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時代的徐光英簡歷
徐光英（1899-1984），字樹屏。廣東潮州人，中共早期重要軍事領導人。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學習軍事，接受共產主義，參與創建旅法支部，後被送往蘇聯繼續學習軍事。26年回國，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成立，成為最早成員，是第三次上海工人起義、八一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白色起義的軍事領導人之一。曾在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後兩次受中共嚴重處分，白色起義後被懷疑。三十年代後脫離共產黨，曾參加鄧演達第三黨，之後組織北方抗日大聯盟、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曾任軍統軍事組織“別縱軍”參謀長，後在廣西任別縱軍第三縱隊中將司令，兼南寧警備司令。全程參加抗日戰爭。84年病逝香港。徐光英無論身在中共與否，信仰不改，以追求民族光明、人民幸福為己任，實現隻身奮鬥諾言。
生平
徐光英,字樹屏,曾用名(或有關文獻中出現時用名:徐舞陽、徐開先、徐冠英、徐光瑛、徐書平)。
1899年:出生於廣東潮州浮陽鎮徐隴村,在徐隴國小讀初小,至登雲高小就讀,畢業後考入汕頭烔石中學。
1917年:在徐隴著名愛國人士徐彰國鼓勵及資助下,前往法國勤工儉學,主修軍事。同周恩來、李富春等人相識並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
旅法支部合影 旅歐區代表會(1924年7月)同周恩來、李富春、鄧小平等同志的合影(徐光英:最後一排最高打領結者)。
1921法國共青團支部發起人之一，22年轉為中共。曾主管宣傳及工運工作。曾代表中共往英國慰問1925年“五一大罷工”的英國工人。
1925年：同鄧小平、傅鍾等人一批被組識送往莫斯科,徐光英學習軍事。
1927年:派回上海,在周恩來為實際負責人的中央軍委工作，是中央軍委首批成員。
1927年：訓練工人武裝，參加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取得勝利。
1927年4月11日(4.12政變前一日):率百餘名上海武裝工人，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大樓與前來繳械的國民黨軍隊激戰，揭開中共武裝起義序幕。
1927年5月:被黨派往武昌,任葉挺為師長的北伐軍24師參謀長。參加指揮平定何健、夏斗寅叛亂之戰。
1927年7月-8月: 南昌起義爆發，24師為中共起義主力，徐光英以24師參謀長身份參加南昌起義的軍事行動策劃。
1927年8月–11月:作為軍事領導之一人率軍南下,“汕頭七日紅”時曾任汕頭警備司令及公安局局長。南下起義軍抵達潮汕頭一帶，率軍與黃紹竑、錢大鈞指揮的敵軍激戰兩天兩夜。
1927年11月14日:南昌起義後，遭立三路線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政治紀律決議案”以“留黨查看”處分,同時受處分的還有:譚平山、張國壽、彭公達、毛澤東、夏明翰、王若飛、楊匏安及南昌起義前委全體、鄂北特別委員會全體、南方局廣東省委全體等。
1927年12月:在黨的指示下,作為主要的軍事行動的策劃人領導、參加了廣州起義,並任蘇維埃政府工農紅軍總參謀長(葉挺同志為總司令)。
1928年1月:廣州起義失敗後,李立三左傾路線主導的廣東省委,將全體起義領導人給予處分,徐光英被開除黨藉,出於對立三路線的極大不滿,開始產生隻身奮鬥的思想,為以後離開共產黨埋下伏筆。
1928年1月:立三路線主導的廣東省委不顧廣州起義的新敗,冒險地將幹部派回廣東各地,周文雍等許多同志因此無謂犧牲,徐光英被派往廣東饒平工作,在此他恢復了了當地農軍武裝。
