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培植

"1925年春，張培植回到保定，擔任他與別人合營的化真照像館的經理，同時開設了大生醫院。 1934年5月

張培植，名國卿，號文樵,1891年出生在河北省清苑縣東閭村一個小康之家。1895年父親病逝，家道中落。1899年,張培植八歲時,席捲華北平原的義和團運動爆發了,給幼年的張培植心靈里播下了反帝、愛國的種子。此後,張培植追隨著每個時期的革命先驅,默默的、鍥而不捨的工作著。
1905年,張培植十四歲,在親友的幫助下得以到保定府官立中學堂讀書。這年,同盟會在日本成立,《民報》發行。不久,《民報》到了保定,同盟會的組織也發展到保定。1910年，清朝政府把粵漢、川漢鐵路權利賣給帝國主義，激起全國人民的反對，紛紛成立保路同志會，保定府官立中學堂的學生曾罷課聲援。張培植冒死在北京丁家街參與炸北洋大臣袁世凱的活動（未遂），因參加同盟會反對清政府封建統治的革命活動, 張培植被清政府逮捕,作為“要犯”押解北京囚禁。1911年清帝退位才恢復了他的自由，得以回保定繼續未完的學業。1914年，張培植以優異的成績學完中學課程。他痛感中國人民體質孱弱，深以“東亞病夫”為恥，決心學醫，為富國強兵盡力。經本人申請，學校保送進入北京協和醫學堂學習。在北京期間，他積極參加了反對簽訂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的活動。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的醜劇，使他痛心疾首。1919年，他該畢業了，即將到手的大學畢業文憑並沒引起他的注意和關心，他關心的是巴黎和會的協定要將青島割讓給日本，帝國主義拿著中國的權益在做骯髒交易了。秉性謙和的張培植怒不可遏，他不顧校方的警告、親友的勸阻，毅然參加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愛國運動。就這樣，他在畢業前夕，被學校開除了。
經師友引薦,張培植到同仁醫院當了藥劑師。他利用外國人開設的同仁醫院做掩護，在教會的地下室秘密印刷宣傳品,巧妙地將傳單夾入傳教士散發的《馬太福音》中,散發到民眾中去。
就在此時,張培植的胞弟張國鍾痛恨北洋軍閥在保定作威作福，魚肉人民,到北京與乃兄商量,共謀用炸彈炸死坐鎮保定的北洋軍閥頭子曹錕。張培植用自己的化學知識並參照民間配方，配製了炸藥。同鄉友好李東園負責製作炸彈殼及裝配，張國鍾執行爆炸。炸彈響了，曹錕未死，張國鐘被捕，張培植、李東園被通緝。曹錕下野後，張國鍾才被釋放，通緝令才取消。
1925年春，張培植回到保定，擔任他與別人合營的化真照像館的經理，同時開設了大生醫院。醫院開業不久，當時的政府以他無大學畢業文憑為由，勒令停業。此後，張培植買了一家小印刷廠的設備，就在醫院舊址辦起了協生印書局。此外，還陸續經營過“中國書店”、“中華鞋店”、“恆昌照像館”等店鋪，收容、安置了許多革命同志，並給革命活動以經濟上的支持。在這些店鋪中,“化真照像館”存在時間最長，“協生印書局”的貢獻最大。
協生印書局有32開手搖印刷機網台,16開腳踏印刷機兩台，另有石印機、鑄字機等。用工人二十至三十名，是保定當時較大的印刷廠，張培植親任經理。原第六中學教師、共產黨員趙雲弢被學校解聘後，張培植安排他當了協生印書局的編輯兼中國書店的經理。協生印書局公開以印刷學生補充讀物、教學參考書為主，同時承攬廣告、表冊、信箋之類的零活，秘密印刷大宗的馬列主義書刊和進步文藝作品。二十年代，張培植與保定早期的共產黨人張廷瑞、劉憲增等交往密切，負責承印他們需要的印刷品。三十年代初期，中共保定特委領導王宇斧同志主持的北方人民出版社的印刷業務，都是協生印書局擔負的。在秘密工作條件下，所謂北方人民出版社，其實就只王宇斧一人，他承擔著編審、校對、發行、聯絡的全部工作。可以協助王宇斧搞些編輯、校對工作，並負責組織印刷裝訂的，只有張培植、趙雲弢。王宇斧對協生印書局只與張、趙聯繫，內容只是出版、印刷的業務關係,“心照不宣”彼此不發生組織聯繫。一、兩年間，協生印書局承印北方人民出版社的馬列主義書籍多種，據王宇斧《為馬克思逝世百年祭而憶寫》的回憶文章中開列的部分書目，就有：
