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背景
近年來，中國在GDP迅猛增長的同時，對“GDP至上論”的批判也漸成氣候，並成為影響執政決策的因素。在2011年1月中共廣東省委全會的決議中就明確提出，廣東“十二五”發展核心是要建設“幸福廣東”，具體措施為擴大內需、自主創新、人才強省、區域協調發展、綠色發展、和諧共享等。這一建議迅速得到了民間社會的積極回應，媒體和輿論對“幸福廣東”提法也有相當高的評價。這說明，中國人、特別是經濟較為發達地區的中國人，在實現了GDP增長的階段性目標之後，已經意識到了“GDP至上論”的局限所在，並希望通過GDP之外的更廣泛的評價指標來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真正為增進百姓幸福服務。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雖有一定的工業基礎，但經濟發展總體上落後於世界平均水平。1970年代末中國人均GDP僅為290美元，和一些最窮的非洲小國相當。在這樣的物質條件下，普通中國人沒有能力享受現代文明的一系列成果。他們住著最簡陋的房屋，勉強維持生存的狀態。帶浴室的房子、自動交通工具、冰櫃、洗衣機、電視、錄音機、電話……這些可以把人們從擁擠的生存空間、繁重枯燥的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並帶給人們更多物質享受的設備，在歐美早已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在中國卻一度是遙不可及的夢想。即使在北京這樣的城市裡，普通工薪階層一家7、8口住40平米房子的大有人在；汽車、電視、冰櫃不要說擁有，連見到都覺得稀奇。低經濟發展水平完全制約了中國人追求幸福的能力。正是在那個物質極度匱乏的年代，中國開始向貧窮宣戰，並走上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拼力追求GDP增長的發展道路。經過30多年的經濟發展，目前的中國GDP總量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人均GDP也達到3000美元左右，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有些地區還宣布進入小康或實現現代化。作為全國經濟最發達的省份之一廣東，其GDP甚至已追上初步進入已開發國家行列的亞洲四小龍。在此進程中，普通人改善生活的夢想最終成就了中國的經濟奇蹟，同時經濟成長也成為執政黨最重要的合法性來源。
對一個人來說，在物質生活無憂之後，更多的消費並不能同比例地增加快樂。對一個國家來說，當GDP增長已經達到可以供給人們溫飽、甚至小康的生活之後，更多的GDP也同樣不能顯著增加社會的幸福感。這是被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的研究證明過的，也符合我們的生活經驗。這也意味著，在全國範圍內基本解決溫飽、以及在許多地方實現了經濟現代化和人民生活小康之後，經濟發展對人們幸福感的提升實際上是邊際效益遞減。相反，單純地追求GDP有時還會傷害那些能夠帶給人們幸福感的其他社會要素。例如，很多地方為追求GDP增長而引入高污染工廠。當然污染工廠能帶來GDP的些須增長，但其帶來的空氣和水資源的破壞，使人們生活在疾病的陰影之下，日常生活的幸福感大大降低。這樣的增長又有什麼意義呢？
幸福中國不過話說回來，GNH、“幸福指數”雖然開始受到重視，但其在中國的實踐卻困難重重。就拿其中的環保指數來說，最近幾年重金屬污染、藍藻、垃圾圍城、空氣污染等不斷發生，但環保部門卻經常以COD和二氧化硫下降來證明環境質量的好轉。但問題是，就連環保部張力軍副部長也承認，用這兩個數據指標來衡量中國環境質量是有問題的。這就不難理解為何環保數據年年好轉、公眾的幸福感受卻年年惡化了。最近還有北京市民用自己的相機拍出北京的藍天數遠遠少於官方公布的數。類似情況說明，所有非GDP“幸福指標”都可能只是一種形式主義，公眾實際上是“被幸福”了。與此相反，GDP至上論仍然很有市場。特別是在目前地方政府財政壓力加大的情況下，賣地、經營城市、依賴房地產、引入污染工業項目等可以短期內刺激GDP增長的舉措還是不斷出台。
