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著作出版已出版個人著作6種：
1、《藝術與性》，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14.8萬字。
3、《中國人的德行》，華齡出版社1997年版，26.5萬字。
4、《荊棘上的生命——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小說敘事》，春風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40萬字。
5、《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小說敘事》，台灣秀威公司2004年版，20萬字。
6、《瞧，那醜陋的人》，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31萬字。
合著《中國現代雜文史》（西北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20世紀中國文學圖志》（台灣業強出版社1995年版，上下卷）、《中國新文學圖志》（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初版，1998年第三次印刷，上下卷）、《中華文學發展史》（長江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三卷本）。
譯著《“人”與“鬼”的糾葛——魯迅小說論析》（丸尾常喜著，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版，2001年再版）。
與孫麗華共同選編《富士山風韻——日本書話》，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校注《新版魯迅雜文集》兩種：《而已集》、《花邊文學》，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另外，參與撰述、選編、翻譯、注釋著作多種。
在《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文藝研究》、《外國文學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叢刊》、《魯迅研究月刊》等雜誌發表論文90餘篇，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華讀書報》、《文藝報》、《人民政協報》、《中國教育報》、《工人日報》、《農民日報》、《讀書》、《博覽群書》、《中華英才》等報刊發表評論140餘篇、散文隨筆130餘篇。有多篇論文、評論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複印報刊資料·外國文學研究》、《複印報刊資料·文藝理論》、《報刊文摘》等轉載或摘編，亦有多篇論文與評論被收入相關論文集、論爭集。有隨筆被選作日本放送大學（廣播電視大學）隨筆教材，散文入選花城出版社《2003年中國散文年選》。
獨自承擔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基礎課題《五四時期翻譯文學》已經結項。
正在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0世紀中國文學史通論》的“五四卷”。論文代表作