（1）《各時代社會經濟結構原素表》(張伯簡譯)
（2）《社會科學研究初步》(布浪得爾著，楊霞青譯)實際是《社會科學概論》(瞿秋白著)
（3）《土地農民問題指南》(包括中共六大決議案和五次勞動大會決議案等)
（4）《蘇維埃憲法淺說》(附錄：“一蘇”大會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
（5）《馬克思主義的基礎》(包括《共產黨宣言》及《僱傭勞動與資本》）
（6）《資本主義之解剖》(即《共產主義A、B、C》）
（7）《中國革命論》(即《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決議案》）
（8）《中國革命與中共的任務》(國際代表在中共六次大會上的政治報告）
（9）《國家與革命》(列寧)
（10）《左派幼稚病》（列寧）
（11）《蘇聯革命過程中底農業問題》(列寧）
（12）《論反對派》(史達林）
（13）《世界經濟地理概要》(哈拉賓著)
（14)《孫文主義之理論與實際》(即《民眾革命與民眾政權》，選輯的《紅旗周報》論著）
（15）《藝術論》（即《武裝暴動》）
（16）《政治問題講話》(即”聯共”十六次大會史達林的政治報告）
（17）《國際政治法典》(即《第三國際議案與宣言》新訂本）
在殘酷的白色恐怖下，擔著極大的風險，協生印書局夜間突擊排版、印刷、校對、裝訂。爾後，這些書籍經王宇斧巧妙地郵寄出去。寄往的地方有：北京大學的“開拓社”、“轉換社”；清華大學的“北方青年社”；北京師範大學的“摩爾讀書會”；當時北平黨組織的收件人、清華大學的張清一；上海暨南大學的“東方青年社”；還有正定河北第八師範、邢台河北第四師範、大名河北第七師範、泊鎮河北第九師範。
這些馬列主義書籍廣為傳播，給革命人民輸送了精神食糧，在廣大青年學生中播下了革命火種。
1931年至1932年，任共青團保屬特委發行部長的齊慶祥同志與張培植成為忘年摯友，他經手印刷、分發、運送、郵寄、售賣的進步書刊和部份黨內資料，大部分是協生印書局印刷的。
協生印書局還先後翻印過《吶喊》、《蘇聯紀行》、《鴨綠江上》、《衝出雲圍的月亮》、《寄小讀者》、《從軍日記》、《在黑暗中》等進步小說。
為準備高蠡暴動，中共河北省委在天津從吉鴻昌處搞到一批槍枝，走水路由天津運出，途經白洋淀時被國民黨水上公安局查出扣留了。經過在安新同口擔任國民黨區長的李致光同志活動，設法從公安局領出，裝入夾層蜂箱，運至保定劉守廟，交張培植接收轉運。
高蠡暴動時，省委組織了輸送大隊，建立了三個輸送站，三個接收站，負責人員、槍枝、物資的接轉運送。清苑縣東閭村張培植家是接收總站。
高蠡暴動失敗之後，白堅、齊慶祥、李永茂、劉子玲、李學敏等同志，先後到了東閭村張培植家，由那裡轉赴唐縣、滿城。團省委巡視員白堅，是張培植親自用轎車送到保定轉走的。
三十年代以來，直至張培植犧牲，化真照像館的柜上，經常有人憑張培植的手條取錢、“借錢”。恆昌照像館實際上是秘密書庫，也經常有人憑張培植的條子取書。當時黨處在秘密狀態，經費不充裕，同志們都到張培植那裡“借用”。張培植則是有求必應。化真照像館實際上成了同志們的“後勤處”。
1934年5月,張培植被國民黨軍委保定行營傳訊，第二天查抄了協生印書局。印書局的存書在搬運工人的協助下，一夜之間搶運出去。反動當局只抄到了一些國小補充教材、教學參考書，再有就是一些黃色書刊的樣本。“恆昌照像館”的書庫，沒有被發現。張培植清楚，存在“恆昌”的書一時轉移不出去，就乘夥友送飯的機會秘密囑咐把書燒掉。看書庫的張同錄將書全部燒掉，一連燒了三天。
反動當局沒有抓到證據，將張培植扣押了三天，假意同意取保釋放,“欲擒故縱”，他們加強了對協生印書局的監視。七月初，張培植再次被逮捕，罪狀有三：一、窩藏二師學潮的指揮者，收留被開除人員；二、掩護高蠡暴動的策劃者；三、印刷、發行共產黨的報刊、傳單，毒害青年。前兩條沒有真憑實據，張培植矢口否認，巧妙地應付敵人的審訊。
反動當局在這次搜捕中抄出了一汽車革命書刊。於是張培植被關入了保定行營監獄。張培植被捕入獄後，與受中共河北省委派恢復保屬特委而被捕的齊慶祥同志同監。在同監難友四十多人中，張培植年齡較大，鬥爭經驗較豐富，他積極為難友出謀劃策，編造口供；組織難友向監獄爭足夠的水喝，爭傷病員托難友代領食物的權利。還為難友用土法醫治刑傷。齊慶祥後來說：“要不是老張，我早死在監獄裡了。”
