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培森[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組長]](/img/c/437/nBnauM3XyUTNzMDM1cDM3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3AzL2g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張培森[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組長]")
在毛澤東的戰友中，張聞天是比較特殊的一位，先不論他們的經歷不同，單從他們的地位變化，也有不少內涵外延值得探究——話題也正是從這開始的。
訪問人：毛澤東和張聞天都是我們的黨領袖人物，一段時間內張聞天曾是毛澤東的上級，後來毛澤東又成了張聞天的上級。他們之間的關係比較特殊。既有很多事業上的接觸，也有私人之間的交往，相互間還有些恩恩怨怨。
![張培森[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組長]](/img/7/bce/wZwpmLyAzNykDO1ITM2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yEzL4YzLt92YucmbvRWdo5Cd0FmLzE2LvoDc0RHa.jpg)
張培森[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組長]張培森：毛澤東長張聞天7歲，原來兩人並不認識，直到1933年張聞天到中央蘇區，他們才第一次見面。但一個偶然的巧合，早年他們兩人的名字曾一起排列在少年中國學會會員表上，原來他們差不多同時參加過少年中國學會，那是建黨之前的事情。
訪問人：但兩人並沒有因此見面認識。
張培森：是的。少年中國學會是一個鬆散的進步團體，兩人入會的時間基本相同，彼此未曾謀面是可以理解的。但從他們兩人同時入會的情況來看，表明他們當時都是要求進步、銳意改造中國的先進青年。
成長道路的不同特點
訪問人：從兩人青年時代成長的道路來看，您認為有什麼不同之處嗎?
張培森：我認為兩人在成長道路上是有不同特點的。當然他們建立的理想都是走十月革命的路，都是實現共產主義，但個人成長的具體道路兩人有很大不同，就這個不同來說，對他們後來一生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從毛澤東來講，他師範畢業，教過書，搞過學生運動、工人運動、農民運動；有過國共合作的經驗，最後拿起槍桿子上了井岡山，根據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開創了農村包圍城市的偉大道路。他的經驗非常豐富，可以說十八般武藝樣樣試過，黨內沒有人能比得上他。
張聞天呢?他基本上是一個文化人。他和毛澤東雖然都是五四時代的先進青年，但他走的是另一條路，是學者式的道路。五四以後，他寫文章，寫小說，搞翻譯，這是他的主要活動。特別在文學方面，他從歌德到泰戈爾都做過研究，而且還有相當的成就。據研究哥德的專家評論，張聞天在1922年《東方雜誌》上發表的論述歌德的長詩《浮士德》的文章，稱得上是我國最早的一篇。一般來說，《浮士德》是很難看懂的，而張聞天那個時候就不但把它翻譯了過來，還進行了系統的評述，這很不簡單。張聞天寫的小說，茅盾備加讚賞。茅盾說他自己1927年才寫中篇，而聞天比他早3年就進行創作而且是長篇，對此他自嘆不如。如果聞天同志不是全身心投入革命鬥爭成為革命家，很可能在文化上占據一席之地。所有這些表明張聞天和毛澤東有著不同的經歷。
訪問人：他們兩人的活動範圍似乎也有區別。
張培森：是的。毛澤東的活動範圍全部是在國內。張聞天在成長過程中有相當一部分時間是在國外。他1920年去日本半年，1923-1924年到美國一年多，入黨後又去蘇聯5年，回國時31歲。應該說在我們黨的高級領導人中，像張聞天早年到過美國這樣的生產力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就只有他一個。從上面的情況來看，張聞天擁有大量的書本知識和廣泛的閱歷，眼界很開闊，但他的弱點是實踐經驗少。
訪問人：張聞天從蘇聯回來就受到了國際的重用。
張培森：是的，國際把他放在重要的領導崗位上，對於一個缺乏實際鬥爭經驗、不甚了解本國國情的同志，必然要照搬國際指示，這樣就犯了錯誤。而從當時在蘇區的毛澤東來看，因為他有豐富的實踐經驗，有自己的一套辦法，不同意照搬國際的條條，因而遭到打擊。張聞天缺乏經驗但受到了國際的重用，因而犯了錯誤。
從分歧走向合作
訪問人：因為兩人的經歷不同，對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問題也就產生了不同的認識。那么請問他們在蘇區時有過正面衝突嗎?