1928年3月8日:率饒平農軍參加了他參與策劃的福建“平和暴動”、組織饒平石平井保衛戰、茂芝保衛戰等。
1928年8月:經福建撤往上海。
1929年6月:被黨派往廣西,任廣西教導總隊隊長,策劃並參加左右兩江起義(百色起義)。曾任左江軍委負責人(後改為中共紅八軍軍委)。
1929年：百色起義尚未失敗時，廣西政要俞作柏出錢請徐光英前往越南海防買軍用飛機，（海防警備司令是徐在法國軍校時的校長），飛機未買到，白色起義已然失敗，俞作柏撤到越南，徐光英將款項當其胞弟，共產黨人，後來的革命烈士俞作豫歸還。回到香港後，百色起義另一領導人賀昌，當時中共廣東局書記賀昌向徐要購機款，徐答已歸還俞作柏，賀昌不信。中共高層偏聽賀昌之言，對徐光英冷淡，徐光英不知原因。直到見到聶榮臻才知曉，徐非常氣憤。此事雖然後來由俞作豫向黨組織作了證明，但組織上仍然認為：錢應交給百色起義的紅七軍，不應交還俞作柏。兩次被嚴重處分，一次被誤會，使徐光英一度十分抑鬱。
1930年: 脫離共產黨，在香港參加鄧演達、朱蘊山等領導的“第三黨”。
1931年春:同周士第等人前往西安,任第三黨陝西省委員會書記, 團結楊虎城反蔣勢力,同年引起國民黨的注意,返回上海。
1932年: 與葉挺一同以軍事顧問身份前往福建，參加反蔣“福建事變”。
1934年:同朱蘊山、吉洪昌、方振武、南漢辰等人策劃成立《北方抗日大聯盟》,反蔣抗日,聲援紅軍,正當與共產黨員吉鴻昌在天津國民飯店約好見面，走到樓下，聽到槍聲。事敗,吉洪昌遇害。
1936年:自重慶經延安去西安,在延安見到毛澤東、朱德。毛澤東請徐光英吃飯，席間毛說徐的工作方針應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1938年5月:抗日戰爭爆發後,軍統戴笠奉軍事委員會命,組建“忠義救國軍”,總部在武漢,戴笠自己兼任總指揮,徐光英任參謀長,武漢失守後徐離此職。
1940年4月:蔣介石確定各戰區成立便衣混城編練處,徐光英任第二戰區(陝西宜川)編練專員。
1941年:任軍統機要秘書
1942年1月:戴笠以軍統原混城隊為基礎,又在湯恩伯、李仙洲集團軍中挑選部分官兵,組成別緃軍七個緃隊,原擬赴東南亞對日作戰,為此,任第三緃隊司令的徐光英率該緃隊集結於廣西南部待命。
1942年–1945年: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挺進第三緃隊司令,率第三緃隊進駐廣西南寧，並任中將警備司令，對日作戰。抗戰勝利，率第三縱隊進入廣州接管。
1946年：戴笠飛機失事身亡，鄭介民繼任。徐光英申請退役。
1948年:移居香港。
1984年:病逝於香港。
參考資料
【浮洋鎮志】第201頁、203頁。
1924年7月共青團旅歐區代表會同周恩來、李富春、鄧小平、聶榮臻等同志的合影(徐光英最後一排最高打領結者)。
【我的父親鄧小平】毛毛著,第121、124頁、136頁。
【黃埔軍校將帥錄】陳予歡著,第1237-1238頁。
【紅軍統帥部考實】王健英著,第26-27頁、29頁。
【血潮】徐雁著,第332頁。
【徐光英1928年1月14日年致廣東省委的一封信】,廣東省委通訊,第8期。
【回憶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及其它】姜維新第102、103頁。
【回憶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裝暴動】候鏡如。
【南昌起義前後】李逸民。
【肖克談南昌起義】肖克。
【革命歷史資料叢書】南昌起義史論,張月琴主編,1986年7月版,第56頁。
【南昌八一起義回憶】陳子堅。
【南昌起義】肖克主編,1997年7月第一版,25-26頁。
北京『晨報』27年9月27日。
【中共中央通訊】第十三期,1927年11月30日。
【廣州起義】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88年第一版,第6、10、14、483、442、504、622頁。
【血雨】節延華,第1237-1238頁。
【徐向前回憶錄】徐向前著。
【平和縣文史資料第一集】平和縣革命大事紀要,第54頁。
