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虹總在風雨後:《彩虹總在風雨後》敘事清楚，文筆流暢，對感悟人生有積極意 -百科知識中文網

內容介紹

《彩虹總在風雨後》敘事清楚，文筆流暢，對感悟人生有積極意義，可供科技人員和普通民眾參考。作者通過個人經歷，記述了其所在基層氣象事業從無到有，逐步發展的過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60年來新中國的變化、社會的發展，進而悟及讀書、處世、做人、做事的應有態度。

文摘

新中國建立前，永定沒有氣象觀測數據，老《永定縣誌》里有些大旱大澇的記載，如：“某年，自春至夏不雨”，“某年，秋大旱”，“某年某月，大水壞田廬，人畜溺死無算”，“霪雨自正月至五月”等等，但久晴不雨多少天？大雨下了幾天幾夜，雨量多少？都無具體數字。至於一年中各月氣溫高低、夏天熱在何時、冬天冷到什麼程度，也沒有記錄，更不用說年際之間雨量多寡、冷得早遲、無霜期長短等歷史氣候變遷了。

建國後，隨著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對氣象工作的要求越來越迫切。山塘水庫築堤壩，攔河截水建電站，公路橋樑留涵洞，壩頭築多高？涵洞留多大？沒有歷史資料為依據，過高要浪費，太小則危險，就很難科學合理了。1956年始，省里確定在閩西尚無氣象記錄的上杭、永定、漳平、武平建立氣象站，並由氣象部門實施。永定的氣象事業開始了。

永定在國家制訂第一個五年計畫時，就注意到了汀江下游水力資源的開發，要建棉花灘水電站，預計永定、上杭兩個縣城都要淹沒。後來定為前蘇聯援建的156項重大工程之一，縣城要搬遷，所以氣象站擬建湖雷。湖雷在全縣地理位置居中，交通方便，海拔適中。雷屋崗小山頭，視野開闊，坡度不大，易開便道，四周高山相距較遠，山腳周圍多是農田，還有糧食倉庫，不遠就是鄉政府，有圩場，生活方便，安裝電話也不難，站址很快確定在湖雷的雷屋崗。

1957年初開工，先開上山便道，“乾打壘”建了兩座平房，一為辦公兼業務值班室，一為職工宿舍，外加一個廚房，觀測場在東南邊，高於房子一米多，從西北邊角上開一個門進去。經費由省氣象局直撥，當時氣象部門實行“基建投資、人員經費、業務管理全部由省里負責，為當地服務”的管理體制，全國都一樣。

1957年9月1日，永定氣候站正式投入工作，當時，只有兩個人，由李坤德負責。設備極為簡陋，觀測場內有一個百葉箱(內有乾、濕球，最高、最低溫度表)，兩支風向桿(輕重風儀各一)，雲高測量桿、雨量器、小型蒸發皿各一，另有收音機、小鬧鐘各一個。業務也簡單，每天1、7、13、19點四次定時觀測。據經度計算，永定的“地方平均太陽時”與“北京時”相差13分鐘，每天19時用收音機對時。觀測分為目測與器測兩大類，兼觀察日食、月食等天文現象。業務明確：不做天氣預報，不對外服務，只是記錄、積累氣候資料，完全是蘇聯模式。同年12月增加烤菸及土壤濕度觀測，增至4人。全部經費就是人員工資加業務雜支，每月幾百元，由龍巖中心氣象站按單據報支，月周轉金只有50元。

站里雖有一個廚房及全套鍋、碗、盆、瓢，只是沒有炊事員編制。都到街上湖雷機關食堂里吃飯，鄉直屬單位的糧站、供銷社、稅務所、農技站等等不少人都在那裡用錢買餐票。碰到誰值班，特別是早晨8點觀測，就叫人買飯，帶回站里吃。人不多，只四次氣候觀測，夜間煮些點心什麼的，主要是每天煮開水及洗澡，輪流下山去挑水，以保證使用，誰沒空或者出差，後面就要頂上去。大家都剛從學校出來，年輕力壯的，熱情很高。

建站後沒有幾個月，就掀起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開始由高級社自願組合，建了上湖(包括增瑞)、下湖、蓮塘、堂堡、三堡五個公社，由湖雷工委領導，工委就設在湖雷機關食堂旁邊。後來才合併成湖雷、堂堡兩個公社。