張培森：沒有。應該說兩人是從有分歧逐漸地走向一致。毛澤東無疑當時是正確的。從張聞天來說，他從蘇聯回來，先在上海，對下面的情況不了解，自然就要盲目服從中央貫徹國際進攻的路線，當他看到毛澤東在中央蘇區貫徹的一套不一樣，因而有人說毛澤東右傾，是富農路線，張聞天也這樣認為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張聞天本人在回憶這段歷史時，表示他和毛澤東之間並沒有私人成見，更沒有仇恨，不過就是不了解毛澤東，不認為他是正確的。後來才看到他軍事上有一套。
訪問人：由於思想路線不一致，兩人來往比較少。是嗎?
張培森：事實上隨著張聞天和蘇區中央主要領導博古的意見分歧越來越大之後，他和毛澤東的關係越來越好。雖然完全掏出心裡話是在長征前夕，但這之前他們彼此比較互相尊重。當過毛澤東英語翻譯的吳亮平，我曾訪問過他多次，中央蘇區時他是國民經濟部長，毛澤東是他的上級，張聞天也是他的上級，應該說他是毛張關係的歷史見證人之一。他對我們說：毛澤東、張聞天兩人的辦公室就隔一堵牆，我請示張聞天時，他總是說你去問問毛澤東。毛澤東病了，張聞天去看他，用手撫摸他的腹部，很關切他的病情。長征出發前，毛澤東得了一場瘧疾，昏迷不醒，是張聞天派傅連璋星夜趕去搶救，才緩解了病情。所以毛澤東這場病，從某種意義上說，張聞天起了救毛澤東命的作用。當然張聞天也從毛澤東那裡學了一些東西，比如毛澤東善於調查研究，張聞天在蘇區也搞了一些調查。張聞天說，我是模仿毛澤東。他們的思想是在實踐中開始接近起來的。
遵義會議合作的歷史作用
訪問人：這么說經過戰爭的摔打、失敗，張聞天醒悟了，他認識了毛澤東的英明，因此在我黨歷史上才留下了一段毛張合作的歷史。那么關於毛澤東同張聞天遵義會議合作的作用您是怎樣估計的?
張培森：遵義會議是同李德、博古錯誤軍事路線的鬥爭，王稼祥、周恩來所發揮的作用不可否認，但我認為從一定意義上說毛澤東同張聞天所起的作用似乎更為關鍵。毛澤東就曾經說過當時只要能爭取到張聞天，問題就解決了一大半。事實上張聞天正是蘇區中央局最高領導層中最早站到毛澤東正確路線一邊的中央領導人，他當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華蘇維埃主席。這裡書記處書記實際上就是中央常委。張聞天這個職務對遵義會議所發揮的作用可以從一件事看出來。過去人們只說毛澤東發了言，但不知道張聞天還有一個報告。事實是這樣的，博古作正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張聞天作反報告，然後是毛澤東發言。
訪問人：反報告是什麼意思?
張培森：反報告，就是張聞天把博古的報告批了一通，作為代表正確方面的報告。因為在黨的高層幾個常委里，如果一把手的報告被否了，那常委當中必須有人站出來講正確的意見，當時的毛澤東還不具備這個條件，他還不是常委，那么這個人是誰，是誰站出來首先講話了，正是張聞天。自然這個反報告主要也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搞出來的，是毛張合作的結果。所以為什麼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講，沒有洛甫和王稼祥，遵義會議是開不好的。從張聞天來說，這是其作用的表現之一。
訪問人：我們想是否還有另一面，當時大家最信奉的是共產國際，張聞天是國際信任的人物之一，由他站出來批評是比較合適的。
張培森：這正是說明毛澤東的高明，想想看，當時國際是我們的頂頭上司，權力很大，過去它讓誰當第一把手誰就是，這種情況下，把國際信任的人轟下台來，國際派來的顧問靠邊站，這樣大的事情，如果沒有國際信賴的教條宗派集團內部有影響的人出來講話，那是很難辦的。所以毛澤東團結了張聞天、王稼祥等。
訪問人：那么您認為在張聞天向毛澤東靠攏同博古錯誤鬥爭中，是主動還是被動?
