一封措辭嚴厲的“攤牌信”，信中指責徐賢樂不關心他，在其開刀前後遷出戶口，移轉其財產，甚至連蔣燕華和陶燕錦的存款和股票也過戶了。徐賢樂在3月14日寫了《徐賢樂覆蔣夢麟書》，對住院照顧、戶口遷移等事均有所解釋。對存摺、股票、土地過戶一事，她說完全是依照當初蔣夢麟對她說的話做的。徐賢樂說：“因為你曾對我說過：‘以前一草一木屬於陶曾谷的，現在全部屬於你了。’”並且說蔣夢麟把圖章交給她，要她去過戶。最後則指控蔣夢麟兩個月以來生活費分文未給，汽車也不給她用，將保管箱及各行好存款一概凍結，並將股票登報聲明掛失，這其中還有一部分是她的積蓄等等。4月9日，蔣夢麟的律師王善祥去見徐賢樂，談判離婚一事，為徐賢樂所拒。於是蔣夢麟乃於4月10日訴請離婚。
4月10日，蔣夢麟對記者發表談話，指出：“……我鼓起勇氣與徐賢樂女士結婚，希望再有一個幸福的家，來幫助我的事業。到現在一年多我失望了，我受到人所不能忍的痛苦，家是我痛苦的深淵，我深深地後悔沒有接受故友胡適之先生（案：胡適已於一年前的2月24日去世了）的忠告，才犯下錯誤。我愧對故友，也應該有向故友認錯的勇氣，更要拿出勇氣糾正錯誤。”徐賢樂則向記者出示各有關檔案，埋怨蔣夢麟數月來避不見面，完全是“三男兩女”集團挑撥所致。她堅持“結婚乃終身大事，是愛蔣博士人，而不是他的錢，當初嫁他，就是要做他的終身伴侶，所以決不離婚。”蔣夢麟同時把胡適當年寫給他的那封長信，交給《中央日報》發表了。對於蔣夢麟這些做法，徐賢樂也不甘示弱，她在4月16日的《聯合報》上發表《我與蔣夢麟》一文，否認她與蔣夢麟已構成了離婚條件，她強調蔣夢麟是個忠厚的人，要離婚完全是受人挑撥所致，而非他的本意。文分“畫眉之樂”、“白首之旅”、“意外之波”、“胡適之函”、“婚禮之辯”、“成全之計”六小節，侃侃辯駁，深具文采。
這場婚變在當時鬧得滿城風雲，時間長達三個月余，雙方互相指責，各報則長篇累牘地加以報導，宛如一出高潮迭起的連續劇，它更成為文人間談論的話題。其中有馬五先生（雷嘯岑）將袁枚詠《馬嵬坡》的詩句，改為：“到底先生負舊盟，金錢為重美人輕，徐娘解得夫妻味，從此人間不再婚。”他是同情徐賢樂，但對於事實則有失偏頗的。把“金錢看得太重，而失去夫妻之情者”，應該是徐賢樂，而非蔣夢麟。所謂“因財失義”，這對徐賢樂而言，已非頭一遭，而整個發展過程，都不幸地為胡適所言中了。當年胡適是極力反對蔣夢麟與徐賢樂結婚的，除了信中所提的理由之外，據劉真先生說：“有一次我在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適之先生處談天，胡先生便向我提及此事，他說夢麟先生已經70歲了，娶個年輕的太太，難免不當寡婦。如感一個人生活孤寂，不妨找個年齡稍大的特別護士，陪他住在一起，何必續弦自找麻煩。”（《劉真先生訪問紀錄》，中研院口述歷史叢書，1993年）我們知道胡適在美國因心臟病發之後，有“特別護士”哈德曼夫人（Mrs.VirginiaDavisHartman）的細心照顧，後來胡適卸任大使，哈德曼夫人還幫胡適找到紐約東81街104號的住所。當年擔任大使的秘書的傅安明回憶說，“胡先生旅居紐約3年多，到1946年6月5日才乘船回國任北大校長。這三年多時間，哈德曼夫人對胡先生的寂寞生活以調劑”（在美近9年的時光中，江冬秀並不在身邊，而是遠在上海）。學者劉廣定從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所藏的《胡適檔案》看到的數據推論，哈德曼夫人不只是胡先生的異性知交，還對胡先生表現了深厚的愛情（劉廣定《胡適檔案中的哈德曼太太——另一位深愛胡適的異國佳人》，《歷史月刊》第210期）。胡適對將“特別護士”與續弦之事，合為一談，使得他對哈德曼夫人的情意，在此又得到一次的證明。