《淺談老舍〈離婚〉的喜劇特色》，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4年第2期。
《寶玉之痴——〈紅樓夢〉的心理分析之一》，西北大學學報1989年第4期。
《論弗洛伊德的心理批評方法》，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0年第1期。
《阿波羅的風采——論法國啟蒙文學》，外國文學評論1990年第4期。
《論中國啟蒙文學傳統》，文藝研究1992年第1期。
《復歸伊甸園的困境——有島武郎〈一個女人〉》，外國文學評論1996年第2期。
《關於當前的魯迅評價問題》，社會科學評論與管理2001年第2期。
《〈財主底兒女們〉：苦吟知識分子的心靈史詩》，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1年第2期。
《論五四時期的傳統文學觀》，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6期。
《“整理國故”的歷史意義及當代啟示》，文學評論2001年第6期。
《從心理分析視角看石評梅》，文藝研究2002年增刊。
《泰戈爾熱》，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2年第4期。
《易卜生熱》，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3年第4期。
《略論中國現代文學的經典重讀》，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4年第3期。
《明治文學中個性與儒學的衝突與互補》，日本學刊2004年第3期。
《從〈寶馬〉看經典重讀的必要性與可能性》，江漢論壇2005年第2期。
《五四時期的白銀時代俄羅斯文學翻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5年第2期。
慈善新聞人物
張中良夫婦 11個孩子的爸爸媽媽
23歲那年，張中良因急性腎炎身體逐漸殘疾，身高由1米78萎縮到不足1米2。醫生說他不適合結婚。事實上他也很難找到女人願意嫁給他。
他和她在網上相遇。5天后他向她求婚，她說，“你要娶我就必須接受我的孩子們”。她未婚，健康明亮，她的孩子們是一群流浪兒童。
現在，他們搬來了廣州，除了最小的親生兒子外，他們還有10個孩子
本刊記者 邢人儼 發自廣州
在遇上阿娥之前，家裡人都為張中良的婚事擔心。
25歲那年，他因為急性腎炎打激素患上了強制性脊柱炎和股骨頭壞死，身體在兩年內漸漸殘疾，他一點點感覺到自己的背直不起來，一雙腿也變了形，甚至沒辦法完整落在地上。曾經的足球少年、身高1米78的俊朗小伙子如今還不到1米2。
“那時候40天沒有下樓，每天都是母親送飯上來，身體最差的時候只剩下70斤。”張中良想到過死。
讀高二的時候，他跟青海樂都那個小縣城裡其他問題少年一樣叼根牙籤，學港片裡穿著黑西裝招搖過市，“跟家裡人說話超不過3句，之後就要摔東西，學壞就是因為那個時候特別迷茫。”他甚至跑到懸崖邊，往下望了望，覺得還是沒膽跳，又跑了回來。
身體殘疾以後，別人多看他一眼，他都覺得很受傷。“那時候很自卑，不說話，也不出門，躲在房間裡看了兩三個月跟信仰有關的書，都不記得怎么熬過來的，就是沒死成。”
張中良本來可以繼承父親的衣缽，在老家開一間中醫鋪子。他卻跟哥哥提出，想在當地教會做義工。 “我家旁邊就是一所重點中學，每天在門口走來走去的孩子裡很多都是跟我以前一樣的不良少年，我希望能夠引導他們。”家裡人都覺得他變了。10年裡，他拄著拐杖一次次出沒在學校、工廠，前後總共接觸了一萬多個問題孩子，每周他還會把一些孩子叫到家裡來吃一頓午飯。那時，他跟母親住在一起，拿每月80元的低保金。