張培森：從事實來看張聞天的轉變是主動的而不是被動的。1931年他回國以至後來到中央蘇區，開始和博古的思想是一致的，後來在一些政策問題上明顯表現出他和博古的分歧，不僅僅是分歧，而且發展到很尖銳的衝突。同時張聞天不只是認為博古推行的軍事方針行不通，而且發現組織上博古從黨的核心內部排擠他，所以在長征出發的前一天，他把心裡的鬱悶全跟毛澤東講了，從此兩人接近起來。想想看，張聞天的鬱悶為什麼不跟別人講，而是找處於無權地位的毛澤東去講，說明他信任毛澤東，認識了毛澤東的偉大。
毛張合作克服了黨的三次危機
訪問人：毛張合作的重要作用是否僅限於遵義會議呢?
張培森：不。從遵義會議召開前到六屆六中全會前我們黨實際上遇到了三次大的危機，一次是王明博古“左”傾路線導致的軍事失敗，一次是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再一次是1937年王明從國際回來推行右傾投降主義。而這三次危機過程中應該說毛張都進行了很好的合作，對克服危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也就在此過程中從確立走向了鞏固。
訪問人：在第一次大危機中毛澤東、張聞天等合作反掉了王明博古。第二次、第三次又怎么說呢?
張培森：有的外國學者把張國燾看得比王明、博古還嚴重，不管怎么說，這應該算做一次大的危機。因為論資歷張國燾是黨內數得上的老資格，加上當時他仗著四方面軍人多，所以一、四方面軍會師後他根本不把中央放在眼裡。
訪問人：據我們了解，同張國燾的鬥爭，中央領導人的意見是一致的，包括博古在內都是站在毛澤東一邊的。
張培森：但張聞天的位置很重要。因為張聞天遵義會議後已經被推舉為黨內負總責，而一個黨的總負責人的張聞天是否堅定地站在毛澤東一邊當時就非常重要。須知會師之後張國燾對遵義會議後軍事方針也是否定的，散布流言說是違反五中全會的進攻路線。對此毛澤東在沙窩會議上作了巧妙的回答，肯定我們在政治上是進攻的，但革命戰爭則要根據情況決定防禦和退守。而張聞天則是在這次會議結論中作了同毛一致的說明，並以負總責的身分提出遵義會議決議“應在四方面軍黨的支部討論”。可見張聞天對毛澤東講話支持的重要。
第三次危機是1937年12月王明從莫斯科回來，指責中央的一套抗戰方針，鼓吹他的一套右傾投降主義。他這一攪和使很多人一時弄懵了。尤其他當時是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加上當時是民族鬥爭環境，國民黨也抗戰了，所以就迷惑了一些人。這種情況下，黨內首先頂住的就是毛澤東。同時毛自然也就承受了很大的壓力。而這時毛澤東又一次得到了張聞天的合作和支持。現在找到1937年12月22日張聞天在中央一次會議上所作的一個“總的結論”，從講話的口氣來看實際是不指名地軟頂王明的，而且明確指出統一戰線中不能放棄基本原則，對八路軍與新四軍不僅要擴大，而且要保存黨的領導。“我們必須擴大三五十萬黨能直接領導的軍隊，統一戰線才能更有力些。”這話實際上就是堅持了毛澤東獨立自主的原則。而毛澤東在當時困難處境中向華北發出的許多發展根據地和游擊戰爭的指示就是以“毛洛”聯署形式發出的。所以，毛澤東在“九大”時還沒有忘記張在這關鍵時刻的立場，他說：王明回國以後張聞天沒有站在王明一邊，是站在我一邊的。
毛張合作的歷史地位
訪問人：既然毛張合什麼有這樣的重要作用，為何過去人們很少知道呢?