【土地革命爭時期各地武裝起義簡介】袁偉著,第236頁。
【平和暴動】中共黨史出版社,第265、279頁。
【紅軍統帥部考實】王健英著,第80頁。
【中共黨史資料第26輯,131-133頁: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和發展】廣西區黨委黨史數據徵集委員會辦公室。
【莫文驊回憶錄】莫文驊著,96年第一版,第34-35頁。
【土地革命爭時期各地武裝起義簡介】袁偉著,第392頁。
【大將張雲逸】于波著,99年3月第一版,第148頁。
【鄧小平在1929】第197頁,轉自【中共黨史資料】第26輯,第36頁,中共黨史出版社,88年6月第一版。
【鄧演達】楊逸堂著,廣東人民出版社,第75頁。
【周士第將軍傳】陳永階等著,58頁。
【戴笠和軍統】第131、136、137頁
文章【歷史上的中美合所真是這樣嗎】。
【別動軍挺進第三緃隊在南寧】南寧文史資料90年第一期。
其它參考資料
廣州起義後，徐光英被開除黨籍後致省委的一封申訴信
（1928年1月14日）
……（原信僅存後半部分）入十八甫，可是來到大德路就發生槍聲，故轉由惠愛西路，可見當時並不是我不要通知，赤衛軍是沒有通知，並且相信赤衛軍和教導團同在一地方作戰，總可由軍隊通知，誰知工人過於自由行動，不能固定在一地方，軍隊退走時只能通知一部分而已。且西瓜園一帶由赤衛軍放步哨，他們竟以四五百之眾分散在各街巷之中，致此部分同志無法通知，這是可惜的，亦是負責技術上處置的錯誤，但無論如何確定，無法通知，不是不要通知，此點請原諒我，當時一人做事，不能一一去告訴他們。
我曾想想當時情形，如果我沒有說十五分鐘敵人可到公安局，或同志們不相信我這個判斷，大家不走，則或者有一個好退卻計畫也未必知，此層是我應該負責的。可是敵情難料，如果不說，而敵軍真到，那也是極危險和黨的很大失利。
李立三同志說恐慌是革命不徹底，我以為恐慌和徹底不一定互相因果的。恐慌是關係能力，徹底是關係決心。恐慌可以導致失敗，徹底未必必定成功。革命工作的徹底不徹底，要看有沒有決心，而不是有沒有能力。
總之，以上兩條，一是確無命令給我，一是當時險惡，不能說有違抗命令，或個人苟且偷安等事實。去年四月，上海工人被繳械時，我尚且以百餘條槍死守一座房子，經過四點余鍾，何況是一個周圍數十里的廣州市，何況有一千很好的學生和槍械及千餘勇敢的工人？緣故是在有命令和沒有命令而已，請詳細查察為荷。
查我的加入團體，是在一九二二年寒假，並且是在法國，而不是因為兩三年來革命膨脹，黨團擴大，握有政治、軍事相當權力後而投機加入的，我又是大學及專科學校的公費生，家庭也很好，最少受經濟的壓迫，不過是由於社會各方面的觀察，不如是則無以解決社會中一切問題，所以毅然加入奮鬥，加入以後，又即刻在青年團及黨部辦理黨務，直到現在，經過幾年訓練，對於黨的一切問題都有相當明了，更要藉努力。故此個人的犧牲不以為念，家庭的犧牲不以為念，家人因我而犧牲也不以為念，不但不以為念，並且因此益堅我志。殊意更因一時錯誤，而要將我開除黨籍，我誠愈想愈自覺可惜，所以特將開除理由加以說明，如諸同志以為是，則請減輕處罰，俾可為黨努力；如不以為然，則我以後惟有隻身奮鬥，以事實來證明我的堅決，絕不以此而羞恥，而不革命。這是我最後熱忱的，敢向你們自講的心坎話，是否如何，請希裁奪。
廣州這次暴動，多屬軍事行動，我和張太雷知之最詳，有暇當面評述，並加批評，以為我的紀念，並為各同志奮鬥的標準。
此祝
努力
徐光英
十七年一月十四日
徐光英（1898～1984）、張自忠（1891～1940）或其他中共高級將領致胡鄂公信札二通
徐光英手跡信箋一通二頁
識文：
一、錢、胡兄：徐君（有殘）回南，一切詳情，均請託其面達。望接洽為荷！忠左，一九三七、三、廿二。
二、南湖老兄：近來迫於奔走，無緣承教，歉甚。弟定數日內他往，茲將前所帶之件奉上，至其中各節，吾兄想已詳知，恕弟之不多贅也。此致，即頌旅祺。弟光英上，六、卅。
展覽：“抗日戰爭與中美關係珍貴文物展”，復旦大學，2015年。
說明：此為胡氏在抗戰爆發前後奔走於各方時期的信件。信件本身都不寫具體內容，而是托人面達或附上附屬檔案，似為因保密等原因刻意為之。