成立了人民公社後，氣候站就由縣裡面領導了，縣人委又委託給農業科，那時縣裡都以科建制，農業科、工業科、教育科……。但站里連部腳踏車也沒有，不過到縣城很近，才15千米，而且永定到龍巖的班車每天都有，到永定只要3角錢，也算方便。上面要求氣象化，每個公社都要建氣象哨，為農業服務，當時永定沒有按公社建哨，而是按傳統上的地理分片，共建立了5個氣象哨：湯湖、合溪、菜地建立合溪哨，金砂、城關、西溪建一個哨，金豐片包括下洋、大溪、湖坑、南溪片一個哨，撫市、五湖、溪聯、田地、龍潭一個哨，洪山、峰市、仙師一個哨。由於一呼而上，沒有專職人員，都是兼職的，補貼很低，不久全部下馬了。

上面要求站里開始做“單站補充訂正預報”，由龍巖地區中心氣象站每天將預報意見用電話傳到站里，再由永定站根據觀測到的溫度、濕度、風向變化進行“訂正”，實際是“收聽加看天”。又用電話傳給縣裡廣播站，由廣播站每天向城關地區廣播，站里還在湖雷街上最熱鬧的橋頭掛了一個小黑板，每天傍晚寫出第二天的預報，為當地服務。大躍進的年代，新生事物很多，天氣預報是其中之一，預報準不準常常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

1962-1963年兩年站里被評為縣、省農業生產先進單位，得省人委獎狀！

由於站里都是年輕人，每天把天氣預報用電話掛到縣廣播站，縣廣播站由一個值班的姑娘記錄，時間一長就由認識到熟悉，電話里誰的聲音都聽得出來了，有的人互相之間就有了好感，有時到縣裡有工作，也見見面，聊一聊。但當時很看重一個人的家庭出身、個人身份，縣直機關幹部結婚還需向組織報告，我們技術幹部雖然不要報告，若與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結了婚，就不能重用，或者要“控制使用”了，不少人都知道。而氣象站大多是外地人，家庭情況不大了解，關係就很難發展。

正因為從建站開始，人事、業務都由氣象系統領導，縣裡也不好插手管，加上站里都是年輕人，與周邊女孩子往來密切，但關係難以發展，難免引起一些思想問題；湖雷離縣城較遠，平時一些會議、政治學習都不能參加，縣裡領導就有些不太放心，特意安排當時湖雷病蟲測報站的謝俊卿同志住到氣象站去協助工作，同時要他對站里的工作“注意一點”，能幫的幫一幫，但又特別提醒：“站長還是李站長，對業務上的事不干涉”。謝俊卿是晉江農校畢業，學植物保護的，人才奇缺，全省分配，每縣一個，原在撫市公社，因湖雷農技站廖永貞調縣裡工作，謝俊卿1959年從撫市調到湖雷，補廖永貞的位置。湖雷在全縣地理位置居中，其病蟲測報對全縣有指導意義，病蟲測報又與氣象關係密切，站里缺乏農氣人員，還可以協助農業氣象觀測，所以站里也很歡迎。當時農業氣象觀測主要是土壤濕度、水稻的分櫱、拔節、孕穗等生育期，還要作產量分析，病蟲測報以水稻三化螟為主，冬季要去晚稻田裡剝留下的稻頭，計算三化螟幼蟲及化蛹數，算越冬蟲口密度，春季還要查幼蟲凍死率，掌握羽化進度，做出“病蟲害農業氣象預報”，大大提高了氣象為農業服務的水準，民眾很歡迎。但謝俊卿不參加氣象站的地面值班。這樣前後三年多，直至郭耀光來了，半年後，謝俊卿才完全回到病蟲測報站。

當時物價是很低的，農民在田裡養的水鴨子，每斤才4角錢，一隻鴨子只要1到2元就可以買到。但大躍進、公社化不久，進入困難時期，物資頓時貴了起來。開始在機關食堂吃飯只要拿錢就可以買餐票，後來發糧票了，行政人員每月27斤，技術幹部每月28斤，油3兩，糖半斤，就必須既要交糧票又要交錢才能買到餐票了，大家都不夠吃，肚子咕咕叫，就到街上買東西，如用豬油渣、白糖和麵粉做成的餅，每個要一元七角，而我們月工資一般才38元，太貴了。黑市上豬肉十多元一斤，大米3～4元一斤，有時機關食堂加餐，每人供應一碗糯米飯，七大兩，但要交兩張餐票，叫“八寶飯”。肚子熬不住了，有人就去買點高價糯米，準備好糖、蔥葉等香料，但是沒有油會粘鍋，怎么辦呢？有人提出，用點火的蠟燭，在鍋里刷一下，再放進蒸熟的糯米飯及配料，混合起來，就不會粘鍋了，於是做了幾回“八寶飯”，吃得津津有味。