但他所做的並沒有多大作用。問題少年的流動性很大，一段時間不跟進，人就不知道跑哪裡去了。最後，只剩下10多個孩子跟張中良一直保持聯繫。
幾年裡，張中良沒存下一點積蓄，母親最擔心的是他娶不到媳婦。醫生告訴張中良，他這樣的身體狀況，根本不可能結婚生孩子。
30歲那年他有了初戀，談了一年半後，對方介意他的殘疾，最後還是分開了。
半年後，有人在網上給他介紹女朋友，張中良跟對方說，“你要把她介紹給我，得先告訴她我的身體有殘疾。”
這個女朋友就是阿娥，廣西女孩，當時在重慶打工。他們只在網上見過幾次面，很聊得來，張中良告訴別人她是自己要找的人，“當時在心裡打了95分，很滿意。”
認識5天后，張中良向阿娥求婚。阿娥說，“你要娶我，必須接受我的孩子。”這些孩子是阿娥在重慶收養的流浪兒童。
張中良有點猶豫。他拿著阿娥和一群流浪兒童的合影給母親看，母親說，“這才是一個真正的女人。”
網路交流一個月後，阿娥和張中良相約在蘭州見面。離開重慶前，阿娥對那幫流浪孩子說，“我去給你們找一個爸爸回來。”但當張中良彎著快90度的背出現在阿娥面前時，她轉身就想跑。
“她知道我是殘疾人，但是沒想到這么嚴重。她姐姐已經嫁了一個殘疾人，從來沒有得到家裡的承認。”
阿娥在心裡想了又想，一直有個念頭抓著她說，“外表不長久，人不能只看外表”。後來她更願意告訴別人的說法是，是冥冥之中的一種力量讓他們走到一起。
第一次跟張中良手拉手走在路上時，阿娥是有壓力的，“好久沒談戀愛了，一拉手拉的是這樣一個男人。別人的眼光里好像都在說，這個女人腦子不正常。過了兩天，這種感覺就沒有了。”阿娥那時覺得自己像個英雄，可以處處保護張中良。
他們等了兩年，阿娥的家人還是反對兩人在一起。兩年後，阿娥堅定地告訴父母，她已經31歲了，應該結婚了，而張中良能給她幸福。
父親說，“你不嫁，我們養你都好。”至今，父親仍不讓阿娥把張中良帶回家，他覺得這是家族的恥辱。“姐姐大我6歲，爸爸經常說，姐姐做錯的事，你不要學她。”
婚禮在張中良的老家青海舉行，阿娥的父親沒來，只有母親來了。準備去禮堂時，阿娥提著婚紗走在前面，過了很久，張中良才慢慢拄著拐杖從家裡踱出來。周圍的人都忍不住說，“他怎么會是新郎！”
尋找流浪孩子
少女時代的阿娥，喜歡讀言情小說，想得最多的就是將來嫁一個好人，擁有幸福的愛情和家庭。16歲時，她離家出去打工，突然發現外面的世界跟她想像的完全不一樣。
“1991年，我在餐廳做服務員，看見各種人都不幸福，電視劇里演的也不幸福，我覺得別人活得都不好，這個世界也不會有什麼愛情。”在阿娥當時的想法裡，連黛安娜王妃都不幸福，她憑什麼會幸福。
21歲的時候，躺在宿舍里，她覺得找不到出路了，想吞下一瓶安眠藥。她告訴自己，不能為了父母無奈地活。但她腦子裡突然閃過一句話，是別人給她的書籤上的，來自《聖經》，耶酥說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籍著我，沒人能到父那裡去。”她相信這句話救了她。
後來她在賣場裡推銷化妝品，跟她一起的女孩趁她輪班吃飯的時候，拿走了她錢包里僅有的100塊錢。“當時我好難過，那以後我覺得有再多錢也沒用，只要夠自己吃，其他都用到別人身上，這樣就再不要為往哪裡藏錢擔心了。”
但未來的路對她來說，還是不夠清晰。直到1998年，她從別人那裡接過特蕾莎修女的一本書。她讀完以後向上帝許了一個願，她說自己嚮往的就是做這樣的事情。
於是，她開始與她的流浪孩子相遇。
最早時，阿娥在重慶住了幾年，都沒碰到一個流浪孩子。有一天逛街，她看見幾個野孩子在大熱天裡穿著冬天的衣服。阿娥當時並不知道什麼叫流浪兒童，她還覺得流浪兒童應該像特蕾莎修女書里寫的那樣出現在貧民窟里。“接觸他們以後才知道，商業街才是他們生存的地方，那裡人流量大，經常有東西可以撿來吃。”