為什麼在GDP所能帶給社會的幸福感呈邊際效益遞減的情況下，中國還在強調GDP增長、而忽視其他方面的社會建設呢？其中的原因，除了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仍有提升空間的之外，最重要的是和中國在過去30年裡發展出來的一套政績評價制度有關。在過去的30年市場化改革進程中，經濟市場化和政治上的權力集中同時存在，導致中國逐漸發展出一套“地方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在這套發展模式中，經濟成長成為政府官員獲得政績的最重要資本，並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其服務社會的本質。
在1980年代，中國執政黨的合法性來源從以往的“意識形態合法性”逐漸轉變為“政績合法性”，即執政黨的統治資格在現實中主要不是來自意識形態宣傳——雖然意識形態也很重要，而是更多地來自於實實在在的經濟成長及其給人們帶來的福祉。以此為核心還形成了一整套地方政府的政績評價體系，成為政府績效評估、官員升遷等的最主要依據，並在以往30年中不斷完善和鞏固。但問題是，社會的發展總是比政治制度的發展更活躍、更快速，但制度卻又比社會本身更穩定。所以，這套以GDP為核心的政績評價體系雖然不能完全適合社會快速發展的現狀，但要改起來卻也不容易。
另外一方面，政績評價系統還使得地方政府與地方經濟勢力組成了一個強有力的、明確支持GDP增長可以壓倒環保等方面需求的利益集團。他們有利益驅動，有組織能力，有強大的經濟實力，有時還掌控著媒體。而宣揚環保理念的則是新生的政治參與力量，他們與分散而軟弱的民眾相結合，有時會在媒體上發聲，但基本上無法與一個強大的利益集團相抗衡。這也是為什麼許多污染項目在眾多環保組織的抗議聲中仍然能夠順利上馬的主要原因。
實際上，誰不知道環保是好事？誰不知道有錢不一定幸福？但GDP至上論是落後的政績評價體制所產生的痼疾，不是簡單地提倡幸福指數就能夠解決的。只要地方政府的施政目標仍然是贏得政績，並且這政績仍然是由上級政府評定，那么GDP相對來說就是最直觀、最給力的指標。對官員來說，忽視公眾全面幸福的要求、片面追求經濟發展就是非常理性的選擇。如果僅僅提倡官員們重視幸福指數，而體制不變，那只能將幸福指數變成一種新的形式主義。唯有改革政績評價體制，讓公眾參與到對地方政府的政績評價過程中來，才能真正推動各地的發展超越GDP至上的窠臼，成就我們的“幸福中國”。
兩會期間
從各地的省市兩會到時下的全國兩會，“幸福”成為出現頻率最高的詞語。各級政府反覆提到增加居民收入、建設保障住房以及完善醫療體系，決心要讓民眾享受到手裡有錢、看病不難和住得上房等諸多幸福。的確，“十一五”期間，中國的經濟總量躍升為世界第二，很多地區的GDP五年間翻了一番，居民收入也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增長。可以說，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正在日新月異的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隨之水漲船高。
但正如連續多年呼籲公車改革的人大代表葉青提到的，如今雖然很多人經濟條件好了，開得起車了，但看到少數人總是開著公家的車辦私事，心裡還是會不高興、不幸福。
造成這種“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現象的，正是目前社會資源分配上的不平等。根據統計機構的數據，在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上，我國已大大超出了正常水平，收入最低的20%人群與收入最高的20%人群之間，收入差距已經達到11倍之多。
全國兩會前，溫家寶總理在與網友交流時說，“幸福是讓人們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對未來有信心。”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幸福”更多的是一種感受，一種令人身心愉悅的心理體驗，這種感受的獲得不只來自物質上的富足，更需要社會氛圍的公平與和諧。
不可否認的是，過去的“十一五”，是經濟飛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五年，但過多地追求經濟成長的“快”，讓我們忽視了營造公平、和諧社會氛圍的“慢”。比如在社會經濟發展中，出於經濟建設的需要，過多地把本屬於公共福利保障的住房、醫療和教育領域推向了市場，但資本的本性，不是創造公平而是追逐利潤的最大化，從而造成了目前在住房、醫療、教育領域中資源分配不合理、民眾有抱怨的現象。
正如葉青在參加媒體訪談時所說，30年前大家工資雖然不高，但幸福感並不差，為什麼？因為住房、看病、上學都有保障，公共福利分配的公平，讓大家少了很多煩惱和後顧之憂。