在前信中，“錢”、“胡”當分別指錢納水和胡鄂公，當時二人正在努力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線。
張自忠為著名抗日愛國將領，是二戰中盟軍方面犧牲的級別最高的將領。1937年，張自忠任天津市市長，是宋哲元統帥下的29軍第38師師長，位於抗戰的最前線。當年3月，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田代以天皇生日為由，邀請宋哲元組團訪日。宋哲元經過考慮，決定派張自忠前往。爾後，張自忠帶團訪問日本，因此事備受國內輿論指責，對其最後選擇殉國當有一定影響。
徐光英為中共早期黨員，曾參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百色起義等重大歷史事件，分別擔任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任指揮部成員、24師參謀長、起義軍總參謀長等職。在瞿秋白領導時期，徐光英曾受錯誤批判。1929年徐氏在從事兵運工作時被捕，後加入國民黨，擔任中央軍校南寧分校政治科少將主任教官、南寧市中將警備司令等職，但又曾曾掩護廣西中共地方組織和越南勞動黨的革命活動、設法營救因“皖南事變”被捕的葉挺。
《莊世平傳》廖琪 著......莊世平，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之後，便緊緊地握住許滌新的手，把任務接受下來了。不久，在蘇聯駐重慶代表處，以楊少任為中方代表，和蘇聯貿易代表，一同簽訂了蘇聯影片放映權在東南亞的總代理和蘇聯輕工、化工、醫藥、食品等商品總經銷的兩份協定。隨後，莊世平購買了一部小轎車，載上五部蘇聯影片，入貴陽，過廣西，出東興，又開始了新的漫長旅途……在柳州，莊世平專程拜訪了國民黨軍統別動隊第三縱隊司令官徐冠英，說明自己將往東南亞辦公司搞貿易，希望得到他的幫助和保護。徐冠英是資深的共產黨員，又是徐揚的叔父，立即就答應下來。自此，莊世平辦公司所需的物資，不論運往國外或是運往內地，在廣西都得到徐冠英暗中指派別動隊給予保護，一直暢通無阻，安全穩妥。
【浮洋鎮志】徐光英詞條
浮洋鎮志1
浮洋鎮志2唯一參加四次著名武裝起義的中共高級將領徐光英
《潮汕民國人物評傳》黃羨章
本文要介紹的潮安籍徐光英，他於１９２２年在法國加入中共。這位南昌起義時擔任２４師參謀長，廣州起義時擔任起義軍總參謀長的中共重要軍事人物，由於個人尤其是歷史的原因，幾乎被潮汕地方乃至中共黨史、軍史界遺忘，這是令人遺憾的。
潮汕書籍中語焉不詳的“簡歷”
徐光英，字樹屏，１８９９年出生於廣東海陽（今潮安）縣浮洋徐隴村。徐隴村位於潮安縣中部，明代中期，徐姓先祖徐古隴從福建莆田遷此創村，後人以先輩名字將村取名徐隴。該村歷史不長，但人文鼎盛，名人輩出，其中還有１９３２年加入中共、建國初期擔任汕頭警備司令部政委的徐揚。
關於徐光英的簡歷，《汕頭市志》、《汕頭大博覽》、《潮汕百科全書》和１９９２年潮州市志辦公室專門收集潮安（含潮州市區）籍古今人物的專著《潮州人物》均有記載，但其中重要環節都寫得不清楚，誤差甚大。以《潮州人物》為例，關於徐的早期經歷是這樣敘述的：“光英１８歲（１９１７年）赴法國勤工儉學。認識周恩來、李富春，接受共產主義思想。１９２１年，加入由周恩來等創立的旅法共產主義小組，之後，轉至西班牙攻讀軍事，獲‘陸軍博士學位’。”
以上所述，首先是徐光英赴法勤工儉學的時間不準確，徐赴法的時間並非１９１７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西方科技、文化不斷湧入中國，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深感向西方尋求現代文明的需要，但那時我國多數青年學生還沒有出國求學的經濟能力。為此，以李石曾、吳玉章、蔡元培等為首在北京發起成立華法教育會，以推動我國青年學生赴法國勤工儉學的運動。直到１９１９年“五四”運動後，第一批赴法的學生才啟程，到１９２０年一年多時間是我國學生赴法的高峰期，全國有１８個省的學生分２０幾批共１６００多人奔赴法國。所以，徐光英應是在１９１９年或１９２０年初赴法的，當時潮汕人赴法勤工儉學的還有潮安籍的詹顯哲、澄海籍的許包野等。
