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詹明信出生於1934年，又譯傑姆遜、詹姆遜等（詹明信是他自定的中文名字），是現今西方馬克思主義中聲名卓著的文化批評家，“往往被視為當代英語世界裡最傑出的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家和文化理論家”（張旭東）。他曾執教於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等名校，1985年任美國杜克大學比較文學講座教授，並任批判理論杜克研究中心主任。同年，應北京大學邀請來華講學，演講稿後以《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1986）之名出版，對當代中國的學術思想形成“一石激起千層浪”的效應。近20年來，他一直致力於後現代文化研究，他對後現代主義的諸多闡釋，幾乎無不被視為不刊之論。長期擔任主編的佩里·安德森，曾以詩一般的語言評論他在這個領域的貢獻：“詹姆遜的著作，猶如夜晚天空中升起的鎂光照明彈，照亮了後現代被遮蔽的風景。後現代的陰暗和朦朧霎時變成一片奇異和燦爛。”1986年，他來到杜克大學擔任主講比較文學的講座教授、文學系主任兼批評理論研究所所長。2003年辭去系主任職務，繼續擔任批評理論研究所所長，兼任杜克大學人文科學學術委員會主任。
學術背景
前半期是一個文學研究家，他的文學理論專著（1971）、《語言的牢籠》（1972）、《政治無意識》（1981）獲得了極高的聲譽，被稱為“馬克思主義的三部曲”。但傑姆遜本人後來卻並不認為自己專屬於文學研究，而是一個“文化批評家”，“注意的是世界範圍內的後現代主義文化的發展。” 這一自道概括了他的學術興趣的轉移：出版之後，他的視野轉入了文學的外部文化環境，開始了對後工業社會的總體性觀察。1982年，他在美國惠特尼博物館發表的“後現代主義和消費社會”的演講，標誌著他已經開始形成自己獨到的思路，在資本擴張與文化生產之間探索深層的關聯。隨後他陸續出版的《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可見的簽名》、《地緣政治美學》、《時間的種子》、《文化轉向》等論著，都聚焦於瀰漫在西方社會的後現代主義文化現象，並將其納入歷史化的語境中條分縷析，成為當代西方社會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
個人著作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1、《薩特：一種風格的起源》 （Sartre：The Origin of Style）
2、《馬克思主義與形式》（1971），《語言的牢籠》（1972），弗雷德里克·詹姆遜著；錢佼汝譯，李自修譯，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1995年。
3、《政治無意識：作為社會象徵行為的敘事》，詹姆遜著，王逢振，陳永國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4、《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詹明信著 ，吳美真譯，台北：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1998年。
5、《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詹明信著 ，張旭東編 ，陳清僑等譯，北京： 三聯書店 [倫敦]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7年。
6、《後期馬克思主義》（1990），《可見的簽名》（1991），《地緣政治美學》（1992），《侵略的寓言：溫德姆·路易斯，作為法西斯主義的現代主義者》（1979），《理論的意識形態》（1988，“理論的境遇”和“歷史的句法”）
7、《時間的種子》，弗雷德里克·詹姆遜著，王逢振譯，桂林：灕江出版社，1997年。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
8、《文化轉向》，弗雷德里克·詹姆遜著，胡亞敏等譯,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0年。
9、《布萊希特與方法》，弗雷德里克·詹姆遜著，陳永國譯,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10、《單一的現代性》，弗雷德里克·詹姆遜著，王逢振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
11、《快感：文化與政治》，弗雷德里克·詹姆遜著，王逢振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12、《全球化的文化》，詹姆遜著，（美）三好將夫編 ，馬丁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13、《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講演），弗雷德里克·詹姆遜講演，唐小兵譯，西安：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14、《詹姆遜文集》，詹姆遜著，王逢振主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卷：新馬克思主義；第2卷：批評理論和敘事闡釋；第3卷：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識；第4卷：現代性、後現代性和全球化。創建於2008-09-25。