正是看到了這一點，從省市兩會期間，廣東提出要建立“幸福廣東指標體系”、武漢市提出“打造幸福之城”，再到全國兩會上，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二五”規劃，都將提高國民幸福作為重要目標。各級政府都已經意識到，要改變之前過分追求物質指標而忽視公平建設的不足，將工作重點轉到營造公平、和諧的社會氛圍上來。
不過，要使民眾增加幸福感，除了要繼續提高收入水平、完善保障體制，還要逐步改革分配製度不合理，打破資本和體制領域存在的壟斷現象，同時給老百姓創造表達利益訴求的渠道，而這需要打破既有利益的堅冰，進入改革的深水區，我們的政府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量變質變
5年前，中國中央電視台播出了12集電視紀錄片《大國崛起》，展示了九個先發國家崛起的歷史過程。這不能不說是中國知識界對“中國崛起”的內心呼喚與智力引薦。如果說5年前人們對“大國崛起”還心抱“猶豫”。那么在5年後的今天，隨著中國對發展戰略的逐步修繕，“和平發展”、“社會和諧”等較為平和、撫內安外的新構想，已經收穫了諸多果實。人們對中國民族復興之路少了幾分躊躇、多了幾分信心。如果，拋開需要面對的諸多“轉型問題”，中國的確已經顯示出從“增量時代”向“提質時代”過渡的特徵。“幸福中國”一詞的熱議，就似乎吹響了時代轉換的號角。執政重心更多地向社會偏移
三十多年前，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曾經表示：“社會主義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三十多年以來，中國卯足了勁(有些地方甚至不惜破壞生態環境)發展經濟，目前，中國GDP已經超越日本，坐上了全球經濟的第二把交椅。值得慶幸的是，中國官方和社會對於GDP的“超日趕美”並沒有“歡呼雀躍”。反而是多了幾分冷靜。人們明白，人均GDP方面中國還很落後，可見，中國人並不缺乏“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生存智慧。但是，不管怎樣，中國人“做大蛋糕”的事實已經透過各個層面慢慢展現出來。以“高鐵”為代表的中國高端技術，已然引起世人矚目;殲-20隱形戰鬥機“橫空出世”打破了西方的戰略控制和壟斷。中國高端技術的成功，正以其獨特的競爭力向世界表明了中國在技術更新和產業升級的雄心壯志。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必然會從追求數量上的“製造大國”向有質量保證的“創造大國”轉變。
中國政府也勢必在實力漸增的後盾下，增加對百姓的回饋。如果說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在“免除農業稅”、推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推進“城鄉一體化建設”等等方面的做法，僅僅是“單兵推進”，那么當前中國政治層面發生的變化，正在表明：延續多年的以經濟為中心的發展政策，正在向更加重視社會、重視民生的方向轉變。其重要標誌就是中共十七大提出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的總體布局”。
如今中共十七大已經過了4年。四年中，除了仍然強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以外，中國一些省份正在中央的支持下實現經濟成長方式的結構調整。一些地方提出的“做大蛋糕，做好蛋糕”的比喻，形象地發出了“加快轉型升級的方式”，而建設“幸福廣東”、“幸福重慶”、等等響亮的目標，進一步彰顯了GDP做大後“分好蛋糕”的實質。進入新年，山西、四川、長沙等省市宣布捨棄政績考核GDP主義，著實令人欣幸。從全局來看，中國正在進行的全國兩會，將重點審議“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從人們和代表委員的呼聲來推測，中國在十二五期間勢必將告別“以GDP為主要甚至唯一考核指標的時代”，這對中國而言，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件，意味著中國對經濟總量的重視將逐漸向其他領域轉移。其中，民生和“幸福中國”將在中共執政藍圖中占據更加重要的位置。
幸福中國中國進入“提質時代”的工作重點
萬事開頭難。中國對社會發展和管理的系統勾畫，是其邁入“提質時代”的重要標誌。在這個關鍵的過渡時期，務需做好幾方面的工作。
一是祛病。將歷史遺留下來的“官僚病”、“腐敗病”這些毒瘤切除，是增強黨的執政基礎，鞏固執政地位，增強國民對政府的向心力的必然要求。