齊慶祥了解張培植以前的工作，又看到張在監獄中的表現，向張培植談起介紹張培植參加中國共產黨的事。張培植笑了，他問齊慶祥：“高蠡暴動失敗後，你跑到我家都見誰來?”齊答:”我見過白堅、李永茂、劉子玲、李學敏他們。”張又問：“李永茂沒給你說什麼嗎?”（李永茂是保屬特委委員，高蠡暴動時參加蠡縣縣委，是宋洛曙的主要助手,1932年10月與保屬特委書記李亞克一起犧牲了)齊慶祥恍然大悟。
1934年10月，張培植被判處七年徒刑，押解北京陸軍監獄監押。
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用政治的、軍事的、外交的多種手段，步步向華北進逼。愛國學生抗日救亡運動日益高漲，反動的北平當局對內對外窮於應付。在此情況下,張培植於1935年元月被提前釋放了。出獄後，他住在北平沙灘的一家公寓，聲稱在獄中得了關節炎，需要水療，每天到浴池沐浴，實際上是等人接頭。等了一個多月，接頭人沒來，春節已經過了，他才回到家鄉。家中人埋怨:“七十多歲的老母親日夜懸念，出獄後不馬上回來，也不該春節不回家。”他婉言解釋:“受人之託，忠人之事，難友困難有事，托帶的東西沒交出去，不好早回家，以免錯過機會。”他將獄中帶出的偽裝成紙菸的密信展開，珍重的藏入線裝《三國志》的夾層中。3月，他帶上《三國志》去白洋淀，關係沒接上，《三國志》又原封帶回來了。
張培植以他的身份、地位、技術，做了一般共產黨員無法做到的工作。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發生後，張培植把大兒子張林池、二兒子張英池叫回家，各給以路費:“大敵當前，去走自己的路吧!”張林池改名張沖,到冀西山區找黨去了。張英池改名張帆，輾轉到了延安。
1937年9月29日，日本侵略軍侵占保定。張培植回到清苑東閭老家。
1937年10月，聶榮臻同志率領八路軍一一五師一部，創立了以山西五台山為中心的敵後根據地。11月7日，成立了晉察冀軍區。1938年1月15日，晉察冀邊區在河北阜平縣召開軍政民代表大會，民主選舉了邊區臨時行政委員會。1938年初，張培植由清苑回到保定。他抑制不住內心喜悅，對家人說:“八路軍來了，已到了××地方了，打了一仗。先遣人員已與地方聯繫上了，××有信找我!”
張衝進入冀西山區，在黨的領導下組織民眾抗日，擔任唐縣抗日政府的縣長。初創時期的抗日根據地，各種物資都很缺乏,張沖經常派人秘密回家，要張培植代買藥品、電料、文具。張培植買到後，先送到東閭，再轉送唐縣。
當時鄧拓同志在邊區主管宣傳工作。印刷檔案、資料，出版報紙，急需印刷設備和器材。鄧拓請彭真同志轉告張沖，希望張衝動員他父親張培植把協生印書局的設備運來抗日根據地，為抗日鬥爭服務。1938年秋，張沖派張蘭池（張沖的堂兄，當時給張沖當警衛員)秘密返回東閭,轉達了上述意思。張培植欣然答應，先派張國旗押運，張興昭趕車，運去了一車藥品、紙張、油墨。年底又運出了一批醫療器材、石印機和鉛塊等。1939年春，日軍封鎖一天比一天嚴緊，原來的道路已無法通行，張培植將16開印刷機拆卸包裝，連同鉛字、銅模，計畫從水路運到白洋淀，再經旱路轉運。因漢奸陳雨田告密，裝上船的設備在保定南關被日本憲兵隊扣下了。張培植也被憲兵隊逮捕。憲兵隊用酷刑追問這些東西準備運往何處，張培植一口咬定：“生意不好，運到天津拍賣。”日寇妄想收買張培植為他們工作，向張提出：“把你兒子張沖叫回來，我們給他事做。”張回答：“我沒有張沖這個兒子，我兒子張林池在德國上大學，學化學。”“你可以當商會會長，願做別的事也行。”張答：“我閒散慣了，不願做事，也做不了事。”憲兵隊給他一個月的時間回家考慮。
張培植回到家中感到事情麻煩了，準備運走的東西，必須加緊啟運，經過一番緊張的籌劃，直運滿城的安排快就緒了，張培植正考慮自己脫身前往根據地的辦法，不料,1939年5月30日，張培植被日本桑木特務機關的便衣特務逮捕了。
張培植從此再沒有回來，多年後才知道他被日本特務放出的狼狗活活咬死了。
原文由王鵬執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