但是，隨著建設事業的發展，很快發覺，氣候站建在湖雷有諸多不便。湖雷離縣城太遠，不利於縣委、人委領導，了解情況也不方便。去龍巖的班車一天只對開一班，賴祖雄縣長下鄉也只能騎腳踏車。之後便是三年自然災害，困難時期，無從考慮。隨著“三自一包”政策的落實，情況有了好轉。之後是連城機場投入使用，要求永定拍發航空天氣電報(後又增加了福州、漳州機場的航空報)，其時間要求異常嚴格，從觀測完畢到數據處理，編成電碼，傳送到郵局報房，只有五分鐘，如果在航空報拍發期間出現霧、CB雲、打雷等“危險天氣”，則從現象發生至觀測、編碼也僅5分鐘時間，就要把“危險報”發到報房，超過一分鐘就是“過時報”，要追查責任。而湖雷到縣城郵電局，電話線路太長，且常被坎市、高陂占用，這種電報一旦不能及時發出，就要出大問題，因而考慮遷至縣城。至於棉花灘水電站，1958年9月工程上馬，動員民工萬餘人，幹了一年多，1959年底，因國家控制基建規模等原因，被迫下馬。後來才知道中蘇關係惡化，前蘇聯撕毀協定，撤走了全部專家，電站建設擱淺，縣城被淹已不可能，於是醞釀遷站。

1963年底，省、地領導派員勘察，在縣城周邊跑了十多個小山頭，不是太高，無法通車和基建，就是太矮，能見度(航空報重要指標)目標物很不理想，日照也受影響。最後確定兩處，一是北門山頂，距縣人委90米，步行九分鐘，業務上完全符合，只是上不了汽車，基建開支大，且用水無法解決(縣城尚無自來水)；二是南郊楓尾田野，距縣人委不到一千米路程，基建省錢，烤菸觀測方便，但地勢稍低，能見度目標不理想。材料報到縣人委，1964年1月，縣人委批示：“第一地點對大氣候觀測雖然好些，但地處北門山頂，這裡是風景區，要砍掉林木幾十株，徹底毀去北門城樓，對保護名勝古蹟不利，對水土保持也會產生不良影響；第二地點雖低些，對大氣候觀測不如第一點好，但利於小氣候觀察，對農業生產服務較有利，離黨政機關領導也近，對幹部學習、生活方面也較方便。我們意見以第二地點為好”。報到省局後，台站管理處批文：“該站按空軍數次要求，要增發航危報，因那裡是一個空白點，站址應以符合氣象條件為主，兼顧農業觀測，故同意建在第一地點上，林木障礙物應儘量清除，請局審批”；省局批示：“站址問題，還必須迅速與當地領導協商清楚，以便定點、基建，此站仍需全面服務出發，即農業、軍事上的航危報”。上下意見不一，讓地區氣象台很為難。只好反覆協商，跑上跑下，花去半年時間。最後定在南郊楓尾。

1964年下半年動工基建，先圍觀測場，再建站房，只幾個月便建好了，安裝儀器，1965年元月1日，新站起用，升格為氣象站，編制增至5人，增加氣壓觀測，加發航空危險天氣報告。

後記

這本記述個人經歷的小書，原先考慮只是《歲月留痕》——記錄自己的思想、攝生以及生活中的點滴體會、教訓，留給家族後輩參考的文字。當我把意向、資料向原永定縣政協主席簡鴻勤同志徵詢看法時，他認為素材不錯，尤其生平應該著重寫，並對行文、結構提了不少很好的建議。初稿草成後，又請縣方誌辦執行副總編鄭慕岳同志審閱，他見生平篇文字很簡略，也認為人生所經歷的事情是主要的、“原生態”的東西，詳細寫出來，方知作者的思想、看法是從哪裡來的，所以還應著重寫。反覆考慮，兩位長者所提建議頗為有理。不意那么一寫卻改變了原來的構想，成為反映我縣氣象事業變化、發展為主的內容了。但是我想，回憶自己走過的道路，記述國家這一段歷史，用事實來闡明一個道理，還是十分值得的。有鑒於此，個人的體驗、思考就變得不值一提了，於是一再壓縮，成了現在既非思想、又不完全是回憶錄的這種樣子了。

