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紹
張高峰（1918年12月22日～1989年4月6日），原名張之俊，近代愛國人士，著名記者，天津市寧河縣蘆台鎮人，漢族。
經歷
張高峰 1988年在天津家中。1918年農曆11月20日,張高峰出生在薊運河畔蘆台鎮(今屬天津市寧河縣)。其祖父張信儒是縣中學國 文教師,當地知名書法家。其父張繼曾北京大學畢業後,回母校天津南開中學任理化教師。張高峰7歲喪父,家道中落,母親帶著他和3個妹妹、弟弟投親靠友,艱難度日。家境的貧寒和童年的艱辛,使張高峰自幼感受到了世態炎涼,萌生了改變命運的追求,也培養了他自強自立、敢作敢為的性格,13歲便隻身到天津求學，1933年轉到天津河北中學（後改名民德中學）讀書。國中畢業後，又轉到北站外天津水產專科學校。以半工半讀的方式在天津、北平讀完了初、高中。
天津是華北重鎮,不僅工商業發達,而且文化氛圍濃厚。張高峰因此開闊了眼界,特別是學校圖書館供學生閱讀的各種報紙,深深地吸引了他,成為他每日必讀之物。他感到,做一名新聞記者,可以發表自己的見解,可以為百姓仗義執言,還可以評點時政,是個令人羨慕而且自由的職業。他開始有意識地培養自己的寫作能力,並且嘗試著與志趣相同的同學一起辦刊物,儘管入不敷出,最終失敗了,但他作記者的追求卻日益明確了。
1933年,日寇進犯華北。當時的熱河省主席、軍閥湯玉麟竟不放一槍,拱手讓出承德,全國譁然;湯部倉惶潰退天津,散兵游勇橫行街市,擾民害民。正在天津讀國中的張高峰激於義憤,撰文《可殺的湯玉麟》,發表於天津《中南報》。這是他生平第一篇見諸報端的文章,而且直接抨擊時政,為百姓疾呼。晚年憶及此事,張高峰說:“殺不殺湯玉麟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第一次通過報紙公開發表了自己的意見。”那年他15歲，從此開始了寫作生涯。
迷戀上新聞工作之後,張高峰轉到文化古都北平求學,課餘便到一家通訊社勤工儉學,刻寫鋼板貼補生活的同時,學習跑採訪、寫稿件。他寫的一篇諷斥當時冀東偽政權漢奸部隊的文章,差點引來殺身之禍。軍方到蘆台抓人,其母四處求告,甚至寧可交出小兒子抵罪,也要保住長子性命。直到鄉紳出面作保,稱“小孩子不懂事,且饒一回”,風波才告平息。其弟直到晚年仍念念不忘險些為兄抵“罪”的往事,一時成為笑談。
1937年“七七事變”,平津淪陷。張高峰不甘做亡國奴,淚別故鄉親人,投筆從戎，南下參加了平津流亡學生抗敵宣傳隊，隨軍在戰地服務。在著名的台兒莊戰役中,他隨軍冒著炮火工作,同時采寫戰地通訊,投寄鄒韜奮先生,發表於先生主辦的《抗戰》三日刊,並從此建立了聯繫。韜奮先生對青年的關愛扶持和對工作的認真負責,給張高峰很大影響,成為他從事新聞工作的一課,受益終身,並且引為榜樣。1938年2月又參加了台兒莊戰役，采寫戰地通訊，文筆犀利，作品均發表於鄒韜奮在漢口主編的《抗戰》三日刊。後轉赴長沙，加入“國際新聞社”工作。翌年，兼任中國共產黨邵陽《觀察日報》特約記者。他的採訪足跡遍及湖南、湖北、四川、河南各省，還曾北渡黃河到晉南八路軍抗日根據地採訪。除采寫新聞通訊外，還創作了新體詩《兒童哨》、《狂流》發表於重慶《新華日報》。1940年考入武漢大學政治系讀書，同時兼任《大公報》特約通訊員。並參加“中國青年記者協會”。在校期間，主編《新聞部隊》壁報，從事各種進步活動，後被勒令退學。
1938年10月,張高峰在長沙通過著名愛國人士、社會活動家劉良模結識了著名記者范長江,隨即加入范主持的國際新聞社作特約記者兼湖南《觀察日報》特約記者,同時成為中國青年記者學會(現中國記協前身)早期成員。