這些孩子四散在重慶街頭，撿別人吃剩的飯菜充飢，晚上就睡天橋下，人來了就跑，更不願意回家——他們中的一些人是孤兒，還有一些很早就被父母拋棄。在很多人眼裡，他們像這個城市陰暗的死角，攜帶著不安定的因素。
阿娥開始留意他們的行蹤，“最初只想買點吃的穿的給他們，送完東西後心裡還是牽掛。”阿娥覺得這些孩子是上帝讓她來照管的。她在重慶火藥街租下一間房子，準備收留這些無家可歸的流浪兒。
可她發現想要進入他們的世界幾乎是不可能的——這些孩子看見她就跑，沒人相信她，更不願意跟她回家。
一次，阿娥在天橋下發現一個胸口受傷已經化膿的流浪男孩，就把他帶回去處理傷口，做飯給他吃。第二天，男孩傳上新衣服就跑了。但過了幾天，男孩把一群流浪孩子都帶到阿娥家裡。
阿娥在不大的房間裡鋪了幾張地鋪，跟這些流浪孩子生活在一起。她給每一個都取了名字，給他們買新衣服、做飯，帶他們郊遊。他們也很尊敬她，有時候看見她回來了趕緊把刀收好。但家裡的爭鬥從來沒有停止過——“食物分得不均，就會打架搶奪，就像動物本能一樣。”阿娥說。
隔幾天，阿娥下班回家時發現孩子已經跑了幾個。“他們渴望有一個家，但受不了被約束，又想著逃出去繼續流浪。”她帶上另外幾個孩子跑遍了重慶鬧市街頭每一處流浪孩子可能出沒的地方。在一個商場玩賽車的地方，她找到了其中一個孩子。“但他就是不肯回家，因為在家裡受了年紀大的孩子欺負。”站在旁邊的另一個流浪男孩對阿娥說，“我願意跟你回家。”
阿娥給這個孩子取名叫永信，那年他才12歲，是一個孤兒，親戚把他送到敬老院，他從裡面逃出來後成了流浪兒。阿娥曾經去村裡的國小校看了永信。
為了收養永信，阿娥專門去敬老院找人協商，大熱天跑了很多地方，才把永信領回了家。過不久，永信也跑了，之後又被阿娥找了回來。他告訴阿娥，晚上給他地方睡覺，白天不要管他。每個月永信都要跑一次，但每跑一次，阿娥總會想方設法再把他找回來。事實上，每個孩子逃跑，阿娥都害怕再也找不回來了，她怕他們靠偷靠搶過活，怕他們被壞人取走了器官。
她終於覺得家裡要有一個男人了。更重要的原因是，她開始對那些整天泡在錄像廳看黃色錄像的孩子感到力不從心，她不知道該怎么跟他們講性衝動的問題。
當阿娥把張中良領到孩子面前的時候，她從他們的眼神里看到了驚奇，過了幾分鐘，他們才喊張中良“爸爸”。張中良和孩子們很快打成一片，但在阿娥看來，流浪孩子遠比其他孩子都特殊。“跟他們在一起最重要也是最困難的，就是忍耐。”
在接孩子們去青海生活之前，張中良夫婦跟一個流浪女孩的父母交流，想把女孩一起帶去青海。原先不管孩子的父母突然堅決要把孩子領回去養，張中良和阿娥無奈之下只好把孩子交還給了她的父母。
“我們知道她父母肯定不會管，但也沒有辦法。”不久，那個女孩又逃出去流浪了。張中良和阿娥一直很後悔，沒把那個女孩找回來帶在身邊。“她騙我們說她是江西的，其實她家離我們家就10分鐘的路，她就是不想回家。”幾年後，女孩的父母告訴他們，孩子已經做了性工作者。
最後，張中良和阿娥帶著家裡的6個流浪孩子來到了青海，其中也包括永信。“剛開始挺開心的，全家人一起去郊遊，還殺了一隻羊，煮羊肉湯喝。”夫婦倆湊了4萬塊錢在當地開了一家快餐店，生意不怎么好。年紀大的孩子還時常在店裡搗亂，動不動打架揮刀子，把顧客都嚇跑了。
還有好奇的眼光。“有些人就等著看我們笑話，阿娥一不在，就覺得她一定是跑了。”有人專門跑到快餐店裡吃飯，“他們在研究我這個女人，跟我說話，看我點菜，研究我到底正不正常。”
4個月之後，快餐店只好關門。
過不久，有幾個孩子對張中良說，青海不好玩，要回重慶去。張中良問他們，當時為什麼答應來青海。“我們只想來玩，不這樣說你們肯定不讓我們來了。”張中良怎么也想不通，花了那么大代價把孩子帶來青海，卻變成了受騙。
有一天，阿娥回家找不到幾個孩子，才知道他們從鄰居那偷了200塊錢，跟救助站的人說自己是重慶的，都逃回重慶了。阿娥當時有點灰心，在她看來，這是一種背叛。