對蔣、徐婚變，其中還有對聯者，以兩人只姓名嵌入聯眾而又不露痕跡，深具針砭之意者。上聯曰：“徐娘半老，賢者亦樂乎此？”下聯是：“蔣徑全荒，孟母難鄰之矣！”（蔣夢麟，號孟鄰）其中蔣徑指漢代名將蔣詡，蔣徑既告全荒，孟母當然不願擇為鄰居了。此聯蘊意深遠，堪稱佳構也。
1963年7月30日，蔣夢麟正式向台北地檢院提出離婚及返還財物之訴，他在起訴狀中提到“不意婚後不久，被告乖張之跡，即行暴露：諸如凌辱吾女，侵瀆先室；需索斂聚，惡老嫌貧，經常詈罵，寢食不安……”“被告對原告亡室陶女士本不相識，竟對亡者不時肆意辱罵，不準原告前往其墓憑弔（案：陶曾谷於1958年病逝，葬於台北第一公墓），企圖絕我憶念。對女兒燕華，則百般凌辱，迫令遷出，其行為乖張，難以枚舉”。文中還列舉六大具體事實而告之。
徐賢樂在8月9日提出萬言書，針對蔣夢麟狀中所指控的“凌辱女兒”、“侵瀆先室”，以十點理由加以反駁。其中關於“凌辱女兒”部分，她用蔣燕華在同年4月12日對記者訪問中所說的話，在父親結婚時，她全家已搬出德惠街，只有過年過節時會到她父親那裡看看，有時也與徐賢樂女士談談話，彼此之間相處，從未說過重一點的話，來證明她對蔣燕華並無凌辱迫遷之事。至於“侵瀆先室”一節，徐賢樂則對陶曾谷並非蔣夢麟之元配，加以反擊。徐賢樂在答辯書中說：“至原告所謂‘侵瀆先室’，按原告‘先室’不止一人，原告昔年在南京任教育部長時，陶曾谷原為原告秘書，當時原告固以使君有婦，而亦與陶女士雙雙墜入愛河，結果原告與元配夫人分居，陶女士則下嫁原告。故原告此所謂‘先室’究指何人，已滋疑義。如果其所謂‘侵瀆先室’，即其系指狀後所稱‘被告對原告亡室陶女士本不相識，竟對亡者不是肆意辱罵，不準原告前往其墓憑弔，企圖絕我憶念’而言，則又純屬原告向壁虛構。被告與陶女士雖不相識，然仰其賢名，心竊慕之，而原告個性剛強，嘗自謂‘我的決定是不容干涉的，壓力愈大，我的定力愈堅’，被告對原告個性深為了解，原告追憶亡室，憑弔墓園，被告正為其深情所感動，縱使至愚，亦不敢加以禁止，何況我亦為人妻，原告悼念亡妻，我又何忍相阻。”
陶曾谷原為高仁山之遺孀，據朱經農之子朱文長在《愛山廬詩鈔》的註解中說：“陶曾谷女士與先父繼配淨珊夫人（楊靜山），婚前均在上海某私立中學任教。後陶嫁先父好友高仁山先生。仁山先生為我國有數之先進教育家。在北平創設藝文中學以實驗其教育理想。曾谷女士襄助實多。乃北伐軍興，北方之軍閥隨其軍事之失敗，日益倒行逆施。竟拘捕仁山先生，封其學校。不久仁山先生成仁，曾谷女士攜孤南來，淨珊夫人迎之於南京，為之安置。先父乃介紹曾谷女士入教育部工作。時蔣夢麟先生為教育部長。日久雙方發生情愫。玄武湖頭時見倩影，而多半時間主任秘書鄭天挺先生常相陪伴。孟鄰先生離教育部後，任北京大學校長，終不能克制情感，乃與陶氏成婚於北平。席間胡適之先生譽為勇敢，蓋記實也。”（《愛山廬詩鈔》，朱經農著，朱文長注，商務印書館，1965年）
高仁山，1894年生於江蘇江陰縣。1917年春，自費赴日本早稻田大學專攻文科。12月從日本回國，曾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任事。1918年冬，自費赴美國葛林納爾大學專習教育。畢業後，入芝加哥大學學習教育，獲碩士學位。又赴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教育。數月後，赴英國、德國、法國調查當地的教育和社會狀況。