上文說徐光英“１９２１年，加入由周恩來等創立的共產主義小組”。徐是否加入中共，避開不談，而《潮汕百科全書》卻稱徐“１９２１年３月加入中國共產黨”，這就更離譜了。中共１９２１年７月才創立，哪來３月就入黨。事情是這樣的：１９２０年秋，陳獨秀委託曾在北京與李大釗組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河北獻縣人張申府，在法國勤工儉學學生中建立共產主義小組，張申府於１９２０年１２月赴法國，先後發展劉清揚、周恩來，隨後劉、周再介紹趙世炎、蔡和森、陳延年、李富春、鄧小平、徐光英等加入。在此基礎上，１９２１年３月正式成立巴黎共產主義小組，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和籌備，到１９２２年６月才建立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共青團），８月才成立中共旅歐支部，以張申府、趙世炎、周恩來為主要負責人。這樣，原加入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絕大多數轉為共青團員和中共黨員，主要人物除上述所列外，還有向警予、蔡暢、羅學贊、張昆弟、李維漢、肖子璋、李立三、劉伯堅、熊雄、陳公培等，徐光英就是在這個時期，即１９２２年８月加入中共的，以此推斷，徐光英是為數不多的第一批加入中共的潮汕人之一。
四次武裝起義的領導者之一但黨內職務不明
１９２７年，在蔣、汪背叛革命後，中共領導的武裝起義以南昌、秋收、廣州起義最為著名，在此之前，以廣東海陸豐農民起義和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影響最大，在此之後爆發的左右江、渭華、黃麻、平江、寧都起義也甚為壯烈。作為一位中共早期黨員，徐光英參加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和廣西左右江起義等四次重大武裝起義，這不僅在潮汕人中絕無僅有，而且也是中共高級將領中唯一的。
１９２６年１０至１９２７年３月間，為配合國民革命軍北伐，中共在上海發動了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前兩次失敗，惟第三次取得勝利。領導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的中共領導人有誰，常見黨史書籍都列舉了３位，即周恩來、羅亦農、趙世炎，幾乎難以找到第４個名字，這是不全面的。其實，當時負責直接指揮起義的是由黨中央批准成立的上海工人暴動指揮部，指揮部由５位同志組成，他們是周恩來、趙世炎、徐光英、顧順章、侯鏡如。羅亦農時任江浙區委書記，參加了這次起義的領導工作，但沒有參與直接指揮。周恩來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兼江浙區委軍事部長；趙世炎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他是八、九十年代曾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的舅父，與周恩來、徐光英同為在法勤工儉學的同學，時恰逢在上海；顧順章原是南洋兄弟菸草公司的工人，他靈敏過人，精明強幹，在上海“五”運動時擔任過工人糾察隊隊長，在參加這次起義的幾個月後召開的黨的“八七會議”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１９３１年被捕叛變；侯鏡如是黃埔軍校第１期畢業生，國民革命軍東征時在潮州筆架山上由周恩來介紹，秘密加入中共，時任北伐軍的一個團的團長，駐紮浙江嘉興一帶；徐光英當時也參加北伐，在由李濟深任軍長的第４軍擔任參謀職務。徐光英和侯鏡如都是在北伐途中作為中共秘密黨員又與周恩來熟稔而被電召往上海參與指揮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的。徐光英與侯鏡如負責起義隊伍中的工人糾察隊的武裝訓練工作，向缺乏軍事知識的工人講授佇列、巷戰和武器使用等知識，並與指揮部的其他成員一起，直接指揮工人武裝與敵人作戰。