“做了那么些年，總不想放棄，但心裏面已經沒有力量了”，張中良說。但阿娥一直祈禱，等候孩子們向她求助。
後來，他們聽說那些孩子都回到重慶流浪了，有幾個孩子在網上找到阿娥跟她認錯。兩年後，他們又得知有幾個孩子因為偷竊被抓了進去。張中良和阿娥決定從青海回到重慶，尋找那些流浪孩子。
然而那些孩子早已消失在城市的幽深之處，幾年前相遇的場景再也沒有回來。他們只找到了永信。
“他長大了不少，又黑又髒，穿一雙爛拖鞋正在撿別人扔在地上的肉吃。”有人走上前對永信說，“你是不是永信，你媽媽來找你了。”阿娥衝上去，看清永信的臉就哭了。她對永信說，“媽媽以為你被抓進去了，你跟媽媽回家好不好。”
永信茫然地點點頭，跟著張中良和阿娥來到了廣州開始新生活。這一次，他沒有再逃跑。
橄欖樹之家
8歲的美春依偎在阿娥腳邊，低著頭，額前的劉海散落下來，遮住了她那雙蒙著白色霧靄的眼睛，像睡著了一樣。她是兩個多月前來到這個家的盲童。由於父母是近親，美春3歲後就什麼也看不見了。
美春剛來時，阿娥無論怎么跟她說話，她都只會說“不知道”。阿娥拿起棍子想管教她，美春邊哭邊罵，阿娥不知她罵什麼，讓一同被領養來的美春的姐姐翻譯，才知道她用苗語罵，“我要去死！”這是美春以前在家跟奶奶發脾氣時常說的話。
“她也是我們照顧最多的孩子。”阿娥鼓勵她畫畫，她告訴美春，眼睛看不到，心靈會看到。別的孩子要是嘲笑美春的畫，阿娥會說：“別人說的都不算數，媽媽覺得好看就是好看。”
在美春的老家貴州威寧，閉塞的自然環境使得外來的教育、醫療難以抵達。去年12月，有一支志願醫療隊到那裡考察，找到美春的家。當時，美春兄妹3人和殘疾的奶奶圍坐在一個破舊的爐子旁烤火取暖，爐子上擱著幾隻燻黑的土豆——這是他們整個冬天唯一的食物。
美春3兄妹第一次走出大山，跟著張中良途經雲南昭通時，鞋子上還沾滿了從深山裡帶出來的紅色泥巴，蓬亂的頭髮上長滿虱子，很久沒換的衣服已經發硬了。
張中良領著他們去當地醫院體檢，醫生一臉疑惑地盯著他看。“醫生的表情很明顯，你這樣的身體，又是一個外鄉人，憑什麼幫助他們？如果你不幫助他們，那你就是人販子。”醫生偷偷撥打了110，警察趕來找到張中良，張中良拿出一張張身份證明和協定書，證明自己不是人販子，3個孩子才被張中良帶到了廣州。
半年前，張中良和阿娥把家搬到廣州東鄉村的一幢3層農民房裡。房子帶一個小院落，房租比城區便宜了很多。張中良騎著一輛紅色三輪電動小車穿行在鄉間的小路上。沿途只有兩三家生意冷清的小賣鋪，從狹窄的巷子穿出就是張中良的家，面朝一整片綠色田野。張中良把這裡取名為橄欖樹之家。
“這裡跟城裡不一樣，沒有網咖，商場，沒有太多誘惑，只有田野。”儘管條件艱苦，阿娥覺得這樣孩子才不會想著逃跑出去。除了永信，張中良夫婦現在面對的這些孩子都是來自廣西、貴州偏遠山區的貧困孤兒。張中良和阿娥打算等這批孩子穩定下來，再考慮加進流浪孩子。有過重慶的經驗之後，他們覺得流浪孩子太不穩定，即使是永信，也沒有完全定下來。
張中良和阿娥現在都沒有工作，每天陪在這些孩子身邊，“孩子太多了，只能有好的事情發生，不能發生任何壞事。”教會的愛心人士不時給他們送錢、舊電器和孩子的衣服，這些維持了這個十幾口人的大家庭的日常開支。不多，但也不缺乏。
早飯時間，負責全家一日三餐的大媽把前一天吃剩的米飯加一點玉米腸和胡蘿蔔丁炒在一起，因為分量不多，每個孩子只分到一小勺。大媽每天的工作就是變著花樣給全家做飯，要能保證營養又省錢。家裡實行分餐制，大人和孩子吃一樣的飯菜，中午會有肉，晚餐基本就是一個素菜。
大媽是阿娥教會裡的姐妹，廣州工作，退休後特意過來幫阿娥，幾個月來她都住在這，丈夫和女兒則住在廣州家裡。
阿娥和張中良在吃的問題上有分歧。阿娥覺得孩子喜歡吃，只要不浪費，就使勁給他們吃。張中良卻堅持只要營養夠，能省就省。他們還會為買10塊錢還是20塊錢的豬肉發生爭執。