既然涉及氣象工作的變化、發展，我只好不揣淺陋，請福建省氣象局省及龍巖市氣象系統的領導審閱、提出意見了。

福建省氣象局周京星副局長、龍巖市氣象局童以長局長很重視，親自審閱並給予肯定，原國家氣象局駱繼賓副局長閱後，幫我轉給氣象出版社，並說：“台站同志寫本書，記述了基層台站不少情況，很不容易，請氣象出版社給予大力支持、幫助。”福建省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原福建省氣象局黨組書記楊維生局長，龍巖市副市長、原中共永定縣委溫錫浩書記，在百忙中分別作序、題詞，為本書增添了光彩。福建省氣象局原助理巡視員高時彥、省局離退休幹部辦公室黃元祺主任為本書做了大量的工作，使本書得以順利出版。龍巖市氣象局、福建省氣象局離退休幹部辦公室，為本書出版給予鼎力資助。所有這些都讓我受到極大鼓舞，使我極為感動！

本書在修改定稿過程中，得到了氣象出版社領導的大力幫助和精心指點，同時也得到了氣象出版社李太宇主任等同志的鼎力支持和協助；福建省氣象部門的老領導、老同事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

正是各級領導的鼓勵、關心與支持，才使本書得以和大家見面。在此，謹向關心、支持、幫助本書出版的領導、同志們致以最衷心的感謝！

本書從寫作到出版歷時三年余，因不少事情已時過境遷、記憶模糊，可能有與事實不全相符或張冠李戴之處；由於水平所限，所持觀點難免存在錯誤，歡迎老同學、本系統同事、讀者批評指正，不勝感激之至。

作者

2009年11月

序言

“中軍帳里伊人焦，斜觀天際五大洲，洪澇旱霧蒼生累，雨驟風狂系民憂。星眨眼，月如鉤，依稀記得太多愁。說準人間冷暖事，碎屍萬段也風流。”

想以預報員手中畫禿了的“鉛筆頭”為題，填一首《鷓鴣天》，隱喻氣象工作者的奉獻精神，始終沒湊好，但卻是我寫這個回憶錄的初衷與願望之一。

1939年抗戰烽火中，我來到世上；1949年新中國成立，助我成長；1959年中專畢業，接觸氣象；1969年“文化大革命”中，插隊下放；1979年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家國興旺；1989年早已遷沙崗上，站長改局長；1999年按規定退休，但沒閒逛。一晃八年，我關注的，仍然還是天上。

新中國近60年間的大事，很多都是我親眼所見，或能感受到變化，有些還參與其中。一個山村農民的兒子，經歷並不複雜，開始在福州、閩南、閩北到處跑，“文化大革命”中也曾“高呼口號，不辨方向”；下放回原籍後，一直都在基層，日子過得也很平淡，40年過去，就成了老頭子。這些經歷卻像一面鏡子，映照了社會的變化，民眾的生活，小幹部的日子，新中國的發展。

氣象這個行業，從業者人數很少，是個小群體。我一輩子與天氣、氣候打交道，尤其對永定縣氣象事業的變化、發展，是個親歷者，其問有些曲折過程，趣聞軼事，天長日久，大多忘記了。每個人雖然天天經歷陰、晴、雨、雪和冷暖，但對氣象工作並不十分了解，更難得有人把它寫下來，退休無事，我又不愛打麻將，就做了些回憶，並把它記了下來，作為這個行業和新中國很多事業的一個側面，使人們對“天氣預報”這個工作有點了解，或者能引發大家也對自己從事的工作做些回顧。

我平生喜愛讀書，勤于思考，每見奇文佳作，或偶爾思有所得，皆記錄於案頭，次日再行欣賞或續寫完備，也作日後考查。祖上貧窮，家父是放牛娃出身，及待解放，雖曾任村里農會主任、鄉農協主席，奈沒有讀過書，字認得一些，但寫不出來，加上歷史的原因，沒有取得其同幫子人相應的祿位，也無留下什麼遺產。不過我從他身上倒傳承了某些特性，如稟性耿直，不逢迎拍馬，做事比較公道，也從他身上吸取教訓，取得某些“免疫力”如不沾嫖賭等等，就算是父親給我的精神遺產吧！

家中三代以來，家族中我算是粗識文字者，常思當以何傳後？我無積蓄，唯有四十年來“混跡”單位，人生歷程中略有某些心得和教訓，我稱之為“讀書筆記”、“保健檔案”、“經濟實錄”的，歸納整理過程中，也拜讀了不少人的傳記、回憶錄、人生思考文章，發現人的一生，由於家庭、環境、職業、閱歷的不同，其生活狀況及最後結果，往往大相逕庭。但若認真理論起來，除去社會的大背景，個人無能為力之外，最基本的不外乎要有正確的思想、一個健康的身體、一點經濟基礎這三個方面，而且缺一不可。若同時具備了這“人生的三個支柱”，人的一生就可以基本順達，無需擔憂。即使一時錯了、失敗了，也能得到糾正，盡可以“瀟灑走一回”。