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不到半年時間，黨領導的南昌起義爆發。這次起義標誌著中共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創建軍隊、實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徐光英參加了這次起義，擔任先由葉挺兼後由古勛銘任師長、顏昌頤任黨代表的第１１軍第２４師參謀長。第１１軍的軍長和黨代表分別由葉挺、聶榮王秦擔任，政治部主任由徐名鴻擔任，當時２４師是南昌起義軍的主力部隊，下轄３個團：第７０團團長古勛銘（兼），第７１團團長歐震，第７２團團長先為我黨著名軍事家許繼慎，後因許打夏斗寅役時負傷，團長由史書元代理。
起義軍撤出南昌後南下挺進潮汕，於９月２３、２４日分別攻克潮州、汕頭，建立人民政權。史稱“潮汕七日紅”。當時被任命為汕頭市公安局長的李立三因還在行軍途中未到職，前委指定曾在汕頭石中學讀過書、對汕頭情況熟悉的徐光英代理公安局長。徐光英立即著手做好維護汕頭市區社會治安的穩定工作，鎮壓乘機搶劫搗亂的流氓，使社會秩序迅速恢復正常。
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１１日爆發的廣州起義，是繼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後中共領導的又一次重大武裝起義。受黨的委派，徐光英是這次起義的主要軍事領導人之一，位在葉挺、葉劍英之下，在徐向前、陳賡之上。
這次起義以國民革命軍第４軍教導團和廣州工人赤衛隊為主力。教導團是由原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的師生改編而成，由當時擔任第４軍參謀長的葉劍英兼任團長，該團有１２００多人，大部分是中共黨員或傾向革命的青年，名義上歸張發奎管轄，實際上是在葉劍英和曾在第４軍工作過的徐光英等共產黨人的控制之下。１２月１１日凌晨，起義軍兵分３路，東路由葉挺指揮教導團二營突襲駐紮在燕塘、沙河一帶的敵主力，解除了兩個炮兵團和一個步兵團的武裝；中路由徐光英率領教導團第１營和工人赤衛隊第１聯隊，突攻東較場，當場處決了持反動立場的警衛團參謀長和兩個連長，徐光英還率兵乘勝攻克廣九車站和敵人的堡壘廣州市公安局。西路由葉劍英率領教導團第３營攻占駐在肇慶會館的第４軍司令部和軍械庫。隨後，在公安局設立軍事委員會指揮部，廣州起義軍改稱工農紅軍，下轄３個軍，葉挺任工農紅軍總指揮，葉劍英任副總指揮，徐光英任總參謀長，陳賡任副官，徐向前等分任各師師長。
關於徐光英參加廣西左右江起義的緣起，有兩種說法，一是說廣州起義失敗後，起義軍的一部由葉挺、徐光英率領退往廣西打游擊，期間趕上參加左右江起義；另一種是說張雲逸、鄧小平、韋拔群等在籌劃左右江起義前夕，中央為充實起義的中共幹部，從外地選派一批幹部奔赴廣西協助張雲逸、鄧小平工作，其中包括許更生魂、陳豪人、李謙、葉季壯等。徐光英就是屬於這一批幹部之一。筆者認為第二種說法比較準確。據有關史料記載，徐光英當時化名徐開先，起義期間主要協助張雲逸、鄧小平做兵運和軍事訓練工作。
徐光英參加中共發動的四次重要武裝起義的領導工作。在此過程中，他的身份分明就是中共黨員，但查遍黨內外檔案、資料，關於他的中共黨員身份都沒有涉及。其在黨內擔任何種職務，更無從談起。箇中原因前段不可理解，後段可以理解，即令人困惑的是，１９２９年前黨的檔案，也看不到徐光英的黨內職務，就是下文即述的他受處分那一個檔案，譚平山、張國燾等近１０位受處分的同志均有具體的黨內職務，唯獨徐光英沒有。可以理解的是，徐光英參加左右江起義後沒有隨張雲逸、鄧小平、許更生魂的部隊挺進江西中央蘇區，脫離了黨組織，那么往後避諱他以前的中共黨員身份就不言而喻了。
受黨中央處分早年受屈
徐光英是受當年有“左”傾向的黨中央處分的第一批中共高級幹部之一。