1940年,已在武漢大學(時遷四川樂山)讀書的張高峰,課餘堅持新聞實踐,不僅經常向各報投稿,還在校內主辦了“新聞部隊”壁報,舉辦全國報刊展覽。適逢《大公報》招收四川通訊員,他通過投稿自薦,終於成為國內最有影響的《大公報》特約通訊員,並破例獲得“收報人付費新聞電報憑證”。張高峰生前回憶,“大公報用人不問資歷,惟才是舉,合則用,不合則去。我是一個他們連面都不曾見過的青年學生,卻成為大公報第一個有權發新聞專電的通訊員,實際上是大公報唯一的‘以稿計酬’的記者”。《大公報》如此信任,促使他越發認真工作,願意為之爭光。
1942年12月張高峰任《大公報》戰地記者，赴河南採訪。
1943年2月《大公報》發表了他采寫的通訊稿《豫災實錄》（原名《飢餓的河南》），揭露河南遭受“水、旱、蝗、湯（恩伯）”四災的悲慘情景。觸怒蔣介石，罰《大公報》停刊3日。並以“共產黨首領”的罪名將其逮捕，關押數月，這在當時河南被稱為“張高峰事件”。直到日軍大舉進攻中原，湯部潰不成軍，他才得以“查無實據”獲釋，經陝西回到重慶，《大公報》專為他舉行了盛大的歡迎茶話會，對其發揚正氣、不畏權勢，大膽揭露國民政府的倒行逆施，給予很高的評價。至此轟動河南的“張高峰事件”就畫上了句號。事後化名張大雷寫成《我是怎樣被捕的》一文，發表於《新華日報》。
1944年秋張高峰再入武漢大學讀書，兼《大公報》通訊員。1945年抗戰勝利後，回重慶任《大公報》記者，負責外交、財政新聞採訪。1946年後調任《大公報》駐天津、北平、瀋陽特派記者，駐東北特派員。他采寫多篇通訊報導，以反對內戰，反美援蔣為主線，為國民黨的獨裁統治敲響喪鐘。1948年重慶《大公報》連續發表張高峰的3篇通訊：《嚴寒東北》、《乾枯東北》、《跌在槽房裡》。
1949年後，張高峰先後任《大公報》商業組組長、天津記者組組長、華北記者站負責人。後因“左”風泛濫，他被下放到黑龍江安達市，改做商業工作。1963年調回天津，在市工商聯編寫工商史料。“文革”中又被遣送東郊區“五七”幹校勞動，後轉農村插隊。1978年落實政策，才調到天津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從事文史資料的徵集和編寫工作。曾主編《天津文史資料選輯》、《天津近代人物錄》、《化工先導范旭東》等書。歷任天津市政協第六、七、八屆委員，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寧河縣及蘆台鎮地方史志編修委員會顧問，中國民主同盟盟員，中國民主建國會會員。
逝世
張高峰晚年體弱多病，仍堅持寫作，在海內外發表文章約30萬字，晚年撰寫的大量回憶文字，一是靠他當記者的採訪經歷和善於積累資料，再是他有過人的記憶力。1988年他曾為《天津畫報》創刊號寫了一篇關於勸業場一帶的歷史變遷，題為《郊野·梨棧·勸業場》，竟成最後遺作。1989年4月6日病逝於天津，終年71歲。
社會評價
張高峰先生一生正直坦蕩，做人如此，做工作也如此。是在中國新聞史上留下痕跡的人物,這痕跡又與中國報刊史上迄今出版時間最長的《大公報》相聯繫。2002年在《大公報》創刊百年紀念活動中,在許多場合、許多文章中,已經辭世十餘年的張高峰一再被人提起,說得最多的就是他在1942年深入民間採訪,大膽向全國披露了河南大災實情,大公報總編王芸生根據他的通訊《豫災實錄》寫了那篇著名社評《看重慶,念中原》,以及由此引發蔣介石下令大公報停刊三天、湯恩伯在河南逮捕張高峰等一系列事件。回顧張高峰走上新聞之路,有對事業的熱愛和不懈追求,有反覆曲折的實踐磨礪,有前輩名師的引導培養,也有大公報不拘一格的用人制度,諸多因素成就了他的記者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