個人感言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在生存的策略里，人門都會樂於從激進-自由-保守的立場分歧看問題的舊習。人人都會這么做。但我認為最好還是從哲學問題本身開始，然後，或者說最後，再來決定這些問題是出於激進主義立場，還是自由主義立場或保守主義立場。所有這些後結構主義問題都可以在所有這些方向上反映出來。最終人們必需做出政治上的判斷，我認為這至關重要；但問題應該首先從其內在的觀念性上予以分析和討論。對藝術作品亦是如此。我歷來主張從政治社會、歷史的角度閱讀藝術作品，但我決不認為這是著手點。相反，人們應從審美開始，關注純粹美學的、形式的問題，然後在這些分析的終點與政治相遇。人們說在布萊希特的作品裡，無論何處，要是你一開始碰到的是政治，那么在結尾你所面對的一定是審美；而如果你一開始看到的是審美，那么你後面遇到的一定是政治。我想這種分析的韻律更令人滿意。不過這也使我的立場在某些人看來頗為含糊，因為他們急不可待地要求政治信號，而我卻更願意穿越種種形式的、美學的問題而最後達致某種政治的判斷。 我的早期理論著述(按：指及《語言的囚籠》)似乎是為我後來的文化分析鋪平了道路。但當時它們卻也產生於特定的語境中。那時，法國和德國的批評傳統在英美世界都遠非為人熟知，因而我的任務在某種程度上講是將這些理論大眾化。現在，有關這些理論的種種翻譯介紹層出不窮，傳播甚廣，美國知識界自七、八十年代以來也在理論上變得不那么膚淺幼稚了。像我那兩本書那樣的東西已經不是必需的了。要說新理論，如果新理論可以被不斷製造出來的話，比我更適合這種工作的也大有人在。這是我要說的第一點。
中國之行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1985年秋，他到北京大學進行了為期四個月的講學。講學內容後來整理出版為一書，在20世紀80年代的學界頗為流行。當時的中國文化思想界，整體上還繼承著“五四”以來的啟蒙主義，沉浸在對現代性的仰望中。詹明信教授帶來的“後現代”諸種理論，突然將現代性及其諸位大師擠到思想史的邊緣，福柯、格雷馬斯、哈桑、拉康等等一大批後現代理論家占據了前台。此時，中國學者驀然意識到西方當代文化理論和文學理論已經今非昔比，都變成了“後”的天下，傑姆遜由此也成為把後現代文化理論引入中國大陸的“啟蒙”人物，備受推崇。 2002年7月28日上午，詹明信再來中國，精神矍鑠地登上華東師範大學的講台，為上海學者作了題為的演講。然而，詹明信2002年之夏帶到上海來的“現代性的幽靈”，卻沒有當年的颶風式效應，反而引起了不少批評。詹明信講演之後，長期研究後現代文化問題的中國學者王岳川在上海的撰文批評傑姆遜“終於將立場移到了西方中心主義上，認為只有第一世界即西方世界才可以在無意識領域廣泛傳播他們的殖民話語意識，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只能無條件地被動接受。”與王岳川觀點類似的文章接連問世，而為傑姆遜“正名”的聲音也同樣響亮。尤其是傑姆遜的中國門生張旭東專門給《社會科學報》寫了一封信，呼籲“參與討論的人士以文本為根據，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誤讀和空論”，並提醒“這是任何嚴肅討論的底線”。
文化成就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弗雷德里克·詹明信的《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一書包含了關於時代的具有同質意義的理論難題。詹明信闡明了當前保守主義話題的發展方向，並指出這是以“歷史的衰落感”和“空間的新興感”為標誌的時代。詹明信把文化看成是理解時代特性的主要手段，但卻是在全然不同的理論範式下來處置這些難題的。這比任何右翼的思想家的理論都更具有一致性並且難以反駁。然而，這裡的文化既不是區分多種文明的界碑，也不是識別生產效率的分類編碼，而是一件資本主義新階段的非凡的法衣，它同經濟自身一同不斷擴張，並第一次真正像行星般地在全球週遊。換句話說，文化現象並不與全球化現象相對立，而是全球化現象的最引人注目的表現；而經濟的發展，與其說是受到多種文化動因的制約，不如說是被某種決定了生產和消費方向的單一文化因素所左右。這種所謂有單一的文化因素，正是後現代主義。 這兩個著名的概念，是怎樣在確定其意義的理論鬥爭中一次又一次意外地受到政治的制約。文明，一度是進步的啟蒙思想一面令人驕傲的旗幟，在德國保守主義手中卻變為一個頹廢的污名；市民社會，這個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術語，在當代自由主義的辭彙表中變成了值得稱讚的引人注目的事物。這些蜿蜒曲折都導向了右翼理論，而在詹明信所贏得的對後現代這個術語的控制權中，這個原本是自足的或非政治性的並與現存秩序，有共生關係的術語，被革命性的左翼用驚人上的智慧與能量改變了原意。在這個抗拒革命的霸權時期，人們所熟悉的每一個左翼的航標看起來都沉沒在自波旁王朝復辟以來未曾有過的狂喜的反動浪潮之下，左翼在種種歷史變遷中卻終於獲得了理論上的勝利。毫無疑問，它提供的認識當代世界的框架，是這樣令人難忘地——既充滿詩意又諷刺刻薄地——抓住了充分同質化了的文化世界中居民們最深層最鮮活的生活經驗。
在詹明信的敘述中，後現代性既是全球性的又是地區性的，它所形成的多國資本的世界空間，並未耗盡地球資源或歷史資源。後現代是一種文化“要素”，而非一個完整的系統。它可以容納那些殘存的或突然產生的反對它的種種文化形式。在這個（無論比過去任何時候覆雜多少倍的）資本主義世界仍然分裂，為在發展水平上存在巨大差異的許多地區的條件下，它還能怎樣呢？詹明信指出，在還沒有新的集體勞工力量能在國際範圍內形成與多國資本主義爭奪霸權的勢力。在發達資本主義的領地內，“大家還處於低潮，沒有人能說明大家還要在這種狀態中呆多久”。但是，將後現代、現代和傳統主題統合在一起的新的文化創造和政治對抗形式在中心之外繼續繁榮發展。詹明信在台灣看到了二十世紀後半葉最令研究者振奮的國家電影工業，他寫道，“這是因為在晚期資本主義階段，即使是中心也被邊緣化了，關於邊緣的不平衡性和來自晚期資本主義經驗的不平衡發展結果的表述，要比衰落的中心所能作的任何表述更加強烈有力，更加意味深長，而且，尤其是具有更加深刻的象徵意義。”由後現代性所書寫的資本主義空間的重大擴張也意味著這一點。“在本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非殖民化與國家解放運動的巨大浪潮之後，世界各民族的新的自我意識”已經滋生出來。這裡，文明和文化的保守主義理論家的預言也有了人口統計學上的依據，那就是“各民族中所共有的趨勢的日益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