１９２７年黨中央在漢口召開的“八七會議”，結束了陳獨秀右傾機會起義，但又產生了瞿秋白為首的“左”傾盲動主義。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９日至１０日，以瞿秋白為首的黨中央在上海舉行臨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分析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後的革命形勢，指出了一些正確的口號，闡明了現階段黨的任務。但這次會議的一個重大失誤，就是以“左”的思想為指導，採用懲辦主義的手段，無情打擊持不同觀點或在行動上不符合“左”傾領導人意志的同志。這次可以說是中共成立以來懲處黨內高級幹部人物最多的一次，其中有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國民政府農政部長的譚平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張國燾、毛澤東、彭公達以及徐光英等１０餘人。
據當時黨中央出版的《中央通訊》１９２７年第１３期（油印本）和張國燾所著《我的回憶》一書中作者本人原注，經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批准，會議通過了《政治紀律決議案》。決議案中共有１０項處分：第一項，處分譚平山；第二項，處理張國燾在指導南昌起義上的錯誤；第三項，處分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南昌起義總前委所有成員；第四項原文為：“徐光英同志在汕頭市任公安局長（應為代理公安局長，筆者注）時，取締工人（原文如此，疑有誤。筆者注。）擅自逮捕並殺乘機搶劫的貧民三人，給予以留黨察看一年之處分。”第五、六、七、八、九、十項是分別處分南方局廣東省委、彭公達、毛澤東、易禮容、夏明翰、陸沉、符向一、王若飛、楊匏安等同志。
在這一決議的１０項內容中，專門處理涉及南昌起義的占了３項，其中二、三項是分別處理張國燾、周恩來等人，第四項專列處理徐光英，而且是專指他在汕頭市任職期間的“錯誤”，這十分清楚的表明，當年南昌起義軍攻占汕頭市這一事件在當時黨中央心目中的重大和徐光英當年在黨內的政治地位委實不低。
起義軍占據汕頭的時間十分短暫，不可能建立十分完整的行政機構體系，但設定公安局長一職是必不可少的。據張國燾回憶，當時起義軍退往潮汕的初衷是要以汕頭作為臨時首都，藉助汕頭海運的優勢，爭取蘇俄的物資和軍事援助，在這裡建立長期的中共政權。故當時公安局長這個重要職務是要由負責全軍保衛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擔任，但由於李立三率領保衛主力部隊在閩粵邊界遲滯了幾天，加上起義軍在三河壩和湯坑戰役中遭受重大挫敗，李立三因而未到職，由周恩來為首的前敵委員會任命潮汕籍的徐光英為代理公安局長，履行實際職責。
徐光英捕殺“乘機搶劫的貧民“，其詳情不得而知，但從公安局維護治安之責，對擾亂社會秩序者予以處置是無可厚非的。那么，為什麼還會受到如此嚴厲的處分呢？我們可以從中央這次會議的決議中略窺箇中原委。決議稱：南昌起義“屬於策略上的就是軍行所到之地，對於豪紳資產階級沒有採取屠殺並摧毀其一切政治社會組織，完全沒收其武裝的策略，及沿用軍閥‘不擾民’的觀念，槍斃了乘機搶掠的貧民”。
顯然，當年以瞿秋白為首的黨中央對徐光英的處分是不當的。正是由於這次的處理以及往後個人再次遭到挫折抑或其它因素，像本次受處理的部分同志，包括譚平山、陸沉、徐光英等，最後走向離開中共的道路。
參加廣西左右江起義後，徐光英脫離中共組織。抗日戰爭時期，他擔任過國民黨南寧市警備司令，被授予中將軍銜，期間，曾暗中支持、掩護廣西中共地方組織和越南勞動黨的革命活動。皖南事變中老戰友葉挺被捕，他曾多次探監並設法營救。１９４７年，赴港做革命聯絡工作。１９８４年，徐光英因病在香港逝世，終年８５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