張培森：這裡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張聞天這個人物長期在黨史宣傳上是被當成機會主義代表人物看待的，而1959年廬山會議又被打成反黨集團成員，像這個黨史人物全面歷史面貌的恢復，應該說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實事求是路線的結果。因此毛張合作這個重大史實一個長時期內是被沉到史海里了，現在是鉤沉，這一點也不誇大，就是兩人的合作在黨史上應該有足夠的地位。王震同志1985年就在一個批示中向鄧力群、胡喬木、胡繩建議：在修改黨史時應該“將張聞天同志任中央書記（特別是長徵結束後）主持會議的史實載入史冊”。
訪問人：那么請談談您的觀點。
張培森：從遵義會議後到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這個階段里，毛是黨中央領導的實際核心，張是中央的總負責人，他們兩人的合作應該說是很好的。從這段時期保存在中央檔案館的中央100多份會議記錄中可以看到大部分會議都是張聞天主持，許多重大決策都是毛或張先作報告，並在討論的基礎上張作總結髮言，毛作結論。我在編輯《張聞天文集》時還做了一個不完全的統計，從1935年6月到1938年10月3年多的時間裡，僅保留下來的洛毛或毛洛聯署的電報就有338份，其中相當大一部分都是直接關係到當時中央許多重大決定的貫徹。我給鄧力群同志寫報告時說到這件事，他認為很有價值，要我整理出來。僅從這裡也可以看出這一段毛張二人的關係，可以說毛離不開張，自然張也離不開毛。
訪問人：這個合作的重要歷史地位是否還應該放到中國整個革命發展進程中來評價?
張培森：是的。從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抵達陝北到1938年10月這3年，應該說，是中國革命歷史上相當重要的階段。對我們黨來說也可以說是困難和機遇並存。現在我們搞建設要抓住時機，那時也有個時機問題，如果不抓住，中國革命的大發展恐怕也是很難的。毛澤東曾經戲言要“感謝”日本人，這句話里包含著很深刻的道理。如果沒有抗戰，沒有世界大戰，中國革命的道路將是會更漫長的。紅軍長征雖然找到了落腳點，但畢竟處在陝甘一隅，其生存發展仍然遇到了很大困難。在這種情況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緊緊抓住日本帝國主義入侵造成的民族矛盾這個突出矛盾，大力開展統戰工作，終於推開第二次國共合作抗日的大局面。如果那時對民族矛盾的地位不認識，就很難扭轉乾坤，打開局面。而毛張在這個主要矛盾問題認識上是完全一致的。須知這是中央決策核心內兩個關鍵人物戰略思想的一致，對於開創革命新局面的我黨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正如歷史決議所說，如果沒有毛澤東，我們黨和人民可能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時間。然而單靠毛一個，沒有中央集體中其他同志的配合，我想也是肯定不行的。而這段重要時期，張聞天對毛澤東的配合就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合作的一個特點
訪問人：從我們所看到陝北初期毛張的來往電報來看，他們完全採取互相討論，互相切磋的方式來確定黨的大政方針。例如1935年12月1日毛澤東從前方給張聞天的一份復電，告訴他反蔣抗日統一戰線的策略內內容及具體的口號與綱領完全同意。同時在另外問題上也有不完全同意的，這就是同意張聞天提出的“紅軍靠近外蒙的方針”，卻不同意張提出的行動時間與路線，還有的問題基本同意又加以補充，這就是關於轉變對富農的策略。