人生首先要有正確的思想。包括：愛國愛民之心；孝心，善心，同情心，樂於助人，知道感恩；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誠實的品質，不做違法的事；實事求是的態度；科學思想與科學精神；善於反思，及時總結經驗教訓等等。

其次要有一個健康的身體。懂得人是一個整體，每個器官皆有其作用，而且相互關聯，會互相影響，都應愛惜；從而形成人身安全的觀念，知道“醫食同源”的道理；一日三餐科學飲食、懂得休息；正確的性愛觀；懂得“天道酬勤”的道理，不懶惰；喜愛勞作與運動；防病的知識，治病的常識等等。

第三要有一點經濟基礎。主要是：應該有一個正當的職業；組成一個合法的家庭；能妥善處理家庭關係；正確的金錢觀，很窮或很富裕時，都有一個好心態；有一定的理財能力，有風險意識等等。

那么，這三者又是什麼關係呢？我認為，思想正確是第一位的，只有正確的思想，才能有正確的行動，才可能有健康的體魄。你若不懂愛惜自己，不善於保護自己，整天沉迷於酒色，或處理不好周邊關係，或為掙錢不擇手段，甚至違法犯罪，或者為某件事和一時困難而整天愁眉苦臉、長期鬱鬱寡歡，可能早衰，得癌病，早天或被抓判刑，甚至被人謀殺。既有正確的思想，又有健康的身體，才可能去工作和掙錢，所以經濟是第三位的。

或者有人會認為，經濟是第二位的，先於健康的身體，甚至是第一位的，“我有很多錢，什麼事做不到？”不對！繼承了大筆金錢的，大有人在，通過自己努力，成為億萬富翁的，也不乏其人。可是最後呢？有的揮霍無度，成了窮光蛋，有的濫賭輸光，甚至欠債被迫出逃，流離失所。有的嫖娼吸毒，搞得妻離子散，進了監獄。反之，只要有了正確的思想，即使很窮，也會走正道，去工作，日子會過得不錯。哪怕身體殘疾，照樣可以做很多事，找到真正的事業和愛情，一生過得很快樂，如張海迪等。

正確的思想從哪裡來？一是學習。不論你學歷如何，一生都要不斷讀書，接受前人的經驗教訓，人生短暫，不可能什麼都去試驗，而書本正是前人成敗得失的總結。二是實踐。大膽地去做，只有自己膝蓋跌出的血，才是血，別人講破了嘴，也只是唾沫，所謂“紙上得來終覺淺，欲得真知要實行”。三是要學會反思、總結。養成習慣，把事想幾遍，成功中有哪些不足？失敗了原因在哪？仍有哪些是對的？不能重複失誤，至少要做到“事不過三”。

在撰寫過程中，我常常掩卷沉思，深感這幾十年來，我們所走過的一些彎路，經歷的好多曲折，有些恐怕是很難避免的，國家這么大，人口那么多，百餘年間積貧積弱，所做又是探索社會主義道路、前人完全沒有試驗過的大事，怎么能想像可以不經過一些起落和波折呢？所幸在鄧小平同志帶領下，認識到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通過總結，我們很快找到了改革開放之路，今天已沐浴在藍天彩雲之下，氣象事業、人生之旅也莫不如此：風雨之後，才見彩虹。這一司空見慣的自然現象，卻包含了深刻的哲理，於是有了這個書名。

我的很多看法，可能於當今潮流不合。然反覆思考，當今社會乃轉型時期，存在一些不良風氣，如缺乏誠信、假冒偽劣、遊走關係等等，經過相當時日，終究要回歸正道的，否則，真正的市場經濟秩序就建立不起來。作為個人，活在世上，做人、做事的總原則，各人肯定都是有的，且各不相同。孰優孰劣？是成是敗？就只有各人的實踐與感悟去檢驗了。我的這些體會難免掛一漏萬，有些或許是錯誤的、過時的，若其中能有一些可以啟發、警示於人，造益社會，則於願足矣。

作者

2009年5月

彩虹總在風雨後

內容介紹

文摘

後記

目錄

序言

相關詞條

陽光總在風雨後

《陽光總在風雨後》

《陽光總在風雨後》[歌曲]

陽光總在風雨後[許美靜演唱歌曲]

陽光總在風雨後[謝娜，李易峰，張傑，李宇春演唱歌曲]

彩虹

雨後人生

管用和的散文詩作品

熱門詞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