1923年1月回國，先後被聘為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在他創議下，北京大學創立了教育系。1925年春，與陳翰笙、薛培元、查良釗、胡適等人在北京東城燈市口大街72號，創辦了私立藝文中學（現北京第28中學），高仁山任校長。試行美國教育家柏克赫斯特創立的道爾頓制，將班級制改為各科作業室制，廢除課堂講授，把各科學習內容製成分月的作業大綱，由教師與學生訂立學習公約，由學生自由支配時間，按興趣在各作業室自學，教師僅作為顧問，提供諮詢和檢查進度。高仁山、陶曾谷夫婦運用此制教學，使得藝文中學成為1920年代北京全中學的佼佼者。1927年9月28日，奉系軍閥以“加入政黨，散發傳單，有反對現政府之嫌疑”等罪名，將高仁山逮捕。同年12月19日，他在獄中給陶曾谷寫信，自敘6年來從事教育研究的經歷和今後的打算。他對教育事業無法一日忘懷，他囑咐他的得意學生，“要以教育為終生事業”。次年1月15日他被軍閥殺害於天橋刑場。
蔣夢麟元配為鄉下女子，生有子女3人，其中蔣燕華就是元配所生。1936年他要娶陶曾谷時，在鄉間封建社會裡是頗遭議論的，而在北方的輿論界也有些壓力，於是蔣夢麟特別請到當時最負盛名的胡適來證婚，是有平息輿論之用意。據當時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當助理的徐芳說，蔣夢麟請胡適證婚，胡師母是反對的，她認為蔣夢麟因陶曾谷而與元配離異，道德是有虧的，因此不贊成胡適去證婚。但胡適告訴江冬秀說，蔣夢麟一為我的校長，一為我多年的好友，故非去不可。執拗的江冬秀把大門一關，就是不讓他出去。後來胡適還是從後頭爬窗出去證婚了。也是蔣夢麟的老友朱經農，曾寫下《賀蔣陶之婚》的七絕贈之，詩云：“人間從此得知音，司馬梁園一曲琴。千古奇緣稱兩絕，男兒肝膽美人心。”（《愛山廬詩鈔》，朱經農著，朱文長注，商務印書館，1965年）
蔣、徐的離婚案件，經一年纏訴，雙方都聘請律師，到法院打起離婚官司。後來是蔣夢麟這方勝訴，據說：“有一天我遇見樊際昌先生，談及此事，他說離婚官司絕對可以勝訴，因為新婚之夜，徐女士曾一再問及夢麟先生的經濟狀況，包括動產與不動產等等，夢麟先生便在教師會館的便條紙上，一一開列出來給徐女士看。這張教師會館的便條紙，夢麟先生一直保留在身邊。後來夢麟先生的律師，把這張便條紙拿到法院給法官看，證明徐女士對於夢麟先生並沒有真正的愛情，否則何以新婚之夜詳細查詢他的財產，結果採信了這件證物，夢麟先生的離婚官司總算打贏了。”（《劉真先生訪問紀錄》，中研院口述歷史叢書，1993年）
最後經陶希聖、端木愷於1964年1月23日，調解成功，雙方協定離婚。協定共有三點：一、由蔣夢麟付出贍養費50萬元與徐賢樂。二、徐賢樂現住所之農復會房屋應遷出交還，一切家俱留下。三、徐賢樂所拿去之股票及存款，均應交還蔣博士；至於首飾等物，則交徐女士所有。婚雖離了，但經此折騰，對於已79歲的老人而言，可說是不堪負荷，他最後對記者說，“食少事繁，豈能久乎？”果不然竟一語成讖。在5個月不到的6月19日凌晨，蔣夢麟就因肝癌逝台北榮民總醫院。而離婚後的徐賢樂則一直寡居著，活到將近百歲，直到2006年1月10日，才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