張培森：你說得對。毛這份電報所說完全同意的反蔣抗日策略內容實際上就是後來構成瓦窯堡會議決議的內容。至於電報中所說的紅軍打出去靠近外蒙在行動路線問題上，張與毛起初是有不同主張的，張的意見是占據寧夏背靠外蒙，而毛則主張先占領山西，後來是張接受了毛的意見，因此便有後來的東征。事實上也有張在重大問題上先出了好主意的，例如，西安事變發生的第二天就提出了“儘量爭取南京正統”的主張，這在當時是同毛的想法不一樣的。想一想當時誰是南京政府的正統，除了蔣介石沒有第二人。當然，後來黨內很快統一了認識，最後還是毛做出和平調解的結論。從事實材料來看他們的這種合作，是堅持真理的合作。凡是毛正確的張就幫他論證並加以支持。而張錯了的話毛可以指出，毛不正確的張也可以糾正。同時整箇中央的民主氣氛也比較好，正如林伯渠後來曾經有過這樣一段評語：“在中央蘇區時，表面上的組織生活很嚴，但怕一句話說錯了要鬥爭。1936年保全的9月會議時，我感覺黨是進步了，到雙十二時便感覺到黨更統一了。”總之這3年多中國共產黨開闢了那么大的局面，首先是因為確立了毛的領導核心，同時也是與洛、毛的通力合作，中央集體領導搞得比較好是分不開的。
訪問人：據周恩來回憶，長征時博古下來換成張聞天，就是毛澤東提議的。這表明毛澤東對張聞天是好的。張聞天和劉英的紅娘也是毛澤東。
張培森：這段時間他們的關係確實是比較好，毛澤東也尊重張聞天，認為張比較民主，戲稱他是“明君”，劉英是“娘娘”。張聞天與劉英兩人在瓦窖堡結婚，毛澤東打完仗回到瓦窖堡還去鬧新房，關係比較融洽。
關係的變化
訪問人：從你上面談的可以看出毛張是從有分歧到走向合作，那么後來又如何從合作變成疏遠，以至再發生分歧的呢?
張培森：這個問題比較複雜，不是三言兩語能說得明白的，同時有些情況也不完全清楚，尚需要研究。這裡只能向你們談一點已經知道的情況。
先說一件事，是毛同江青結婚，結婚之前黨內有些同志得知江青過去的歷史就認為不合適，他們把意見集中到張聞天那裡，張本人覺得個人私事不便干預，但是又感到大家意見有道理。考慮一番之后綜合大家意見，以個人名義給毛寫了一封信。結果毛大為不悅，結婚喜酒也沒有請張。這在當時雖說算不了大事，但也多少看出一點兩人關係的變化。
再一件事，是毛對張領導的馬列學院的批評。延安馬列學院成立於1938年，院長是張聞天兼任。1942年張回響整風號召去晉西北調查期間接到毛一封信，大意說，有人提出馬列學院方針是否錯誤問題，凱豐、弼時意見待你回來再討論，我覺得不必等你，即指示是錯了。信最後要張回電錶態。事隔半個世紀，現在還健在的大部分馬列學院的學員都不同意馬列學院犯方針性錯誤的說法，認為張聞天在主持學院期間還是努力貫徹理論聯繫實際方針的。只能說張對理論與實際關係的認識當時尚沒有達到後來整風認識的高度，但不能簡單說是教條主義。何況人不在的情況下就勿忙做出結論，也未免欠公允。張當時對毛髮動的整風是衷心擁護的，但認為毛看人有偏向，這是他在整風筆記中坦誠說了的。這件事也多少表現出當時他們二人的關係。
訪問人：那么張聞天黨內負總責是什麼時候不再擔任的，從黨內職務上說張毛黨內最高職務又是如何交替的?
張培森：這個交替是有一個過程的，這個過程對於張聞天來說有兩點是表現非常突出的。一是他不爭權，他在1943年整風筆記中說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期間，他曾向毛澤東提出要把“總書記一職”辭掉，但毛沒有同意，儘管如此，張還是把自己的工作轉移到宣傳教育部門工作方面；二是他不計名位自覺地要求到基層去，1942年3月他從基層應召回延安參加政治局會議，正是這次會議推舉毛為政治局主席、書記處主席。從這次會後張正式離開了書記處。不過張從中央核心中下來，只是工作中毛張的來往少了，中央許多重要的會議張那時也還都是出席的。抗戰勝利後張又主動要求到東北去做地方工作，這時毛張地域上已經不在一起，自然也就更加疏遠了。
廬山會議分歧的探究
訪問人：眾所周知，毛張建國後的明顯分歧發生於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1959年張因廬山會議發言而遭致打擊，中央對於這段歷史已有明確結論。那么為什麼一向掌握真理的像毛這樣的領袖這次卻犯了錯誤，而過去歷史上犯過錯誤的張卻反倒頭腦比較清醒呢?