二是減肥。計畫經濟時代中國社會發育遲緩，就是犯了“大包大攬”的錯誤。當前，中國政府仍然存在對社會“過度干預”的現象。溫家寶總理就多次提到，“政府管了一些不應該管或者管不好的事情”。要給社會較為寬鬆的發展環境，鼓勵社會力量通過正常的渠道，進行利益表達，參與公共治理。並藉此實現政府職能減肥。
三是提質。政府政策的每一次變革，都涉及到利益的再分配。要堅持利益在各個階層公平公正地分配，以防形成特殊階層與權力的結合，對其他階層形成制度性排斥。在“提質時代”，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衡分布，利用稅收、再分配等手段，調整階層差距，保證底層社會的生存和發展，調動社會精英的積極性，擴大中間階層的比例，實現社會協同發展，是考驗執政價值和技巧的艱巨課題。中國已在路上了!
國外觀點
中國一年一度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目前正在北京舉行，來自全國各地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針對目前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等議題進行審議和討論，而關係到中國國內民生和外交政策的兩會也同樣吸引了世界的眼光，近日，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泰國聽眾就今年兩會關注的建設“幸福中國”問題展開了熱議。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中存在著一些受國際社會關注的問題，比如，經濟成長由偏快轉為過熱的趨勢尚未緩解、價格上漲壓力加大、節能減排形勢嚴峻等。本台曼谷聽眾也就本次兩會中最值得關注的幾大熱點問題進行了討論。作為一名投資顧問，王和坤非常關注中國經濟發展過快所導致的貧富兩極分化問題，他說：“在此之前，我對中國經濟發展過快也存在一些擔憂，經濟發展過快可能導致貧富兩極分化的問題更加嚴重，尤其是在一些主要的大城市，物價上漲得非常厲害，特別是住房，這些都是很值得關注的問題。中國政府在這方面應該給予更大重視，努力縮小城鄉以及階層之間的差距。”
作為出生在泰國的第二代華人，巫寶珠對中國有著極為深厚的感情。多年來，她數次前往中國訪親和旅遊，見證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她認為，今年兩會上，中國政府更加重視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數。她說：“從今年兩會討論的內容可以看出，中國政府對於可持續發展經濟給予了更高的重視，不像過去只是一味地求速度、求改變，現在中國更加注重加強基礎民生方面的制度建設，正如中國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所說，中國政府將致力於增加人民收入並縮小貧富收入差距。這體現出中國政府確實是一心想為人民做實事。”
蓬德是一名廣告從業者，他注意到今年兩會上，食品安全問題被提到了更加重要的層面進行討論，他認為，作為關係到民生與健康的基礎環節，確保食品安全也是中國商品走出海外的一個保證。他說：“今年兩會上討論了更多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我比較關注的是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因為這是關係到人民身體健康的最基本的方面。我注意到，以前中國政府對這方面還不是特別嚴格，但是今年兩會上對這一問題給予了高度重視，也體現出中國政府對人民生活質量的關心，同時保證食品安全也是保證中國商品質量的一個基礎。”
來自曼谷的林石婉是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的忠實聽眾，與往年一樣，她對今年的兩會也是密切關注，今年她最關心的兩會議題是有關教育方面的改革措施，她表示：“今年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重點提到關於中國經濟發展未來五年的規劃，我對此印象深刻，它能夠讓人民生活得更好。溫總理也提到了大力發展中國教育，2012年教育投入將占GDP總額的4%，同時利用科技手段發展多種方式的教育，教育是關係到民生的大問題，如果人民都能夠接受良好的教育，國家的發展也能夠得到進一步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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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什麼？