“家裡只剩下100塊錢，也就真的拿著100塊錢吃了3天，”張中良說。有親戚從青海過來看他們，發現張中良的手機太舊，塞給他幾百塊錢買新手機，被阿娥勸住了，“他想要新手機，我跟他說那么多新手機你再買也買不過來的，最後把錢省下來給家裡用了”。
最近，阿娥覺得17歲的永信開始對女孩有感覺了，她才猛然發現跟著她最長時間的永信長成大男孩了。阿娥不知道該怎么開口跟永信講青春期的事情。上早課時，阿娥當著大家的面對永信說，“以後再不能隨便抱妹妹了，因為妹妹長大了。”
她也告訴年紀稍大的女孩，如果發現內褲上有血就告訴媽媽，媽媽會教給她們怎么辦。
下課以後，阿娥單獨跟永信談了一次話。永信困惑地問阿娥，“有人說，男孩子眼睛明亮，女孩子耳朵靈，是不是這樣？”阿娥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她告訴他愛就是“你喜歡一個女孩，娶她做妻子，你愛她，她也愛你”。
在這個特殊的家庭里，孩子的年齡層次複雜。永信是長子，今年17歲，最小的孩子才兩歲。“有的孩子除了畫畫好，其他都不會，有的孩子9歲了還尿褲子……”
在正規教育到來之前，所有孩子接受的是張中良和阿娥的親職教育。他們認為孩子們背景不同，目前還不適合到公立學校接受教育。即使是家裡的老大，永信也唯讀到了國小五年級。永信說自己就是不喜歡讀書，剩下的時間他喜歡爬樹摘果子吃，或是騎著腳踏車在鄉間溜達。
下午是孩子們自由活動的時間。二樓房間裡，有的孩子在認真地抄寫漢字，有的在玩。但是一聽說要講故事，所有的孩子都聚集到一起，他們特別喜歡聽英語故事，只覺得英語很好聽，儘管誰都聽不懂。家裡13歲的女孩也不清楚26個字母的正確發音，讀到G的時候就停下來，她不好意思地說自己不知道接下來該怎么讀了。
傍晚時分，孩子們在家門口的小路上玩耍，這條並不寬敞的鄉間小路是他們最熟悉的“外面的世界”。天色漸漸暗下來，一盞橘色的路燈將這條小路從寂靜的漆黑山野里剝了出來，他們在路燈底下跳繩、玩皮球，夏天到了，鄉野里到處是蚊子。有車子經過的時候，孩子們馬上在揚起的塵土裡四散開去。
張中良和阿娥決定趁晚飯前去城郊的市場給孩子們買涼鞋，夏天到了，很多孩子還沒有涼鞋穿。半個小時後，他們空手回來，“市場裡的涼鞋都太貴了，要80塊錢一雙，我們打算再到村口的商店看看。”
在張中良和阿娥房間的牆上，貼滿了孩子畫的畫，幾乎每一幅上都寫著“爸爸媽媽，我愛你”。這些畫張中良每天都會看上幾眼。再次翻看當年那些照片的時候，他們的眼神里似乎已經找不到那種不管不顧的熱切的希望了，只剩下被疲倦包裹得很模糊的信念。永信說，“媽媽跟以前不一樣了，那時候還是個少女的樣子，現在胖了好多。”
夜晚，鄉間的空氣變得更加涼快，房間裡甚至不用吹電扇。10點，所有的孩子都在自己的蚊帳里睡著了。阿娥的腳步聲還隱約落在樓梯間，她有點困，來不及清洗的臉上冒著油，笑容充滿倦意，她突然有點記不清自己是哪一年當媽媽的。
她只記得，5年前的一個夜晚，她帶著重慶那幫流浪孩子去看焰火晚會。因為南山半路堵車，她領著七八個孩子沿著山坡往下走，一路上到處是帶刺的灌木，她張開雙手摟過孩子。黑暗之中突然一個男孩脫口而出，喊了她一聲“媽媽”，所有的孩子都跟著喊起來。
那一年，阿娥29歲，她有點驚訝，慌忙應道，“哎，寶貝。”
一個12歲的孤兒走到阿娥面前對她說：“其實我很想叫你媽媽，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叫。”
阿娥說，“你可以試試。”
終於，他膽怯地吐出了兩個字“媽媽”，像剛學說話的嬰兒那般不確定，微弱。
愛能走多遠
結婚之前，阿娥預感自己會生一個兒子。這種感覺在嫁給張中良之後仍然存在，儘管她已經做好了沒有夫妻生活、沒有孩子的準備。