張培森：關於毛這段錯誤，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已有全面分析。這裡很重要的一條教訓是共產黨人千萬不能與實際脫節。論及這個歷史教訓倒是用得上張聞天1943年調查回來寫的總結報告中的兩句話。“接觸實際，聯繫民眾，這是一個共產黨員的終身事業”，“任何共產黨員，即使他過去既接觸實際，又聯繫民眾，只要他一旦脫離實際、脫離民眾，他就會硬化起來。”因此，即使 像毛這樣的偉人，一旦脫離了實際也同樣會犯錯誤。而張雖然過去犯過錯誤，然而卻真正從思想上吸取了教訓，從而在新的歷史時期反倒相對來說站到了真理的方面。歷史的遺憾是當時我們黨卻並沒有能夠分清這個是非，以至張聞天這樣真正忠於黨和人民事業的共產黨人竟遭受打擊而含冤終身。當然從整個黨來說就不只是個人的悲劇，而是嚴重地損害了黨的肌體，導致整個國家、民族都遭到了一場嚴重的災難。
訪問人：據說建國後是毛澤東親自提議張聞天擔任外交官的，這對於張可不可以說是人盡其才了呢?
張培森：張聞天轉外交戰線是1950年的事情。那時我們為了爭取早日進入聯合國，需要很快發表我國出席聯合國首席代表的人選任命，時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親自從莫斯科致電劉少奇，提議張聞天出任此職。由於時間過於緊急，此事事先都未能來得及同當時在東北工作的張本人商量，徵求他的意見。張雖然感到突然，但還是接受了中央的這項任命。後來由於美國的阻撓，我進入聯合國的計畫未能實現。而張卻從此開始了他10年的外交生涯。先被任命為我駐蘇聯大使，後又擔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若要論條件來說，張做外交工作自然也是很稱職的。不過從張本人的心愿來說，似乎更願意從事經濟工作。
訪問人：您是否認為張聞天更是一位適合領導經濟的人才而沒有得到毛的重用呢?
張培森：張聞天很早就對經濟研究有興趣，1923年在旅美期間就寫過縱論戰後世界經濟的長文；1931年從蘇聯回國不久就參與並領導了與托派在中國經濟性質問題上的論戰；1933年進入中央蘇區後又直接能並研究了蘇區經濟。他1933年在蘇區發表的一篇批評“左”的勞動政策的文章中，明確提出要利用資本主義發展蘇區經濟，這在當時毛的文章中也還沒有這樣明確。延安時期他深入農村進行了長達一年零兩個月的調查。張不但一直對經濟有興趣，而且有相當的理論根底，他是我們黨內少有的系統讀過《資本論》的領導人之一。建國前，當毛澤東主要精力還在集中於戰爭的時候，張已經在東北研究解放後的經濟問題，他1948年就勾畫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的五種經濟成分的最初藍圖，初步提出了國營經濟為主，多種經濟協調發展的經濟建設方針，受到毛的稱讚，並被吸收到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之中。因此，張可以稱得上是新中國經濟建設道路探索的先驅者之一。他在東北領導經濟過程中有不少好的構想，如果不是中央調他去搞外交，他肯定會在經濟方面鑽研下去。
後來據了解，他在擔任駐蘇大使期間還曾提出過回國搞經濟工作的想法，但是毛沒有同意。意見是由陳雲轉達的。這當然是個遺憾，但即使讓張搞經濟，是否就一定能得到毛的重用，充分發揮其作用也很難說，因為看來毛張在經濟方面思路是不完全一樣的。
在經濟建設問題上的不同思路
訪問人：毛張在經濟問題方面又如何表現出思路的不同呢?
張培森：要說不同，一個很大的不同是毛強調政治統帥經濟，搬用戰爭年代一套民眾運動乃至軍事領導的辦法來領導和管理經濟，而張則強調要尊重經濟規律，按照經濟本身的規律來領導經濟。1959年廬山會議張在這個問題上的不同看法表達得最為清楚。張在廬山會議發言中有這樣一段話是意義深遠的，他說：“我們一定要研究、認識和掌握運用客觀經濟規律”，“中國的經濟建設有其特殊性，但是普遍規律在我國的建設中同樣起作用。問題在於要使普遍規律同我們的實際相結合，使馬列主義理論得到發展。” 毛認定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要走自己的路是對的，但是如果是脫離了或者違背了普遍的經濟規律，就不可能真正找到適合自己的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就是證明。
訪問人：張聞天這裡強調普遍經濟規律與我們的實際結合，其意義又怎么看?