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說,幸福部分和社會制度有關、部分和個人心理相關。幸福雖然是一種心理體認,但終究是客觀因素的主觀投射。於國家社會而言,從關注群體心理、到關切個體幸福,這是時代的進步。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城鄉居民的生活水平經歷了由溫飽不足到初步小康、再到邁向全面小康的里程碑式變化,公共政策迫切需要在一個新的平台上實現華麗轉身。
幸福中國正如政治學專家俞可平先生所言,“全球化時代,政府的責任清單中增加了幸福這一醒目字眼,幸福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建設責任政府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的共同目標。什麼是責任政府？責任政府就是政府要對人民負責,對人民的幸福生活負責”。從這個意義上說,“幸福中國”的關鍵,在於加強社會建設,升級公共服務能力,辦好民眾的事情,解除民眾的煩憂。禪宗說,“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民眾的幸福感,需要從決策的“貼心度”、“滿意度”中追根溯源。
“幸福中國”需要構建好三個維度:一者,以經濟跨越解民生之憂。不久前,美國《洛杉磯時報》一篇署名為多伊爾·麥克馬納斯的文章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在他這個外人看來,中國近些年於經濟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非凡成就。按理說,公眾應該越來越滿意才對。但現狀是,經濟越繁榮,國人的焦慮情緒反而越重。中國人到底在為什麼而焦慮？教育、醫療、住房、社保、就業、物價……解決這些問題,無不需要有紮實的物質功底。值得肯定的是,“實現城鄉居民收入普遍較快增加”等內容,已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寫進了“十二五”規劃建議,也許不用三到五年的時間,城鄉居民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就會提高10個左右的百分點,民生之負擔,也會在財政投入與收入倍增的雙重利好中輕鬆起來。眉頭舒展了,幸福自然就來了。
二是以社會建設促權益落地。胡錦濤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指出,要堅持思想上尊重民眾、感情上貼近民眾、工作上依靠民眾,把民眾滿意不滿意作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公眾的幸福,離不開政府的制度,也離不開社會的溫度。政府以公共財政關懷民生冷暖,建設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這是社會建設;社會公眾、各種社會組織和企業參與建設良好的、幸福的社會,同樣是社會建設。相較而言,後者更考驗著一個社會的文明與進步。譬如“每萬人社會組織數”、“每萬人持證社工人數”、“居委會直選率”等,都檢測著地方部門如何通過擴大有序的社會參與、依託社會自身的力量來強化社會主體的幸福感。政府和社會二元區分的界限一旦被打破,民眾的權利與自由一旦被激活,投身社會事業的成就感必將成為最暖人的幸福。
三是以理性期待描畫幸福藍圖。幸福感既是政府和社會的事情,也是公民的生活體驗。“幸福不是毛毛雨,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簡單的歌詞說出一個最樸素的真理,那就是爭取幸福是自己的責任、要靠自己努力奮鬥。中國的老百姓在奔跑中尋找幸福,在汗水中收穫幸福。經濟學上有一條公式:幸福=效益/期望值。幸福不是空中樓閣,它是我們在柴米油鹽、尋醫問藥、讀書就業、健康養老、社會平安、鄰里和諧、環境舒適、交通順暢以及政府服務等民生中“滿意度”的綜合比值,也是我們合理定位後的真切感受。我們努力為自己、為社會創造幸福,同時也在創造與感受幸福的過程中,最佳化著公共效能、提升著社會層級。
有人說,幸福就是潤滑劑,即便一點點,撒在生活的機器上,那么,齒輪咬合、履帶顫動,民眾便有了轟隆隆奔下去的勇氣。當“幸福中國”成為“十二五”的時代熱詞,當幸福感洋溢在我們的公共生活與私人空間,還有什麼比這更給力的呢!