在老家時，有海外關係的親戚總在給她介紹對象，她都不喜歡，她想要志同道合的男朋友，這么多年一直沒有戀愛。老家的朋友很多嫁到了國外，而村里人都知道阿娥嫁給了一個殘疾人。她的父親至今也沒有想通，她為什麼非嫁張中良不可。
在阿娥看來，愛情、婚姻和信仰都是一種使命，“我跟你談戀愛，就是想著嫁給你”。阿娥的母親並不介意張中良的殘疾，她跟阿娥一樣覺得這么做是對的——依照上帝的旨意嫁給一個男人。她也是基督徒。
阿娥覺得自己性格太強悍，不夠溫柔。“如果他的身體健全，他不會選擇我。”阿娥很肯定地說。結婚以後，張中良還一直問阿娥，“你怎么都沒有跟我撒嬌？”
在瑣碎的家庭生活里，阿娥漸漸發現了丈夫結婚前後明顯的變化，她覺得既好笑又無奈。“以前我做什麼都行，結婚以後他就開始挑剔我講話太大聲，他總說，為什麼以前談戀愛時你跟我講話都不這么大聲？”張中良對阿娥做事上的粗心也變得苛刻起來，“搓背的時候不注意把他弄痛了，他就有點生氣地把我從澡堂里趕了出來，因為以前在家裡，家裡人都很照顧他，他媽媽都是把飯菜端到他面前的。”
對於婚姻生活，阿娥從來沒有太高的期待，她從一開始就記住了醫生的忠告，結婚有可能縮短張中良的生命。她覺得自己沒什麼要求，或者早就學會了克制。她含糊地一語帶過，“就是那么回事”。
“我也問了自己好多遍，是不是真的愛我丈夫，他也問過我很多次是不是真的愛他。”每次丈夫出門，阿娥總要陪在身邊，或者在家裡為他祈禱，她覺得這應該就是愛了。“下大雨時，他一個人在外面，我在家裡經常很擔心他回不來了。”
而在張中良看來，愛就是“把我變得更像男人，把她變得更像女人”。他們覺得必須給孩子們做一個榜樣，告訴他們，相愛原來是這樣的，婚姻原來是這樣的。在他們看來，愛情和婚姻是一種選擇，但一旦你做出了選擇，你就必須堅守，這是遵守和上帝的約定。
兩年半前，張中良和阿娥的孩子出生，並且如阿娥盼望的一樣，是一個健康漂亮的男孩。
親生兒子成了這個家庭里最小的人。“兒子年紀最小，所以大家都特別照顧他，哥哥姐姐們也會自覺讓著他。”阿娥承認，兒子的降臨給孩子之間原本平等的關係帶來了微妙變化。
當家裡有一樣好東西吃的時候，年紀大的孩子會自然問一句：“這是給弟弟的嗎？”這讓阿娥總是不知道怎么回答。“畢竟是自己的親生兒子，不公平肯定是有的，但我在努力做到公正。”一旦在某些事情上偏袒自己的兒子，阿娥和張中良心裡總覺得不舒服，有種酸酸的味道。
張中良的親戚來看他們，塞給阿娥一點錢，讓她買點好吃的給親生兒子。阿娥悄悄帶兒子出去吃了一頓40塊一斤的蝦，回來後看見別的孩子，她感覺自己藏了一個不可告人的秘密，難受了很久。“兒子喜歡吃蝦，又需要營養，你說我該怎么辦，但如果每個孩子都吃，根本吃不起……”
張中良自己跟親戚一起吃了一頓170多塊錢的晚飯，也覺得是他近來吃過的最踏實的一頓飯。“平時孩子們吃一塊肉，你也跟著吃一塊肉，但吃一塊肉跟吃5塊肉給人的踏實感，完全不一樣。”
跟阿娥親生兒子差不多大的孩子表現得更加明顯：兒子吃了什麼，她也會走上前要求；兒子坐到阿娥的左腿上，她立馬會爬到阿娥的右腿上……
“每隔一段時間，我們會偷偷帶一個孩子出去約會，通過這樣來補償給他們，心理才覺得平衡。有個男孩很少能吃到水果，我們就單獨帶他出去，一次讓他把水果吃個夠。”張中良說。
阿娥說自己也臭美，“誰不想自己的衣服又多又美”，但她告訴自己，只要有兩套能穿出去見人的衣服就夠了。儘管不怎么滿意自己的頭型和衣服，她仍然覺得身上那一套棉汗衫配布褲子的打扮“很適合媽媽的身份”。
阿娥和張中良曾經拿出吃兩斤蝦的錢，只為永信上一節鋼琴課，因為他們覺得永信有天賦。上了一個多月，永信就能自己練習了。半年後，他自己學會了《雲上太陽》。
現在，永信既不想去學校，也不想離開這個家。跟永信相比，其他孩子至今還不知道學校是什麼樣子，從他們來到這個家的那天起，他們的學校就是爸爸媽媽給他們建造起來的全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