張培森：這在理論上是有非常重大意義的，因為長時期在“左”的思想影響下根本不承認社會主義還存在有與資本主義共同的普遍經濟規律，從史達林到毛澤東實際都沒有能夠在這個問題上實現突破。而真正在這個問題上突破的是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一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張聞天當時雖然也沒有完全搞通，但他卻是把這個大的思路提了出來，應該說這是不簡單的。正是在這個思路之下，他60年代初一方面理論上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學應該大膽運用《資本論》中的某些經濟範疇，另一方面則又在調查的基礎上向中央提出開放全國市場的建議。可惜這種可貴的探索不久卻被當作“修正主義”進行批判。
怎樣以毛澤東思想評論張的晚年文稿
訪問人：張聞天廬山會議被罷官之後寫了許多筆記文稿，這些筆記文稿毛澤東都看過沒有?今天從毛澤東思想的角度來說又應該怎樣評價?
張培森：直到“文革”發動之前，張聞天寫成的讀書筆記差不多都要送給毛澤東和黨中央。而毛起初還批給中央其他常委、書記處同志傳閱，後來就連看也不看了。
這些筆記文稿不久自然都成為張進一步挨批的罪證。然而今天來看其中確實有少寶貴的思想，尤其是他在私下保存的筆記本中敞開思想寫的一些讀書筆記更是顯得可貴。如對階級鬥爭擴大化錯誤理論的批評，對社會主義任務是充分發展生產力的強調，對所謂資產階級法權理論混亂的澄清等，這些都是帶有根本性的和鮮明的針對性的。而今天來看，這些問題也正是毛澤東當時所犯錯誤的重大理論誤區。及至“文革”中張所寫的“肇慶文稿”，如《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政治和經濟》、《黨內鬥爭要正確進行》、《衡量黨的路線政策的最高尺度》、《人民民眾是主人》等則更是他廬山會議以來思想發展的最高升華。
張聞天六七十年代的這份理論遺產若是要給予評論的話，我認為至少這樣系統地批判“左”的理論錯誤在當時是獨一無二的。從毛澤東思想的角度來說，如果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是由於違反了作為科學思想體系的毛澤東思想，那么張聞天的許多論述恰恰是堅持了毛澤東思想，並從一定意義上講也是豐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其中一些根本的思想，則是同今天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完全一致的。
毛張關係的演變給我們留下的啟示
訪問人：從毛張關係的演變來看，您認為有什麼經驗教訓可以總結嗎?
張培森：毛張作為中共黨的領袖人物，在黨的歷史上是值得聯繫起來進行研究的。比如他們的合作是怎樣建立的，後來分歧又是怎樣發生的，有什麼規律性的東西沒有。好好總結對於我們改善黨的領導會很有好處。從毛張關係的演變和最終的結局來看，我認為很重要的一條教訓是黨內的民主建設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這樣形成從上到下都是第一把手說了算，這從表面上看起到挺順手，實際上是違反客觀規律的。因為人無完人，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無論何人都不可能時時、事事正確，如果只聽一個人的，必然走向失誤。尤其是當第一把手威信不斷升高的時候，把主要領導人的權威強調到絕對化，這就是個人崇拜，因此是很危險的。毛澤東最偉大的時候，也正是他廣攬人才，注意吸取集體智慧的時候，像張聞天這樣原來缺乏經驗，但有思想的人，也能跟他很好地合作，並沒有因為他犯過錯誤而排斥他，而是一起共事團結奮鬥，開創了新局面。所以黨內民主，事業就興旺發達。但後來不注意吸收集體智慧，不能容人了，特別是聽不得反面意見了，因此就不斷出現失誤，走向了歧途。這是很大的教訓，我們應該牢牢記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